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9.21 星期六   

                             知青文学（96） 

               播种快乐

            ——为抗癌勇士祝福

特约摄影师：赵海江赵杰 摄影报道

这是一个每天都在制造快乐、推销快乐的群体。他们当中有知青也有曾在各行各业创造奇迹的精英。虽然他们每天都在与癌魔抗争，但却从未低头，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快乐地追逐阳光。他们活着，以一种花开的姿态。

在这个群体中，每个人都有一段令人敬佩、让人动容的非凡人生抗癌故事，他们乐观、豁达、奉献、永不言弃的精神给人满满的正能量。这份能量除了带给抗癌病友们笑对生活的勇气，也带给我努力工作、不懈前行的力量……

河北非凡人生俱乐部的成员们近10年来，在抗癌的路上意气风发，笑对癌魔，活出人生新的精彩。

2009年3月，16名病友举行了“非凡人生俱乐部”的第一次见面会，大家相互安慰、相互鼓励，一起欢笑、一起歌唱，犹如枯木逢春，生命换发了新的生机。50人、500人、1000人、1500人……越来越多的病友加入到俱乐部的大家庭中。从此，他们开启了抗癌路上的新征程。

杨继信（右二）正在将自己的抗癌经历讲给同样患有直肠癌的新病友雷庆涛（右三）。“话疗”是俱乐部成员的抗癌法宝，他们讲述自己的抗癌经历，将俱乐部的欢乐与阳光传递给新病友，引导他们走出阴霾，活出精彩。

因为癌症，杨继信结识了很多病友，一次结伴出游让他们爱上了旅游。一路上，他们交流抗癌经验，分享旅途快乐，曾经的恐惧、痛苦、绝望统统被抛到了脑后，于是杨继信创建了“河北非凡人生俱乐部”，他们决定携手与癌魔抗争。而让更多的癌症病友走出阴霾，享受生命的美好，成了他们的新目标，共同的渴望汇成集体抗癌的信念与力量。

“话疗”是俱乐部成员的抗癌法宝。他们聚在一起，一起欢笑，相互激励，让快乐成为战胜癌魔的良方。

又一次“话疗”结束，86岁的陈桂英老人开心的与大家挥手道别。她1992年患膀胱癌，25年来乐观快乐的生活让她打败了癌魔。她经常参加俱乐部新病友“话疗”活动，她都会自己倒上几趟公交车准时参加。

今年52岁的常琛，是俱乐部QQ群的15名管理员之一。23年前患上了鼻咽癌，放疗的后遗症让他连喝口水都费劲，他说“奉献让他感到快乐，帮助大家能让生命更有意义。”

2011年3月，河北省人民医院肿瘤专家王娟教授为抗癌明星颁发证书，激励他们阳光前行。如今，王娟已经和大家成为好朋友，成为俱乐部的一员。非凡人生俱乐部成立三周年的见面会上，抗癌明星们收到了俱乐部颁发的荣誉证书。这更加坚定了他们集体抗癌活出精彩的信心。

在非凡人生俱乐部成立三周年的见面会上，大家一起给患肾癌的刘宝琪和他患有乳腺癌的老伴骆玉清过生日，让集体的温暖照亮大家前行的路。

2012年3月，俱乐部的成员们来到革命老区——先后三次走进平山县南滚龙沟村，为老区人民献爱心。病友们说，奉献可以使生命无限延展。

为了更好的在病友中间制造快乐、推销快乐，俱乐部陆续成立了歌唱组、舞蹈组、编织组、文学组、书画组等多个活动小组。几年里，病友们的足迹遍布全国50多个名胜景区，歌唱组的歌声飞进了河北春晚，舞蹈组的舞蹈跳上了央视舞台，快乐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合唱团的成员总是那么精神饱满，歌声宏亮，丝毫看不出他们是身患癌症的病人。

原野疗法就是大家一同走到户外，与同病相怜的病友一起欢笑、一起歌唱、相互激励，铸就属于他们的非凡人生。他们制造快乐、推销快乐，走到哪里，欢笑就会带到哪里。

这个交流抗癌经验、传递科学健康知识、推销快乐生活的公益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不仅有本地病友加入，就连山东、山西、陕西甚至新疆、海南、上海的病友都慕名参加。俱乐部里年龄最长的86岁，最小的37岁，术后生存年限最长的已达39年。杨继信说：“党的好政策让医疗救助越来越有保障，我们一定会继续秉承‘让病友健康快乐，让家庭平安幸福，让社会和谐稳定’的生命宣言，制造快乐，让快乐打败癌魔，让生命之花铸就非凡人生……”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天津）

1975年3月11日上午

   今天上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张香山同志，中联部工、青、妇组组长区棠亮等同志在中联部一会议室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

张香山讲：咱们分别认识一下好吗？（中联部同志一一介绍代表团成员）。今天11号，14号要出国了。大家都学习了吧？准备请吴桂贤、登奎同志临出国前接见。对象（日方）不是一个很进步的团体，是日本执政党影响下的青年团体，意识形态上跟我们是不一致的。但主张中日友好，可以互相交流，有联合声明为基础，在中日友好问题上有共同语言了。他们不十分了解新中国青年，过去只知道台湾青年，这次要让他们了解一下新中国青年是什么样的，通过你们本身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用自己如何革命、工作、劳动来扩大中国的影响，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反霸问题不是那么容易。我们要重申联合声明，他们（日本政府）想往后推或者是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不写，或用别的语言。在反霸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原则。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来华，他们提出反霸，我们当然同意。以后田中来我们对他们说，田中也同意了。太平洋，日本如果不搞霸权，当然是好事情。中美、中日都不搞。剩下“苏修”他要搞，日苏也要搞和平条约。没谈成，苏怕反霸，所以他现在搞破坏。“和平条约”现在看来还有一些困难。日本人民是不成问题的，是友好的，大家注意，在日本说反美他是不高兴的。他们外交是以日美为轴心的。日本对我国要比对苏好些，日本感到侵略过我国，现在感到欠我们些什么东西。主席对日讲：你们也做了件好事，你们不侵略我们，我们就不会团结起来打你们，最后还是我们胜利，我们独立了嘛！同日本，我们有两千年的友好历史，日本认为苏联不可信，而且占日领土，反苏他也认为给他增添了些麻烦，正式讲话一般不要谈美、苏的名，谈反霸、反超级大国。座谈的场合要看对象。关于北方四岛（其中包括千岛）问题，你们去可讲支持日本归回北方领土的斗争。关于中日友好条约，有些事不要去捅，你们要讲希望早日缔结条约，有些话要按联合声明的精神讲。关于见三木首相问题：

1.表示感谢；

2.代总理问好；

3.可讲向日本人民学习，加强中日友好。

如果对方问对日方有何评价，我们谈看到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十分友好的。注意，对他们讲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懂。有些问题可避开。两个团一个名称，分两个党小组，在日本受我驻日大使馆党委领导。第一党小组：魏礼玲、赵俊贞、李永生（中联部对日干部）。第二小组：梁秀珍、金桂仙、胡焕章（中联部干部）。出去是中国青年代表团，你们出去是中央派出的。日本人可能要送我们一些东西，带不动可送使馆处理，按规定，10元以内归代表团个人，10元以上一律交公。

1975年3月12日下午

今天上午，代表团全体成员集体讨论出国纪律，注意事项。下午到中联部看日方拍摄的上次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日本影片。

傍晚，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同志，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全体成员。

代表团成员面向中央领导按半圆形就坐。中央领导按名单分别问了代表团每位成员的情况。“这位是辽宁的柴春泽”，中联部工青妇组同志介绍。吴副总理说：“啊，柴春泽，在报上见过。”耿部长问我：“柴春泽，你父亲还反对你扎根吗？”我说：“现在支持我扎根了。”中联部同志介绍：“这位是辉县团委书记张明信。”吴副总理说：“辉县人民干得好。”耿部长说：“请吴副总理给大家讲讲。”吴副总理：“我就讲两条。一是，这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大家都是第一次出去，按毛主席党中央指示精神去办，有大事找使馆同志。中央规定的方针很重要，出去两个团一个名称。你们会接触到一些基层青年，出去也是一次社会调查，到日本去可以看看那个社会什么叫通货膨胀，什么叫资本主义。根据中央的方针，要促进中日友好条约缔结。二是，实事求是地宣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成就，要有针对性。你们大多数都是做团的工作的，见资本主义国家记者要有准备，可以找他们谈，事先同使馆联系，防止来路不明的记者捅出去一些对我国不利的东西。总理最近讲，揭露“苏修”、“美帝”一般不点名，要注意。资本主义国家搞窃听、录相，你们想点办法。日修、蒋介石要对他们提高警惕，防止特务，有的可回击，有的不纠缠。顺便说一下，工、青、妇组织问题，中央正筹备计划上半年5月1日3个组织（团中央等）建立起来，对外可讲我们正筹备，准备好了就成立。中央发了文件，全国学联，我们也准备建立起来，我就讲这些吧。

耿部长讲：

你们出国不要紧张，我们见洋人是外国人，外国人见我们也是洋人。你们都是20岁的人，是在甜水中泡大的，不看到反面的就不能更深地体会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可爱。他们有高楼、大厦，但小破房也有，不让你看，坐车有时可以看到。他们那里东西贵得要死，鸡不是鸡味，是靠打针长肥的，我们跟他们利益不同，是为人民利益着想。你们在座的都是知名人士，报上登了。他们就研究，所以对付记者要小心些，注意国际影响。好啦，今天就到这里。

1975年3月13日上午

    明天出国，今天给玉田皋公社党委书记黄珍同志写信：

黄书记：

您好！党委及支部同志们都好吧？想念的贫下中农们情绪一定很好吧？

来信收阅，很高兴地知道了家里的情况。

自2月24日来京学习已有18天。明天访日青年代表团出国，当天到达东京。

在京学习期间，中央领导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昨天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同志、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同志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共17人。前几天，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同志曾到中联部招待所看望大家。

这次出国任务是艰巨而光荣的。

中央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外交路线，实事求是地宣传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

日本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从实践中认识一下资本主义到底是啥样子。当我听到日本房间内安装窃听器、录像机后，感到最大的苦恼就是不能像在国内一样写日记。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从日方安排的日程表来看，访日期间活动是非常紧张的，几乎以分来计算每天的日程。这样，更大的苦恼是不能像在国内一样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也好，从实践中加深体会马克思的《资本论》吧。

这十几天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太不习惯了：沙发地毯钢丝床，电灯电话小楼房。暖气澡池自来水，一日三餐是细粮。现阶段，我这新农民很不需要这种条件，但这也是革命斗争需要。也许为让我们来自一线的劳动者适应一下国外的那种生活方式？

要说的还很多，回去再谈吧！

1975年3月14日早8点

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分乘几辆轿车由中联部18所出发。到机场送行的有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张香山，中联部工青组负责人区棠亮，中联部贾学谦等。上飞机前，中联部干部胡焕章提醒我说：“你有一个任务，是记录代表团访日的一切活动情况，一定要精心记好。”

1975年3月14日下午

早8点30分乘飞机于北京起飞，10点经上海机场时停一小时，11点5分起飞，14点30分到达日本东京羽田机场。

日本青年团协议会会长杉本美智夫，日本世界青少年交流协会会长川崎秀二，黑田社会党政策审议会代表，日本青年团协议会等团体代表到机场欢迎。前来欢迎的还有：副会长远藤荣、秘书长岛田、常任理事植田稔，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程志迈等也到机场迎接。

日本青年团协议会、日本世界青少年交流协会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鼓乐声中献花，接下来双方讲话。

原日本青年团协议会会长分别为代表团成员拍摄彩色照片。当场取出彩照递给我问道：“柴春泽先生，你看照得怎样？”我第一次见到能当场“洗出”的彩色照片，看得出神，又不敢赞扬，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说好岂不是赞扬资本主义？又不能不表态，便顺口说了一句在京期间学会的日语“中日友好万岁！”算是做了回答。

欢迎仪式后。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分乘17辆轿车前往日本东京新大谷饭店。途中，代表团的车被隔开，我乘坐的车内连司机共4人，面对3个日本人，我真有些紧张。我在一张纸条上写：“车子开往何处？需要多长时间？”日方陪同人员互相笑了笑，于是画图表示前面有两车相碰，因此使本车与车队隔开，并写明：“开往新大谷饭店约30分钟。”这样我才放下心来。（待续）

                      下乡知青在昭盟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作者：王维俊（辽宁）

    难忘的归程

这件事还要从我的同学丁兴顺身上说起。1968年9月，我们下乡到锦县班吉塔公社羊草大队沟。下乡后，我俩住在一家姓朱的老乡家，我俩特勤快，早起扫院子，挑水的活我们全包了，俨然成为老乡家的一员，房东家的孩子，连我们的属性、生日、家庭成员都了如指掌。这一年，我们还不到20岁。

1970年4月，春天刚来，农活不算多，下地也比较晚，活也不算累。可这几日，丁兴顺老说头疼，吃了好些止疼药也不见强，有时疼起来甚是吓人！头上满是豆大的汗珠。“维俊，快帮我按哪”！他声嘶力竭地喊着。我骑在他身上，使劲按住他指的地方，我拼尽全力，大汗淋漓，他杀猪般地叫，满脸汗泪交加。我六神无主地按，心想，这恐怕不是什么好苗头，这么疼，人不是要完蛋嘛！折腾一阵后，稍好了些，隔一会儿，又一阵剧疼袭来，我们再重复一遍刚才的动作。有时一天要发作几次，我感到害怕。“兴顺，咱们回家吧！”我向他提出了建议。

我心里想：常言道，真头疼必死，真心疼必亡，这里的医疗条件这么差，（去公社山路12里，去锦州90多里地）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老丁家就绝户了（他是独生子），他终于同意了。4月30日，在队领导的点头下，我提前预支了50元钱（秋后才算帐呢！），又找队里的赤脚医生开了一盒安痛定注射液，坐上队里给派的马车，踏上的回家的归程（这里要指出的是，他发病很久了，队里怕青年返程不回来，一直不吐口，这次见病势沉重，怕担责任，这才答应了我们回抚治病的请求），此刻归心似箭。

我们早晨四点出发，车行至距我们青年点八里地的田屯，他又开始发病了。头疼欲裂，涕泪横流，我不敢让车再往前走，立刻决定，进田屯堡子，赶快找村里的诊所。好在车老板与我们关系极好（我与丁经常跟车老板的车，处的关系不错），在村里很快找到了诊所，简单问了病情，进行了肌肉注射。约有半个小时，药物起了作用，疼痛止住了。很可惜，因为走得急，还有九支“安痛定”的药落在了田屯。

下午5点多钟到了锦州，买了晚上11点多钟北京到长春的72次火车票（为什么不买别的车次，因为这趟车直接到抚顺）。候车的这段时间，特别难熬。他躺在候车室的椅子上，脸色腊黄，不吃不喝，极为可怜，我寸步不敢离，, , , 上厕所也要小跑才行。好不容易熬到要检票了，可是他也, 不会走了。好像下肢失去了知觉，瘫痪了，我背着他到了检票口，与检票人员商量是否可以先进站，检票人员看我们够可怜，同意了。从地下道到站台，近一里地的路程，上上下下，拼尽全力上了车，已是大汗淋漓，精疲力竭。

车上人很少，三人座位一人独占，我让他平躺在座位上后，就去找列车长，看看车上是否有随车医生。我要先做打算，一旦他发病，我是束手无策。现在他神志清楚，疼痛也差了点儿。但是吃不了东西，嘴似乎张不开，只能勉强喝点儿水。

不大一会，来了一位三、四十岁的女同志，态度极为和蔼，认真的问了病情，我一一作了介绍。交谈中，知道了她是一位锦州医院的医生，被下放到列车上做随车医生（那年头这事不足为奇）。她听了病情介绍，沉思了一会，对我说：“我怀疑你的同学患的是美尼尔氏综合症”。接着她给我解释这病的命名和来历：美尼尔是一位医学教授，他的妻子和你的同学得的病一样，无名的头疼，一发起病，头疼欲裂，无药可医。他妻子临终前对他说，我死后你把我解剖，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照办了。妻子死后，他解剖了妻子的头颅，有了重要发现。原来妻子多年患中耳炎（丁兴顺也多年患中耳炎），脓血穿过耳鼓流向胪内，形成单发性脓肿，压迫神经，致使患者行走困难，且剧烈疼痛。我建议你们回去后不要耽搁，立刻到沈阳医大，那里或许能治，据我了解你们抚顺治不了这种病，也可以说检查不出来。

我目瞪口呆，心里充满了敬佩和疑惑。敬佩的是，这么不起眼儿的一个人，竟有这般见识；疑惑的是，真的是她说的那种病吗！接着，她用针灸为他止住了疼，他安然睡去，我千恩万谢，没有这位女医生，我真不知道怎么来应付这四、五个小时。在此，我要谢谢这位医生，算起来，她现在应该有七十多岁了，不知道她现在还好吗？

四点四十六分，火车停在了我的故乡——抚顺站，故乡终于到了。想到在这样一个清晨，在这样一个“五一节”的清晨，已别故乡近两年的我们，狼狈不堪地回来，我俩热泪喷涌。他还是不能走，且头又疼了起来。我背着体重近150斤的他，艰难地来到了抚顺矿务局医院（俗称大医院）。医院的大门还没开，我急剧地敲门，虽受护士们厉声喝斥仍敲不止。听了我们的哭诉，也许她们家也有兄弟姐妹在异地插队，怀着同情之心，为他注射了止疼药，并没收急诊费和药费。

七点多钟我们终于回到了龙风。我妈、我奶忙前忙后，勉强让他吃了一点儿，看着我们俩的样子，妈妈、奶奶心疼不已，掩面唏嘘。饭后，我用自行车驮着他，送他到了家。并嘱咐他父母，如果有情况，就立即转院到沈阳，他的病只有沈阳能治。回家后又累又困，我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四点了。

我急忙骑车又赶到夜海沟，家中只有他娘在，哭着对我说：“铁蛋（丁兴顺的小名）不行了，回来后立刻让他大姐、姐夫陪着去大医院，大医院说看不了，给转到沈阳医大一院了，你快去看看吧！俺那可怜的儿啊”！丁大娘顿足捶胸地嚎啕起来。我楞住了，蒙了，莫非真如车上女医生所说？真的到了生死关头。在当时要说到沈阳治病，那真是到了实在不行的地步，这说明这病太重了。我为他祈祷，千万别有什么闪失，否则，这白发苍苍之人，该怎么活呀！

那时不象现在交通这么方便，晚上八点多，当我赶到了沈阳医大时，他们全家亲属几乎全在抢救室外等候，见我到来，他大（丁兴顺称其父为大，不称爸，也不称爹）一下把我拉进怀里，流着泪说：“维俊多亏你把他送回来了，也许还有一救，不然，俺儿就没了！”满是皱纹的脸上，挂着浑浊的泪珠。他大姐、大姐夫也拉住我的手，（在我印象中，他大姐特别爱哭）镇静地对我说：“兄弟，你还要跑一趟，快回生产队，把你们队领导请一个来，没有单位领导同意，不能手术。”我的泪流下来，“你们放心吧，我连夜回锦州，明天上午到队里，如果快的话，明天晚上我们就能到”。一夜无话，只有对丁兴顺的担心，“你可要挺住啊！”可是当时的交通条件，我们怎么快，明天晚上也回不来呀！

当我和队书记在第三天早上赶到医院时，丁兴顺已躺在了病房的病床上，头上缠满了纱布。一问才知道，我那晚刚走后，院方就决定手术了。院方说：“多亏回来及时，他患的是美尼尔氏综合症，这病死亡率高达90%，不能等单位领导来了”。 丁兴顺幸运哪，车上的那位女医生神人哪！我再次由衷地谢谢那位女医生，没有她的初步诊断，恐怕真要误事。

他家没有男孩，队领导就让我在医院护理他。晚上，他在床上睡，我在床下睡，彼此手腕上连上一条纱布，喝水、小便，只需他牵动一下纱布，我便应声而起，天天给他洗脸、打饭、接大小便，一个多月，一直到他康复。

下乡期间，我们曾多次回抚，唯这一次归程让我难忘。因为，这不仅是护送丁兴顺这样的“险人”，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这一路上所遇到的好人：赶车的老板，田屯的赤脚医生，车站的检票员，列车上见多识广、态度极好，且处逆境又不忘职责的女医生，矿务局大医院的门诊护士、沈阳医大的医生们……。

1992年8月，已身为抚顺教育局基建处副处长的丁兴顺，因车祸殒命于这条抚顺——锦县的公路上。我和张旭为他送行，我见他遗体时，泪雨滂沱，又想起了那一年的难忘归程！（待续）                        

                         兵团缘

                   作者：池清（山东）

火车一过湾岛的海沧站，顿时感觉空气也不一样了，湿润清新，一股淡淡的海腥味在车厢里弥漫着。

“海！”不知谁喊了一声，车厢里的人的眼神全都扑向窗外。远处那宽阔而蔚蓝色的海面随着眼前的建筑物在我们的面前时隐时现。

“到家啦！回湾岛了！”

我到兵团快三年了，前后回过两次家，一次是为团里买相机，再一次是因母亲病重，这两次都是来去匆匆，特别是第二次回来探望母亲，我是晚上赶火车在蓝村站等候倒车，那是个夏天，车站上的蚊子毫不留情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两次因为我有心事，也没能好好地看看久别的湾岛。今天，我在火车上与战友一起欣赏着湾岛的海景，吸吮着家乡这清新的空气，尽管还没有到家，但一种亲切之感已经油然而生。

车到湾岛站了，战友们都在忙碌地收拾着自己随身所带的东西，我趁此时机，迅速地走到小荷跟前说：“过后我给你打电话”，我看她笑着点头答应着。

在车站外，我与各位战友相互打着招呼道别，并说着春节这几天加强联系的话，目送他们往公共车站方向走去，因我家就住在火车站前面不远的广西路，不着急的。

我站在出站口，环视着四周，午后的太阳和熙温暖，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虽然今天已是大年三十了，可车站前还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切也还是那么熟悉：车站尖尖的德式钟楼，那口圆圆的大钟，我上学时它来给我掌握着时间；右边的火车站饭店，永远是那么多人进进出出，因我妈忙没时间照顾我们兄弟俩，早餐我就在这里匆匆地喝碗豆浆吃几根油条，再不就在这里买上一块大锅饼放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切一块，就着咸菜喝着玉米面糊糊也挺香……左边那铁路商店橱窗前的铁栏杆依然被磨得锃亮，有几个小孩在爬上爬下，这里也是我小时候经常玩的地方，不小心把衣服划破了，回家少不了要挨我妈的一顿打，可我还是不长记性，重复地犯错误；对面街心花园中那棵粗壮的法国梧桐，仍然长得很茂盛。我即景生情，提着随身带的东西躲避着来往的车辆跨过马路，慢慢踱进这花园，这是我小时候玩耍的宝地，我们在这棵大树下乘凉、扇烟牌，大树旁边的地上有一块象一头小马状的石头上也坐着一个小孩，我小时候就老是占着这块石头骑大马，曾想象当一名解放军骑着大马好威风呀……想到这里，我看看周围，没有任何人在注意我一个背着军挎包穿着军装的年轻人站在这里想些什么，一种惆怅涌上心头，这一切都远离了我，我已经不属于这个城市了，我已经到了离家很远的建设兵团，那里是属于我的。我还是回家吧，――我劝着自己，慢慢地顺着广西路走回了家。

我爸在家给他养的金鱼换水，他因身体的缘故提前于68年退休了，也好，这样早一点从职务上退下来，免受造反派的冲击。我妈在“文革”初期跟着办事处的那些领导一块挨批斗，我还带着口罩偷偷地去看过。转过年来办事处的领导被解放了，我妈也跟着恢复了工作。今儿我妈上班不在家，我回家之前也没写信，因当时我还没定是否回来。我爸见我回来自然很高兴，放下手中的活，就说了句：“你回来了。”我爸平日话不多。我一样一样拿出带回来的东西：“这是给你的茶叶、酒”，其实我知道兵团当地也没什么好茶好酒，可我爸好这一口，从外面捎回来的表表自己的孝心，“这是芋头，听说当地的芋头挺有名的，我看人家买我也就买了点。”

“胶阳的芋头是好东西，那时我们全仗着这玩意撑着。”我爸接着我的话说。我爸当年的部队在胶东一带活动，解放时入城到了渤海，跟我妈相识结婚了，听他们说还是后来的渤海市第一任市长做的媒。所以我爸对胶东挺熟的。记得我到兵团时，我爸就说，行，胶阳是个好地方，在哪里不一样！其实在我们家里，我对我爸亲近，对我妈有点畏惧，小的时候都是我妈打我。

我把所带的东西收拾完了，便对我爸说：“爸，你别忙着给金鱼换水了，我先到澡塘洗个澡换换衣服，等回来我帮你弄。”

我爸答应着：“好，你回来了我就不干了。你是上‘三新楼’吗？洗完澡顺道上河南路菜店买点菜轧①点肉晚上咱包饺子吃。”我爸知道我会打谱的，所以他没多说，只是这样提醒着我。

洗澡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探家这几天时间够紧张的，五天假一晃就过去了，在家也就是呆到初三，初四就得回去。明天我就跟小荷联系，让她初二到我们家来。初一白天肯定要忙着各家拜年，我想明晚就跟我妈说这件事，今晚肯定要跟我妈汇报一下近期的工作情况，先不说这事。这事我妈会怎么看，此时我倒没有底了。

初一早晨我按我妈的吩咐到院里邻居各家去拜年，上午又跟着我妈到办事处的几个主任叔叔和阿姨家，借拜年的机会去表示一下感谢，每到一家都是这一套：感谢叔叔大姨的照顾，得到的回答也是这一套：老林，孩子真出息呀！我哪有心思去听这些话，可我跟着我妈也不能着急。接近中午的时候我妈这才说咱回家吧，我趁机跟我妈说到周围的几个战友看看，看我妈从路口一拐弯，我就急忙跑到火车站打公用电话找小荷：

“喂，这是湾岛园林局宿舍吗？请找一下2号楼102户的靳小荷吧。”

“找谁？你再说一遍！”电话里的电流声很大，听不清，对方有点不耐烦。

“我找2号楼102户的靳小荷，就是她家有个女儿上建设兵团的！”我大声对着话筒说着，唯恐对方还听不清。

“噢，找老靳家的小荷呀，行，你等着。”对方终于听明白了，我的心稍为地放松了一下。

过了一会，听筒里传来小荷的声音：“喂，你是谁呀？”听得出她是跑着来的，从听筒中能听出她气喘吁吁的声音。

“我是建国，”我一听是小荷的声音，赶紧跟她搭话。

“建国，你跟秦海涛他们约好了吗？”小荷在电话里急着问我。

“我还没约，我想约你明天上午到我家来认认门，然后咱们再去找秦海涛他们，他们离我家都很近。”

“行，那你家住哪里。”小荷痛快地答应着，我心里真高兴。

“广西路64号，市总工会宿舍。靠着火车站，在海军招待所对面。”我怕她找不到，一口气说了好几个我觉得她比较好找的地方。一说到火车站，我一下子想起来了，便接着说：“你家那里能坐5路电车吗？”

“能，我家旁边就是5路电车站。”她很明确地告诉我。

“那你坐5路电车到火车站下车，我到车站接你，怎么样？”

“好。几点到？”她想得很细。

“早一点吧，咱还要上秦海涛他们家，8点半吧，接着你到我家也快9点了，坐一会儿咱就走，这样时间还来得及……”我把我的打算详细地对她说着。

“好，8点半我准时到火车站。就这样了。”说完她挂了电话。

与小荷通完电话，我还一直沉浸在快乐之中，下意识地转身往家走，当走到街心花园时，我猛然反应过来：我不是和我妈说要到战友家吗，怎么这么早回来了？对，就说他们都出去了没在家。想好了，我加快了往家走的步伐。

“这么快就回来了，我们也没等你吃饭，现成的饺子，放在锅里热着。”我妈见我回来的第一句果然是这个，但没详细问我别的，我说了一句：“明天上午我们几个战友约着一块走走。”我这是为明天小荷来先说个话给我妈听，我看我妈也没在意，她在听收音机里的京剧。

饺子是什么馅的我一点也没吃出来。我满脑子全在盘算着跟我妈怎么开口说这件事，也一直琢磨着上午在办事处黃书记家他跟我说的话：建国，你妈也不容易，你走了，家里没别人，我们再怎么帮也不是个办法，要是晚上你爸你妈犯了病怎么办？你们家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一起想办法吧。我听了这话，只有当着黄书记的面多说些好话，其实我妈领我来也就是这意思。自打我二哥当兵了家里的事我承担了不少，再加上到兵团锻炼了这两年，我也成熟了很多，这些事我会处理。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我一走家里就没有人照顾，这是事实。街道已经帮着调了房子，从原先的三楼调到现在的一楼，这已经帮了大忙了，再有什么办法？我也不能老回来，首长已经跟我谈了多次了，要我正确对待家庭问题，我现在才真正理解这个“家庭问题”要做到正确对待真是难呀。在这种情况下我跟我妈谈我恋爱的事，我妈会同意吗？

“建国，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我看你吃饭也在想什么事。”我妈把收音机关了，问了我这么一句。“家里的事你别想得太多，我们正在想办法。”

我知道在我们弟兄三个当中我妈是最亲我的，我是老小，还没去兵团的时候，无论走到哪里我妈都愿意带着我，听见人家夸我她也掩饰不住那股高兴劲。此时我不知怎么地，脑子突然一阵激动，我妈这么亲我，或许我跟她说这事她会由着我的，再说小荷长得也很受看，我妈也会喜欢她的，我不能等到晚上了，我觉得晚说不如早说，反正早晚要跟我妈见面的。想到这里，我停下手中的筷子跟我妈说：“妈，今天你和我爸都在，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

“商量个事？”我看我妈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我爸把他正在欣赏金鱼的目光也收回来转而看着我。

我这人就是这样，一旦决定要做什么就不会再犹豫了，就象当年我决定上建设兵团没和我妈商量自己就到派出所把户口起出来，也如我高中时为了买田径裤头可以两个月内从个人生活费中挤出钱，我的这个脾气我妈是了解的。我出口就对我妈说：“我看好了俺们团的一个女战友。”

“你谈恋爱了？……怎么提前也不跟我们商量一下？！”我妈惊讶地看着我，说话的口气有些变硬。我爸倒显得很平静，可他已经走到桌子前坐在椅子上了，我也看出他的一丝不解。

“现在还不叫谈恋爱，是觉得有好感。”我开始为自己辩解着，这也是我在我妈面前经常使用的伎俩。

“我这不是在跟你们商量吗？”不容我妈多说，我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小荷的照片，“那，这是这位战友的照片，先叫你们看看。”说着我把照片递给了我妈。

我妈顺手接过照片，走到窗户前对着光拉开一段距离，眯着眼端祥着照片，看了好一会儿。有门，我看我妈看得挺仔细，心中感到有了一点希望，我觉得小荷的模样会打动我妈的。

“长得还不错，你也看看。”说着我妈把照片递给了我爸。我爸看了一眼，又递给我了妈。

“湾岛的吗？”我知道我妈开始盘问了。

“市中区的，她爸也是个干部，”我故意加重了这个“也”字，“家里姊妹4个，她是老三，和我一样。”说到这里我故意想开个玩笑，缓和一下稍为有点紧张的气氛。我看我妈在认真听，便说：“妈，你看她长得还行吧？”

“你们什么时候谈上的？”我妈没理我的话，继续盘问。

“还没谈，不是刚才都跟你说了吗！只是我对人家的印象挺好的……，去年团里成立宣传队的时候，她们在团部集训，我们整天在一块，觉得她这个人脾气挺好的。”我看了一下我妈的脸色，省略了给小荷写信这个过程，并把对她的认识提前了半年。

我妈接着问：“她多大？”

“她今年18，我算过了，比她大5岁。”我又看了我妈一眼，“差5岁也不算大，咱楼上来福他爸比他妈大七、八岁呢，俺大哥也比俺大嫂大4岁来！”我给自己的话圆承着。为了不给我妈更多的思考时间，又接着说：“我想约她明天上午到咱家来让你们看看。”

“你们回来时是不是都说好了？”我妈似笑非笑地望着我。

“没有！我这不是在跟你们商量吗？我们只是约好明天在火车站见面到战友家！”我极力为自己辩解着，嗓门也高起来了。

“你不用嚷嚷，你那个小腚往哪撅我还不知道！既然你都跟人家说了，就让人家先到咱家来坐坐吧。老智，你说呢？”我妈转而征求我爸的意见。我看我爸点了点头。

看来第一关过了，此事成功了一半。我为我今天做出的提前打响这个战役的决定而暗暗自喜，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嘛！就看明天的了。

①轧（gá）肉：方言，割肉，这里是买肉的意思。（待续）

                       我的五味人

                   作者：唐明达（辽宁）

来到酒店大堂，我点了两瓶红酒，回身却不见了苏婷。

我回到包房，苏婷和美女们围着桌面全都落了座。这时菜已经陆续上桌，我坚持给每人斟满了酒。

余晓丽扫了一眼苏婷说道：“咱们和班长那点事儿，就别闹腾了，大家改个话题吧。”

我知道这一定是苏婷给我解的围。可我不希望改变话题，正想借此机会，向大家敞开说说二十年闷在我心里的话。

我站起身来，举起举杯认真地说道：“第一杯酒，为大家二十年重逢干杯！第二杯酒，为大家事业有成干杯！”

端起第三杯酒时，我把女士们拦住了，说道：“我要为心中爱过的女士干杯…...”

酒到嘴边，战力挡住了我的酒杯，问道：“班长那得说清楚，心里都有谁呀？”

在座女士们的目光，‘刷’地一起投向了我。

我认真地说道：“不曾有爱的女士，今天一个没请！”

“哇！那这么多的美女！你怎么一个没娶呢？”战力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追问道。

“我们的数不好。”坐在对面的荆秋竹看着伙伴们故弄玄虚地笑着说道。今天荆秋竹晚装的发型，长长的脖颈，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

“这还有什么玄机吗？”甄玲眨着撩人的大眼睛在一旁问道。

“你数数看呗。”秋竹的话，尤其她的笑，引起了全桌女士的好奇。

战力数着围着桌面的女士们，说：“八个女士……吉祥数啊。”

余晓丽明白了，在一旁诡秘地笑道：“秋竹说的一定是八女投江吧。”

战力这才恍然大悟，两个小手往两边一撇，吐着小舌头说：“都沉底儿了。”战力乖巧的样子，逗得满桌是哈哈大笑。

桌面很快沉静下来，我要继续我的话题。我向大家请示道：“我想讲两段恋爱的故事，不知大家愿不愿意听？”

“是你的吗？班长！”问话的是刘春初，个子是我们班最小的，一米五八的她，长的娇巧玲珑，眉清目秀。班里好多男士追她哩。她眨着媚眼儿，等着我的回答。

我笑了说：“当然，这是我一生刻骨铭心的经历。”

话音一落，引起了桌面女士们极大的好奇，全都鼓起了掌。

我开始是娓娓的讲述，最后近似哭诉。我把与小提琴手和韩梅，因门第差异失败了的恋爱经过，自己遭受的巨大的打击，原原本本拿到了桌面上。

哀婉的故事，凄惨的结局，使刚才兴致盎然的女士们，没有了一点笑声，一个个的眼圈像熟透了的桃似的，红红的。

战力用手帕擦着腮边的泪水，冲着我说：“班长啊，这事儿说回来还是怨你。你找的那是两个虫呀，看看咱这桌上的美女，哪个不是当家作主的！”

我勉强地笑了笑，说道：“话是这么说，谁知道摊上谁呀。”我环视了一下桌面的女士们，感慨地说道：“说真的，学习班那阵儿，各位对我的好，我心里明白。我对大家的好也是真的！跟谁我都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哇！”

面颊通红的余晓丽，端着酒杯来到我的身边，说道：“班长说的是这么回事儿，那阵儿的婚姻，比的是双方父母，要的是家庭条件。现在想来有甚么用呢，父母就那么几年，退休了没戏了，再耍的就是自己的男人。男人没了戏，生活就落幕了。”她的话里透出对婚姻的失望。说着她把酒杯换到了另一只手上，腾出的手穿过了我的胳膊，要和我喝交杯酒。

我知道她的心境，更懂她的意思。想起她曾经给我写过的纸条，这么漂亮的女人擦肩而过，我也是心有不舍。我挽过她的手臂，看到了她眼睛里闪动的泪花，不容再想一口干了交杯酒。

余晓丽用手晃了晃空酒杯，动情地冲我说道：“那天在夏宫，你看我的那一眼，我好满足。”余晓丽说着将玉手搭在了我的肩上，有些站不住了。“啥也不怨......就怨我自己，我不应该放过你......”

余晓丽今天确实喝了不少，我扶着她轻轻地靠在了椅背上。

今晚一直沉静的郝春妮走了过来，我马上迎了上去。这是陪我走了一百多天下班的路，交流了一百多天的红颜知己。

她先给我斟满了酒，举起了自己的酒杯，寓意深长地说道：“班长，你是我一本读不完的书，本想读你一辈子，可惜命里没有这个机会啦！”她的眼圈有些潮湿，我也有不尽的感慨。

正巧包房里响起了苏联歌曲《红梅花儿开》，优美的乐曲、抒情的旋律,使我和郝春妮不约而同地放下了酒杯，扶肩搭臂地进入了“四步”。

郝春妮修长的身材，轻盈的舞姿，飘逸的舞步。在若隐若现的灯光下，竟把我也带的曼妙自如，潇潇洒洒，那脚步的感觉不是在跳，而是在飘。

郝春妮全然不顾众目睽睽，更不理会坐席上发出的阵阵的掌声，充满香气的头柔柔地贴着我的耳鬓

时间过得好快，要不是女士们争着买单，真的不知道已是午夜时分。

我哪里容得女士篡夺我东道主的位置，抢步来到服务生的前面。

服务生指着端坐在沙发上的苏婷对我说：“这位大姐已经买完单了。”

“多少钱？”我脱口问道。

“四千八”服务生答道。

我愕然，再看沙发。苏婷已经出了包房。

送走了美女们，眼望着繁星点点的夜空，微风袭来好不惬意。看着星群里最亮的一颗星，一下想起了苏婷，怎么买完单就跑了呢？应该道个别呀。

正失落地想着，脚还没迈下台阶，只听‘吱’的一声，一辆铮亮的黑色凌志轿车停在了我的面前。一个柔美的声音从打开的车门飘了出来：“上车吧，我送你回家。”

我朝车里一看，在车前窗泻进来的月光里，一个光彩照人面孔煞是好看，只有苏婷配得上这副漂亮的脸蛋儿！

落座车里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豪车舒适的缘故，还是美人在侧的原因，只觉得身价倍增。当车瞬间滑出展览馆大门的那一刻，显示出主人驾驶技术的娴熟和自信。

车子上了文化路立交桥……，桥灯，草坪灯，路灯和广场的华灯交相辉映，通向远方的大街放射着奇光异彩，各式车辆的尾灯交叉闪烁，不断变换着精彩的画面。

眼前的夜景，仿佛儿时喜爱的万花筒，色彩纷呈。再看身边标致的美人儿，抚在方向盘的轻柔的玉指，简直令我陶醉不已。

“在想什么美事儿呢？”苏婷看着美滋滋的我，扭过头来笑着朝我问道。

她的柔情问话，甜甜的语声，让我情到深处，万分感慨地回道：“我在想，和你在一起的时针要是永远停止在这一刻，该有多好呵。”

“可惜咱俩没有把握好这个时针呵！”苏婷口吻有些遗憾，语音里带着苦涩，车速慢慢缓了下来。

她的话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苏婷是我心中的雪山莲花，雾中美人，始终弄不清楚她对我的真情实感，不免诧异地看着她，自语着：“咱俩…..时针......”

车静静地开着，人默默地坐着，外面不断变幻的景色已是多余。

“还记得在学习班解散的时候，我送给你的一支笔和留给你的我家电话号码吗？”苏婷把车停在了路边的一棵树下，向我认真地问道。

“记得啊。”我也认真地答道。

“那是我押的命运签，我的做法现在看来真是误人误己呀。”她看着我仍然不解的样子，惆怅地说出了刚才的话由：原来学习班那阵儿，她正处着对象。她爸给她钦定的一位市领导的大公子。这小子文化水准不高，却霸气十足。为人轻佻无礼，办事为所欲为。品行修养、文化思想与苏婷大相径庭，格格不入。

苏婷在干部学习班结识了我之后，不免觉得找到了心仪之人。这让她的生活平添了新的烦恼，处在矛盾之中。一面是父母之命，一面是心属之人。两难之中取其一，无奈之下，她做出了电话号码押签，听天由命的选择。

我听完苏婷的话，觉得怎么好像小孩过家家，我笑着向她问道：“我如果给你打了电话，就会有了咱们的共同生活吗？”

“我真的等了你好长时间的电话！”苏婷颇为认真地回道：“爸爸的态度，对象的状况，让我很纠结，很麻烦。只有你能把我拽出来，有了你明确的态度，我一定会跑到你这边的！”

“听了她的话，我的心真的好痛，就像心被剜走了似的那样的难受。

“你对我能有这样的情感，我真的不知道！”我不住地晃着脑袋对苏婷说

“你真是傻的可爱”苏婷用手拍了下方向盘，“你咋就不想想一个女孩子会把家里的电话轻易地送给外人吗？”这是我认识苏婷以来，看到她的第一次这样的激动。

苏婷微皱的眉宇显出了她的凄美，更让我看出了她话语的认真。“你知道我有多苦吗？”她从皮兜里拿出了一张照片递给了我说：“这是今天特意给你带来的。”哦！这是她独坐靠椅的玉照，端庄、大方，太美了！

“没看出来照片的含义吗？”苏婷用嗔怪的眼神看着我，我不免有些紧张，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生怕哪句不对再伤了她。

她收回了嗔怪的目光，出于对我窘相的不忍，柔和地告诉我，这是她结婚后四十二岁的独照，身边的空位是打算终有一天会告诉我，是我让这张照片有了不完整的遗憾。

看着眼前的她，我知道了当年的怯懦和自卑，对于一个钟爱自己的女孩所犯下的大错。我不再回避自己的眼睛，甘愿领罪，悯诚地对视着她。

话到深处，让她又一次激动地不能自持说道：“学习班里，无论是你的处事、你的为人、你的才干、你的文采，谁不佩服？就连你的说话、你的嗓音、你的举手、你的投足......太多了，我真的忘不掉！”她的眼里出现了晶莹的泪花。

听了她的话，使我心中有种莫名的东西涌了上来，不好说是激动、感动、还是冲动，我一下子抓住了她扶在座椅上的手，已是抽泣的苏婷一下扑倒在我的怀里。

当空的月亮，怕也是不忍看眼下这悲痛的一幕，躲在了云朵的后面，收回了泻在车里的月光……（待续）

                  我的父亲

              作者：王振国（江苏）

回到住地，工作队在一起碰头，结果各地情况大体相同，陈队长和穆政委都觉得不对劲，但又搞不清问题出在哪？于是，大家商量着改变做法，不再召开大会，先搞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再行办法。

陈队长和穆政委首先找到父亲和陈士清了解情况，因为他俩和穆政委早已熟了，而且关系处的不一般，已经成为好兄弟，好朋友，可以说，无话不说。对于陈队长，他们已有过接触，并不陌生。所以，通过父亲和陈士清了解情况，应该说的比较实际，靠得住。

动员大会后，人们反响很大。就像烧开锅的水上下翻腾，心情不格外的不平静，家里外头，街头巷尾，墙角旮旯，到处都在议论着。许多人可以说是没吃好饭，没睡好觉。大伙是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要向财主、东家少交租子，少算利息。这样，家里就能多些收入，就不会再是“三根肠子闲的两根半”担心的是：这事像是在说梦话，根本不贴边，不靠谱，能实现了吗？

父亲和陈世清同大伙有着同样的心情。虽说年轻人有激情，接受新事物快，但长期受封建思想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还是让他们觉得，这事不可思议。但是，很多道理还是没弄不明白，心里七上八下的。回到家里，把租减息的事说给老人们听，结果他们更糊涂，甚至挺荒唐。父亲的老母亲和陈世清的老父亲说：咱们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种着东家的地，就得交租了，用着人家的钱，就得给利息，平白无故少给人家租子利息，这不是说梦话吗？

人们的思想反应和动态，使陈队长和穆政委意识到了这场斗争的艰难程度和复杂性。看来，要打垮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和长期以来地主阶级的统治剥削，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随后，工作开始深入到各自然银子，来到群众中间调查摸底，掌握实情。

长期封建主义的统治，农民头脑中没有“阶级”、“剥削”这样意识形态的概念。受传统道德的影响，农民对贫富有着自己的评断标准。他们认为：有钱人之所以有钱，成为财主东家，是祖上积德，他们祖坟的风水好；而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一出娘胎就倒霉，生不逢时，祖坟埋错了地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受罪挨饿是命里注定的，没法改变的。

还有的说：财主东家的脑袋瓜子好使，会经营，能过日子；人家的田产都是一点一点攒下的，像滚雪球越滚越大；穷人的脑袋是榆木疙瘩，不开窍，天生的下等人，只能听财主东家使唤，他们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吃饭、才能活着；因此，受罪、挨打、受气这没啥；交租子、还债，是天经地义的；对财主、东家心怀感激之情。所以，在未划分阶级成分之前，大段的农民对有钱的财主一般都称呼老爷，东家。而没有恶霸，地主，富农，这样的字眼。

基于上述思想认识，农民对减租减息产生了很多思想顾虑，和思想障碍，归结如下：

一，地是财主东家的，人家不租给咱种，咱怎么活呢！二，当初租地借钱，都是自己愿意，并且立了字据，按了手印，现在要改嘴，是丧了良心，亏心；三，财主也好，东家也罢，都是本村的本族的，沾亲带故，抹不开脸，打不开情面；四，害怕找后账（变天）骑兵团、工作队走了，财主东家报复，把地抽回去不给种，不再借钱接粮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坏人造谣惑众、威胁、恐吓,说什么：“怎么拿去的？再怎么给我交回来，吃着容易，吐着难？这是共产党收买人心，得了东西就得去当兵，到前方去打仗送死”等等。

经过认真详细的调查摸底，工作队掌握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阶层的思想动态，这正是农民在减租减息运动担心、顾虑，冷漠，甚至躲避对立的基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召开几个会议，大造声势，而使农民自觉的起来同财主东家进行斗争是不可能的。要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借助外力（骑兵团、工作队）的作用，唤醒农民的阶级觉悟，解决农民的心结，才能达到把贫苦农民动员的双减运动中的目的，

认识清晰了，思想一致了，办法也就有了。工作队调整了部署，从头再来。首先，从思想发动入手，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激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斗争意识，消除顾虑，安定人心，从思想上做好准备

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是搞好减租减息运动的基础。只有打好这个基础，激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团结一致，才能顺利的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工作队开始下村，深入到户，到群众中，同农民一起吃苦饭，同农民一起劳动，和农民打交道、做朋友。并利用登门走访，唠嗑拉家常，启发引导大家的阶级觉悟，打消各种顾虑。

陈队长访贫问苦

这天，雨过初晴，陈队长头戴草帽，来到大段营子东北角处裴罗锅子家这是一个典型的穷苦人家。因为刚刚下过雨，地里很泥泞，干不了活，裴罗锅子和家人都在家里。见陈队长来了，老裴赶紧出来，笑着对陈队长说，你是工作队的陈队长。你不认识我，我们都认识你，陈队长开句玩笑：“一百个失主认识一个和尚，可一个和尚认识不了一个失主”说着哈哈大笑起来，老裴赶紧把陈队长让进屋，然后叫媳妇快点烧水。回头不好意思对陈队长说：让你见笑了，家里实在太穷了，没什么好招待你，将就着喝碗白水吧！程队长环视一下屋里，一铺土炕，没有炕席，4个黑旮旯什么都没有。仔细打量老裴，他约莫50来岁，一双长满老茧的双手，一身补丁罗补丁的衣服，黝黑的脸上，满是皱纹，赤脚破布鞋，花白的短头发，胡子拉碴的。长期的劳累使他过早的弯了腰，驼了背。（罗锅子由此得名）看上去就是一位饱经沧桑，力尽辛酸和忧伤的贫苦农民，

从唠嗑中，陈队长得知老裴家里人口并不算多。住着两间马架子，一个双眼抹路、瘫痪在炕的老母亲；一个半精半傻的女儿；一个上门女婿，一共五口人，没有一分土地，全靠耪青听过活。

在老裴祖父时代，家里有点薄产。到他父亲三兄弟时，人口多了，衣不上身，食不饱腹，薄产变卖了。老大被拉壮丁，死在外面；老二两口子带着儿女沿街乞讨，流落他乡，杳无音信；老裴的父亲排行老三，给地主做了十几年的长工，一场大病，无钱医治，也早逝了。人说穷不过三代，到了老裴一代，还是穷的叮当响。他从小就给东家放猪、放牛，到了顶事的年龄开始耪青扛活，什么活都干。为人忠厚、仁义，肯吃苦卖力。在乡亲们的帮衬下成了家。生了一帮孩子，因灾荒，饥饿，疾病，5个孩子先后死了4个，剩下这个半痴半呆的傻大姐，到了30岁了才招了个上门女婿。租种东家20多亩地，一年收成除交租以外，所剩无几，吃不饱饭，穿不上衣，每到青黄不接时，就得向东家借米下锅。真是：“挖来野菜清水煮，晒干牛粪当柴烧”。

听了老裴讲述的不幸遭遇和困难处境，陈队长深表同情，眼圈红红的，他借着这个话题，同老裴了唠起来。

陈队长对老裴说：大叔，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穷吗？

老裴长叹了一声：唉，咱命不好呗！

不对，不是你命运不好，是你没有土地，一寸土地也没有。光靠出卖苦力维持生活，你们这里谁的土地最多？陈队长问：

孙会家的地多，上千亩呢，老裴回答。

孙会家那么多土地，是哪儿来的？陈队长问老裴。

那是年头长了，人家攒钱买下的，老裴说。陈队长一听，觉得老裴真是不明白，而且还很荒谬，就接上唠。

大叔，你种了多少年地了？没攒下钱买地吗？

老裴苦笑了一下，咱还能攒下钱吗？地里打下的粮食还不够交租子呢！

你能保证年年都能交上租子吗？

那得听天由命吧！

收成不好怎么办？

收成不好也得交租子啊，一粒都不能少，今年交不上就等来年，还得加利息。

交了租子没吃的怎么办？

向东家借呗！

东家干活吗？

常年都不干活，平时看着咱们干。干慢了，干的不对了，还要挨损、挨骂，光憋气窝火，不敢言语。

你看看，地主不劳动，却吃得好，穿的好，你长年累月地干活，却吃不饱，穿不暖，年年都得交租子，交不上，就得借高利贷，利滚利，你一年比一年穷，东家一年比一年富，这叫什么？这叫剥削，不劳而获，孙会的地，孙会的钱，就是这样剥削来的，剥削你和你一样的耪青户得来的。

陈队长的一席话，说的老裴心开眼亮。他抓住陈队长的手激动地说：哎呀！陈队长，还是你明白，你这么一说，咱这心里一下敞亮了，还真是这么回事。以前怎么就没想明白呢，老裴越说情绪越高，往陈队长跟前凑了凑，坚定地说：陈队长，你说怎么办吧?大伙都听你的，跟着你走.陈队长说:大叔，你能明白了，我真的挺高兴，我可以帮助你们，但不能代替你们，这租子，还得靠大伙往下减，利息还得靠大伙往回要，只要咱穷哥们团结在一块，攥成一个拳头，在减租减息的事就成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