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9.3星期六（27）

      我所知道的《柴春泽日记》

                     高颖

    对工资我这样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资”是劳动报酬的一种形式，工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私有制的产物，是阶级差别存在的反映。共产主义是要否定工资制的。现在国家干部挣工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挣工分，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我想，问题不在以什么形式领取劳动报酬，而在于如何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对于我来说，不实行工资制，坚持工分制，更有利于把我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请组织上相信，我不仅一定要努力做好党的工作，我还一定要坚持同广大贫下中农、队干部一起参加集体劳动。十大报告说要抓大事。毛主席教导我们，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农村干部，特别是公社一级的主要领导干部，脱离生产，是造成对本公社农业学大寨运动主观主义指导的一个主要原因。吴献忠同志是我们下乡青年的榜样，我立志要以吴献忠为榜样，开创新风，争做新人。我想，组织上一定会理解我的心情。我请求敬爱的党委一定要满足我这一迫切要求！

   　　 我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1973年10月18日

我向社、旗两级党委提出的不做专职工资干部的申请，得到的答复是：组织上会考虑你的要求，你要做到个人服从组织。

接到党委通知，明天到盟“五七”干校报到，学习3个月，报到前要安排好社队和青年点的工作。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目前有一些工作需认真落实。

1.秋收分配问题：主要是粮食分配。

2.自留地粮食问题：一是单打、单算、单分；二是按三大作物来算（指平均亩产），计算出社员自留地有多少亩，产多少，然后按1972年实有人口分配。

3.秕粮分配：按“人六、劳四”处理。

4.各生产队班子整顿。

5.农田基本建设，玉田皋大队至少搞250亩。

6.青年队单独核算，知识青年的生产必须安排好。

真不忍心离开大队去脱产学习。是革命的需要，个人服从组织。

1973年10月19日

    上午10点，我带着行李在红山水库乘车，到赤峰后见盟“五七”干校的汽车在接站，车上还写有“欢迎新学员入学”。

下午两点多钟，我到盟“五七”干校所在地（盟农研所），干校的同志热情接待我们：房舍的墙壁上写着醒目的标语“热烈欢迎新学员入学”。我被领到一个较大的宿舍内，干校的同志说，这是“青年班”，把年龄较小的青年干部编在一起。

这里的学习条件是何等便利啊！电灯代替了煤油灯，屋内有两个炉子，再冷的天气也不会影响学习，至于吃饭更没有必要讲了。自己能和这些来自全盟各旗县市的干部在一起，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我要把这宝贵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在这种条件下不努力学习，不刻苦学习，不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和时间，从“良心”上是过不去的，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这是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和客观使命向我们青年干部发出的大声疾呼！

1973年10月20日

今天去书店花8.00元钱购买《列宁选集》一至四卷。

    将给父亲写的信抄录如下:

敬爱的爸爸：

    　　您好！我于10月19日到盟“五七”干校（地点是盟农研所）报到，20日步行回家。妈妈告诉我，说您刚走，我骑自行车追到市里，但也没见到您。关于我的事，我违背了您的意见，我并不是从现在开始意识到防止给您找麻烦，而是在2年前就想到的。我希望爸爸您对我要放心,我靠党、靠路线而战斗,我决不辜负您的希望——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向旗委申请坚持“工分制”不要“工资制”，不知能否批准，也可能批不成。据说盟委研究后将有统一规定。这3个月，对我来说真是机会难得啊！这不是爸爸您和黄书记二十多年前在热河省党校的生活一样吗？这里有不少年纪比较大的老干部，我们单编一个“青年班”（指年龄小的）在青年班里也有三十多岁的，二十六七岁的，但二十一二岁的看来很少，都是党委副书记以上的干部，有的是市、县、旗团委副书记。这就决定了我是小学生，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有了更有利的学习请教条件。

爸爸：请放心！（待续）

            回忆与思考

            毛德宝著

     几点思考

    他一年又一年回想着，象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似的检查着自己的生活，结果他非常满意，认为他的生活过的还不算怎么坏……最主要的是在斗争火热的时期，他并没有睡觉，在争取政权的残酷斗争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岗位，而且在那革命的红旗上，也有他的几滴血。

——【苏】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到昭乌达盟插队落户，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段特殊经历。当年我把青春年华献给了这片曾经热爱的土地，今天当我青春远逝，进入夕阳西下的耳顺之年的时候，再重新走回青春和触动青春，如同保尔柯察金那样，象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真实客观，毫不遮掩的审视自己生活中的得与失，这需要勇气，也很有益处。

在下乡3年多的实践中，我经历了人生从未有过的砥砺。我的这段经历还是丰富的，不论是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痛苦，都是一种收获，可以说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吸取。

我能一路走来，最大的体会和收益是：在工作等诸方面，要始终注意摆正位置，理顺关系，依靠和接受党的领导，并不断得到上级组织的认可和帮助。

我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俗话讲，遇到好人了。无论是旗委还是盟、旗团委、知青办，包括公社党委的一些老领导、老同志，对我和青年点的工作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对一些亮点及时给予肯定和挖掘。

旗委马风森书记对我关心呵护，就是在1977年下半年调到省里工作时，还托人给我捎了封信，鼓励我好好工作。

旗委曹旺和李素荣副书记每次见到我，总是询问我工作情况，说有困难找他（她）。

盟、旗团委和知青办、公社党委领导经常来青年点检查指导工作，逢年过节都来点里进行慰问，和同学们一起过节，每次来也总是关心我的工作，要我注意身体，这都使我感到很温暖。我粗略统计了一下，下乡两年多来（粉碎“四人帮”之前），省、盟、旗、公社党委、知青、共青团等部门领导，来点检查和慰问达35次之多，这还不包括旅大市知青办、团委、各学校老师同学、挂勾单位和新闻单位来点，其重视和关照程度可见一斑。

旗团委书记李风兰（六八届天津知青）是前进青年点的常客，偌大的克旗，那么多的知青点，她来前进点的次数是最多的，与同学们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她是知青的朋友，像一位老大姐，几乎能说出点里每个同学的名字。在1975年4月一天，她徒步30多里路从公社来到青年点，传达李素文“共青团组织要抓知识青年工作”的批示，她来到时青年点已掌灯了，望着她风尘仆仆的样子，同学们心里既温暖又感动。为纪念下乡30周年，当年旅大下乡昭乌达盟知青在2004年搞了一次大型纪念活动，邀请盟里和克旗的领导，李风兰做为当年的团干部来了。会后以各青年点为单位活动时，她说，我一定要到前进点同学中去，足见我们感情至深。可惜的是，在2006年4月她回天津探亲时，突发疾病不幸去逝，我和点里同学们都非常难过。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郭明伦和李益民，既是我的领导，更是我的兄长和良师益友，他们对我偏爱，关心我的工作和成长。这俩位诙谐幽默，妙语横生，豁达乐观，见解深邃，文笔了得，很有才华，对我有着很深的影响。只要见了面，我都注意汇报点里的工作，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使得我能经常得到他们的点拔，看到我和青年点的工作有了进步和发展，他们都是由衷的高兴。

一个高质量的友谊总是发生在两个志向、性趣相同的人之间，它的实质是双方互相由衷的欣赏和尊敬。所以，朋友见面，往往是一个眼神就够了。有些是朋友的并不显得像朋友，而有些显得像朋友的人其实不是朋友。

正因为如此，我每次回到第二故乡时，必须看看那些莫逆之交的老朋友，特别是在岗的“领导兄弟”和已经退下来的“大哥领导”，这种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友谊是纯洁的。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当初曾帮助和支持过我的人。

人们往往怀念的是最初接触，并使你受益的人。

下乡第一年，无论是对我个人还是青年点，有一个好的带队干部给打好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我有幸遇到了这样的人——原复县（现瓦房店市）松树丝绸厂的中层干部丛满林。他做为旅大赴昭盟知青的第一任带队干部，待人谦和没有架子，既有社会经验，又要求自己严格，处事精明谨慎，是同学们的贴心人。在最初的青年点和大队之间衔接磨合上，他承上启下，左右逢圆，大队党支部满意高兴，同学们得实惠。青年点工作之所以有一个高起点，丛师傅是功不可没的。我做为点长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得到他的帮助指点也最多，这为我在点里立住脚，为尔后在大队干好工作都打下了好基础，我感激他，终生不忘。在我调到市纪委工作后，于1986年5月到复县检查工作时，曾专程去松树看望过他。那时，他已患胰腺癌晚期，情绪很不稳定，但对我的突然到访，他是那么的高兴，拉着我的手不断问同学们的情况。他儿子说，我爸很长时间都没有这样兴奋了，一个劲的谢我来看他爸爸。我走后不长时间，丛师傅便不治病逝了，我和青年点的同学都非常怀念他。

对我一个知青来说，下乡期间遇到的好领导，最重要、最直接的莫过于有一个好的大队书记和主任。

程宝祥、李忠魁这两位老同志，都是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很正直，是干事业的人，这在农村是非常难得的干部。两人特点鲜明。程书记思想活跃，看问题有深度，工作有思路、有魄力，原则性又强，群众威信高，是一个好当家掌舵人，在全公社也是最有水平的大队书记。李主任是内敛心细，善于待人，不急功近利，懂生产，也有威信，是抓具体工作的好助手。两人是将相和，工作配合默契，是搭班子的天生一对。他们都重视知青工作，大胆使用知青，注意发挥知识青年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使得前进青年点和大队党支部都取得了双赢。

我当大队副书记时，学李忠魁如何当好助手；当大队书记时学程宝祥如何驾驭全局，敢于担当。

我当副书记时，程宝祥不断给我压担子，把我推到前台，让我放开手脚大胆干，尽快熟悉农村工作，尽快进入角色，处处体现了一种信任。尽管那时上级组织和领导对我器重和培养，但没有程宝祥的力主推荐，我也很难顺利的走上大队书记的岗位。

我当大队书记时，李忠魁仍是大队主任，他甘当人梯，给我当副手。老同志人品很好，没有他在，我这个大队书记未必能当好，会很困难。

程宝祥、李忠魁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任老师。耳闻目睹，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好东西和做农村工作的经验，让我终身受用，在我迈向社会大门的时候，能够遇上这样两位老同志，确实是我的福份。我感谢他们，不忘他们。正因为这样，我每次回故乡，只要有可能，都会去看望他们，还和点里同学一道，分别把他们请到大连来观光旅游。

 如何处理好青年点和大队及当地贫下中农的关系，确实是一个重要课题。那个年代，造反有理，反潮流的精神在知青中也是很盛行的，处理不好，就易造成“两败俱伤”。（待续）

  查干混迪（沟）、海日斯台混迪（沟）

   因为公路改道，大家急切地寻找萨仁格日  勒、希娥在那里接羔的查干混迪（沟），经过辨识我们找到了，但是面目全非，查干混迪（沟）更美了！乌牛格图西山海日斯台混迪（沟）沟里，就是马树新和我建的预备过冬的地噾子所在之处，马树新告诉我，1970年冬他和一个牧民青年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用青石板在地噾子里搭了一个火炕，那年冬天过得很暖和。

   沙那知青会亲人

   中巴车到了白音查干，即原来的沙那生产队的北营子，我们就开始分开活动，各到各队。此行主要是寻找淳朴的牧民，寻梦活动达到高潮。

最先下车和牧民见面的是原来的沙那生产队的知识青年杨乃儒、王庆华、马树新、张洪武、刘玉兰以及他们的孙子牛牛，接待他们的是张洪武的房东宝来，还有刚刚从塔林花夏牧地赶回来的牧民拉西喇布花、好友小巴图。牧民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在家里杀了羊，用鲜嫩的羊肉、醇香的美酒、奶茶、嚼口、奶豆腐招待他们。席间互相问候，介绍现在各自的情况，回忆下乡插队的岁月，深厚的友谊，浓浓的思念，气氛十分热烈。

沙那知青和牧民相聚从左至右拉西拉布花、杨乃儒、刘玉兰、张宏武、宝来、王宝章

   他们又跑到西山根找到当年知青点的地方，心情格外激动，犹如翻江搅海。杨乃儒长跪不起，最后他虔诚地磕了几个头，深深地怀念这个生活、劳动三年的地方，怀念如果不是市里的检查团发现这个新盖的知青点已经成了危房，他们几乎埋葬在这里的地方，他的妻子王庆华在残存的土墙上取了一些土留作纪念。

   查干额日格知青会亲人

   尚文彬和他的妻子暴淑娥、张凤英和她的弟弟张敬军、马占林、毛正祥来到张敬军的朋友牧民斯楞家，斯楞夫妇和另外两个牧民把他们请到家里，杀了羊招待他们。毛正祥和斯楞妻子曾经在天山皮毛厂一起工作过，毛正祥是车间主任，斯楞妻子是亦工亦农工，正为养老保险问题发愁，旗政协办公室副主任麦那苏当即给旗社会保险部门领导打了电话，答复斯楞妻子符合条件，但是目前已经停办，待恢复办理时予以解决。

   沙布台知青会亲人

   呼和巴特尔、温玉峰、温玉祥、刘桂珍、希娥、褚晓红等六人到沙布台萨格达坝家，我们约好谁也不自我介绍，也不问对方名字，看看互相之间还能不能认出来。下车后我们一眼就认出萨格达坝来，他曾任生产队保管，后来担任沙布台大队团支部书记兼任会计，1979年担任沙布台大队支部书记。他比我小一岁，但是现在他瘦了，也老了，萨格达坝也叫出我们多数人的名字。大家热烈拥抱，握手，拍照，嗄查达（村委会主任）斯沁巴特尔来了，他说今天来的都是贵客，我嗄查欢迎你们。老队長拉希吉格木德的儿子，曾任支部书记的乌力吉巴特尔也到场了。嗄日迪巴特尔以及萨格达坝的儿子布和巴雅尔也到了，气氛十分热烈。

   在萨格达坝家边说边喝奶茶，吃炒米嚼口。他们说常胜阿爸、占柱、拉希吉格木德、老布僧、加加胡均已作古。会计额尔敦朝克图、小宝音朝鲁、扫道木拉布哈都到坝后出场了。生产队和原来的知青点的房子1998年发大水都冲毁了。医生巴拉丹道尔吉和占布拉道尔基吃饭时能赶来。大家历数牧区的变化：牛羊多了，生活富了，蒙古包、土蹦蹦几乎绝迹，人口、户数多了，供电、通讯、供水和城里一样，手机、电视机等家电普及了，村里种树多了，主要公路修成水泥路面，大中学生多了，老人陪读的多了.…..，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事都变成了现实！

席间萨格达坝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表示对我们一行的欢迎，表达了对知识青年深深的思念，时隔四十多年重逢的喜悦，对未来良好的祝愿。我们也表示感谢，对辞世的人们撒酒祭奠，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请他们转达对这次未能见到的牧民的问候。“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酒过三巡，气氛更加热烈，嗄日迪巴特尔的妻子蹦得尔嗄也来了，我问嗄日迪巴特尔：“当年搞对象时你对身高差别是怎么想的”？他风趣地说：“我考虑她比我高五寸还行，如果高六寸就不可以了”！大家顿时笑成一团。

    饭后不知谁找到常胜阿爸的女儿敖特花儿和女婿拉不哈（木匠老布僧阿爸的儿子），我们很高兴，当时一米高的小姑娘敖特花儿已经五十多岁了。常胜阿爸的小儿子额尔敦朝鲁和妻子娜仁其木格也来了，我和弟弟见到他们很激动，他们一一介绍了家里的情况，现在有三个孩子，儿子宝音冲古拉在呼和浩特一所大学读书。老奶奶和毛主席同年同月同日（1976年9月9日）去世，享年九十三岁。时隔不久常胜阿爸夫妇、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相继辞世，大家唏嘘不已，我们给他们点钱，委托他们给买点焚化品，祭典他们的在天之灵。（待续）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1周年纪念日，在此谨以去年所作的两首词来纪念庆祝。

卜算字. 观 9.3 阅兵有感 

 滚滚势磅礴，铁甲奔流涌。呼啸战鹰碧空飞，导弹惊惶悚。 正义驻人间，邪恶西天送。神器琳琅护主权，国土谁能动？

卜算子.同仇敌忾

倭寇侵中华，占领东三省。举国同心杀日贼，抗战八年胜。 余战乃无休，夷盗猖狂逞。神器三十保国防，海陆空驰骋。

知青生活的一年四季

作者：李晓东

    我下乡插队那一年，不足17岁。虽然1.76的身高，可体重还不到60公斤，瘦瘦的像一根豆芽菜。

初到农村，虽然不会干庄稼活，但总想好好表现自己。无论干啥活，总想要顶个整劳力。因此，春耕、夏锄、秋收总觉得缓不过来的累。只有冬天，才有些清闲些日子，这便是东北农村俗称的“猫冬”。

当春风刮起的时候，农村又开始了一年最初的忙活。春播前，首先要往地里施农家肥。那时候化肥很少，农民要把河淤土（晒干的池塘淤泥）和沤熟了的农家粪，用马车一堆一堆地拉到地里。于是，将这些粪堆均匀地扬撒开来便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农活。“扬粪”，没有技巧只要有力气，这对我们年轻力壮的知青算不上什么。看见“打头的”“认上垄”，我们便紧紧跟上。知青们也不管风向如何，一阵狂撅，结果个个满脸粪土。当我们早已满身汗水，蓬头垢面的坐在地头，这才发现“打头的”已被我们远远地甩在后边。这时我们便会产生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因为，无论干什么农活，知青总是落在后面“打狼”，这是知青们唯一可以“逞能”的农活。

夏锄时，天还没亮，上工的钟声便把我们敲醒。那时，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生产队要求社员们“天亮开始干，天黑往家转，早晨不吃饭，半夜吃晚饭”。我插队的那个村，一年四季365天两顿饭。早晨，睡眼惺忪的知青们隐约听见钟声，便一骨碌地爬起来披上衣服就往生产队部跑。这时肚子里的胃肠还没有醒过来，也不知道饿。直到忙完了一憩活，大约上午十点多钟，队长才会一声令下：“回家吃饭！”。那时，我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了......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也就养成了一日两餐、不吃早饭的习惯。一晃四十年过去，如今人们讲养生，我也懂得不吃早饭的危害，可就是无法改变当年养成的习惯。

每天早上，我还没走进队部，社员们就已经陆续走出队部了。原来队长已经把农活分配完了，知青们只能“随大帮”。“随大帮”的农活也叫“上趟子”，就是有“打头的”在前面领着干，后面的必须跟上进度。因此，“上趟子”活大都比较累。

铲地就是项技术很强的“上趟子”活，特别是知青们“手把”跟不上，“挨拉”（即落后）是常事。“打头的”两根垄都铲完了，我这一根垄还没到头。大家都歇憩了，我继续在地里铲。大家都回家了，我一个人还在地里……

苦点、累点到没啥，让人害怕的是不小心把苗铲掉了，那可是要被“分析批判”的。看人家“老把式”手起锄落，杂草和多余的苗便被铲掉了。轮到笨手笨脚的我时，左一锄、右一铲的劲没少使，虽然草铲掉了，但是把苗也伤了的事时有发生。

一次，队长假装“一本正”地吼问一个地主子弟：“你把苗铲掉了是不是蓄意破坏？”。队长这一问也吓坏了在场的我，因为我也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此后，我不得不放慢速度，加倍小心。为了不被别人发觉，我还曾经偷偷地把被自己不小心铲掉的小苗儿假装用土培好……

人们都收工回家了，我的肚子也“咕咕”地叫唤起来。这时，我真想直直腰哪怕歇上一小会儿，如果再嚼上几口大饼子最好了。但是，眼前还有那长长的一条“门帘子”（未铲的地）在等我。当我铲完最后一锄，急匆匆跑回青年点。已经顾不上洗脸、洗手，便抓起玉米面的大饼子往嘴里塞，喝上一口白菜汤，再狼吞虎咽地嚼着……

还没等我吃饱，那边上工的钟声又响了，我只好再抓个玉米面大饼子边走边吃。说句让人尴尬的话，我曾有过连续十天不洗脸的记录。不是懒，实在是太累、也没有时间洗脸。就这样，累得连洗脸的时间都用来多睡一会儿……

说到吃饭，更是艰苦。当时大米每斤0.40元，玉米0.115元一斤。虽然我们分的口粮都是大米，但谁也舍不得吃。因为，若吃大米饭，一个人一顿能吃一斤半；用一斤大米差不多可以换4斤玉米，如果吃玉米饼子，一顿一斤吃不了。这样既便宜又省粮，我们还可以把结余的大米拿回家孝敬父母……

那时，我们青年点的伙食就是一年到头不换样的玉米饼子白菜汤，白菜汤里面连油星也很少见。我们小青年当时都愿意出“民工”（县里或公社组织的大型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尽管活累些，但伙食吃得好。顿顿饭是大米饭炖豆腐，每顿饭都是生产队集体做好再给我们送到工地。我们给大米饭炖豆腐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白对白”（大米饭是白色的，豆腐也是白色的）。那时，由于体力付出很大，大家的饭量也大得惊人。怕饭不够吃，吃饭时，我总是先盛少半碗，吃完了再盛上满满的一大碗。那年月，能吃上“白对白”的饭菜就觉得特别改馋。没有人细嚼慢咽，囫囵吞枣塞进嘴里，好吃的饭菜自己就会往嗓子眼里钻，只觉得特别的香！

秋天割地的时候，知青们有劲使不上，又累又上火。因为割庄稼那活，虽然费力可又有窍门儿。如果没经验，割高粱弄不好“耍叉”，割玉米跟不上趟，割水稻捆不好，割豆子扎手……总之，无论割什么，知青大都要落后。当别人歇憩回家时，留给你的是那割也割不完的“门帘子”，那种心情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到。

为了自己的尊严和面子，也为了给自己争口气，我只能在心底暗暗发狠：咬牙坚持下去！就这样，不知有多少次我被自己的镰刀砍在手上、腿上……手上的水泡破了又变成血泡，衣服被汗水湿透了再被秋风吹干……顾不得脸面和仪表，实在累得不行时，顺势躺在割倒的庄稼上面歇一小会儿。然后咬牙起来，再猛挥手中的镰刀……

我真恨自己不争气，年轻力壮的，连老头和妇女都跟不上。同时，我真多么渴望这时能有人来接应一把啊！好让我那疼痛得像要折了的腰能直上一直……我在心里核计：如果这时谁若来接应我，男的，请他喝酒；姑娘，即使丑我也愿意娶她做老婆……

想归想，但那长长的“门帘子”，还得自己去一点点割掉。当太阳只剩下最后那一抹余晖时，我砍倒了那最后一颗庄稼。累得浑身如同散架了一般的我，踏着朦胧的月光，拎着沾有自己鲜血的镰刀，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青年点时，方才那饥饿难忍的感觉已经没有了，一头扎到炕上只想睡觉，一个秋天都是这么累。

当人们起早贪黑地把庄稼拉回场院后，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会战又开始了。所谓“会战”，就是人海战术。即以各公社为单位，组织成千上万的人，用最原始的锹和土蓝，靠手挖肩挑，修水利工程。工地上到处红旗招展，民工如蚁，大喇叭不停地宣传鼓动，人人奋力争先。我担着装满土的百多斤重担子，在往返几十米的运距中，一天要跑上个百个来回。我那原本稚嫩的肩膀，半天就被压出血印了，再压下去便会红肿“起沙”。别说硬邦邦的扁担，即使衣服摩擦一点，都会疼的龇牙咧嘴。胳膊酸痛得连端饭碗都打颤，满手的水泡让你五指无法并拢……有许多人受不了这苦，半途当了逃兵，而我硬是挺过来了。

冬天，是收获的季节。看着生产队场院里面那一垛垛堆放整齐的粮食，心里别有一番喜悦的心情。

我们生产队的场院特别大，院墙是用厚厚的泥垛起来的。靠南面的一侧散堆着几垛高低不同的杂粮，有高粱、大豆、谷子和成堆的大玉米棒；靠北面的一侧整齐的堆着十几垛高高的稻子垛。

场院的中间部位是人工平整的一大块地面，然后用石头碾子把地面压得光光的，似镜子般平整。冬天，人们就在这块镜子面似的地面上打场（碾压粮食）。

打场必须得上冻（打冻场），只有镜子面似的地面冻得像铁板，用石头碾子碾压才能把粮食碾压出壳。否则，就会把粮食碾压到地里。

三九严寒北风呼啸的时候，也是我们打冻场“夜战”（贪黑打场）的日子。那时候经常停电，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还要天天“夜战”。一天的睡眠时间也就五六个小时，让青年人困得干活时也能睡着。

高粱、大豆和谷子等杂粮是用石头碾子碾压脱粒的，一般由年龄大的老农民赶着老牛，拉着重重的石头碾子慢慢地碾压十几分钟，再翻一次场。而我们年轻人的任务就是翻场(长长的二齿叉翻动秸秆)。就是这短短的十几分钟，也是我们打盹的宝贵时刻。

如果是打稻子，则由妇女们负责解稻捆，年长者负责捆稻草，而年轻人的任务就是上机器（脱粒）。这种千篇一律流水似的农活，有时会让困得受不了的年轻人站在脱粒机前竟睡着了。当然，也有心眼多的小伙子，困得实在挺不住的时候，就偷偷地躲进那高高的稻子垛的空隙迷上一小会儿。为了害怕别人发现，再用刚刚捆好的稻草捆遮盖住自己。其实，用不了多久，寒风就会把你吹醒。如今，一想到当年的“夜战”打冻场，深更半夜在外面干活那才是遭罪。

辛苦自然是辛苦，但是，大家最盼望的是“夜战”收工后的那顿夜宵。自然又是热呼呼的“白对白”可劲造，吃得大伙全身都暖，撑得每个人肚子都鼓鼓的。

说起当年知青生活的甘苦，我会有说不完的感受。也许如今的年轻人并不相信，但我却把这一切留在了心底。我以为，正是当年那段知青生活的苦日子，锻炼了我的强健体魄，培育了我直面人生，勇于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使我更加热爱生活，也为我增添了不被困难和挫折所屈服的勇气。我觉得，有了当年那段知青生活的锻炼，再没有什么不可以克服的困难！

        (作者：李晓东  辽宁开原市委宣传部 )

     送知青回城

    作者：单明恒

 （时在军營，喜闻下乡同学抽工回城，诗以贺之）

   沃野金秋昐众生，

   移花故土迓春红。

   年华初展织云锦，

   亮丽前程舞彩虹。

   1975年3月24日

（作者：单明桓 1968年11月下乡至丹东市原东沟县马家岗公社桦木大队，1972年12月入伍，1976年复员回丹东市至今）

    中秋月 

    作者：马红岩  

 中秋节的月亮格外明亮，
 她像一盏明灯，高高地悬挂在天幕上；
 她一闪一闪，就像闭月羞花少女的脸，
 流露着美丽柔和的笑容一样；
 她一闪一闪，又像少女的一双大眼，
 闪烁清澈的目光。

 她披着银色的柔纱，从天幕上垂落而 下，
 穿过云层，穿过树阴，钻进花丛里，
漏下一地闪闪烁烁的光芒……
她透过柳梢，羞涩钻进树叶下，
把树木、河床、房屋、街道披上银装。
她一会儿躲进云层，一会儿又撩开面纱，
时不时把美丽娇容露给世界，让人们去欣赏；
整个世界被她的姿色，撩成了梦幻般的银色海洋。

夜空挂满了星星，
月儿在星海里驾着小船翱翔，
她仿佛是在给我送来一片情思和联想……

今年的中秋，我的心让整个月儿撩得清爽，
我静静地望着月亮，想起中秋节优美的神话：
“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

中秋节，成为中华民族一个缕缕不断的眷念，
体验着中秋夜，阖家团圆，落叶纷飞情义缠绵；
中秋节，成为一代代，一茬茬浓情思念，
体验着远方思乡人，持酒问明月，今夕是何年？
那种独特的思乡情义的感觉。
中秋节，整个民族在赏月、品月……

中秋节，一个赏月的夜晚，
有多少人趟过了爱的河流，
有多少人越过了情的执着，
又有多少人在清澈的月光下，
坚守着那份多年的清秋？
懂得中秋节情意的人，
他才会体验到：一江春水，滋润你、我的心里；
懂得中秋节情意的人，
他才会体验到：一江春水，流进你、我的心中。

黑龙江省伊春市老三届知青文化交流会成立一周年庆典圆满成功

作者：唐桂芹 沈学印（黑龙江）

    2016年8月28日正值伊春苍松叠翠，鲜花盛开的季节，秋阳高挂在一尘不染的蓝天上，几朵净雪般的白云把青山与花海衬托的无比生动和艳丽，上午8时许，一百多名知青和与知青有着不解情缘的夕阳一族，身着盛装，兴高采烈地集聚在伊春体育馆广场的花海之中。大家互致问候，近如亲人。一片片花海，一处处人群，一阵阵欢笑，一声声镜头快门的响起，记录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十点三十分全体与会人员进人伊春惠群大酒店。酒店内灯光绚丽，乐队奏起的经典老歌，又把知青带回了那段十分艰苦，但又火红的忘我时代。青春啊，青春，多么美好……

   秘书长唐桂芹女士主持，会长徐超先生致开幕词，这位老三届优等生，虽已年近七十，但仍以当年的风采热情洋溢地回顾了伊春老三届知青文化交流会一年来不断地为社会和谐，传承传统文化，社会公益事业等所作出的有益贡献。先后有计划地开展了春季踏青、夏季赏花、秋季野游、冬季观雪，以及元旦、春节、三八节、五一节、党的生日、国庆周年庆典，网络赛诗会、荧屏猜谜会和年终歌舞大联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副会长沈学印先生四处化缘，八方求助，自费出版的《知青文学专号》，不仅在宣传伊春，弘扬和传播知青精神和文化，搭建对外交流平台发挥巨大作用，更为可喜可贺的是已经过六奔七的“老三届”知青，重新拿起笔来，敲响陌生的键盘，以当年勤奋忘我的知青精神，抒写知青经历，人生感悟，好文佳作不断涌现，诗词歌赋全面发展，仅在各种报刊、网络微刊、微信平台，特别是《中国文学》、《邹城文艺》、《人生文学》、《诗导刊》、《诗海潮》、《诗词》、《港城诗潮》、《邹鲁作家》、《广阔天地》、《万花山》等发表各种文学作品数百篇（首），还有不少作品经香港平安老师的大力推荐，也开始在香港一些网络平台和微刊文学刊发，德高望重的诗坛老将盛军、张启麟、张应善、刁柏春等常有新作，肖向红、牟瑞霞、武占霞、唐桂琴、刘亚杰、裴林英、田秀一、孙景彬、金淑芳、段德祯、李有辉等后起之秀也推波助澜，新老作者相互勉励，共同绽放青春，舞动时尚！

   诗人盛军赠书赋诗，恭贺庆典并对知青联谊会人才辈出赞许有加，伊春炎黄在线、伊春文学会等多家兄弟文化文艺单位前来祝贺，副会长沈学印先生，自知青群体成立之日起，无偿捐赠《知青文学专号》和个人文学专著，总计千余册。

   文艺演出更是精彩不断。知青们充分的展示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一贯的积极向上不老情怀， 酒会中，大家频频举杯，引吭高歌，歌舞升平，热情奔放，恋恋不舍……

   虽然天下知青是一家，一家不说两家话，但我们还是要对柴春泽国际知青村联盟网总裁柴春泽、《知青文学》总编李双临、常务主编姚福生等全体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在伊春“老三届”知青文化交流联谊会成立一周年庆典之际发来贺电，并开设伊春“老三届”知青文化交流联谊会专刊。我们会借此东风，把联谊会办成知青晚年生活不可或缺、可依可靠的知青之家。

让更多的知青创业者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

——记知青海外企业家依万诺夫

作者：贾季春（辽宁）

    依万诺夫现任俄罗斯远东地区边疆国际贸易总裁，拥有三千平方米房屋，含办公、住宿、厂房、仓库，40亩院套，还可扩大一百亩，就连俄罗斯人对他也投以仰慕的眼光。可他却说，让更多的知青创业者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

     依万诺夫的想法源于少年时期雷锋对他的熏陶。依万诺夫的中国名字叫施伟，少儿时就读于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建设街小学，和所有的男孩子一样，天真好奇甚至淘气是他们的天性，有一天，他正想把一颗粉笔头投向前排女生头上的时候，忽听老师喊道：“起立！”

    他把粉笔头藏在身后，和同学们一起站了起来，一位解放军战士一边鼓掌一边笑盈盈地走进来，在老师的倡导下，有同学把红领巾戴在解放军战士的脖子上……施伟说，这是电影《雷锋》中的镜头，而他当时就坐在雷锋的面前，全身心地见证了那个庄严的时刻，所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披露过粉笔头的事。他说，雷锋很朴实，很快就成为所有同学的玩伴，他认真读书，长大做个有用的人也是从那时铭刻在心里的。雷锋因公牺牲后学校命名为雷锋小学。

    1968年9月施伟从抚顺市27中学下乡到辽宁省黑山县，三年后参军，第二年当班长。尽管，他由于父亲被定为“走资派”而影响他入党，他仍然走到哪里都把雷锋精神带到那里，处处为别人着想。

    有一天，连长问：“你是抚顺来的，抚顺可是雷锋待过的地方……”听到雷锋二字，施伟鼻子一酸眼泪“刷刷”地流下来。“哭什么？你见过雷锋？”

    “雷锋是我小学的辅导员……”

    从此，施伟又多了一项任务“走到哪里都把雷锋精神宣传到那里。”

    1976年大裁军时，施伟转业回地方被安排到一个事业单位，他很快就成为业务尖子，而被派到下属企业做法人代表，1991年4月被派往前苏联成为该市政府对外办事处主任，他的苏联名字“依万诺夫”就是他所在洲的副洲长依据沙皇的姓氏给他起的。

    1999年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企业破产，之前协议对他的所有承诺无一兑现。施伟不甘心梦想就此破灭而另起炉灶从头做起。

    没有本钱，他只能从摆地摊做起，俄罗斯大部分人吸烟，一次性打火机的需要量很大，他就从中国批运过去，摆在地摊上批发兼零售，好在维持温饱。  

    有一天，他在货摊上边吃面包边售卖，突然发现一位老人正盯着他手里的面包，令他惊讶的是这位老人长着和他一样的黄皮肤黑眼睛，他从摊床下拿出仅剩下的一个面包给了老人，看着老人吃完，施伟若无其事地凑到老人跟前问：“您也是中国人？”

他有意把“也”字拉得很长，生怕老人看不出自己是中国人。老人点点头。“愿意帮帮我吗？”

    老人愣住了：“帮你？还不知道谁帮我呢？”

    “我有一间办公室需要一位更夫……”

    老人是1951年由密山越境到俄罗斯的，由于没有身份，一直靠打私工赚取低廉的生活费勉强糊口，年龄大了以后便彻底失业流离失所。老人随施伟到了他所谓的办公室一眼就看明白，施伟自己尚在白手起家，哪里需要什么更夫！他拔腿就走，被施伟拦住：“你就当跟我做个伴行吗？”老人留下来，施伟待他如亲人，直到为其养老送终。

    施伟的妻子说：“你还是改名叫施舍吧！”嘴上这样说着，可还是把家里仅有的九千元钱积蓄全部掏给他，支持他从抚顺第一造纸厂购进卫生纸来俄销售，从而淘得第一桶金。

    施伟的翻译路宁虽然毕业兰州大学外语系，1958年就去了俄罗斯，但一直郁郁不得志，1960年闭关后一直没有回国。遇到施伟时更是年高体病，施伟不仅雇佣他做了翻译，使他得以衣食，施展学识，并联系沈阳何氏眼科医院为他治愈白内障眼疾，还为他找到失联半个多世纪的家人，陪伴他与家人团聚，路宁虽已去世，但他的家人一直感念施伟待人如春天般温暖的无私情怀。

    二十多年过去了，施伟也从壮年走向老年，终究业有所成。但当他亲眼所见，自己亲手所帮或自行兴建的中国家具、皮具、皮鞋、打火机等轻工企业，利用当地资源和用工优势在海参崴蓬勃兴起，心里依然惦记着苦于难寻佳经的知青有志者。

    他表示，愿意把自己与当地政府人熟为宝和待嫁闺中的闲置土地、厂房等与有识之士共享，并全心全意地当好参谋，使其少走弯路，共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