2017.9.30星期六（91）

       关东猎奇（散文连载）

       作者：刘国林（黑龙江）

（刘国林，1950年生，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会员。1975年以来，创作地域散文1000多篇，先后在《人民日报》、《青年文学》、《散文》、《儿童文学》、《延河》、《萌芽》等全国报刊发表散文作品近600篇。其中《草塘风情画》1984年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少儿出版社联合举办的《我爱祖国山河美》散文征文中获一等奖。2016年被聘为《上海文艺网》签约作家、《中国作家文学》北方编辑部总编。）

  （一）兴凯湖猪趣

　兴凯湖之大，无奇不有，就连兴凯湖的猪与其它地方的猪都不一样，奇怪的很。真可谓“桔生淮南而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水土异也！”也应了电视里的一句话：世界真奇妙。不看不知道！

    家母猪领着野黑熊仔

  今年春天，张福上山采木耳时，意外地在树洞里发现一只奄奄一息的熊仔，看样子生下来一个月左右。张福抱它时，竟以为喂它奶哩，用两只前掌抱住他的手就往嘴里送，叭哒叭哒地裹个不停，实在饿得慌。他估摸，可能是母熊抛弃了它，也可能是母熊死去了，若不抱回来，不饿死也得让狼吃掉。这样想着，张福用蓝子把熊仔挎回家里。正巧张福家母猪下崽儿，张福一喜，何不让母猪奶熊仔？张福用把蓝子放进猪崽群里，没想到母猪一点儿反应都没。或者是熊仔和猪崽的样子没差多少吧？母猪根本没计较，反正它让熊仔和猪崽群一样饱尝它的恩赐了。张福大喜，熊仔有救了！慢慢地，母猪变得更主动了，只要熊仔一叫，便匆匆赶到跟前卧倒，示意熊仔吃奶。熊仔可不管三七二十一，毫不客气地含着猪奶头大吸大吮起来，有奶便是娘了。

                                                         （作者刘国林）

  可能是从小在一起的缘故吧，熊仔真真正正地把自己当作猪家族的一员了，母猪走到哪里，它便和猪崽行到哪里，从不拆群儿。有时猪崽和它戏闹，拱它的腚，咬定的掌，它也不见怪，静静地任他们摆弄，很有大哥的样儿。有时，猪崽跑出去斗架，熊仔也急急前去助阵，一掌拨过去，便把对方推个就地十八滚，好像说：“敢和俺斗架，没完！”

　　母猪领它们到泥水里乘凉，猪崽们天生会拱坑，三下两下便拱出个水坑，舒服自在地在坑里享受着凉爽。熊仔不会拱坑，呆呆地站在水里发愣。这时母猪过来了，一嘴巴把熊仔拱倒。还往它背上拱泥，好像说，傻孩子，不学会滚泥巴哪行？蚊虫咬的厉害呢！看到这里村里人都张福家的猪通人性，他若真能带大熊仔，说不定是吉尼斯之最呢！我问张福，估计这种“和平共处”的日子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张福说：“顺其自然吧，尽可能把他们养在一起。”他的理论是，庄稼院里，不是经常看见狗、猪、鸡、猫在一起处的相安无事吗？张福的话我信，“进朱者赤，进墨者黑”，说不定熊仔长大了能和“猪妹妹”成亲，杂交出“熊猪”新品种呢！（待续）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

1996年3月31日

    近期收集整理部分报刊：

    1995年第11期《中华儿女》（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由邓小平题写刊名）以《真的是“文革”误我》为题刊出我的文章，其中谈到下乡、上电大及毕业留校工作等情况。该刊首页标明是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深圳运通集团公司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逐期检阅的唯一一种杂志，也是请中共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逐期检阅的唯一一种杂志。

   《北方航空报》于1995年8月30日、9月27日、10月25日分期刊出我写的文章《我和玉田皋》。《红山晚报》也于1995年10月7日、10月21日、11月3日、11月17日、12月1日、12月29日分期刊出这篇文章。

    1996年3月29日第169期《作家文摘》以《柴春泽沉浮录》为题刊出署名申平的文章。

1996年4月30日

1996年3月29日，《作家文摘》在第二版《风云人物》栏刊出长篇通讯《柴春泽沉浮录》。

1996年7月29日

一周前，接李益民电话：近日，大连知青毛德宝等来赤峰。赤峰市常务副市长曹旺已经做好参加活动及接待、会见等准备。

今晚，曹旺在赤峰宾馆会见毛德宝、陆炜、耿志东、裘云、嘉平等。市政协马秘书长、市民政局李益民、市公安局治安科李凤兰、宝山区常务副区长陶军、市土产公司马总等参加会见。

这些70年代来昭盟插队的大连知青，返城后一直关心第二家乡发展。他们如此浓重的知青情结令人感动。

大家十分关心我的情况，大都赞成我坚持在电大工作，但也有的知青朋友问我：“你有下海经商的条件，为什么不下海？”我说，我和电大有感情，再说，我不善经商。

1996年7月30日

大连知青陆炜今日返京。我向电大领导请了假和常务副市长曹旺等到机场送行。

70年代下乡到克旗红光公社的大连知青陆炜、王东琳都是知青骨干。团盟委曾为他们写过长篇报道《五十颗火红的心》。

返城后，陆炜上大学，现供职于国家税务总局。

说起交往，我还欠着陆炜的账。1976年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决定要陆炜、王东琳当文艺兵，他俩拿不定主意，特地找到在赤峰宾馆开会的我听取意见，我主张他们坚持在农村牧区。他们因此作出抉择：把最好的歌献给贫下中牧、献给大草原，放弃了当文艺兵的机遇。如果不是受我影响，陆炜、王东琳很可能成为蒋大为、刘晓庆、姜昆那样的歌星、影星。

1996年8月25日

本月21日，到中央电大联系教材。供职于国家税务总局和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大连知青陆炜、王东琳夫妇，听说我来京办事，从外地回京的当天邀我一起小聚。

出生于1956年的陆炜，1978年考入辽宁财院，毕业后分配到财政部，现任国家税务总局流转一司副司长。生于1955年的王东琳与陆炜是中学同学，1974年从大连一起下乡到原昭盟克旗红星公社前进青年点。王东琳于1978年考入北京工业大学，现已是博士、主任研究员。

王东琳认为：下乡的艰苦环境磨练了人，当年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很关键，打了好基础。当她知道我业余时间从事信息服务后，特地在我日记本上画了两张图。其一是她设计的传真机安装图。另一张图涉及互联网的利用：播号上网、接收、进入、入网要求、入网花费……我似乎是在听天书，可王东琳仍是那么认真地为我画好了图并讲解，对我是一种启蒙。传真机、电脑、国际互联网……对生活工作在经济欠发达的内蒙古赤峰市的我来说，学习任务是艰巨的。陆炜送我两盘标有《遥望故乡——年轻时我们在内蒙古》字样的录音磁带，这是由学苑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歌曲集与伴奏带曲目。创作者是陈佩斯、蒋效愚、陆炜、余均。

谢谢知青朋友。

1996年10月26日

1996年10月21日，《赤峰青年报》第一版刊出邵涌河采写的长篇通讯《柴春泽，玉田皋人对你说》，同时配发位于红山内流河库的玉田皋引水渡槽照片。

《赤峰青年报》由共青团赤峰市委主办，赤峰市煤气热力公司协办。社长于文涛。总编辑梁淑琴。副总编辑范郁森、李学江。

1997年1月19日

    今天，新任玉田皋乡党委书记石晨、乡长兰宝辉到电大看望，并介绍玉田皋乡发展情况。

  　我虽然返城在电大工作多年，但对第二家乡的发展一直十分关心，我真的感谢他们带给我这么多好消息。两袋大米，情重如山。谢谢第二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

1997年4月12日

    4日上午，白校长通知：根据内蒙古电大电话通知，柴春泽报思政系列中职。

  　今天上午，接吉林省妇联主办的刊物《时代姐妹》杂志社耿克险来电话：约稿《我和我妻》，要求尽早完成。

1997年5月22日

20日，从原克旗知青办主任李益民电话得知：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刘昕为《情系内蒙古老三届纪实——中国知青人生感悟录》一书组稿来赤峰。

几次参加交流的有刘昕、刘海峰（警官）、李益民、李凤兰、任久忠、常青、赵大旗、于建设、柴春泽等。

明年，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新华社牵头编辑反映知青的书，还是头一次听说，应当重视这件事，实事求是地总结一下自己走过的路，而不是人云亦云。

1997年7月31日

26日至今天，原在昭盟克旗下乡的大连知青组成回访团来赤峰，副市长汪雅轩要求我随大连知青去克旗。我向赤峰电大领导请假，陪同大连知青朋友近一周时间。

克旗副旗长秦义致辞时说：“以王冬梅为团长，姜宝泰、耿志东为副团长，周新亚为秘书长，有上海知青王银刚、赤峰知青柴春泽参加的大连知青赴昭盟访问团一行30人，顺利到达克旗政府所在地——经棚。”

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宋志民，途经克旗特到会场致辞欢迎。时任赤峰市经贸委主任、曾在克旗下过乡的富锡原也从赤峰赶来参加返乡活动。克旗旗委书记呼格吉图、副旗长于宗宽、斯钦巴特尔等几次与返乡知青座谈。

这次回来的大连知青和参与活动的知青还有董金格、吕玉兰、刘宁、刘春英、曹玉枝、毛德宝、孙忠臣、徐福水、宫波、薛新玉、董恩胜、张永发、王秀梅、张乐翠、冯成、邓志勇、王传珍、余淳、郑克、张天瑜、董蒙、孙适、曹小玉等。王冬梅的儿子邓冰澌也同长辈们一起参加活动。

1997年8月18日

    7月份，接到通知，我正式被聘为思想政治教育系列助理研究员（中级职称，于1997年7月通知，1998年4月起执行）。因此，还可以享受中级职称人员住房面积。今天，电大贾国富校长通知，只要交房钱人民币壹万陆仟元，就可分到50平米的楼房。我和立新筹措资金，交到学校。我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真的十分感谢电大。

1997年10月12日

1997年8月8日的《红山晚报》，以《难忘7月草原行》为题，刊发署名申平的周末特别报道《大连知青回第二故乡克什克腾旗散记》。文中记述：王冬梅、姜宝泰、周新亚等大连知青回第二故乡“探亲”，同往克什克腾的知青中还有当年的赤峰知青柴春泽、王银刚等。

近日，从四川省泸州市谢学贵、山西省运城复转军人商务学校校长谢天荣的来信中获悉：1997年第10期的《家庭之友》，1997年10月1日的《爱》，分别刊出介绍我与刘立新的文章。

    1997年10月1日，《赤峰青年报》刊出我写的文章《我和我妻》。（待续）

        下乡知青在昭盟

     （接上期）“挑重担”的日子
197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多灾多难的一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沉寖在无比巨大的悲痛之中。商店里的黑纱、黑布已脱销，大街小巷无不被哀乐所笼罩。我们这些回城探亲的知青，因周总理的逝世的悲痛冲淡了亲人团聚的喜悦，每个人都在心中默默地为敬爱的周总理祈祷。
 春节过后，也没有在家过正月十五，一心想表现更为积极的我，有些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千里之外昭盟，回到车家杖子、回到青年点。似乎要证明些什么？我似乎为自己下乡第一年，没有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而惋惜，内心深处在谴责自己。妈妈深知我是一条道跑到黑的性格，挽留也留不住，唠叨些什么我也听不进去，只想回到昭盟要更好的表现自己。我也找了青年点的几个要好的哥们准备一起走，可是谁也没有我这么积极，都婉言拒绝了我。我决定还是自己走吧。
 那时的铁路交通还是很落后的，从沈阳到赤峰每天就一趟列车，每趟列车都是人满为患。从抚顺到沈阳北站的火车每天也是有数几趟。虽说抚顺到昭乌达盟只有一千多里，顺利的话两天一夜，不顺的话在赤峰市还要住上一宿。刚刚过了正月初五，我就独自启程了。
 在沈阳北站排了一下午队，才买了张没有座位的车票，晚上8点多钟上了火车。车上拥挤不堪，过道被堵得严严实实，要想喝水、上厕所，找个人着实是个难事。数九寒冬11个多小时的夜车，我是在列车的门口处熬过的。尽管如此，我的心中却充满着希望，犹如一团火。5个多月的插队生活，经历过秋收、赶过马车、挖过大渠、上山打石头、平整土地等一系列农活，我没叫过一声苦和累，没有一天不上工，想家的时候也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我自己也感觉到长大了许多，少了几分稚气，多了几分成熟，浓密的胡须也悄然地陪伴着我在成长。  
第二天上午到了赤峰，没有买到当天去往梧桐花的汽车票，只好在赤峰市住上一宿。这也是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个边陲城市。七十年代初的赤峰市真有些像人们所传说的：“一条马路，俩岗楼；一个公园，两只猴”的那种感觉。只须个把小时，也就溜达的差不多了，很少看到公共汽车。据说当时整个赤峰市内只有两条线路的公共汽车，人口大约有7万。晚上街道清冷的很，我在火车站附近的澡堂子花了三毛钱住了下来（白天是洗澡堂，晚上是临时旅店），即经济又实惠。转天一早我坐上满是霜花的郊区客车回到了梧桐花公社。
 早春的昭乌达盟依然寒气逼人，皑皑白雪覆盖大地远山，正午的太阳映照在白雪上，发出耀眼的光芒。一阵阵西北风卷着大地上的白雪向四周飘散，呜呜作响。我系了系狗皮帽子，望了望白茫茫空旷的田野，独自一人低着头沿着雪地上的车辙向着车家杖子青年点走去。望着飘荡在村子上空的袅袅炊烟，我又有了一种茫然的感觉，难道这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吗？我的青春、我的一生要在这里度过吗？我真的要在这里扎根吗？修理地球就是我的理想吗？我不能永远的呆在这里，我要凭着自己的努力早一天离开这里。我是这样想的。
 原以为我是第一个回青年点的，可是回到点里一看前三名没进去，是第四个。姚炳文、王久福先我两天回来的，朝鲜族女知青方顺爱也早我一天回点的。至于为什么回来的这么早，回来干什么？有一点我想我们是一致的，那就是都要好好地表现自己。
 回到生产队后我独自去了一趟祖队长家，怀里夹带着从家里带来的两瓶白酒送给祖队长，生怕被其他社员看见，对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或产生误解，心里忐忑不安。从祖队长家里出来，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总觉得不是件光彩的事。其实我很感激祖队长，这5个月来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他很看重我，时常当着社员和知青的面表扬我，说我如何如何能干，同样的活小杨子干的又快又好。只要祖队长领着去干活他总是愿意带上我，因为我话少 ，干活又不惜力，社员们也都愿意和我搭伴干活。因此，在队里我获得了非常好的口碑，也提升了自己的自信心，也许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
 过了正月十五，青年们陆续回到了点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寒暄中谈论最多的是敬爱的周总理的逝世，大家的悲哀之情。晶玉和范世凤一起回来的，晶玉临回来之前上我家去了一趟，妈妈托她给我带了我最爱吃的馅饼、元宵，装了满满一大饭盒。使我由衷地感到远在千里之外的母爱。
 新的一年开始了，知青们将要迎来插队后的第一个春天。有人说昭乌达盟每年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尽管这话说得有些悬，但也足以说明这儿的风沙的确不小。春天的脚步刚刚来临，大地的白雪还没融化，带着寒意的风沙接踵而来，有时刮得昏天暗地。社员们、青年们不得不龟缩在房间里等待着。晶玉去公社开会回来，带给我们一条信息。告诉我们公社党委研究决定，在知青中选拔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到其他生产队挑重担，我和仲伟余被选派到潘家窝铺东队担任队长和会计，王文忠和侯玉才担任车杖子东队队长和会计。我们是这批知青中第一批挑重担的，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的心激动不已，这对年仅20岁的我来说，深感责任重大。晶玉也鼓励我说：“你就放心大胆干，我们会全力支持你们的，我也相信你肯定会当好这个队长······”。
    祖队长也找我谈了话，对我在车家杖子这半年来的表现他非常满意，说我是知青当中干活最能干的，舍不得放我走，因为我在知青当中干活表现得突出，是在他的推荐下我才有机会去挑重担。他说了好多鼓励我的话，并向我介绍了一些潘家窝铺东队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需要我注意的问题，语重心长。我为自己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有遇上这样一位老队长而庆幸。青年点的战友们也不时地过来寒暄几句，虽然我要去的生产队离青年点仅4里路，但是大家还是有些恋恋不舍。晶玉像姐姐一样，默默地把我的被褥拆下来，顶着初春刺骨寒风，冰凉的井水，拔得通红的双手，把我的被褥洗的干干净净，晾干后又在昏暗的灯光下连夜把被褥缝好。那一刻永远定格在我青春的印记里。那是除了母亲之外的第一个女人，而且还是那么受众多男青年尊崇的，那么清秀漂亮的女孩子为我拆洗被褥，我真有些找不到北了。如果不是我曾经偷看过她的男同学写给她的那封信（情书），我想我也许会追她到底的。因为我知道我根本就配不上她，那个给他写信的男同学也一定是很优秀的，他那热辣的文笔，大胆直白的语言，至少在那个年代是我所无法想象的，也是我们青年点这些男子汉所不及的。我只有将这份对晶玉的敬意，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一个阳光明媚，天气依然寒冷的上午，一辆我们都熟悉的大马车驶进了青年点，从车上下来的是生产队的祖队长、还有大队王书记。青年们、带队干部潘师傅急忙去迎接，祖队长说明来意，王书记和青年们拉拉家常问寒问暖。战友们把我和伟余的箱子、行李搬上马车，在王书记、祖队长的护送下，挥手和青年点的战友们、带队的潘师傅告别。马车在经过村子里的时候，那些曾和我们一起劳作的社员们纷纷和我们挥手告别。尽管我离开了车家杖子，但在那里曾挥洒过我青春的第一滴汗水，不会忘记那是我走向人生的起点。
潘家窝铺东队距梧桐花公社仅2里路，分东西两队，我所在的东队有二十几户人家，有一百五六十口人，可用男女劳力四五十人。有上百亩水浇地，可耕种的土地有上千亩，自然环境在周边来看还是比较好的。但从整个潘家窝铺大队八个生产小队来看，无论是粮食的产量、队里的积累、牲畜的数量、人均的分配都是全大队最落后的。要想改变这种落后状态，对于我和伟余这样的毛头小子来说谈何容易。既然公社、大队领导选中我们、相信我们，我俩还是有信心干好。
 伟余是我的搭档，身体结实头脑灵活，说话做事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有冲劲好摔跤，尤其是打一手好算盘，在青年点也是数一数二的。不足的是有时说话不加思考，拿起来就说，少一些耐心。
 我们的房东单大爷，是队里的老党员。单大爷、大娘比我的父母能大几岁，四儿一女，大女儿已出嫁，还有一个老叔智商有些问题，40多岁老光棍，和单大爷一起生活。单大娘泼辣能干热心肠，把家治理的井井有条。单大爷一家住在村西边，共有5间房屋。我和伟余住西边的两间，一间住屋，一间厨房。这是给大儿子单保义准备的婚房，暂时让给了我们。“挑重担”的日子由此开始了。
 我们小队领导班子由5人组成，队长韩俊廷、副队长刘秀发、会计李全，还有伟余和我。其实我和伟余就是个挂名的队长和会计，小队的主要生产还是韩队长安排实施。我心里明白，自己还什么都不懂，一切从头开始。
 俗话说“七九河开，八九雁来”，那是指黄河流域。北方的春天来得晚，应该说“七九河开河不开，八九雁来雁不来。尽管天气还很寒冷，但是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不减。公社号召各生产队充分利用农闲时间打石头，垒猪圈、羊圈、砌马棚等，为春耕做准备。打石头要到离家18里以外房申的北山，那是公社指定的集中采石点。一去就得十天半月的。韩、刘两位队长家里、队里都离不开，所以由我带队，一行五六人前往房申采石。采石是一项很危险的活，光凭力气不行，还需要技巧和运气。它涉及到你开采的石头窝子是否有适合的石头可采，太大的石头采不动白忙活，小的碎的石头又容易塌方，特别是打眼放炮，安装炸药的多少，引信的长短，说道很多，石头埋在地下看不见，这要凭经验和运气。和我一起去的有房东的大儿子单保义，大我一岁，非常聪明，干活有门道，找窝子、打眼、放炮很在行也很老练，有他在，我们采石头简单了许多。在房申采石头的半个多月里，我学会了配置简易炸药的方法，怎样打眼，炸药填充的多少和如何引爆炸药及判断哑炮，并且顺利地完成了生产队所需石头的用量。在房申采石近半个月的日子里，房东大哥王汉民和嫂子在生活上对我和社员们的帮助很大，我非常感激，临别前我和汉民大哥结拜为兄弟。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一行行大雁向北飞去，在背风向阳处，小草顶着肆虐的风沙，露出嫩绿的尖牙，预示着春天向我们走来。公社要求在各生产队推广粮麦间作，增加小麦的种植数量。我们小队按照公社和大队的要求，开会研究农作物的种植比例，并拿出100多亩最好的洼地试种粮麦间作。备耕工作在韩、刘两位队长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我和伟余也在积极的配合两位队长的工作。
 1976年的清明节，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悲痛之中。从广播里听到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事件”，还有从家里回来的知青们口中得知北京发生一些鲜为人知的新闻和小道消息，还有他们不知从哪抄来的所谓的“反革命诗抄 ”，这些诗抄在知青们手中暗中传抄。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当我们看到并传抄这些诗时，心中充满了疑惑不解，甚至惴惴不安，影影忽忽地预感到我们国家将要发生某些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虽然我们公社地处偏远，但是政治浪潮在这儿丝毫不减。旗里下派干部组成工作组，分别到各公社、生产队去组织落实宣讲党中央有关对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四五学生运动”的定性，和如何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并组织开展向天津小靳庄学习的一系列活动。翁牛特旗林业局的老王，是下派到我们大队的工作组成员之一，就吃住在我们小队，这也是公社、大队的刻意安排。老王个子不高，体态略胖，肤色较黑，50多岁，花白的头发，讲话的声音低沉沙哑，但平和可亲，给我的感觉他既是长者又是学者。他和我谈了公社和大队的意图，以我们小队为主，抓个典型。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小靳庄，开办政治夜校，开展唱歌、朗诵诗歌等活动。这事自然而然地落在我的肩上。我的心气还挺高，在工作组老王的指导下，我和伟余在小队部开办了政治夜校。
 那可是春耕大忙的季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更古不变的农民的作息时间，被我打破了。刚开始的时候，社员们参加政治夜校还有一些新鲜感，主要的学习内容是读一读报纸，了解当前的形势，还有工作组的老王对上级有关精神作解读，最后是韩队长、刘队长对春耕生产的安排。每次的夜校学习大约一小时左右。但是从开始到结束等人的时间往往大于学习的时间。社员们吃过晚饭后，陆陆续续地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队部，为了保证学习人数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对不参加夜校学习的社员每次扣两个工分。我不仅要组织学习，还要负责监督谁没有参加，并对没有参加学习的社员扣分。社员们碍于情面，无可奈何地参加学习。昏暗的灯光下，几十名劳累一天的社员挤挤擦擦地围坐在队部的炕上地下，烟雾缭绕，各种气味交织在一起真有些令人窒息。年龄稍大的一些社员不时地吧嗒烟袋嘴，呆滞的目光时不时地停留在烟袋锅上，有时社员们的鼾声伴随着读报声。其实我和伟余已经很累了，我俩干活不惜体力，还要带头干。同样干一天的活，晚上还要组织夜校学习，每次学习的内容还不能重样，多少还要有些新意，着实要动些脑筋。三次两次还可以，时间一长确实有些吃不消，可是大队王书记和工作组老王对我们办的政治夜校赞赏有加，并且亲自参加我们队的夜校活动。领导的表扬和支持使我们欲罢不能，为配合形势，工作组和大队又在潘家窝铺东西两队搞了一次“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小靳庄诗歌朗诵会”。同时工作组老王推荐我在全公社“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上发言。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现在想起来当初我们所做的那一切，真的不知道究竟是对还是错。迷茫的我迷茫地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5月中旬的昭盟，风沙已渐渐退去，远处的山峦也已换上了绿装，田野里一片葱绿。社员们已脱去身上那囊肿而破旧的棉装，房檐下的小燕子不停地飞来飞去。远处不时传来布谷鸟的催促声，似乎在提醒人们不要误了农时。不管政治形势如何，地还是要种的。我也没闲着，把前院“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一小块地，同韩刘二位队长商量一下，这块地让给我们种。我和伟余在单大爷的指导下种上了一些蔬菜，在边边拉拉的地方种了些向日葵，那种感觉还真是挺好的。不仅我俩平时有了新鲜的蔬菜可吃，又在实际生活当中得到了锻炼。在单大爷的帮助指导下，我们把菜园侍弄的还挺像样，虽然有些劳累，但是自食其力丰收的喜悦还是蛮欣慰的。
 由于我们生产队可放牧的区域小，所以一般春耕以后将大牲畜送往牧区，由牧民集中放养并繁殖。将队里大牲畜送往牧区对我和伟余来说是件新鲜事，有机会到牧区去是一件惬意的事，顺便也放松放松。我和伟余积极争取，队里决定让房东单大爷带着我和伟余去完成这件事。我们队离送往牧区的生产队近百里的行程，带着十几头牛和怀孕的母马母牛，那也不是件简单的事，首先要避开炎热的白天，趁夜静国道车少避免牲畜受到惊吓。有单大爷带领，用不着我们操心，他怎么说，我俩怎么做就行了。记得那是5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我们出发的时间是晚上11点左右，单大爷套上毛驴车，将牛分成两排拴在驴车后，单大爷赶着车，我和伟余骑着马并将其它几匹马串联好，踏着夜色向着目的地布日敦嘎查进发。初夏的午夜凉风习习，繁星点点，清冷的月光水银般地倾泻在大地。借着月光我们沿国道一直向北走去，两旁是空旷的原野，阵阵的夜风袭来，我们没有一丝困意，骑在马上，远望苍穹是那样的深邃，寂静的原野上只有毛驴车轴的吱吱声响和马牛混杂的蹄声。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想来生活中要总是这样浪漫该有多好啊！。那一天我是在马背上迎接黎明的到来，那种感觉太美妙了，当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时，我们已经来到了乌丹（翁牛特旗所在地）。看到彩旗和标语才得知全旗知识青年先代会在乌丹召开。说来也巧，我和伟余正在东张西望时，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进入我的视线，清秀的面庞，两只齐肩小辫，草绿色上衣，蓝色的裤子，是她！我大喊一声薛晶玉，听到喊声她停了下来，寒暄过后，叫上我们一起吃饭，单大爷借口看牲口，只好我和伟余一起随晶玉去了。骑了大半宿的马，这会儿真的饿了也累了。旗里的大食堂里，几乎穿的清一色服装的知青们没有一个人坐着，非常有秩序并且非常严肃地站立就餐。这大半宿我们大约走了60多里路。我们在乌丹短暂休息了半个多小时里，看到了那么多优秀的知青，我感叹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和这些优秀的知青们坐在一起去畅谈理想，去谈谈未来。我带着既羡慕又有些懊伤的心情离开乌丹接着上路，过了好一会心情才平静下来。过乌丹后下国道一路朝东北方向走去，映入眼帘的是别有一番景色，远处已没了绿色的山峦，强烈的太阳光照射在一座座沙丘上折射出耀眼的光芒，脚下是沙窝子与草窝相连，争奇斗艳的野花在砂砾中顽强的开放。我和伟余骑在马上时而放声大喊，时而放声高歌，时而策马扬鞭，时而信马由缰，甭提多开心了。接近中午时分我们把生产队这些大牲畜安全送到。在蒙古族队长家里吃上有生以来第一次由鲜奶泡制的原生态炒米饭，而且一吃就是两大碗。这一次旅途终身难忘。
 6月的一天，中午时我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回来，远远望去在村东头队部门前一群社员和小孩围着一辆吉普车转来转去，大老远就有人在喊杨队长。等我们走到车前时，有个社员指着我对吉普车前的一个中年人说他就是杨队长。我迎了上去和这位中年人握了握手，他自我介绍说：我是抚顺市粮食局的，我姓王，我代表抚顺市粮食局邀请你回抚为粮食系统职工家属作一次应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报告。我看过你写给粮食局的一封信，也把信给粮食局的领导班子成员看了，信写的很好，受得了大家的好评。听说了你在这干得很好，你把下乡后的感受，你是怎样干的及昭盟的自然情况向我们职工家属讲一讲，做个动员，你看怎样。母亲单位的领导不远千里亲自到昭盟接我回抚顺作动员报告，对正在成长中的我是莫大的荣誉。我爽快地接受了邀请，并告诉他我和队里商量一下，明天启程。他对我说明天中午在赤峰粮食局汇合，坐晚上的火车。社员们听说抚顺来人接我回去作报告，奔走相告，几个月来和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老百姓心中已认可了我这个杨队长。得知我明天要走，区区的二十几户人家给我凑来了两筐鸡蛋，足足有四五十斤，还有小豆、小米等杂粮，旅行袋装得满满的。乡亲们的盛情使我不知所措，在那个年代一个鸡蛋就是一斤酱油、一袋盐哪！他们很难看到钱哪。我深知乡亲们生活非常艰难，平时舍不得吃啊！我强忍住感动的泪水，和乡亲们做短暂的告别。到赤峰粮食局后我才得知，前来接我的是抚顺粮食局的王局长。我有些不敢正面看王局长，毕竟我还是个初出茅庐小伙子，没见过大世面，内心有些忐忑。我也有机会第一次坐上了有卧铺的火车回家，一路上王局长和我谈了许多，他的健谈、大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坐了一宿的火车，我丝毫没有困意，一想到能有局长陪同，而且还挺光荣地回家，很快又见到妈妈、兄妹、同学、发小，心里充满着喜悦。在沈阳北站下了火车出了站台，一辆大客车专程来沈阳接我们。王局长让我回家后准备材料，两天后派人来接我去作报告。
 两天以后我在市政府大会议室为市财政局领导和职工家属作了第一场“报告”，这是我第一次独立面对这么多的领导和长辈们“作报告”，内心里慌张的很，甚至有些不敢抬头或平视，急急忙忙把讲稿念完了，听到了台下的掌声。我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不善于表达，这场面对于我来说真是一次挑战。会后，我还对一些有子女要报名去昭盟的职工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和说明。现在想起来，那时真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第二场“报告”是在粮食局的大礼堂，到会的人更多场面更大了，我虽然也很紧张，但比在市财政局时平静了许多，王局长向在座的职工家属还有即将要下乡的学生简要介绍了我的一些情况，对我在昭盟的表现进行称赞。我面对台下粮食系统的职工家属平静地讲述了在昭盟所经历的，所感受到的，向母亲单位的领导、职工及家属作汇报。经过这两场短暂的“报告”后，我忽然间感觉自己一下子又长大了许多，成熟了许多，不知不觉地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着我必须更加努力地把队里的工作做好。所以“报告”一结束，我的心就长了草似的，已飞回到昭盟，飞到潘家窝铺。我放弃了和老同学们的聚会，放弃了这难得回家多呆几天陪伴妈妈的机会，上街买了一些送给乡亲们的用品，马不停蹄地踏上了回赤峰的火车。现在想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连来带去在家只住了三四宿，炎炎夏日竞连一根冰棍也没想起来吃。
 炎热的夏季来临时，麦收的季节跟着也到了。我和乡亲们都在急切盼望着今年小麦的丰收。也算老天有眼，虽然我们第一次试种粮麦间作，但是较好的收成已成定局。看来今年大家有白面吃了。当看到生产队的场院堆起高高麦垛时，我的心充满着丰收的喜悦。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晚上看护场院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吃过晚饭后，天渐渐暗淡下来，我站在场院上纵目远眺，西边的天际上露出橘红色的晚霞，预示着明天将又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大晴天。白天和社员们收割小麦后的劳累，被和煦的晚风一吹，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时的我已不是一年前了，双手已结满厚厚的老茧，浓浓的胡须也在证实了我身体的强壮。此时看到场院上的辘辘轴（碾压农作物的石头滚子，分大小两头，足有四五百斤。），我有了一种莫名奇妙的冲动，就是要看看自己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于是，我弯下腰来，双手紧紧扣住一头，卯足了劲将这个大石磙子立起，随后一口气将这个大石碾子不分大小头连续翻滚15次，才停下手来，长长地出了口气，就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着力量。
夜幕降临，月上东山，蛙鸣虫叫，繁星点点。我独自在场院上，为了便于观察爬到了麦垛顶上，静静地躺在麦垛上，仰望着浩瀚的星空，皎洁的月亮，飘荡的云朵，想起了儿时那难以忘怀的一首歌。我轻声地低吟着：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地谷堆上面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麦收结束了，望着乡亲们车拉肩扛分麦子的热闹场景和开心的笑声，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立秋过后，早晚的天气明显转凉，但正午的阳光依然很炎热，大田里的农作物已进入拔节灌浆时期，这时队里的主要工作是给大田浇水。与此同时又有一批新的知青奔赴昭盟，这一批来到我们大队的知青有30多名，分到我们小队的有四女五男。带队的是机械厂的王师傅，来替换已满一年的潘师傅。由于潘家窝铺青年点还没有建好，新青年暂时安排在老乡家，分到东西两队的知青生活暂时由我负责照料。望着这些充满生机，青春靓丽的新面孔，低下头来看看自己，被强烈的阳光照射下黝黑的皮肤，还有洗不干净的脸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红透山（青春痘），浓密的胡须，仅一年的光景我好像大他们许多，自己都觉得像是一个地道的纯农民，此时已忘记了自己的知青身份。他们也不知道我多大年龄，一会叫我杨队长，一会叫杨大哥，反正我长得也老相，我把他们也都当成了自己的妹妹弟弟，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做的还真有那么一点当哥哥的样。他们的到来给队里带来了青春的气息和活力，有他们在就有歌声笑声在。尽管他们活干的有些力巴，但是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每天能够看到那些青春的倩影，迷人的笑脸，你就不会感到寂寞和忧伤。
从春到秋，从种到收。辛苦一年的乡亲们总算有了回报，尽管今年粮食不是大丰收，但收成略好于往年。从整个大队8个小队来衡量，我们队的收入还是靠后的。究其原因，是我们队水利设施的滞后，影响了粮食的产量。特别是在关键时期我们的地浇不上水，队里唯一的一眼机井水量不足，只有等到西队浇完后，我们才能借用西队的机井浇上地，往往错过了最佳的浇灌时期。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我们队打一眼抽不干的机井。
 1976年9月8日这天，我到布日敦嘎查去看我们队牲畜的放养和产仔情况。临近中午到了队长家里，吃了两大碗鲜奶泡制的加了黄油的炒米饭。午饭过后，我顺着队长指的方向一路向牲畜集中的牧场走去。这是一条牲畜踩踏出来的沙路，四周大大小小的沙丘一座连着一座，蒿草一片接着一片，我的到来偶尔惊动了周边的小动物四处逃散。秋后，正午的阳光毒的很，一座座沙丘被炽热的骄阳烘烤得发烫，并折射出耀眼的光芒，我独自行走在漫无边际的沙窝子里，一会爬上高高的沙丘顶上极目远眺，一会打着滑出溜从上而下，时而高声大喊，时而静默沉思，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给予我的恩赐。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当我来到一处牧场集中地时，除了留守的几个牧民和他们的坐骑外，没有见到其它牲畜。我问了问情况，他们告诉我说，你来晚了，牲畜已经转场了。我很是失望，没有亲眼看到那千军万马的壮观的场面。我借了匹马，喝了满满一瓢水，沿着原路快马加鞭，等我回到队长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下来。远远看见蒙族队长在村头焦急地等着我。下马后才觉得浑身像散了架一般，勉强吃了一碗炒米饭，也没和队长说上几句话倒头便睡。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自然醒，连早饭都没吃，这回真是有些累了。蒙古人说汉话不是很清楚，很多事情我是外行，于是我叫上蒙古队长和我一起回到了潘家窝铺。
 回到潘家窝铺时已是掌灯时分，我急忙把蒙族队长安排在房东家食宿，又叫宝义去找韩队长和刘队长作陪。然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昏暗的灯光下，只见我们队的4名女知青并排坐在炕沿边上扎白花，泪眼婆娑，默默无语。看我回来了，她们反倒大哭起来，我有些纳闷，问道你们哭什么？她们说：毛主席去世了。噩耗传来我非常震惊，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眼泪夺眶而出，仿佛感觉到天要塌下来一般。
 秋收过后，昼夜温差加大，寒霜将广袤的大地染成白茫茫一片，预示着漫长的冬季就要来临。队委会几个人坐下来总结和探讨秋收以后的工作。大家谈了很多，其中谈得最多的是我们队缺少水量充沛的机井，能否打一眼机井，摆脱对西队的依赖，这是我们队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打井的钱从哪来呢？当时打一眼直径3米的机井最少需要1500多元左右。队里的账面上也只有区区几十元，而社员们全家一年的收入也不过几十元而已，上哪去借那么多的钱呢？拖欠信用社的种子款等上千元，信用社不可能借咱；社员一家比一家穷。怎么办呢？大家面面相觑无可奈何。看到这种情形，平时有些内向的我冲动了起来，情绪激昂地对大家说：我上公社去找一找领导，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筹到钱。为了乡亲们我只好硬着头皮豁出这张脸了，办成办不成，眼下也只有这一条路了。我几乎失眠了，公社领导是谁？人家会搭理你吗？我该怎么去说？爱咋咋地吧，豁出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到了公社，事先我了解到公社书记姓林，据说人挺好的，我心里有了底。进了公社我直奔书记办公室，他瞅了瞅我说：你有事？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有些激动地说：我是知青，在潘家窝铺东队当队长，现在遇到了困难了，请您帮帮我吧！我把我们队要打机井的来龙去脉，如何欠信用社的钱，如何筹不到钱等困难一股脑地都说了。林书记很耐心地听我说完，给信用社打个电话，他在了解一下情况后对我说：你们队欠的贷款太多了，不可能再贷给你们了。听到这话，我有些急了，眼泪含在眼圈里说：你们让我们知青挑重担，我们挑了，我在生产队遇到了困难，你们不帮我谁帮我呢？这让我们如何干下去啊？我没脸回潘家窝铺，林书记您一定要帮帮我。林书记安慰我说：你先回去，我了解一下情况再通知你。
 林书记真是我们的贵人，很快大队通知我们到信用社办贷款，到公社办调拨水泥、钢筋批件，明天就可以到乌丹提货。听到这个消息韩、刘两位队长那布满愁云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一个劲地夸我真行。通过这件事，乡亲们对我更加刮目相看。
 打铁须趁热，打井的事丝毫不能耽搁。转天一早我们套上两挂马车向乌丹进发。办完手续提完货 ，再装上车已近傍晚，人畜都已乏累。就近找了一家大车店先把马卸下来，喂上草料，然后在一家小饭店填饱完肚子，这时天也黑了。回到大车店后，我才知道什么是大车店了。干打垒的土屋，土坯炕，连一块炕席都没有，土炕上铺的是干草，更不要说有什么铺盖了，这充其量也就是遮风挡雨，人马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而已。好在车把式们出门都有所准备，自备的羊皮大衣，给我也带了一件，穿上后很暖和，往干草上一趴，尽管住宿的条件很原始，有些别样的感觉，但你睡熟的时候，仿佛与大自然融合在了一起。也许是兴奋的缘故，也许是劳累的原因，睡得很沉、很香。
 三更鸡叫，是我们约定赶路的时间。套上这重载的马车，踏着秋水般的月色，顶着凄冷的秋风，满怀着美好的希望，我们一步步向家里走去。从三更到黎明，深秋的晨霜染白了大地，染白了拉套驾辕的马匹，染白了我们的双鬓和胡须。沉重的马蹄声和大车车轴吱吱嘎嘎的声音，在这空旷的原野里回响。脚下那双已经漏风的农田鞋根本挡不住寒冷的秋风，腿脚冻得有些麻木，只好一会坐车一会步行。
 打井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韩俊廷队长负责打井的技术和人员安排，我主要负责打井人员的伙食安排，确保打井的社员能够吃上饱饭。这眼机井的地下水线选择的特别好，出水量很大，经过全队社员近一个月的连续奋战，三台六寸水泵，连续12小时不间断地抽水而不干，基本上能够满足夏季灌溉需求。我们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机井，这块制约粮食产量的绊脚石终于被搬开了。有了它，乡亲们的心里也就有了底，都说我为咱们队办了件大好事。每当我想起在农村能够帮助乡亲们打下那口井，我的心里就会充满丝丝甜意。
 1976年10月，爸爸到昭盟看我。几年不见，我已高出爸爸多半头，我突然发现爸爸已不再那么高大，头发已经灰白，脸色有些发黄。我极力掩饰着自己心酸，强忍着眼泪，拉着爸爸的手体验和回味着儿时爸爸那双厚实而有力的双手。我想爸爸看到他那健壮而高大的儿子时，心里一定是很欣慰的。到了村里，乡亲们听说我父亲来了，争先恐后地请我们到家里吃饭。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能够吃上一碗面条，一盘炒鸡蛋犹如过节一般，乡亲把家里最好的东西做给我们吃，真是盛情难却啊。不用我多说，从乡亲们的言谈话语中，爸爸已知道我在这干得还不错。晚上爸爸睡在我的身边，我的心是格外踏实，多少年了没有享受到父亲的温暖，梦醒时分有一只手在抚摸着我，那是爸爸的手。我心里默默地在想，爸爸您的儿子已经长大了。
 爸爸在我这只住了两天，我们没有说太多的话，彼此之间多半时是相互注视，默默无语。从眼神中看出爸爸对我的那份牵挂，他默默地把我的衣服、床单洗了，把我破损的衣裤补好，还嘱咐我平时要多看看书。爸爸走的时候，我执意要送爸爸到赤峰火车站，他也没有过多的阻拦。我记得那一天，天气阴晦，秋风秋雨，赤峰市的大街上到处是打倒“四人帮”的大幅标语。隐隐约约感觉到我们国家将要发生重大变化，感叹形势变得太快。毕竟在偏远农村还体会不到那种氛围。火车是晚上8点多的，时间还早，我特意找了一家面馆，要了两碗炸酱面，陪着爸爸一起吃，还我一个心愿。记得那是六七年前的一件事，那时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爸爸有一次回干校，我非要陪爸爸到火车站。其实我就想让爸爸给我买点好吃的，那年头物质极端匮乏，爸爸知道我的那点小心眼，到了站前饭店，花了两毛钱给我要了一大碗炸酱面，我高兴坏了，也不知让一让爸爸，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爸爸坐在我的面前默默的看着把这碗面吃完。我看着爸爸进了站台，上了火车。这时我恍然想到爸爸还没有吃饭呢，我突然后悔起来，在从火车站回家的一路上沉默了。这碗面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让我深深地体会到父爱如山，大了以后我才悟出爸爸那是舍不得啊！
 深秋的夜晚，冷风习习。送爸爸上了火车，当列车离开赤峰开动的那一刻，我哭了。
 入冬以后，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热潮，由公社组织的平整土地、开渠挖沟、上山采石等大规模的农业大会战相继拉开了序幕。公社的大喇叭每天广播宣传大会战的声音，2里地以外的潘家窝铺听得清清楚楚。今年的大会战分配给我们小队的任务是，到小东荒村挖防护沟。说实在的，干农活不是我的强项，但是挖沟、夯墙我不惧任何人。我主动要求带队，队里的小青年也都愿意和我一起去参加大会战。
冬季的昭盟，大风卷起尘沙，把天空大地搅得一片浑浊。天气越来越冷，在毫无遮拦的旷野里，上百人奋战在风沙中。恶劣的气候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确实考验和锻炼人。尽管老天不尽如人意，被风沙吹得灰头土脸，但是年轻人在一起干活，有说有笑，也不觉得很累，开心得很。这次大会战我们一行十二三人，每天吃住都在小东荒，除了一人挑水做饭以外，其余每两个人为一组，男女搭配，自愿结合，划段包干，早干完早休息。由于我们分配的还比较合理，每天总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完成挖沟的任务。
在小东荒会战的15天里有两件事深深撞击着我的内心深处。记得那一天，风比往常小了许多，天空飘着雪花，吃过晚饭后，到外面透透风，散散步。看到三四个小孩破衣烂衫地正在雪地中玩耍，我停了下来，若有所思地看着这几个兴高采烈地孩子。借着房屋昏暗的灯光和雪的折射，我看到了雪地上留下的一串串小脚丫，我惊呆了！有个小女孩竟然光着脚在雪地上跑来跑去，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急忙上前抓住小女孩的手，问道：小妹妹，你的鞋呢？她摇了摇头，挣开我的手朝家里跑去。虽然这只是一瞬间所看到的场景，却震撼着我的心灵。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任凭雪花飘落在脸上、身上。我仿佛置身于电影《白毛女》中，看着喜儿光着脚在雪地中奔跑。那是万恶的旧社会啊！眼前这一幕可是新社会啊？在我们的头脑中，在我们政治课的教育中，只知道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解放，我们是解放了的，这儿怎么还像旧社会似的这么穷呢？我迷茫了······。                                                   
那个雪地上光着脚丫的小女孩，许久地、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另一件事：天越来越冷，青年点缺粮少煤，生活已陷入窘境。在大会战进行当中，我接到青年点战友捎来的话，说明天大家一起去公社上访。由于我是带队出来大会战的，每天除了和大家一起挖沟外，还要负责伙食的安排，劳动任务的分配，协调各小组的干活进度等。总之，带这一帮男男女女小青年外出干活，缺少监督，恐怕完不成任务，我也放心不下。这里年龄数我最大，也还不到20岁呢。我要一走，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完成任务？所以，我没有和青年点的战友们一起到公社上访。而同样参加会战的其它队的战友放弃了会战，去参加上访。我知道这种情况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很对不起大家。我们一起千里迢迢来到昭盟，如今战友们遇到了困难，大家更应该团结一致。我为没有和战友们一起行动而羞愧。事后，有一次我回青年点，受到了几个战友的冷眼，尽管他们没有对我说什么，但从那冷漠的眼神中，我还是感受到了他们对我的不满。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也开始学会了反思。（待续）

      离群的孤雁

    作者：幸运（河北）

我说：“娘，您先睡吧，明天就好了，明天好了也不许干活，再歇一天，彻底好了再干。”

娘说：“不干，人家要来拿衣服，还没做呢，那怎么好意思！”“就告诉她，有病忱误了，再晚两天来拿。看来，您真是好了，要没好，您还想做？”

说来也怪，娘的病真好了，也不知道是真的管用了，还是精神作用。娘说：“我明天做活也没问题了，你去喊老五去，让她回来睡觉。”

我到外屋一看，老五在他二哥被窝里睡着了，我回来告诉娘，娘说：“睡着就睡着吧。”

我说：“娘我陪您睡。”

我就在里屋炕上陪娘睡，那一宿我和娘长谈了许久，我都已经很睏了，说：“娘，睡吧！”

娘说：“我白天睡了，现在很兴奋，不睏了。”

我一听娘说不睏了，赶紧坐起来陪娘，我怕我躺着睡着了。

娘问我：“娘以前总打你，恨娘吧？”

我说：“不恨。”

娘说：“为啥不恨？”

“因为您是娘，娘打孩子是应该的，打错了也应该？打错了当时我特别生气，过后消了气就不生气了，我一到了学校就把家的事全忘了。”

娘说：“睡吧！”

我躺下，不一会听娘在打呼噜了，我也睡着了，一觉睡到亮天了才起来。我赶紧做饭，吃完了饭，我给赶紧大舅写信，写完了信赶紧去筒易平房把信给邮走了。

娘的病好了，又开始给人家做衣服了，我们都特别高兴，从我娘有病这件事，姐就开始管我叫小巫婆，我很生气，我就告诉了我娘，我娘批评我姐了，我姐就不乐意了，她更恨我了，她就又骂我：“小寡妇，你就会告状！”

我说：“给你告状，你知道不乐意，这些年你还少给我告状了？你竟告黑状，你编巴造孽，尽捏造事实，你少整我了？光兴你？不兴人家？”

打这以后，她张口闭口管我叫小寡妇，把我骂急了，我也骂她“你短命鬼！”

她骂我，我骂她，我也不告状了，怕娘烦，娘要说姐一次，姐好几天不理娘，也不和娘说话，那年姐十八岁，我十四岁，姐以为娘向着她，娘烦我，她就有仗头，她谁也不怕，她就大声骂我，这下让我娘听到了，我娘说：”小秀玲，你个短命鬼，姑娘家家的，你寡妇、寡妇的挂在嘴上，你在胡说啥呀？你有个姐姐样没？”

我姐那小脸一抽抽说：“她刚骂完我‘短命鬼’！”

“你也骂她‘短命鬼’！”娘说“骂你短命鬼，你就短命了？我着天的骂你们短命鬼，也没看哪个死了？”

我娘把我姐骂了一顿，这回没骂我，我娘知道是我姐欺负我，这下我姐可气坏了，她挨了骂，没骂我，以前都是光骂我，不骂她，这回调过来了，她威风扫地了，能不生气吗，她趴在炕上三天，我们吃饭她不吃，也不去上学了，让付桂荣给她请假说有病了。因为我姐上学的时候经常休病假，她总爱胃口疼，等她去上学了，老师再给她补课。等我们吃完饭了，她就起来找饭吃，吃完了再趴那去，我心软，我可怜她，我给她留饭、留菜，等她饿了想吃饭了，好能找到饭菜，而我每天放学回来晚了，她给我留饭菜的时候很少，我经常回来找不到饭，找不着就不吃，我也不问“咋没给我留饭？”回来晚了，有理了？咱别自找挨骂。（待续）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我的知青岁月

   作者：王维俊（辽宁）

     第一次吃狗肉

    什么事儿都有第一次，没想到吃狗肉都有第一次，第一次吃狗肉是在下乡的时候。

1966年我曾经养过一条狗，是一只被人遗弃的小公狗，可不是现在人们养的那些名贵的品种。就是一种笨狗，但很短的毛，溜光水滑，全身是浅黄色。脑门上有个  小白点儿，我给起个名叫“大黄”。家大人都挺烦狗的，不喜欢。但在我们哥几个的坚持下，还是在伙食不太好的情况下把它养大了，是我们的好朋友。

“大黄”死于武斗战士的枪下，不是无意打死的，而是故意为之，为的是吃肉。否则，他的皮不会有数个枪眼儿，也不会被弃于一眼枯井中。那时候有枪的只能是武斗人员，我不会无端地诬陷他们。从此以后我不再养狗，有些伤心了，也不吃狗肉，看到狗肉就想起我的“大黄”。但也有例外，我下乡的时候第一次尝到了狗肉的滋味。

下乡的时候油水很少，城里见不到肉，乡下更难见到。有一回队里的一匹骡子摔断了腿，接不上了，只好杀了吃肉，每个劳力分了三两肉。青年点有十一个人，分了三斤多骡子肉，剁馅儿包包子。从来没吃过骡子肉的我们，都觉得有点儿膈应，但一个都没少吃，造个沟满壕平，毕竟还是肉啊，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

村里的狗很多，几乎每家都有一条，主要用途有两个：一是看家护院；二呢，说起来有些恶心，给小孩打扫排泄物。家里的小孩拉屎了，老娘们就喊“小狗子，小狗子”，狗像经过训练似的，从外面跑回来，跳到炕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这里的狗都没名，谁家的狗都叫“小狗子”。没人正经喂它，全靠自己觅食，实在没什么吃的，就跳到碾盘上，舔那些残余的粮食渣。怪不得还有一句俏皮话说“狗舔碾子——闲着也是闲着”。谁家要是用碾子都要好好地刷一刷碾盘和碾砣，不刷觉得犯膈应。

狗在这里不受重视，但又离不开，起码还能打扫卫生、造点儿粪。狗粪特别臭、有劲儿，形容最埋汰的事儿都会说：“穿新鞋出门就踩狗粪上了”，又窝囊又埋汰，特别的窝火。冬天起早是捡狗粪的最佳时机，冻得硬硬的，没什么味儿，用粪耙子往粪箕子里一搂，挺省事，我都干过。

这里没人吃狗肉，都觉得狗挺埋汰的。说起来不过是个“食物”的原因。谁家的狗死了，除了皮还有用，其余的一扔了事，任凭狼掏狗曳，我们觉得可惜了。别看我不吃狗肉，但在这个时候也觉得白白浪费了蛋白质和脂肪。他们不明白，这就是“营养转换”的问题，羊吃草、狼吃肉、狗吃屎，天生就是那玩意儿，狗吃屎它的肉就是不能吃？奇谈怪论！在蛋白质、脂肪缺乏的年代，白白扔了狗肉，真是造孽呀。人是会变化的，我现在明白了“时势造人”的真谛。还真想有一天谁家的狗不要了，能给我们打打“牙祭”、解解馋。

说来也巧，挨着我们青年点的老王家和我们处得挺好，家里有一条黑色带白花的狗。有一天老王家当家的和我说：“小王，我们家的狗不知叫谁把腿给打断了，也不能养了，你们要是不嫌弃，给你们吃肉吧，你们敢吃不。”“敢，那有什么不敢的，你给它勒死吧，皮归你，肉归我们”，我们对狗还有点儿下不了手。

现在看，杀狗有些残忍，但农村狗的命运不过如此，而且都是一个死法——上吊。不像现在城里人养的宠物狗，一个劲儿地“儿子”、“宝宝”的叫。就是有个意外死了，还要妥妥地下葬，讲究的、有钱的，甚至还花钱给狗买块墓地。但在农村，没那么些讲究，老王家的也不例外，三下五除二就把狗给整死了，送给我们一个白条狗。

我们吃狗肉也是很浪费的，肚里的心肝肺肚、狗头、狗爪全部扔掉，只留下干干净净的白条。但在吃不吃的问题上还是有分歧，女生举手不同意，极力反对；男生举手全同意，极力拥护。女生说：“太残忍，什么都吃，狗是人类的好朋友，怎么还能吃呢？要吃你们也别在点儿里整，那锅可不是给你们炖狗肉的，看着恶心。”没办法只好在外面搭个灶，弄口锅烧火炖狗肉。

炖狗肉挺香的，外号叫“佛跳墙”，许多书里都有描述。“狗肉滚三滚，神仙坐不稳”。说是墙外头炖狗肉，老和尚都要跳墙过来，把佛家的清规戒律扔到了脑后。《水浒传》里有一段鲁达出家，耐不住寺里斋饭的清寡，下山吃酒，又把一条狗腿揣在怀里，打倒半山亭，醉打山门，大闹寺院的故事，不就是狗肉给闹的？我们怎么就吃不得呢？

炖狗肉香引来了许多村民围观，有好信儿的年轻人还捞起一块尝尝，都说好吃。这里没听说过谁家吃狗肉，下乡青年可是开了小山沟吃狗肉的先河。可是女生说什么也不吃，躲得老远，闻味儿，干馋着！

其实，人没什么可以忌口的，只是没到那个份上，饿上你三天，眼睛直发蓝，你保准看什么都是香的。我相信那句话：“饥饿是最好的美食”。

现在你看看满街的狗肉馆，顾客盈门，络绎不绝。但对于吃不吃狗肉还是有些争论，有的国家在吃狗肉问题上还引起了国际争端。我认为大可不必太认真，有的人、有的民族就爱吃狗肉，有的动物保护者就是极力反对，因为这个事儿，再引起“世界大战”，那就是小题大做了。天生万物，就是为人所用，怎么用，有各自的习惯和做法，谁能过多地去干预呢？我们那时候如果粮多、油足，谁又会吃狗肉呢？

现在我很少光顾狗肉馆，现在吃的花样繁多，何必吃狗肉！再说现在的狗肉馆当街杀狗，弄得血淋淋的，有些惨不忍睹，让人没了的食欲。还有的狗来路不明，吃的时候心里没底，因为解馋，再弄个什么传染病，就太不合算了！（待续）

           兵团缘

       作者：池清（山东）

秋天在不经意间又来到了。

胶阳的秋天是美丽的，田野里一片绿油油，红黃蓝紫的各色野花点缀在绿丛中，令人赏心悦目。可今年的秋天没有了原来的绿色，兵团驻地遭遇干旱，老百姓地里的庄稼都因缺水而抬不头来，有的庄稼开始枯萎、发黃，使人看了也一阵阵地感到心里发慌，粮食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呀。团首长决定组织力量支援老百姓抗旱，既可以密切军民关系又是对我们兵团战士进行艰苦奋斗教育的极好机会。经联系，我们要拉练到离团部六十多里外的一个山村去抗旱。我们政治处除了几位老干事和两位广播员留下外，其余的由主任带队全部参加抗旱。

出发的那天早晨，我也和大伙一样早早地起床打起了背包，做好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团首长考虑到我们这些知识青年的实际情况，决定把我们的行李随同后勤给养车先拉走，让我们徒步行军以减轻负担。原先我以为所有参加抗旱的人都会到团部大院集合出发，这样我就可以看见小荷了，后来参谋长决定让机关的打头，砖窑连的全是男兵，紧跟着机关的队伍，蔬菜连和果园连的女兵多，放在队伍的后面，万一有什么问题也好有个照应。虽然出发时没见到小荷，但我觉得她肯定能去，等到了目的地再找机会与她见面说说话。想到这里，我浑身就觉得有劲了，和大伙一起排着整齐的步伐，唱着革命歌曲走得挺带劲的。

可走了十几里地以后，渐渐地就觉得腿发软，脚底板抻得痛，小腿肚子也发涨，坠得抬不起脚来。向后看看，看不到队伍的后尾，当然也看不到小荷的影子，队伍也没有原来那整齐的队形了，行进的速度明显放慢。带队的首长招呼了几遍，队伍稍为地有了点形状，可走着走着，队伍又变形了。就这样，我跟着队伍在临近中午的时候好不容易捱到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我们就在村头上休息着，吃着各自随身带的干粮。这个小村庄好象挺闭塞，一些村民围着我们，他们大约是搞不清楚这些也穿绿军装但不带领章帽徽的年轻战士是什么部队。

经过稍事休息以后，队伍又集合出发了。可我站起来一步也走不动，脚板一着地就痛，腿肚子更象绑上了两个大沙袋子。即便是这样，我在心里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叫苦，叫苦是一种耻辱，让人家瞧不起。我咬着牙尽量挺着。这时，我旁边的肖明礼贴着我的耳朵说，咱们跑吧，跑比走省劲。我瞅瞅他说，哪敢呢，这不破坏纪律吗！

这位肖明礼，原先也是果园连的，因他人长得机灵，身体也很壮，刚调到司令部警卫班时间不长。在连队时，他干炊事班副班长我干文书，我俩挺要好，周末周日的没事我俩就凑到一起聊天什么的。去年冬天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俩嘴馋，他有厨房的钥匙，趁天黑悄没声地从厨房里拿了，——可以说是偷了10个鸡蛋，在连部的炉子上用水舀子熬着吃。本来觉得周末晚上没人会到连部来，可没想到指导员突然过来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过来！他家离连部还隔着好几趟房，根本闻不着熬鸡蛋的味。把我俩吓得连气都不敢喘，指导员却象没看见什么似的，就说了“恁俩改善生活呀”这么一句，走了！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是指导员不知道俺俩偷鸡蛋呢还是指导员有意识不说，因那时我正在积极要求入党呢。可事后指导员连一个字也没提这件事，就好象这事没发生一样。过后我似乎明白了指导员的心意，要不我说指导员对我好吗！事后我跟肖明礼说咱一定不能说出这事来，一辈子也不说。要是说出来，那我俩全完了，我也不可能调到政治处来，他也不可能到司令部干警卫员。前几天肖明礼还跟我提这件事，说我的胆子小。这不今天他又听我说“破坏纪律”的话，就反叽了我一句，你们政治处的就是死心眼，你不看看现在队伍都乱成什么样了，首长也不管了。我看看前后，整个队伍确实乱了，带队的首长可能在队伍的后面照顾那些拖后腿的，顾不上我们了，我也不知道现在靳小荷怎么样了。跑就跑吧，我和肖明礼起步就跑，警卫班的几个战友也跟着一块跑起来。

跑确实比走感觉轻快。跑了几步以后，脚也不觉得痛了，腿肚子也不下坠了，我们在公路上拐了一个弯就把队伍甩在了后面。公路上挺清静，偶尔有汽车或是拖拉机从我们的后面超过去，或是与我们迎面一闪而过。我们几个战友顺着公路不急不慢地跑着，脚底下“嚓嚓嚓”的声音象是在给我们打着节拍，使我们越跑越带劲，也不知道了跑出多少里地。

毕竟我们是没有经过锻炼的人，刚开始跑的时候有一股兴奋劲，也不觉得怎么累，可跑了这么远的路程，嗓子开始觉得辣乎乎的，脚脖子也觉得又酸又痛……跑累了我们就走一会儿，走累了我们就再跑。就这样跑跑走走，在天擦黑的时候我们跑到了一个靠公路边的村庄，看到我们团部的人在卸做饭用的家什，我们才知道到了目的地。晚上，我们政治处的几个人，跟着主任在一间土坯房里铺着麦秸草睡下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领到了任务：从山下的水库挑水浇玉米。吃过饭后，我们各自从村民家里借了一对水桶和一根扁担就往山下的水库走去。我长这么大，从没有挑过水，挑着空水桶在山路上走，两个水桶怎么也不听使唤，不是往左扭就是朝右晃，两只手使劲地握住扁担，以为这样可能不会晃了，可是反而晃得更厉害了，旁边的老乡一个劲地笑我，我一着急，弄了个大红脸不说，还差点被绊倒。那位老乡对我说，肩挑担子，身子要放松，要随着担子的上下自然起伏。我按他的要领体会了一下，确实晃得轻了。

来到山脚下，所谓的“水库”实际上就是在山下比较凹的地方，用石块砌成一个个比较大一点的水池子，挡住雨天从山上流下来的水，积少成多，就成其为“水库”了。站在这个水库的位置，要仰着头才能看到我们要浇的那块在山顶上的地。这山似乎紧贴着天底，一条细长的山路弯弯曲曲时隐时现地通向天际。我跟老乡学着从水库里打上水来，挑起担子就走。挑着满满的两桶水比挑空桶还难，按老乡教的要领，挑水上山，必须使水桶前高后低，如果是平担着水桶上山，前面的水桶必然会碰着地，一碰一个趔趄，水溅得满身不说，搞不好还会连人带桶滑下山坡。我就这样绊绊磕磕地挑着一担水爬上山顶，两桶水各剩下一半，鞋和裤角都打湿了。回头往山下望望，在山脚“水库”边上打水的战友，看不清人的模样，一个个就象是小矮人在滑稽地蠕动着。我站在山顶上，望着山下，望着远处，望着脚下被我征服了的这块山头，我忘记了刚才的狼狈，似乎有一种豪气在心底升腾。

我就这样挑过几趟之后，熟能生巧，动作也比先前自如了，可是肩膀却被磨得生疼，扁担和肩膀一接触，那块皮就象是被火烫了似的。这个时候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句话有了真切的体会，毛主席的这句话，我们几乎天天都学：“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兵团生活两年了，想想也确实有必要。在家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体会，现在真知道种庄稼不容易了。到农村来，能吃苦就是一种光荣，这就是接受了再教育，皮不烂反而说明自己还不合格。想到这里，自己的劲反而更足了，也不觉得肩膀怎么疼了。

“水库”里的水越担越少，站在水库边上已经打不到水了。肖明礼一下子就跳进了水库里，刮起一桶水就往上举，另一个战友倚在水库墙的半截腰往上传，一个瘦弱的女战友站在水库边上想把水桶拔上来，可她怎么也够不到，她干脆就跪在水库沿上，一只手勾住水库沿，一只手去提往上传的那桶水。这个身影太熟悉了，这不是小荷吗？危险！我什么也不顾了，把肩上的水桶一扔，跑过去把那桶水提上来。小荷看看我，什么也没说。可我觉得她这次看我的眼神与过去的不一样，我也说不上来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凭我的感应，我就觉得在她的眼睛里透出了一种情意，这种情意不能让别人看出来，只能靠两个人的心去体验。这时，蔬菜连的李指导员跑过来大喊了一声：”秦海涛，你过来！”秦海涛急步过来把小荷替下去，我也赶紧去把我的水桶担起来。就这样，一桶水顺着提水的人流很快被传上来，在另一侧也迅速形成了一个同样的人流把一只空桶又传了下去。肖明礼站在水库的最底部，每往上举一桶水，就有一些水洒有他的身上，湿透了他身上穿的军衣军裤，他干脆把上衣脱掉，露出了疙疙瘩瘩的一身肌肉，一桶一桶地把水举上去。上面的战友接过传上来的水桶，勾上担子就走。这火热的场面似乎使大家都忘记了疲劳，忘记了疼痛，忘记了自己才是一个十八九岁、二十岁左右刚刚离开父母的知识青年。

抗了五天旱，挑了五天水，我的右肩上留下了一块肉疙瘩，这就是这次抗旱留给我的一份最好的纪念。我有了这块筋疙瘩，就觉得有了一点资本，没事就用手去摸一摸，每摸一次，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劲。（待续）

    我的五味人生

 作者：唐明达（辽宁）

一号锅炉房的变化，惊动了铁西工人村供暖所大楼。

所领导和宣传股的人来了好几次，向我了解情况，还拍了照片。

我并不以为然，你来你的，我干我的。倒是杨师傅在上海治病提前回来让我高兴，一下觉得轻松了许多。

我和杨师傅一见面就抱了起来，久久不愿松手。

杨师傅不住地说：“小唐，让你吃苦啦！吃苦啦！”

我拉着杨师傅的手，把整个锅炉房里里外外转了一遍。

杨师傅看完了五台锅炉的维修养护情况，又看到了整洁一新的大院，眼里乐出了泪花，亲昵地捶着我的肩头，开心地说：“你小子弄得动静可不小哇，惊动了市房产局宣传部的人，明天就来俺锅炉房，就为这所里提前把我催了回来。”

我这才知道杨师傅提早回来的原因。

这时周师傅笑盈盈地走了过来，先卷了一颗烟，递给了杨师傅说：“一号锅炉房这回可露脸了！大哥，你人没看错呀！小唐好苗子！是个担大梁的人啊。”

杨师傅俏皮地瞟了周师傅一眼说道：“想通啦”。

周师傅哈哈地笑了起来，说：“大哥的话老弟啥时没通过呀，再说你把班交的是我干儿子，我还得谢你呢。”

“认小唐干儿子也排不上你呀。”杨师傅回道。那架们，好像我已经是杨师傅的干儿子啦。

周师傅急了：“大哥，你都仨儿子了，我是一个没一个呀。”

杨师傅看老弟认真起来，自我解嘲地把话拉了回来，笑道：“做我大侄儿也行啊！”

下午杨师傅让我到他的休息室，我把杨师傅临走时扔给我的一串钥匙都带了过去。一进屋我拿着钥匙，送给杨师傅开玩笑地说道：“完璧归赵！”

我的话给杨师傅造愣了，说：“你姓唐，我姓杨，哪有赵的事呀！”杨师傅推着我的胳膊又说：“你这是要交班呀，那可不行。”

我也急了说：“这班你不收不行，你治病这班咋就成我的了，这叫乘人之危呀。”

杨师傅见我这般态度也急了眼，说：“什么乘人之危，你这叫临危受命！”说完，老人攥着我的手，一起坐到了长凳上，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唐，在这屋里我跟你说句实话吧。这个班我不能再带了，有病不说，这锅炉房的人我太熟了。有的跟了我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大刀阔斧地干，我下不了手啊。俗话说外来和尚好念经，你咋干咋有理。现在这报纸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已经干出了名堂，大伙心服口服啊！”

此刻，我明白了一号锅炉房，在老师傅心中的位置，为这锅炉房用的是怎样一番苦心。我被他公而忘私的博大襟怀，感动着，教育着。

我掂量出了自己身上担子的分量，感知到前面责任的重大。在父亲般的师傅面前，欣然领命，接过了当家的钥匙。

二十八

第二天一大早，供暖所的领导就来到了锅炉房，是为了迎接市房产局的检查，对一号锅炉房进行初检，初检结果一行人非常满意。可就在要走出锅炉房大门的时候，所长站住了，笑容停止在大门两侧的水泥面的黑板上。

宣传股长马上明白了领导的意图，叫来了杨师傅说道：“老杨，这两块板面为什么不利用？用好了这地方也是精彩的一笔，没用上可就是一号锅炉房的一块空白”。所有在场的人恍然大悟，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却又没人吱声。

杨师傅挠着脑袋说：“咱这也没有写写画画的人呀。”一旁的周师傅来得干脆说：“那就把它刨了吧”。

“把这两块板面好好刷刷。”我在一旁说道：“我来试试。”杨师傅一听来了精神说：“只要敢比划，弄个虎皮色就行。”

“写了就比不写强。”所长表示了赞同。

黑煞神听了我的话后,提了一桶水，还拿了一把笤掃过来了。这阵儿她可学乖了，而且和我成了铁杆朋友。黑煞神有劲，手脚还麻利，一会功夫两块大黑扳被她洗刷的黝黑如初。这会儿已围了几十人，所长一行十几人也在其中，可见对黑板报的重视。我上手先用行书写出了横眉标题，红底套黄边一行醒目遒劲的大字，跃然在黑板上。

人们发出了一片赞叹声，我写得越发来劲。谁也不知道，写黑板报我是半个行家。在中学时我是红卫兵团委唯一的板报员，在盘山县文化局，又得到了姚墨林老师板报插图技艺的真传。

我写的版面内容是表扬锅炉房的好人好事，不用文稿，直接上版，事迹真实服人，且写的活灵活现。最后配上彩旗，花朵，高山，水流的版面插图，使两块黑板由原来污迹斑斑的墙面，变成了两幅色彩纷呈的图画。

所长的掌声，使围观黑板的人群缓过神来，一齐鼓起了掌。

一个长着连鬓胡子的工人冲我说道：“你咋竟干神事呢！唐师傅你都让人认不出来了。”这人是锅炉房人对我的第一崇拜者。

所长走向了宣传股长，神气地问道：“这回还说供暖所煤堆里没人才了不？告诉你，这煤是黑的，可烧起来是红的。”直把所长乐得合不拢嘴。”

这时我见杨师傅靠在门柱上，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别人跟他说话，搭话也是走神儿。

我走了过去问杨师傅：“师傅有什么事吗？怎么不高兴？”

“高兴，高兴。”杨师傅好像在核计着什么，笑得很不自然。

一定有事，我心里这样想，不放心地又问杨师傅：“是有什么难事吧？”

杨师傅拍了拍我的肩头，沉了会儿说：“没想到你小子有一把子力气，有一脑子的招法，还有一肚子墨水，你不是干活的，是坐椅子的料！这锅炉房怕是你呆不住哇。”

我明白了杨师傅的心思说：“师傅想多了，我不会离开锅炉房的。”

老人拍了拍我的手认真地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能走那天，还是走吧！师傅希望你到个好地方！一扑心儿地好好干，现在上下眼睛都在瞅着你呢！”（待续）

       我的父亲

    作者：王振国（江苏）

   胡子的称呼

在伪满时，人们把土匪称为胡子，红胡子，马达子，砸命火的，劫道的。在这些胡子中，人们最怕的是，劫道的，特别是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如果遇上了，十之八九非死即伤。原因就是先把你撂倒，然后再抢钱物。

胡子的组成

胡子的成分很复杂，可以说三六九等，五方八地。有赌徒，把钱输光了，老婆孩子和家产全卖了，也还不上了的，便去当胡子。也有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流氓，社会渣滓，大烟鬼，偷鸡摸狗的小人；另外也有被逼上梁山的；比如受蒙冤受屈的，被官府或富杀夫夺妻有仇难报的；也有没吃没喝活不下去的穷人；等等。

从胡子活动的特点来说，小股的胡子时聚时散。有上马执枪为匪，下马扶犁为民之说。有机会就招呼到一块捞一把，之后就解散。老百姓最怕这些小胡子，因为小没势力，常常以老百姓为目标，所以，这些分散的老百姓受到的伤害最直接，最残忍。

也有一些特殊的匪邦，在老百姓眼中都认为是杀富济贫的好汉。因为他们专打大户地主、财东，专门抢大户有钱人家。而这些大户地主、财东往往都和胡子有勾结。逢年过节主动供应财物给胡子，胡子也不轻易端他们的老窝。两下互相依靠，互相利用

胡子的报号（匪号）

胡子的头目都称为大掌柜，也叫大当家或老大、大哥。后来打日本人时也有叫司令的。这些人都有一个响亮的绿林报号，没有报号名不正言不顺，在江湖上就立不住绺子，没有影响也发展不大。就是几个人的小胡子也要有报号，如:孟四点、马三秧子等，不怎么太响亮。而大股有四梁八柱的匪帮的报号要大气些。如：压五洋、西来君等。这些号在江湖上传开后，有了名气，一般别的绺子的人就不敢欺负了，在江湖上还能吃得开。

胡子黑话

在敖汉、奈曼。乌丹、开鲁以及河北围场等人烟稀少的地方，各个匪帮都很加小心。为了防止自己的绺子泄密，胡子都有自己帮内规定的黑话，手势、口令等约定俗成 的暗语。在江湖中交谈时都使用黑话。因为胡子一般都隐姓埋名，所以胡子和胡子相遇绝不问你姓什么。而是说：“你报报迎头”意思就是问你贵姓。“蘑菇溜那路”是问你是哪来的？那个山头的？这些黑话你如果懂，就为“里码”不懂“为外码”听你答不上来，胡子头会说：“插了”就是把你拉出去处理了。

大段人把这种胡子的黑话称为团话。（是从马三秧子，孟三，孟四点，杨秀峰这些人传出的）大兴在“文革”时，学校和社会上都成立了不少“战斗队”组织（我当时参加了一个名叫“毛泽东思想继红纵队

”的红卫兵组织，是我一个老同学发明创办的，他很有才气）因各组织人员流动性很大，今天是你的人，明天是他的人。不知是啥时候起，战斗队里流传着一种“团话”用来验证是否自己人，还是奸细。我当时也跟着一些大哥哥们学了几句。不过现在全忘光了。

胡子规矩，

胡子有自己的纪律，为的是更好的生存，稳固自己的地盘。各地胡子以及各种性质和类型的胡子，他们所定的规矩不尽相同，有复杂的，也有非常简单的，比如，不采花（强奸）不出卖江湖；不私吞财物等等。还有的规定几不抢，比如：喜车丧车不抢，主要是图个吉利。背包行医的不抢，胡子打仗也有伤病号，很需要医生的治疗。车马店不抢，胡子经常在野外活动，尤其是大冷的冬天，往往扑到车马店住宿，吃点喝点。耍钱、赌博大不强，据说胡子与耍钱赌博的是一家人，所以不抢他们等等。

不“横推立压”也是胡子的规矩。横推，指的是办事出乎常理，不近人情。如挖坟盗财，擅闯月房屋。立压，是指用强迫的手段糟蹋女人。对于这样的胡子，他们叫他“斜岔子”一般都要受到严惩。

“兔子不吃窝边草”就是不打扰为难身边的父老乡亲。像大段的孟三。二流子出身；马三秧子，大地主出身；杨秀峰，官府人家出身。他们虽说行为不轨，招惹是非，有的剥削穷人。但在大段都没有做过恶人恶事，在老百姓心中，没有直接的怨恨，而且，营子里谁家有了红白事，只要他们知道，往往要去参加，礼数都比一般人大的多。特别是救过他们命的，有过恩情的人，更是如此，所以，有的时候，胡子和绿林好汉很难区分开。

内战初期，土匪肆虐，百姓遭殃，社会秩序混乱，已成为解放区人民安危的心腹大患，

骑兵团来了，

为了应对瞬息多变的战争形式，对抗国民党的进攻并迅速围剿。客观上需要我军有一支集结迅速，出击勇猛、战斗力顽强的快速反应部队，在这样的背景下，热辽骑兵师诞生了，

1946年11月，驻西林县的冀热辽中央分局及热河省党政机关干部和部队指战员，聚集一处，隆重举行收复失地誓师大会。会上，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热辽军区司令员程子华，庄严发布命令：从热中，热西、热北（赤峰）等分区，各抽调一个骑兵团，组建冀热辽军区骑兵师。命令中，程子华要求全区党政军民，齐努力，把骑兵师建成政治巩固、战斗力加强的骑兵部队。

1947年1月骑兵师集结整编，完备建制。师领导各自就位，师长何能彬；政治委员谢志群。师所属3个团，其中三团来自热北赤峰军分区。团长邱会墟；政治委员慕榕瑞。随后，骑兵师分赴各地，发动群众，清匪反霸，建立地方人民武装和人民新生政权。

农历二月二这天，是民间传说天上管云雨的龙王抬头的日子。在东北流传传着：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等这样的民谚。所以，东北人很重视二月二。一到这个节日（大段人称二月节）有钱的人家不必说了，耪青的农民家里，能够杀得起猪的都要呼猪头（用猪头代替龙头）吃猪头肉，寓意风调雨顺，企盼有一个好年景，能过上好日子。

1947年的二月二（阳历2月22日）对大段大段人来说是个不寻常的二月二；是让人记忆深刻的二月二。头一天的夜里，从乌丹开过来一队骑兵。不知有多少人马，也不知道夜里什么时候到的。每家每户的房的前屋后，都有至少一个班以上的兵把守着。鸡不叫、狗不咬，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人们惊奇，不可思议，这又是一个难解之谜。（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