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4 星期六

知青文学（98）

那一年，在萝北（散文）

作者：别清河（黑龙江）

    这是两个男人，两个饱经风雨洗礼，见识过太多荣辱与坎坷的男人，在分别多年后的一次偶然相遇。

    有那么一瞬，时间与空间似乎都凝固了，四目对视，继而抚掌大悦，不顾周边的高官贵客，孩子般纯真地喊了起来：“萝北！”

    这是时任上海市虹口区文化局副局长的朱米天2008年在一家网站的论坛上，描述他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剧作家孙仰芳1994年邂逅在浙江宁波时的情景。

    分别多年的两个男人没有一下叫对方的名字，为何却共同喊出了东北边陲一个小城的名字

——萝北

    这个黑龙江东北角的一个小县城，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师部，如今宝泉岭农场局所在地，在1974年的冬天，给予这两个男人，给予我们当时参加由当时兵团政治部与黑龙江大学合办的文艺学习班的40多位师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不少人因此而改变了人生之路。

   40多年过去了，岁月的流水冲淡了许多浮华的光彩，惟有萝北学习班在那个寒冷的冬季给予我们的温暖、勇气、灵感与希冀却时常浮现在面前，难以忘怀，催我们正直的前行。在后来几十年的岁月中，每双脚当然都会留下不同的足迹，每个人也都会在后来面对着多少次不同的机遇、挑战与诱惑中，所做出的选择各有其不同，因而会有着不同的故事。但毋庸质疑的是这些不同的足迹，不同的故事，都会有一个类似的起点，有一个类似的情节——那一年，在萝北……

    那一年的冬天来的特别早，刚进11月，黑龙江就刮起了漫天的大雪，中国文艺界更是弥漫着一种让人喘不过气的味道。

    就在这个时候，由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与黑龙江大学合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在当时的兵团二师所在地萝北举行了。学员以二师文艺创作骨干为主,也吸收了其他各师的文艺创作骨干,共计40余人。 黑龙江大学派出了中文系的五位教授,主要讲样板戏创作经验,讲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当时的黑龙江作家郑加真和已小有名气的青年作者陆星儿、陈可雄等人也来客串担任老师。

那五位黑龙江大学的教授估计也是刚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的，毎天早晨拿着拖把扫帚清扫教室和宿舍，那种动作和姿态在那个年代里非常熟悉，是一种被压抑了太久之后形成的一种习惯。

最初，是两三个学员看不下去了，后来具体负责学习班管理事务的二师政治部汪干事和二师干训队高政委也看不下去了，先后夺下了这些教授们手中的拖把，坚冰似乎就在不经意间被打破了！

    汪干事和高政委这两位现役军人在大会上虽然也要讲几句“套话”，可散了大会，却也悄悄地讲起了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的批示精神，用轻松的语调不时的和学员们讲起了一个个笑话。    

一个多月的学习生活，来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各师团以及基层连队的40多位学员朝夕相处，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特有的隔膜消融了，无论学员还是老师，大家都变得无拘无束，原来憋在心中太久的话开始互相倾诉起来了。陈可雄很讨厌当时风行一时的斗争文学，他坦承地说，这些政客们传声筒式的东西没有任何生命力可言。朱米天在那年的12月6日曾给李桂风写过这样的留言:清高孤傲固然是,更学磊落真豪情。这位当年的团文艺宣传队队长是学员中的“核心人物”，按今天的话说，是拥有着众多“粉丝”的“明星人物”，尤以女同学居多。每天晚饭后，他都会吸引许多人围在他身旁，听他讲一个又一个惊险的故事。女同学听了害怕，不敢一人回宿舍，有些怪罪他，可天一亮却又盼着天黑，好再听他讲那似乎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

最让我们这些同学后来唏嘘不已的是匆匆走完人生之路的陆星儿。这位当年己有大量作品的才女，其实对自己发表在报刊上的作品并不满意，显得很忧郁，她说，什么时候才能写自己想写的文字呀！改革开放以后，她果然接连推出了一系列至今仍让我们感到震撼的作品。我们知道，那是她心中积蓄了多年的声音。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黑龙江大学的那五位教授似乎也慢慢地放开了，他们开始讲鲁迅，讲受到恩格斯称赞的《城市姑娘》，描绘着伦敦东区那个活生生的人。于是，学员们第一次知道了小说应该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和“不仅要表现人物做什么，更要表现人物怎样做”的“这一个人”的创作真谛。作家郑加真老师则更加直白地说，写小说别太在意一时的热闹，要看看10年后，50年后，百年后还有没有人要看。那时，我们这些作者可能都不在了，但是我们笔下的人物却会依然活着。

    正是在老师们富有远见卓识的教诲下，学员们开始悄悄写下了从心中自然流露和那片冻土深层喷涌出来的文字，这为我们当中的不少人在改革开放大潮涌起时，得以有所准备的进入文坛，进入新闻单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时，我正处在人生的底谷。虽然我已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68团政治处从连队借调到宣传股工作很长时间了，《黑龙江日报》、《黑河日报》、《前进报》和当时的《兵团战士报》等报刊已发表了我不少作品，可由于外公因对“文革”不满抵触而“自杀”等“严重的家庭出身及社会关系问题”而不能正式调入政治处。我苦恼郁闷得痛不欲生。宣传股吕福程股长是个正值的现役军人，他很同情我。恰在此时，68团政治处接到了兵团政治部的通知，让我们团选派人参加在萝北举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本来这种“好事”不会轮到我的头上，可巧的是《兵团战士报》负责文艺版的周树年编辑正好在此时给我来了封约稿函，让我为不久前刊发在《兵团战士报》上的小说《飞渡黄河》再写个续篇。吕福程股长便以此为“尚方宝剑”，说是兵团政治部点名让我参加，这样一来，别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他对我说，你出去避避风头吧，散散心，风物长宜放眼量嘛！看看形势有无变化，再议你的工作安排和调动任命的事。    

按说，像我这种已被“打入另册，控制使用的人”，无疑是要夹着尾巴做人，而不敢轻易造次的。事实上我也是小心翼翼，“违禁品”，只带了一本我回京探亲时，手抄在一个厚厚的黑色硬皮笔记本上的《第二次握手》。所以带在身边，是因为这次学习班时间很长，不带着不放心。为了保险，这个笔记本的前几页抄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的一些段落，后边才是《第二次握手》。可正是这煞费苦心抄在一个厚厚的黑色硬皮笔记本上的《第二次握手》，却惊出了我一身冷汗。

    大概是到学习班后的第三天早晨，我早饭后回到宿舍，发现我的床已被整理好了。我赶紧去摸褥子下的那个黑色牛皮本，没摸到，把床掀起来，也不见踪影。顿时，我觉得五雷轰顶，在那个年月，仅凭这个手抄本不但可能会断送了我的“前程”，还会给“重用”我的领导，给许多人找来许多麻烦。这一天，我都在焦躁不安中煎熬着，不知道下一刻会出现什么事。我别无选择，只有等待。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看别人的眼睛觉得很平静，又似乎都在注视着我的每一个举动。我的“罪行”已“暴露”了吗？“组织”上正在给我最后的机会吗？

到了第二天早饭后回来，我再次下意识去摸褥子下时，竟神奇的发现那个黑色牛皮本又飞回来了！本子中间夹着个字条，是刚劲而又灵动的字体：这才是当代中国应有的文学作品！盼小别也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字条没有署名，我却感到了一股温暖的春风徐徐吹来。我不知道字条是谁写的，可正是这扑面而来的暖风，让我冰封的心灵开始解冻了，积压在胸中太久的话一泻而出，以至后来有了许多故事。

    当时，我虽然心灵上承载着巨大的压力，可毕竟才21岁，看上去还只是个青涩的大男孩，无论是在老师还是在同学面前，总是胆怯地低着头，用搓弄手中的那支老式钢笔来掩饰自己的不安。讨论作品时，我有好多话要说，可又不敢说，违心的说些套话，我又不愿意，于是只能沉默不语。自从出现了黑色牛皮本失而复得事件后，我变了，因为我看学习班每位老师，每位同学的眼睛，都感觉是那样的清澈，那样的近......  

    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与一位女学员相约黄昏后，白桦树林中漫步的经历。她虽然仅年长我两三岁，可知识却特别渊博。我们手牵手的走在冰雪中，她以与其年龄并不相符的睿智，神情凝重地向我讲起，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都与科技的发展密不可分。从《自然辩证法》到《进化论》、《相对论》；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到火药、蒸气机的发明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走向，她随时都可信手拈来，讲述起来又是深入浅出，生动而又富有趣味性，让我如醉如痴。正是她当年引经据典的讲述，深刻影响到我后来在改革开放大潮涌起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任何迟疑地就选择到《科技日报》从事编辑、记者工作，痴迷般地写下了《无悔的人生》、《祖国不会忘记》等一系列记述科技工作者的报告文学。这位女学员在改革开放后也顺利地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并担任了一个部门的领导。萝北学习班后，我和这位女学员曾保持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正是她数十万字来信激励着我在那些阴冷的日子中仍然乐观的正直前行。1976年4.5事件时，我因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朗诵了几首诗，而被打的头破血流，躲在山东的一个老区，不得已才中断了与她的书信往来。但当时的近百封信件，我一直与书画家范曾先生有感于1976年4.5事件而题书给我的“江山自有河青日，不负当年顶上花”那幅字放在一起，珍藏至今。相信她们会一直陪伴着我慢慢变老。  

    岁月如流水，40多年很快过去了，我们当年萝北学习班的同学都己进入了花甲之年，可那个遥远的东北边城所发生的故事却依然鲜活的如同就是昨天的事情，不时提醒着我们共和国历史上曾有过的一段阴冷的时光，以及在那个阴冷的时光中仍然散发着人性光芒的温暖……

  作者简介

  别清河，系资深媒体人，作家。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曾长期从事记者编辑工作。担任过多家中央媒体的记者，编辑，主编，新闻部主任，采访部主任和策划总监，编审等职务。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已发表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千余万字。现任现代诗歌传媒荣誉顾问和《乐桦之声》等媒体的总策划等职。兼职从事一些机构和学校的特邀讲学与有关课题的研究工作。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天津）

1975年3月16日14点

   今天下午，日本创价学会召开8 000大学生欢迎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大会。会长池田大作，1928年1月2日生，1960年继户田城圣后任日本创价学会第三任会长。这是日本最大的宗教团体，最初建于1930年，学会原本是1个教育家组合，名为“创价教育学会”，后更名为日本创价学会。在池田领导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

3个场景：

1.中国青年代表团乘车去会场时，日本青年手擎鲜花夹道欢迎，服装统一，气氛友好；

2.大会前,在小会议厅，创价学会朋友会见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邀请代表团全体成员进入大会会场并到主席台就坐。

3.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刚步入大会会场，整个会场立刻沸腾起来，鼓乐声、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会场正面用中日两种文字写着“热烈欢迎中国青年代表团”，两侧写有“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创价学会会长发表了热情友好的讲话。讲话完毕，鼓乐声再起，日本大学生上台为代表团成员献花。给我献花的那个日本青年用汉语说：“我拥护日中友好，请你们回国后转告中国青年，我叫珍子。”我用日语对她说：“你好，中日友好万岁。”这是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赴日以来最为热烈壮观的一次友好交流大会。随团翻译介绍说：“创价学会致力于中日友好与其创始人和现领导人有关。其创办人牧江常三郎因反抗日本军国主义政策被捕死在狱中，现任会长池田大作，1968年就呼吁中日邦交正常化。1974年12月5日，曾受到周总理、邓小平副总理接见。”

1975年3月16日

下午5点，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到日本民社党本部同民社党青年队青年座谈。

民社党青年队介绍日本民社党：1960年1月，日本社会党内一部分退出来的党员建立的政党，原名民主社会党。4年前改名为民社党。其纲领：主张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和左的及右的全体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和独裁统治”，主张通过议会民主完成资本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过渡。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主张继续改善日中关系。

我方由金桂仙介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情况：全国各省市都开过团代会，建立了新团委，团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筹备中，条件成熟后召开全国团代会。

民社党青年队代表：我们也主张搞（民主）社会主义，我们还唱《国际歌》。

会议结束时，主持者提议，大家一起唱《国际歌》。日青协陪同人员太田成一是日本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的青年团体干部，无奈也和我们一起唱起了《国际歌》。看来，日方是重视制造友好气氛的。

会后，我们在团内议论：这个党说也搞社会主义，问他们所有制变不变，他们拒绝回答。

当晚，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集中开会，总结3月14日至16日在日本首都东京的活动情况。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等秘书程志迈参加总结会。

使馆党委决定一秘随团按已定日程到日本地方访问。

3月17日将到新泻。计划在新泻活动两天即3月17日和18日。

程志迈提醒：新泻属于日本地方，与中央所在地不同，团员之间要随时互通情况，有问题随时向团里报告。（待续）

                                        下乡知青在昭盟

                                         走过的足迹

                                         作者：张泽捷（辽宁）

张泽捷，女，1975年毕业于旅大市第35中学，下乡于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双合公社大河大队。回城后在大连市染化集团公司工作。

30多年过去了，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人让我魂牵梦萦，难以忘怀。昭盟是我的第二故乡，留下了我青春的足迹，留下了我的欢乐，我的苦涩，还有我的初恋。人生中的青春岁月是在那儿度过的，我曾无数次想拿起笔写下那一段美好的生活。然而，由于生活的磨难，知识的匮乏竟随之淡去……

如今拿起笔，我心潮起伏，一幕幕知青生活画面展现在眼前，仿佛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岁月。

1975年7月27日那天，大连市斯大林广场彩旗飘扬，人群涌动。铜像前聚集着赴昭盟青年，个个胸佩红花，精神振奋，排着整齐的队伍游行到火车站。街道两旁站满了送别的亲人和朋友，有的青年在那儿留下了美好的倩影和永久的历史记忆。

一

时代的列车把我们这些热血青年载向昭盟。一路上，嘹亮的歌声一浪高过一浪。“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和北京紧紧相连……。”列车上来自不同区域和不同学校的青年没有陌生感，没有顾虑，畅谈理想，畅谈未来，很快成了好朋友。坐在我对面的女青年不停地写着什么，我偷偷地读了几句:“车轮滚滚，列车奔驰，时代的列车，风驰电掣，把我们驶向广阔天地。”好大的气魄，好秀丽的字迹，文笔也好，内容精彩。我惊叹不已，自叹不如，左顾右盼，想必个个都很优秀，唯有我是个无知的井底之蛙，我没了信心。列车不停地向前驶去，同学们有说有笑好不热闹，我在没人注意的角落里偷偷抹泪。我想起了父亲临别嘱咐:“千万别在农村找对象，不要和别人争高低，一切要忍让。”爸爸老泪纵横，我频频点头。

列车上一阵阵凉风吹过，我不经意地抬起头，一个陌生的男同学的目光和我相遇，他个子挺高，脸有点黑，长得还算英俊，似乎带有异样的目光。我从来没见过他，他一直在偷窥我。我心里升起厌恶感。

有个女青年非常引人注目，很多人围着听她讲着什么，我也围过去听，她讲:“我哥哥是第一批下乡的青年，那儿可好了，这不我也来了，我是76届的，还没临到我下乡啊，反正早晚要下。”

“那儿好吗?”问的人很多。“当然好啦，那儿有奶茶，有羊群，有牛奶，还有马骑。”她讲得有声有色，我们听着有趣，她把我们一下子带到那美好的令人神往的草原上了。

列车驶到阜新的时候，突然停下来了。听说有两个青年偷上了这趟列车，要遣送回去。我们再上车的时候，没有遇见那个女青年，可是第二年春节回家探亲的时候，我们相遇了，并知道她已经加人了我们插队的行列当中。其中我们点有一个男青年也是提前插队的。

到了赤峰，我们受到了当地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第二天，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克旗。我们被安排在类似大车店的旅馆，两面大炕相互对应。30多个女青年安排在一个屋子里，列车上坐在我对面的女青年是个才女，她圆圆的脸蛋镶嵌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让人感觉她总在笑。休息时，她主动给大家讲《一块银元》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我们临毕业的教科书里有过，可经她绘声绘色一表演，让大家感动得直流泪。大家听完故事很快又投入到另一项活动当中，打球的打球，交谈的交谈，唯有我一个人独自躺在角落里，感到孤独和冷落。

蒙蒙细雨下个不停，泥泞的山路崎岖蜿蜒，又是一天。我们119名赴昭盟青年开始奔向不同的地区。

二

双合青年点共30人，12名女青年，18名男青年。其中4名女青年和8名男青年给划分出去，分配到虎角吐。我感到我是不受欢迎才被分出的，感到很悲哀。小点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在列车上偷窥我的青年也在这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甚至有点烦他，然而三年的青年点生活里，他给予我很多帮助，是我的一个最真诚的朋友。

我们小点请了当地的大婶做饭，其他青年每人往缸里挑水。我身材瘦小，挑不动水，就是挑半担也会东倒西歪。他们嘲笑我惩罚我，说让我锻炼锻炼，那三个女生也围攻我。我蒙上被哭了一个晚上，也想了一个晚上，决心天天早晨去挑水，不能让他们看扁了。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拿起扁担挑着水桶去担水。我的第一担水还没到家，他，就是在列车上偷窥我的青年就拦路夺扁担，此后天天帮助我。

下乡一个月后的一天，虎子病了没上工，等我收工回来，做饭大婶说，虎子是我给气病的。天大的笑话，我天天小心翼翼，怎敢气他呢?大婶说只有我向他赔罪，他的病才会好。怎样向他赔罪呢?大婶帮我买了2斤鸡蛋，让我打荷包蛋给他吃，第一碗，我刚端上就让他给打翻了。再煮第二碗，我刚送到他嘴边烫着他了，我感到他太过分了，气愤地甩袖而去。这时小谢端上那碗还冒着热气的荷包蛋，走到床边，一勺一勺地喂他。不知又在他跟前说了什么，虎子的“病”好了。这个小谢成了家喻户晓的好青年。

一天，公社放电影，大家提前收工，早早吃饭去看电影。在农村难得有一场电影看，我和其他三个女同学一块去看电影。等电影演完，我去找她们，她们已经无影无踪了。从公社到虎角吐要走10里路，漆黑的夜晚，没一点光亮，我怕极了。我想往回走，黑咕隆咚更可怕，开始两腿发软。细软的沙地，越走越慢，越急越怕。我只有哼着歌给自己壮胆，硬着头皮往前走。突然，前面一个黑影，我吓得“啊”了一声，用双手蒙住双眼，黑影说话了:“是我，我是小马。”

 “你怎么来了?”我仿佛见到了救星。“我看她们都回去了，唯独没有你，我来找你。”我哭了，小马成了我可以倾诉的知心朋友。我俩回到点里后，看见其他几个同学站在外面，虎子、王福、长林，他们三个人喝得酩酊大醉，说是上级拨给小点的药品被点长送给了大队书记，点长成了队里的红人，并调到大队工作了。

三

为了便于管理，小点和大点合并了。合点后，“农业学大寨”修整梯田、平整土地的大会战开始了。整天闹事不上工的长林突然来了劲头，原来他母亲随慰问昭盟青年代表团来看望儿子，长林作为典型树了起来。大家给他装了很少的土，他一筐一筐地挑，很轻松地来回跑，做样子似表演，让人看了直倒胃。而我和小马合抬一个筐，他们却给装得满满的，我抬不动，站不起来，一摇三晃地往前栽。小马就把筐的绳子往后拉了又拉，把他压得胸很痛。我很气愤，小马劝我不要生气。我让他休息，小马说:“如果我不坚持上工，你就没有伴了。”大家都歧视我们，说我是坏女人，把小马给带坏了。

合点后，让我和伙房的两个女青年住一块，她俩不愿让我住在那里，我几乎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小马跟大队的卫生员小徐比较熟悉，商量让我住到她那儿做伴。小徐是个热情好客的好姑娘，她同意我搬过去，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和我们一起住的还有赤峰医疗队的卞大夫。卞大夫四十五六岁，她少言寡语，但为人热情，夜里常常被老农喊去治病，而老农给她鸡蛋、瓜子什么的，卞大夫却从来也不接受，她常感叹“老农太穷，太苦，太不容易了”。她很同情我的遭遇，把她自己的故事讲给我听，鼓励我战胜困难。

卞大夫生长在南方一个乡村地主家庭，家里有房子有地，兄妹都读过书。后来她的家乡成了革命根据地，前线受伤的伤员就住在她家养伤，她也就成了护理伤员的医务人员。队伍转移的时候，她参加了革命。部队生活很苦，很多人坚持不下来开了小差，有人打小报告说，这个地主家的小姐有开小差的嫌疑，领导就派人监视她的行踪。她知道自己出身不好，就积极勇敢抢救伤员，哪里有苦就冲向哪里，然而整天监视她行踪的女战士却开了小差。这个地主家的小姐在革命队伍里坚持工作，一直到全国解放，她在部队里跟一个首长结了婚。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她的牵联，她丈夫被打成叛徒和反革命，含怨死在狱中。卞大夫说丈夫是清白的。卞大夫让我明白，人世间有许多不平和被人误解的事，要靠自己去战胜困难，清白会还给你的。

我在卫生所住着，远离集体，跟小马接触的时间也就比较多，但是这种接触在当时认为是极恶劣的行为和不正当的关系。卫生所的小徐也觉得我跟小马的关系不寻常。她问我是不是小马的女朋友，在我还没有弄明白什么是爱的时候，我们的友谊纯洁得像白纸，我容不得别人站污他。我宣布，我们的友谊永远不会变成爱情，我要用事实证明友谊是存在的。

带队师傅说:“男女不存在友谊。你必须离开大队卫生所回到集体当中去。”带队师傅把我和梅子另行安排在一个老农家。从此，命运把我和她联系在一起，我们共同走过了那个特殊的年代。

梅子的个子又高又膀，甚至有的男同学也没她高，她的脸又黑又亮，一双单凤眼，真像个蒙古族姑娘。她的外号叫黑铁塔，不仅形容她长得黑，更主要的是她刚直不阿为人正派。

领导让她帮助我“重新做人”，我一听这词心里就别扭，我犯了什么错，不就是跟小马接触多一点?可是在那个年代就是犯了弥天大错。

梅子还真不赖，热情大方，和蔼可亲，讲话从来不训斥人。我本来就有抵触情绪，可是我见了她心里舒服多了，但是我又担心她是个笑里藏刀的人，我心里有点不踏实。小马说她是个不错的人。

错不错，我都得跟她在一起。梅子说:“小马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为人厚道心地善良，我了解他。你，我不了解。”一个人能得到这样的评价，真是难得。言外之意就是我不好。

 “以后有什么困难，我们共同解决。”梅子说到做到。我们共寝一室，同进同出，一同帮房东挑水、拾柴，一同上工下工。我洗衣服，她挑水，我烧炕，她抱柴。大会战，我俩共抬一筐。她跟小马一样把绳子往她那儿拉了又拉，她个子高，我个矮，重量总是压在她那边。

冬天，昭盟的天气特别冷，我俩合盖一床被子，另一床被子搭在上面，我俩互相取暖，我把脚搭在她身上，她把脖子搭在我身上，搭来搭去、吃亏的肯定是梅子，她从来没有怨言。

队里让我们拾粪，我和梅子吃完早饭就背上背篓去拾粪。牛粪篓总是背在她的身上，我一次也没有背过。梅子说:“你个子小和粪篓一般高，背上不好看，我个子高，背上粪篓好看。冬天的昭盟零下三四十度是家常便饭，我俩的军帽沿上、嘴巴上挂了一层白霜，冻得脸蛋通红，说话的嘴巴直打颤，她打趣地说:“你像白胡子老头。”

 “你看你，也像白胡子老头。”她看见我的样子发笑，我看她的样子也好笑，我们笑着，闹着，忘记了寒冷。就这样我们的感情一天比一天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一次，伙房的女青年在给自己做小灶时，把脸烫伤了，她要到我们的房间养伤，我坚决不同意。当初是她容不下我，把我赶到卫生所，让全体青年把我当成劣迹青年看待。如今她出了事儿，要到我们这儿养伤，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梅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说服我。梅子说:“她虽然对不起你，但咱也不能再做对不起她的事。”在梅子的说服下，我们俩共同拾柴把炕烧得热乎乎的，一直到她把伤养好，回到她的工作岗位上去。梅子为人处世像个姐姐，其实她比我们都小。可她所做的一切令人佩服，令人信赖。在她的帮助下，我很快融人到集体当中去了。

在我和小马的问题上，众目睽睽，成为领导的心病。梅子劝我离开小马，我答应了，可是小马不接受这个现实。他病了，整天不上工，像个幽魂，整天漫山遍野地游荡。小马的病，我是有责任的，我很内疚，要找小马谈一谈，梅子制止了我，她问我，你爱他吗?你喜欢他吗?你要嫁他吗?我回答不上来，我不知道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只知道小马是个好人。在我最最困难的时候，他给过我最真诚的帮助。我不忍心让他这样颓废下去，我要让他振作起来。梅子说:“你什么也不能给他，你也帮不了他，你只会给他带来更深的伤害，一切由我来做。”梅子找他谈过几次话，并寄信回家，让他父亲寄来药，也许这药微不足道，可是信任、友情是治疗人间病魔最好的良药。

五

1976年春节刚过，一部分青年到克旗演出，留下来的青年到各大队搞运动。我与梅子第一次分开，与玉萍分在二地大队，玉萍是个个性很强的女孩子，很瞧不起我这个“弱”女子，常挖苦我。我与小马的事，她常在众人面前揭我的短，我心里一直记恨她。一次我们青年采石要路过一条河沟，能漫过一人高。我们女同学都不敢跨，都要选一个比较窄的地方，让男同学拉一把才敢跨过去。当时是祥子将了她一军，玉萍偏偏是个怕将的手。她不让别人拉她，偏要自己跨，虽然是冬天，但那沙土很松，她一下子没踩稳，一跳一滑，实实在在地掉进了湍急的河里。玉萍在水里挣扎，喝了好几口河水。大家七手八脚把她给救上来，寒冷的冬天，河水刺骨，玉萍落汤鸡似的棉袄棉裤全湿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懊悔的话，我心里却说：谁叫你逞能呢?

玉萍在点里，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她的故事很多，也最有趣，受伤害的时候也最多。一次，梅子和燕子闲着无聊要拿玉萍取乐，就冒充她老师给她写信:“你这个大傻瓜，回城也不去看我，你这个大笨蛋，最近也不给我写信……”信里的内容，左一个大笨蛋，右一个大傻瓜，全是写骂她的话。写完后，揭了一张旧邮票，贴在信封上送给她。她回去看完信后，又拿着信，讲给梅子和燕子听，我也在旁听着笑。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在二地搞运动的玉萍提前回青年点办事，我继续留在大队搞运动。玉萍回点路过公社时，看到了久别的大群，她激动不已，上前跟大群握手，那时她对大群已产生了爱慕之情。回去后，她把对大群的爱慕之情倾吐在日记当中。谁想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偷出来，公布与众。玉萍成了被议论的话柄。我为玉萍鸣不平，爱一个人何罪之有?在那个年代，谁有爱，谁就是犯罪，可是爱情的故事却常有发生。

我从二地回来，坐在马车上，路过河东时，看见了丽春。她坐在一块石头上，我兴高采烈地呼喊她的名字，她却站起来向相反的方向走去，我十分不解，回点后大家讲了她与虎子的故事。

丽春人长得很美，气质高雅。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是个体操运动员，也是舞蹈演员，平时的锻炼使她的身材亭亭玉立。在青年点里，她还真是鹤立鸡群。宋敏志是个酒徒，他喝醉了以后，又拿了一瓶酒去找丽春要跟她确立恋爱关系。虎子担心丽春受到伤害也跟了去，丽春拒绝宋敏志，而宋敏志用刀子刺伤自己的胳膊来证明自己的爱慕之情，并胁迫丽春把酒喝下去。虎子“英雄救美”夺过酒自己喝了下去。丽春看到自己心爱的人自残救自己，不忍心，把酒又夺过去自己喝，结果三人一起醉得一塌糊涂，倒在那个屋子里一直到天亮。男女同居一室，这还了得，在那个时代，又是在那个落后的山区。老农报了警，虎子和宋敏志被克旗公安局抓了起来。丽春不顾一切勇敢地去阻止抓人。当时我对虎子的印象很不好，但对这件事，我表现出十分同情和气愤。我心里清楚，他们的冤情比我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我很佩服丽春的勇敢和叛逆。我们去看丽春想给她一些安慰，但是她却把自己的情感封闭得严严实实，丽春在那时也被当作坏女人而受到歧视。

六

秋天，昭盟的天很凉爽，天高云淡，早晚温差很大。劳累一天的同学们早早地入睡了，我也进入了甜美的梦乡。突然，眼前一片亮光，只听有人喊:“着火了，伙房着火了。”所有的同学都从梦中凉醒，只见大火映红了半个天空。不容多想，所有的青年都跑出去，用水桶、脸盆去扑救那无情的大火。大群冲在最前面，指挥着我们：“快，水，往那儿泼，小心点，那儿危险，站在这儿泼。”一桶桶，一盆盆的水，从四面八方运来，每个人都直往火里冲，往火里泼，没有一个退缩的。那是我们共同的家呀。火扑灭了，万幸的是没有一个同学受伤。可我们的脸上却灰花得很难看，身上也全湿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情都很沉重。我抖个不停，上牙打下牙，一直在抖，回去后再也无法入睡。第二天，我们不约而同地站在宿舍门前，我还是抖个不停，刘群把大衣给了我，我就是抖，把牙咬得紧紧的，它还是不听使唤，祥子取笑我说:“她是吓的。”是的，是很可怕，幸亏我们发现得及时，如果不是发现得早，几十个青年的生命就要毁在这无情的大火之中。大群像个指挥官，给我们开会决定:早晨的饭，划分几个小组到老农家吃，今天下午无论如何也要自己垒灶，起火做饭，十几号人不能总上老农家吃，我们要发扬老红军的革命传统，战胜困难。那天下午三点多钟接近四点才吃上午饭，我们青年没有一个喊饿的。

大群是继小万之后的点长，小万经常上旗里公社里开会学习，在青年点呆的时间不长，一直都是大群领着我们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他有着大海一样的胸怀，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对每一个人都是关爱有加。我十分信赖他，为有这样一个领导而庆幸。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找他;工作不顺心的时候，我也找他发点小牢骚，他就逗我笑。不管多难的问题，在他的眼里都不是问题。我跟祥子是死对头，见面就吵。大群是个敢爱敢恨的人，无论是谁做错了，他都毫不留情地批评。白天，他领我们干活，晚上领我们排练文艺节目。唱《长征组歌》时，男生由大群领唱，女生由我领唱，我们唱得很卖力。排练完节目后，我们给当地的贫下中农巡回演出，节目有舞蹈、男女二重唱、女声二重唱，还有小文表演的魔术。我们的演出很成功，也很受欢迎，每次演出，老农都搭好舞台，人山人海，互相拥挤着看我们的演出。

有一回，一部分人参加大会战，另一部分人留在点里。会战的工地上，我们仍然坚持给贫下中农演出。以前的大合唱就变成了小合唱，仍然由我来报幕。大群千叮咛万嘱咐别报错了，可是我一上台，习惯性地脱口而出:“下一个节目，大合唱。”错了不是，把个大群气得把我好一个批评。

每次大会战，青年们个个精神抖擞，整装待发。天气特别寒冷，青年们穿着军大衣，有的穿着山羊皮袄，你挤我，我挤你，互相挨着，嘴里哈着热气，嘴巴两旁挂满了白霜，只要马车老板一甩鞭子，青年们的歌声就会响彻山谷:“长鞭哎，一甩哎，啪啪地响哎……

 会战的日子很苦，我们吃的是“苦力”，所谓的“苦力”就是劳动人、穷人吃的饭。“苦力”是用筱面倒上白水煮，等煮开了锅以后，用铲子翻炒几个来回，就可以吃了。刚到工地连咸菜也没有，日子真不好过，指导员和大群领着几个男青年上山打黑老鸦子，回来炒酱就着“苦力”吃，男青年把碗里的肉都拨给了我们几个女孩子吃。大群领着我们高唱:“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会战中，我们青年起着主力作用。哪儿苦，哪儿险，就会有我们青年。当地的老农习惯吃两顿饭，而我们这些在第一线的青年却受不了，饥饿在折磨着我们，伙房总要送些饼子来充饥，几十号人的饭，有时不能及时送到，不知谁恶作剧地喊了一嗓子:“大饼子来了!”全体青年如同听到军令“唰”地朝一个方向望去。可是送饼子的踪影根本没有，又冷、又饿、又累的滋味不好受。大家失望地坐在地上瘫了。这时，大群总要说些鼓励之类的话:“饭马上就来了，大家再坚持一会儿，要不我们唱个歌吧:红军不怕远征难，预备唱。”青年们的歌声在空旷的山野中震响，回荡……大群还真有点大将的风度，每次遇到困难，都能让大家愉快地度过难关。

大群的个子很高，脸有点瘦长，我站在他身边就是一个巨人和一个小矮人。他高我一个头，我是他的跟屁虫。我经常在他的屁股后转，寻求他的庇护，重活、累活都是他帮我干。我最喜欢大群穿军大衣的样子，很帅气，我也喜欢他的军大衣，我穿他的军大衣有点滑稽，像个“小八路”。别人都笑我，我却不在乎，挺着胸脯往前走。作为一种心理满足，我还穿大群的军大衣照了一张相，自我感觉良好。我所有的照片都是小文主动给我照的，唯有穿大群大衣的照片是我求小文照的。如果我们还下乡，我还上昭盟，还和大群一个点，还做他的好战友、好同学。

昭盟旱情比较严重，靠天吃饭延续了千百年。旱情来临，苗子枯萎，得往地里运水救苗抗旱。队里的大人、小孩、老人都往地里挑水、抬水，用盆子端水。大队让我写篇稿子，向旗里汇报我们抗旱的情况。我有一段这样描写：“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汗流侠背，干脆脱下衣服，甩开膀子，挑着水，一桶桶，一担担，一盆盆地往上运。”写到这儿，我自己笑了，不知该怎么写了，没词了，我问小文该怎么写，他也笑了，为难了。昭盟比较落后，封建意识很浓厚，女人笑不露齿，脚不露背，不管多么炎热的夏天，也不管袜子有多么破，都会盖得严严实实的。男人从不开风纪扣，哪有脱下衣服大干的习惯。

昭盟的天很蓝，云朵特别白，雨过天晴后的彩虹特别美。我们干完活收工回村，我和燕子挽着腿，赤着脚，路过林子时，村里的人全都跑出来看热闹，并喊着:“快来看哪，青年小燕子和小张撒大蠢哪！”真是大煞风景，这美好的心情经他们一喊全没了。

七

燕子是我在被歧视时，第一个愿意接近我的好朋友。她天生有一副苗条身材和一双迷人的眼睛。她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整天快快乐乐。青年点的同学对她的关爱似乎比别人多。大群那点水果瓜子之类的东西总是先送给她。她会说:“还有她哪。”在她的关照下，我享受着大家的关爱。我俩活干不动，大群和其他同学就会主动帮助。

粉碎“四人帮”那会儿，由于我们的消息闭塞，得不到上级的指导，我们完全投入到一级战备状态。记得我们的口号是“重上井冈山，进行第二次新的长征。”大群问我:“小张，你怎么办?”我的回答很坚决，“你到哪，我跟到哪。”我们热血青年，只有随时听从党的召唤。

我们严阵以待，备战备荒。训练开始了，军号一响，我们以军事化的速度集合队伍爬山。到山上点名，然后再冲下山，天天如此，好不疲惫。我累得吃不消了，每次都是最后一个上去，最后一个下来。燕子是个机灵鬼，她告诉我个办法:“咱俩爬到半山腰藏起来，只要听到点名，点到咱俩的名字，咱喊‘到’，然后就下山，省得咱俩落在最后。”这个办法真好，我俩每次都成功，领导也没有发现。我俩抱在一起哈哈大笑，其实，领导早已发现，只是没有揭穿罢了。

八

1977年春天，大队交给我和小文一项任务，以图片的形式到生产队去宣传，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我整理材料，小文根据批判的内容画图片。整理完后，我拿到大队给徐书记看。徐书记对我们整理的材料很满意，然后让我俩一起到各生产队去宣传。每天早晨6点，伙房提前给我俩开饭。吃完饭便出发到各生产队去宣传。白天，小文在街道旁的房屋上写标语，我往字框里涂实。晚上，天黑路不好走，遇上沟沟坎坎的他总要扶我一把或拽一下。走平路时，他怕我摔着，就让我拽他的衣襟往前走。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在宣传的时候我讲得太多，有点累，他主动帮我讲后半部分。小文很腼腆，贫下中农提问题的时候，他总是把我推在前面。中午、晚上我俩吃的是派饭，谁家要是有困难，他总是留下粮票和钱。

一次，他去大队办事，嘱咐我把没写完的字给写完。我让他放心地去，保证完成任务，可是吃完午饭，我躺在炕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等他回来，我睡得正香，他随手拿个棉袄给我盖上，其实在他的棉袄还没有落在我身上时，我已经醒了。可是我不愿睁开眼睛，我在感受着被关爱的一种温暖。人与人之间的爱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也就是在那一天，我们看见了一群小羊羔向我们走来，他给我拍下了我抱小羊羔的美丽倩影，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小文给我拍了无数张照片，这一张是最珍贵的，它记录了人间最美好的记忆。

对美术作品，我知之甚少，从认识小文以后，他常给我讲关于作品的构思、结构、色彩和它的意义。这张照片所表现的是爱草原、爱家乡、爱生活的绝佳作品。

记得在山前村宣传的时候，我有一份材料没有拿，中午的时候，我回去取材料，没能及时赶回来，就在点里吃了晚饭，往山前赶。山前生产队有两个我们点的知青插队，被派饭的老农家很热情，把两位插队的知青也请了去，并在每碗面条里煲了两个鸡蛋。在那个年代，这也是最盛情的款待了。可是小文不领情，他偏要等我回去跟他一块吃，他站在山前的大门口，左等右等不见我的踪影，老农又拉又拽，他就是不肯回去。等他看见了我，欣喜若狂说着等待我的辛苦，和渴望见到我的心情，并问我:“你吃饭了吗?”我回答:“我吃过了。”他很沮丧地说:“你吃过了，我也就不吃了。”他这样做，弄得另两位知青很尴尬，他不吃，人家也没法吃，最后还是我陪他吃了那顿面条。平时他像大哥一样地照顾我，帮助我，这会儿他竟像个孩子。我知道，那天他饿坏了，我很抱歉，也很心疼。他让我记住，他需要我。

还有一次，中午时到英丽家吃饭，英丽在工地干活还没有收工，让我跟小文先回去做饭。到她家后，我和面擀面条，小文烧火。小文说:“以后我们扎根在这里，天天这样，你做饭，我烧火。”我笑着说:“我不扎根。”“反正大家都走不了，你就得做饭，我就帮你烧火。”我说:“我们总也长不大，这样也挺好。”那时候，我就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尽说些孩子话，我也没想过他说的含义，反正我俩在一起挺快乐。说着，笑着，他突然不说了。往我身后躲，我问他:“怎么啦?’他脸都红了。我抬头望去，看见英丽的母亲回来了。

九

英丽是沈阳市“五七”战士的子女。她人高马大，性格豪爽，声音洪亮，人未到声先到，真有点女侠的味道。她有个双胞胎的姐姐，性格纤弱温柔，个子略矮她一点。英丽的父母考虑到她俩的性格差异，让姐姐留在村里当小学教师，而英丽则到了我们青年点。英丽跟梅子个头相仿，脾气又能合得来，所以跟我们一块住着。

英丽心地善良，不计较个人得失，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平时我洗衣服，都是英丽和梅子帮我挑水，我也帮她俩洗衣服。在地里干活，英丽干得最多，别看梅子也长得又高又膀，地里的活她也不行，都是英丽帮我们。垛玉米秸时，我和梅子、燕子都捆不紧，没等到地方就撒了一地，她主动帮我们捆，三下五除二捆个结结实实。英丽很滑稽，她骂人的话也很风趣，总是骂一句“她姥姥的”，说完她扛起秸子就走，回头她总是接应我们几个好姐妹。她那豪爽的动作和她骂人的风趣，逗得我们笑个不停。晚上我们睡不着觉，就在一起聊天，聊到大半夜，甚至到天亮。她问我: “小张，将来你回城干什么?”“我摁电钮。”我总是顽皮地回答。“你呢?”我问她。“我个子高，将来保准推煤。”梅子也跟着嚷:“我们个子高，又那样膀，领导肯定让我们推煤。”也许是巧合吧，如今我是个看变电所的，梅子是管煤的，应验了当年的笑话。英丽如果地下有知的话，是不是也要感慨一番呢?

有一回，英丽问我:“小张，你将来会不会跟小马?”我说:“不会的。”“那你是不是要跟大群?”“大群他人很好，像个大哥哥。”英丽让我发誓，永远不许我爱大群。当时，我并不明白英丽为什么不让我爱大群，再说那时考虑得没那么多，我觉得爱不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都很快乐就足够了，我就稀里糊涂地发了誓。我怎么也想不到英丽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点长，然而她把这种爱深深地埋在心坎里。梅子招工回城前把她与大群已确定恋爱关系的事告诉了她，让她分享她的快乐，梅子也不知道英丽心底的秘密，英丽为她的好朋友梅子祝福，她自己病倒了。

半年前，元宝山有个招工的名额。英丽说姐姐身体不好，性格懦弱，姐姐比她更重要，她把名额让给了姐姐。进城后的姐姐在城里处了个男朋友，写信告诉了她让她分享姐姐的快乐。然而，失恋的痛苦，梅子的进城，以及姐姐的快乐，让她感到沉重的失落和压力，她疯了。由于封建意识在那个落后山村里根深蒂固，让她的父母感到难堪。他们压抑着，不让声张。最终葬送了英丽花季般的年华，她死了。

她死得好惨，她想见我一面，要见她心爱的人一面。她绝食了7天7夜，愿望没能实现。她的父母封锁了所有消息，当我们知道她死的消息，她已经埋葬了。我们全体同学都十分悲痛，我们连夜用白纸做了一个大花圈，为英丽送行。

她的母亲扯着我和大群的手，声声泣泣诉说着英丽死前的情景，然而晚了。好糊涂的娘啊，好糊涂的英丽，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我们大家都爱你，喜欢你，你为什么不能敞开你的心扉，让爱走进你的心田。你知道吗?爱是伟大的，爱是无私的，我们会用爱留住你。

十

小文感情细腻，他的心里总是装着别人。一次，会战的同学在工地里干活，我帮小文在点里办板报，突然刮起了大风。昭盟的天气就是这样，早晨还是风和日丽，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风沙弥漫，飞沙走石，打在人脸上好疼。一阵工夫，瓢泼大雨下个不停。小文收集些雨衣，就往外跑，给大会战的同学送雨衣。他关心大家，大家也喜欢他。

小文是个有事业心、求上进的好青年。夏天，天气灼热难耐，太阳晒过的沙土能煲熟鸡蛋。我们一般都避开最热的时间午睡，他却一个人在走廊里画画，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冬天，我们围坐在李大爷屋里的热炕头取暖，有说有笑，可是小文却在自己冰冷的屋子里画画。大家都很佩服他。青年点的男女同学都做过他的模特，有些女孩子能给他做模特都很高兴，喋喋不休地诉说给他做模特的快乐。“窈窕淑女，君子好述”，反之“美女爱英雄”，这也是人之常情。可是每次小文求我给他做模特的时候，我俩总要闹点小别扭。其实我们点美女济济，我总能点出几个名字让他画，他说:“我都画过了。”

 “我，你不是也画过了吗?”

 “我画人家，人家都高兴，唯有你难请。”

 “小马是我勾引坏的”坏名声，我背得实在辛苦，我不能再背一次把小文勾引坏的骂名吧。其实小文也明自我不愿给他做模特的原因，他画我画得辛苦，可他每一次都成功，他也很满意。他参加高考的作品，大部分是画我的。

一次，他到克旗搞宣传，几天没回来。他回来后，大家都去问寒问暖，好不热闹。梅子也去看他了，我在屋里如坐针毡，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在窗台前往男宿舍的门望去，什么也望不着，只听到他的屋里传出阵阵笑声。我心里真不是滋味，背着坏名声的我没资格去看他，我索性放被睡觉。就在我刚把褥子放好的那一刹，他推门进来了，我高兴得无法形容。“你回来了?”

 “大家都去看我，你为什么不去?”

 “我不知道你回来了。”

 “你装什么装。”

我支吾了半天问:“你事都办完了?”“是的，我紧赶慢赶，急着赶回来，我想点，我想大家。”他又接着问:“你干活累不累?”

 他的关怀如丝丝细雨滋润人的心田，他说想点，想大家也是肺腑之言，在那儿呆过的人都能感受到想集体、想大家的滋味

冬天井边结着一层厚厚的冰，很滑，他说危险，不让我们担水。每天早晨，他给我和梅子送去一桶水。冬天洗衣服，我最怕晾衣服，手冻得就像猫咬似的好疼好疼。每次都是小文主动把绳子帮我系在铁杆上，并把衣服晾好。一次他没给我晾衣服，我突然闯进他的屋子跟他借绳子。他屋里来了许多外点的同学跟他聊天，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跑了回去，躁得直后悔。结果他还是跑出来把绳子给我系上，把衣服给我晾上。他笑着挖苦地说:“你借什么绳子，你就说让我把衣服给你晾上不就完了吗。”是的，我总是耍点小聪明让他帮我干点活。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我们这些没长大的孩子，在生活中，用友情、爱情点

缀着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显得那样美好。（待续）

                               离群的孤雁

                               作者：幸运（河北）

孙老二走了以后，我还是照样去上班。有一天下午，俺家房后头有一家姓周的社员，他家的女儿上厂子来找我，说：赵姐你去俺家一趟行不？我说，我这几天下午总早走，我都不好意思向人请假了，她哭哭叽叽的说，陈哥在俺家呢，怎么说：求他他都不走，他说他找不着你，他说让俺家帮他找你，我上你家去找你，看你家锁门，我去你婆婆那，才知道你上班了，我说：你去和那个人说去，我指给她，她是管事的，我都不好意思和她说有事了，周家的妹子就去找刘会计，和她说明原因，刘会计说：赵秀舫你快跟她走吧，我说：儿子你在这等妈，妈一会就回来，我儿子点点头，刘会计说：你快走吧，我给你看着，我出了屋，妹子骑自行车来的，我说：我骑，你坐后头，我骑上车子，她窜上来，我使劲的蹬，一会就到她家了，进了院，放下车子，我就进了屋，她家屋里人还真不少，炕上，地上几乎一屋子人，这家的大婶子有五十多岁，挺瘦，长年爱有病，着天吃药，她家也五、六个孩子呢，她家的大叔也在家。

我进了屋，谁也没说话，他家的大婶就哭上了，哞哞哭，哭的挺窝囊，我也没吱声，有个老太太就问大婶，你哭啥？大婶说：我看到秀舫了，我能不哭吗？完了就说，秀舫啊？我对不起你，我把你扔下了，还给你扔的老的老，小的小，你不恨我吧？我说：我很你，他就不哭了，说：你恨我呀？我说：我咋不恨你呢，你说，你上人家来干啥呀？我这上着班呢，还得跑回来，你走行不？他说，我和你说完话我就走，我说，你有话快说，他说，我总想回家看看你，可我一进院，你就说要拿斧子砍我，我只得走了，还有，那帮小Y头，我告诉她们别来和你做伴，我来和你做伴，她们不听，我一生气把墙上糊的纸给撕下来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最后她们都不来了，我说：你混蛋，我能用你作伴吗？本来挺好的事，让你给搅黄了，说完没？说完赶紧走，他说还有，你要走的话，别给孩子改名换姓噢！我说，你愿意让我走吗？他说，我不愿意让你走，你落到别人手里，我不放心，可是你不走，孩子这么小，没人帮你，你愿意走，就走吧，我说：一开始我根本没心走，生让你给搅霍的，一天满哪得瑟，你要老实的在你那待着，别满哪去，别总家来，我根本就没有走的心，生让你闹的，冲你也得走，行了，你话说完了吗？说完走吧，你放心，我不给孩子改名换姓。他说啊！那我走了，我说，别满哪去了，老实的，回你那新家待着去。

他在不做声了，那个大婶闭着眼睛不吱声了，人就有往外走的，我也跟着大伙出来了，我和那个二妹妹说，走，你再给我送回厂子，我把她车子推出来，我骑上，她窜车子坐工等，骑到厂子，她下了车子，我也下了车子，我把车子给她，她骑着车子回去了，我进了车间，大伙都问我咋回事，我就和大伙讲咋回事，她们说，头一回听到，还有这事。

（98期）

过了几天，我正在厂子上班，小尚来找我，说：“孙铭珠来了，说找你有事儿。”

我说：“他来找我，能有啥事？”

小尚说：“他哥哥没来，他带别人来的，让我来找你快点回去。”

我说：“一天尽事，我这班也上不清净。”我和刘会计说“我得回去有事，这几天尽事，今天下午算我没来吧。”

我把儿子抱到小尚的自行车后坐上，小尚推着车子，俺俩一边走一边说，我分析说：“孙老二来要是先接我去他家，我不去，准是他哥不行，带这来见面，我要没看上，我就不乐意，他们也不能赖在这不走，他们就没戏了，他还不能让他哥哥从关里白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来接我，接到他家热情招待，我看他面子也不好意思不同意，再不就是用各种办法，想法让我同意，尚，你说是不？”

小尚说：“有可能吧。”

我说：“尚，你要帮我，你和张大嫂是媒人，我有话和你说，你不许隐瞒，我说啥你和张大嫂学啥，记住没？这工夫不是要面子的时候，要面子就毁了我了！”

小尚说：“我知道。”

俺俩说着走到了家，孙老二和他一块来的那个人，还有张大嫂都在外面站着说话呢，我说：“咋不进屋坐着说？还在外边站着？进屋吧。”

我把门开开，都进屋了，孙老二说，应该怎么称呼你呢？给我哥哥说对象，应该管你叫姐，你还没我大？管你叫嫂子还早点，怕你不乐意？”

我说：“叫赵秀舫，成与不成都可以叫！”

他说：“那好吧，那我就暂时管你叫名字了。”他说“我哥来电报了，让明天下午到沟帮子接站，我今天有空来接你，明天去接我哥，我后天有趟活出车，我就不知道哪天有空能来接你了。”

我说：“接我干啥，你哥从关里大老远来的，在你家多住几天无所畏，你哪天有空，哪天带你哥上这来吧，没事，我不着急。”

孙老二说：“你今天就跟我去吧。”

我说：“对不起，你今天白来了，你先回去吧。”

“你那个孩子呢？”

“在她奶奶家呢。”

“去接回来。”

“赶趟，待会接。”

孙老二就和我儿子说话，问这，问那的。我让他快回去吧，他也不走，我是两点多回来的，现在四点多了，快五点了，不一会，我婆婆领着我女儿来了，给我送孩子来了，还嚷我一顿，因为我不去接孩子。我就哄老太太，我说：“妈别着急，这不有人说话吗？我寻思等人走了我再去接。”

“孩子着急了，光喊妈妈、妈妈的。我说你妈又把你给忘了，奶奶送你吧。”

我把婆婆送走了，再一回身，人全没了，大人没了，孩子也没了，我找到小尚家，小尚说他们告诉声话说‘走了。’就一人抱一个孩子，你咋还不知道呢？”

我说：“韩子，快帮我追去！”

我又找张大哥，埋怨道：“你家这叫啥亲戚呀？抢人孩子？”

张大哥乐了：“不抢你孩子，你能去吗？就在这等你，等了半天，就差一个孩子，要俩孩子都在家，还会等到这会？早走了！让你大嫂子也陪你去吧。”

等大嫂子换好衣服，小尚说：“我也去。”

我说：“那你可把孩子包好了，别冻着。”

小尚说：“我不带孩子去。”

我说：“那行吗？”

韩子说：“没事，让她陪你去吧，孩子有奶粉我会喂。”

我说：“那你多受累了。”我又把钥匙掏出来，递给韩子说，在你有空的时候，帮我喂喂鸡，不用和食，怪嘛烦的，麻袋里有稻子，给它们捧上一捧，别忘了放点水就行了，咱还得指着它们下蛋呢！”

韩子说：“没问题，放心吧！”

我们姐仨就走了。

孙老二的车停在十六干上，离家有一里多地，十六干前头有一段不好走，他们怕车误那，所以把车停那了，我们姐仨走出村子就看到他们的车停在那，还开着灯，照的前头的道挺亮的，我们走到了车跟前，上了车，驾驶楼是双排座的，后边还有三个座位，正好我们姐仨坐在后面，我把女儿接过来，孙老二坐在副座上抱着我儿子，和他来那个人开车，没经过大洼，从十六干直接往北去了，也就二十来分钟就到家了。

他家有三个女儿，大的十一，二的八岁，三的五岁，和我儿子同岁，比我儿子生日小，他媳妇长得挺好，说话也快响，一见我面就管我喊“嫂子！”

我说：“喊早了吧？还不一定成不成呢？你叫上嫂子啦？”

他媳妇说：“能成，肯定能成，我大哥准乐意！”

我说：“光你大哥乐意行吗？主要在我，我这还没决定呢，等见面再说，先别叫嫂子。”他媳妇说：“咱女人找男人，不就找个脾气好的吗？有疼热心，俺大哥希罕孩子，俺这三个他都希罕，你是不也想给孩子找个好爸？疼孩子的？你放心，你要跟俺大哥，你保证找对人了，我敢保证，你和孩子都不会受气的，至于人吗，别挑人长的如何，在农业社好人也糟蹋完了，着天太阳晒，一晒黑了就完了，长的太好看了，让别人看上了，让别人勾搭，咱还不放心，长的一般就行，上哪都放心，他长的不如咱，他对咱好就行……”听她说了一大堆，她自已也“哈哈”地乐上了。“光听我白话了，不说了，吃饭！”说着，就放桌子，往桌子上拾掇菜，炒了一桌子菜。

他两口子喜欢我儿子，就糊弄我儿子说：“我们才是你的亲爸亲妈呢！”指着我说“她是你大娘，你妈生你没奶，怕饿死你，才把你给你大娘了！”

我儿子问我：“是吗？妈。”

我说：“是！”

我那傻儿子就信以为真了，管我叫大娘，管他两口子喊爸妈，晚上睡觉，和孙老二一个被窝。

第二天，他说去接到他大哥，可是没接来。（待续）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作者：王维俊（辽宁）

  难忘的“打平客”

现在的小青年很流行“AA”制。原来还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就是各付各的账，手指头卷煎饼——自己吃自己。其实就这种办法我在四十多年前就体验过。不就是“打平客”吗?

下乡以后，生活很艰苦，想改善一下生活是件很难的事情。为了解解馋，唯一的办法就是“打平客”。有一天，和我们一起住在老乡家的、从锦州下放到我们队的“赤脚医生”冯民俩手抄在棉袄袖子里，晃着挺长头发的小脑袋回来了。特别神秘地跟我和小丁说：“听说没，一队王守礼家杀猪了，”一双小眼睛里透着很重的馋意，没有多少肉的脸上现出诡秘的笑。

那时候农村要是谁家能杀起猪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第一不能自己都留着吃；第二你还不敢卖，那是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角；第三，即使卖了也得不到现钱，都是赊账，不定什么时候才能给。真是骑虎难下，俩手捧个刺猬猥儿——扔不得，抱不得。

“咱们三个打平客呗”？老冯的小眼睛里带着着诱惑。“什么叫打平客”？我们下乡前没听说过，现在刚下乡没几个月，也没听说过和参与过。“操，还他妈知识青年呢，连打平客都不知道？”冯“赤脚”撇刺拉嘴地，一脸的嘲笑和不乐意。“告诉你们俩，打平客就是自己请自己，明白不？”“明白了，可是没钱哪！”我们也明白，没钱就啥也整不了。

“没事，我找老王家去赊，有钱时候再还。没事儿，有我呢”。看我们俩开了窍，细长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操，你俩小子就䝼等着吃肉吧，去青年点儿整点高粱米，做好准备，一切交给我，要是能有点酒就更好了”，老冯交待得清清楚楚。

老冯有点意思。他没带家属下乡，光棍一个人，自己开伙，做一回饭怎么也得吃个好几顿，最拿手的是熬白菜。告诉我怎么把没油的白菜熬的像有油。先把白菜下锅，使劲用大火炒，等到白菜有些胡巴的颜色了，再加水，加盐。我去，就这个招啊。他爱沾点儿小便宜，利用手中的“听诊器”，捞点好处，到老朱家家弄几棵白菜，到老王家整几个土豆、地瓜，去老刘家薅几棵芹菜，到老周家蹭点旱烟，全队叫他整遍了，大伙贼烦他，可又离不了他，真是遭人烦，惹不起，离不了。

我俩心里明镜似的，知道他不沾点便宜都能死。我跟小丁说：“整他一下子，不然他寻思我们什么都不是呢，我去打酒，今天给他灌迷糊，明天让他出名。”就这么办！我去小卖店买了二斤60度的“大凌川”，又去青年点弄来三斤高粱米，好好地准备下了。

那时候还没有电，七点多钟天就黑透了。也没有收音机、我们先早早地钻了被窝，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等到了十点多，冯大夫发话了，“开始行动，你们在家焖饭，我去整肉。不要有太大动静，别找麻烦 ！”说完翻身下炕，背起往诊包，钻进寒冷的黑夜里。

地下的跑炕炉子炉火正旺，锅里飘出高粱米饭的香味儿。我们急切地等着老冯的脚步声。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外屋的大门终于传来“嘎吱”声。门帘一动，老冯像鬼一样飘了进来。“哎呀我操，像他妈做贼似的，来回五里多地，可把我吓完了，碰到好几个人，都问我干什么去，要不是我，今天就露馅儿了，你们还想吃肉，吃xx都没直溜的。”满嘴脏活，本来就没有多少肉的脸，有点儿得意，有些变形。

“饭整好没？来，整肉！”。说着，从往诊箱里掏出一块肉。我们一看是一条子五花三层的肉。“几斤”？“四斤三两”。“多钱一斤？”“九毛”。“一共三块八毛七”。“能有四斤多吗？”“我还能调理你们哪，不信幺幺!”老冯有些不高兴。我搁手掂掂，撑死三斤。“王八蛋，就算我们请你了，”心里暗暗地骂。

“快整吧，再呆一会天亮了。”不一会，屋里飘起了炖肉的香味儿。我们三个披着大衣，一边喝酒一边吃肉，二斤白酒，“四斤多”肉，一小锅高粱米饭，全造进去了。老冯醉的像条死狗。鼾声震得房梁直掉灰。

天没亮我俩就起来了，老冯睡得正死。我们到村东头老王家，问问昨晚到底老冯赊了多少肉？“不到三斤”。我们这个气呀，我去。回到住处，掀起老冯的被窝，把他赤条条地拽下炕。“明白怎么回事儿没?,还让我揭你老底儿不？”老冯的脸黄了，小眼睛睁得老大。说话有些磕巴，脸上有尴尬的笑意：“这顿饭算、算我的，我比、比你们大，请你们应该，我请、我请。”看着他那副模样，我们又气又笑。“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煎何太急’”。拍拍他有些发抖的瘦削的肩膀：“算了，为人要厚道点儿，就算我们打平客了，行不？”

老冯千恩万谢，小眼睛竟挤出几滴眼泪来。（待续）

                           兵团缘

                        作者：池清（山东）  

我是带着一股情绪往家里走的。

有什么事不能等晚上再说，非要我中午回来！我来家也就这么三天，好好与战友玩玩都不行！？我越想越气，越气心就越烦，一进门就朝我妈嚷起来：“妈！什么事这么急？！”

“你吆喝什么！叫你回来肯定是有事！吃了饭再说！”我妈一点也不示弱。

“吃饭？我吃不下！有什么事你先说吧！”我那任性的劲又上来了。

“建国，你怎么能跟你妈这么说话。”我爸开口了。我知道我爸的脾气，他一般不说话，要是一说话那就很硬实。

我看了我爸一眼，脸上倒没有生气的样子，但我还是服从了。“恁都吃了？”我问了一句，显然是给自己下个台阶。

“俺没等你，饭都在锅里热着。你一边吃我一边跟你说吧。”我妈去给我收拾饭。

“不用，妈，我自己来吧。”我一看我妈不发脾气了，也觉得我不能跟我妈来硬的，便挡着我妈，自己把饭从锅里端到桌子上。我妈也坐到了我的对面，但没有说话。

“你说吧，妈，我听着呢。”我的心情比刚进门时好多了，我还是个听话的孩子。

“建国，你这次回来我就想跟你说这件事，我看你这几天惶惶地也安不下心，我就想先放下，待有个眉目再跟你说。可我看你把人都领回家来了，我跟你爸商量一定得早一点把这件事告诉你，免得你跟人家时间长了，不好说话。”

我一听我妈这样说，便急了：“妈，我今天就是想让她上咱家认认门，也叫恁看看，还没那么复杂。”

“建国，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她交往到什么程度了？”我妈盯着我问。

“怎么还什么程度了？没别的事，在兵团里还有能什么程度，就是给她写了封信，别的没有，真的！”我知道不说是不行了，我抵不过我妈的那双眼。

“你才去兵团两年就谈对象，还在首长的眼皮子底下，叫人家首长知道了怎么看你，你也真能干出来！”我妈有点激动了。

“两年怎么了？我到了兵团肯定要在那里生活的，我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也没什么错。再说，我们都说好了，要保密，她这人说话做事很谨慎的。”我又替小荷说上好话了。

“你怎么知道你就要在那里生活？再说，你才23岁，也不用急嘛！你也够有出息地，哪有这么早就谈对象的，一时嘱咐不到你就找个事！”我妈白了我一眼。

我一听我妈说“你怎么知道你就要在那里生活”这句话我就来劲了，朝着我妈又喊起来：“怎么了，我已经下去了，还能再上来！”我觉得这下子可抓到理由了。我说完这句话，我妈没回我的话，屋子里一片寂静。哼！你还能说什么？我在心里这样想着，顺手把饭收拾下去，擦着桌子。

“孩子呀，你不当父母不知父母心呀！你知道你走了我这个当妈的心里好受吗？”我听出我妈的声音有些发颤，看她的眼圈也有些红。我的心也软了，尽管我在她面前挺任性，也经常与她吵，但现在我不该再任性，已经不是小孩了。我干脆坐下了听她数罗吧，或许这样她的心情还会好些。

“建国，你走了，你知道我跟你爸多难吗？买粮买煤可以花钱叫人送。接水，大桶拎不动可以换小桶，――说起来我和你爸也没接过水，邻居谁看见了谁帮忙，可这要病了呢，找大夫还得有个人去吧。那一次我和你爸都犯了高血压，躺在床上一头一个，要不是里头恁杨叔叔来，俺就得在病上挨！”我妈说的杨叔叔我知道是指我们走廊里头的邻居，他也退休了，经常到我家来与我爸聊天。

“你上兵团也不跟我们商量，自己起了户口，走就走了吧……，我也想过，恁都不在家，我和你爸过到那天算那天，到时候把眼一闭，恁弟兄几个都没心思了……。”我妈停顿下来，她说不下去了。

“妈，你怎么能这么说？今天我不该与你顶嘴，你生气也别说气话呀！你的话我听就是了，什么事不是听你的。”我说着好话安慰着我妈，我妈这人是一个甜枣吃不了，消消气过后就好了。

“我不是说气话，我也知道你在兵团干得不错，这点我和你爸都还满意，总也不能为我们老往回跑，这也影响你进步，上回你写信说这事我们也明白，不是再没叫你吧？我今儿告诉你，现在正在给你往回办，没想到你却谈起对象来了！”

我以为我听错了，又问了一句：“妈，你说什么，正在把我往回办？”

“嗯。现在市里下了个文件，下乡的家里父母年老体弱，身边无子女照顾的，可以有一个留城的，也可以办一个回城，咱家就符合这个条件。办事处把材料已经报上去了，我也经常跑市知青办，人家那里的老张同志都认识我了。我是真爬不上浙江路那个大崖子了，去一趟就喘不动气，人家知青办的同志看我这样叫我不用跑了，在家等着就行了。我心思等着不如多跑几趟催催吧，黄书记也给催了几回，市知青办说已经给你们团发了公函，到现在也没动静，不知怎么回事。黄书记说先不要跟你说这事，怕影响你的情绪，所以我们也没敢告诉你，黄书记说等春节过后再给问一下。谁知道这边正在办着你回来的事，你却在那里谈起对象来了，你说我能不上火！”,

我听我妈说完这件事，看着她那满头的白发，满脸的皱纹，心中很是酸楚，我走了这两年多，我妈明显地老了。是呀，她在单位上当个头头得为工作操心，在家还得想着我的事。我一下了又想起了我到兵团的前天晚上我妈守着我哭的情景，那时我还不理解我妈的心情，我当时是股兴奋劲，今天我才理解了。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们家还不光是个母担忧的事，住家过日子总不能老叫人家街坊邻居照顾吧，我妈说的也就是那么个事，如果能把我办回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要是我当时别一激动起了户口到兵团去，现在也没这些难事……哎，快别这样想了，过去的事就是过去了。现在不是有这方面的政策了吗？这是个机会，谁不想回湾岛！我们在兵团凑到一起也经常谈这些事，有的战友说了，咱在这里将来结婚生个孩子，不也得说胶阳话，难听死了，有了孩子我也得发回湾岛去，叫他说湾岛话。有的就抬杠了，说湾岛话有什么用，还不是农村人，户口都是农村的！是呀，这话说得对！说得大家心里都挺烦闷的。于是又有战友说了，我要是能回湾岛叫我挖大粪刷茅房我也干，怎么说也是个湾岛人。嗨，我们也知道仅仅是说说而已，能解决什么问题！第二天一干活什么都忘了。现在机会来了，我要能回来不是太好了！既可以守着老的照顾他们，再说我们向往的栈桥、海边，马路、商店，这些都在眼前了！户口也是湾岛的，孩子也说湾岛话……，我越想心里越着急，便嘟嘟个嘴说：“恁早点跟我说说多好！”

我妈一听我这样说就不愿意了，“你倒好，赖起我们来了，谈对象这么大的事你也不跟我们商量一下，自己就做主了，我还没说你呢！我告诉你，这事不行啊，趁你们刚开始，赶快跟人家谈开，时间长了别伤了人家。要不人家今天过来我要对人家客客气气的，闺女是好闺女，人家没有毛病，都是你不好！你这个熊东西，你的毛病是改不了！――我刚才说的你听见没有！”说到这里我妈又朝我瞪起眼来了，“也亏着你今天领来家了，要不我们还都蒙在鼓里呢！”我妈已经对这件事很明确地表示反对了。可我怎么和人家说？

我想象不出小荷此时和其他战友一起玩的情景，但中午我们分手时她那失望的眼神使我不敢想，谈开！我怎么和人家谈？是我给人家写信要和人家交朋友！现在又是我跟人家说咱们分手吧，这话怎么说得出口？！

我妈大约看出我的犹豫，又跟我说了一句，“建国，这事你不用在那里想，不行就是不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个答复，要想在兵团谈对象，那我们就不办你回来了，我肯定没有能力去跑了，明天我就去跟黄书记说春节过后也不用再催了，我和你爸也不用你们管！要是你心里还有我和你爸，你这次必须守着我们把这事跟人家说开，实话实说，有什么难的？”

我妈把我回不回来提到了孝顺不孝顺这个问题上了。哪有这么严重？！一时搞得我脑子乱成了一锅粥，一点也理不出头绪来。怎么去跟人家说，怎么去跟人家说……，满脑子全是这个问题。

我妈看我不说话，就说了句“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俺说多了也没用！”说完她拉开门出去了。我知道我妈这一举动的含义是什么。

屋里安静了下来，静得连我和我爸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得出来。窗台上鱼缸里传过来“扑通”的一声，我的眼光转向那金鱼缸，可能是一条金鱼想跳没跳起来而发出的一声闷响，我倒替这条小金鱼担心了，你跳出来不就死了吗？

我木然地望着鱼缸里来回游动的小金鱼，是呀，我是得认真考虑一下了。（待续）

                                 我的五味人生

                              作者：唐明达（辽宁）

第二天上班，我向队工会领导认认真真汇报了段长冷漠的态度和段工会消极的工作状态。看着我一本正经的样子，屋里的另外两个工会干事咯咯地笑个不停，后来简直笑得不行了。

文艺干事小郑是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姑娘，擦着笑出的眼泪说：“明达大哥你可太好玩儿了，这工会的状态可不是咱一个单位的事儿。没听说吗，工会工会吃饱了就睡，你还害怕闲着呀？嘻嘻…..。”看她的那眼神儿，我就是个傻帽儿。

后来我知道了工会是个肥缺的部门，表彰先进的奖品，组织有奖比赛，困难补助资金，年节游艺活动的经费等都是出自工会之手，每有活动工会干部都会独得一份。在三十八元六挣死工资那个年代，在工会工作着实是一个炙手可热的美差。而且工会干部既无生产指标压力，又无质量事故的责任，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工作状态已成普遍现象。哪有我这样的，没活儿找活儿，上赶着为自己揽着差事儿的，不叫傻帽才怪呢！

但当时的我，绝对不想安于这种现状，还未到而立之年就躺在了温床里，对于我是相当可怕的事情。

我决定必须走出办公室，投入生产第一线，学点真本事。因为这是我的长远之计。

负责劳动竞赛的工作，让我有充分的理由深入施工现场，我主动接触工人，了解工人，亲近工人。那阵子无论哪个区段都有过我和工人一起干活的身影，很快就和施工现场的工人称兄道弟，打成了一片。

一天我很早就来到了施工工地，见到段部围了一大堆人，还有哭喊的声音。我急匆匆走到近前，原来是油工班的工人张亮，领着媳妇抱着孩子给段长下着跪，哭诉着和家里人同居一室被撵出来的苦处，要求段里给点旧木料和砖头，帮他盖个房。

段长抽着旱烟，看来也是话说尽了，不耐烦地扔出了一句：“你找公司我也管不了，这段里一百多号人，哪家不是几辈同堂！”

母亲和孩子的哭声让我心如刀绞，周围的工人无不潸然泪下。一个老工人披上工作服一边走一边叹道：“老公公和儿媳妇挤在一铺炕上，活得不如畜生！”

晚上下班，我约了段里工会的李主席来到了张亮的家。这是珠林桥一带的居民区，一片片的平房。因为正是做晚饭的时候，家家的小烟筒比赛似的往上窜着烟，简直成了烟的世界。

进到张亮家的小院里呛得我直咳嗽，只见她的媳妇站在门外面，面颊上还挂着泪痕，正被张亮的母亲数落着：“不是我们老人容不了你们，你说说就这屁大的地方挤着六个人，大人凑合着还好说，这又添了个崽子，晚上闹得谁都睡不了觉。一家子人上班困得直打晃，他弟弟开着大货硬是把人撞了，弄百分之百的责任，这要是在监狱蹲个几年……”

老太太见屋进来了人，止住了话语，张亮马上把我们迎了进来。我看到了屋里的全貌：这是一个不足三十平方米的条形屋，北门口截了一个两平方米的灶间，然后是通长的一铺炕，中间隔了一个炕柜，挤出三延长米的地方是张亮一家三口的世界。

当我们落座的时候，扶着炕沿的手满是灰土，屋子有些阴冷，这是一间承载过几代人痛苦的百年老屋。

这时外面走进来一个夹着饭盒的老工人，他是张亮刚下班的父亲。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像个花甲老人，有着几道深深皱纹的脸，布满了愁云，没有一点下班后的轻松和愉悦。

张亮向父亲介绍了我们的身份，没想到老人一下子把饭盒仍在炕上，扑通给我们跪下了，哀求道：“救救我们一家吧，都说工会是工人之家，我们的日子太难啦！”

刚才张亮母亲的唠叨，已经让我知道了张家的境况。我很理解老人这一跪，但怎敢领受，急忙扶起了老人家。

张亮父子把我领到了小院，告诉我想搭一个偏厦的想法，可是眼下月月花的是探头钱儿，哪有钱买砖和料哇！

张亮的父亲这会儿坐在门口一个木墩上不住摇着头叹着气：“这天天和儿媳妇睡在一铺炕上，别说有个孩子不方便，有个屁都得憋一宿。啥时候能是个头儿啊…..”

我们离开张亮家的时候，张家全家老小都送了出来，送的好远好远。我忘不了那一家人求助期待的眼神，更让我动心的是张亮也是下乡抽回来的知青，由于下乡五年没有分文的收入，是负债结的婚，所以才有了早晨跪求段里帮助那一幕。再想起他父亲刚才的一跪，看出这一家实在是别无他法，再无别的能力啦。

我同段工会李主席离开张家后的第二天，仅就一段的情况，我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展开了全方位的调查。白天清查施工现场的废旧材料的情况，晚上走访贫困青年的家庭。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仅一段就有六十多个青年职工处在张亮的这样的困境，大部分是回城的知青，还有比张亮更困难的，许多人因为无房找不着对象。

这些青年职工面对的是单位无房，自己又盖不起房的困境。而另一面是每个工地完工都有废弃下来的大量的建筑材料，多得堆成了山，却不许内部职工动用。而且是非常忌讳的事儿。一旦有人动用，哪怕是一根木方，都要按盗窃处理。相反附近的居民捡拾楼号下来的建筑材料，却没有人认真的管理。每个工地清产核资时，每年跑冒滴漏的材料就达一百多万元。这是一个十分滑稽可笑的现象。

我首先把调查的情况和自建公助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的想法，向队里的领导作了汇报 ，结果反响不大。于是我向公司的领导奋笔疾书，写了近一万字的调查报告。把青年职工住房的困境，不解决安居问题带来困难职工消极怠工的后果，和可以利用废旧建筑材料资助青年职工盖房的解决办法，摆在了总公司领导的桌面上，引起了王国栋书记的高度重视。

他立即召开了由总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各工程队队长，行政各口，党群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宣读了我的调查报告。

会议拍板，当场定调：公司上下齐心协力，各部门通力合作，按照自建公助的原则，把解决青年困难职工住房的问题，放在与生产的同等位置上。充分组织人员，保证措施落实，理直气壮地用建筑工地的废旧材料，救济住房困难的青年职工。

会议之后，自建公助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的春风，吹遍了公司几十个工地，当年百分之六十的住房困难的职工盖上了新房，仅一段就有三十多个住房困难的青年工人结婚成家。

记得张亮盖房子的那天，段里去了二十多个工人帮忙。我在队里吃完午饭，突然觉得张亮领的砖数不够，因为没有把烟囱的用量计算进去，整整差了二百块。我马上到现场旧料堆里装了一带车“后老婆”砖（砌暂设墙用过的旧砖），往张亮家蹬去。

走时天还好好的，半路下起了大雨，到张亮家时，我的全身已经浇透了。因天已进入秋季，冻得我嘴唇发青，浑身直打哆嗦。这会儿恰恰赶上小房封顶没了砌烟囱的砖，一家人急得团团转。

看到我送来的砖，在场的人甭提有多兴奋了！张亮的父亲看到被大雨浇成落汤鸡的我，流着热泪不住地说：“你可真是俺张家的活菩萨呀！”在场的工人对老人说道：“他是咱大家的活菩萨，哪个工人不念唐师傅的好啊！”

这年我被总公司评为优秀工会干部，王书记亲自给我带上了大红花，说道：“我在你考试卷面上批的‘文才可用’，批错啦！”

王书记的话，让我和在场的人一愣。随即，他风趣地把话锋一转笑道：“应该改为‘大才可用’啊！”

这下公司的人开始用别样的眼光看我这个青年儿了，听说我还没有处理个人问题，给我介绍对象的自然不在少数，队里单身的姑娘几乎介绍遍了，却没有我中意的人。

因为我暗暗看中了机关团支部书记、卫生所的医生。这个姑娘叫毕大芳，二十四岁，一米六六的个头，梳着长长的辫子，脸上总是挂着笑容，长的端庄大方，非常受看。

工会的小郑听说了我的想法，又咯咯地笑个不停地说：“你真敢叨啊，那可是重量级的！”这丫头的话弄得我满脸通红，不解地看着她的笑。她凑到我的桌旁，神秘地给我伸出四个手指说：“介绍对象人家可有四个不看：一、建筑行业的不看。二、大集体的不看。三、家住铁西的不看。四、家庭成分不好的不看......”

小郑的话还没说完，我不耐烦地摆着手说道：“得得，别说啦，这四样我全占！”

小郑的嘲弄，让我的心情坏极了，悻悻地走到院子里，敞开的窗户还能听到小郑的笑声。小郑的话虽然给我泼了冷水，可我还是得正视人家机关团支部书记、医务工作者的条件。倒是应该感谢小郑，让我避免了鼻子碰灰的下场。

我看到大院黑板报好久没换了，索性擦起了黑板。我把最近基层工地的生产花絮、好人好事都写在了上面，配上插图后的黑板报，像一个人化了妆似的格外打眼。收了最后一笔，我正要从凳子上往下跳的时候，身后传来银铃般的声音：“不要跳......”

后面人的话还没说完，我已经跳了下来，不巧胳膊搭在了给我扶凳子人的腰上。定神一看：啊！原来是机关团支部书记、卫生所医生毕大芳。我不好意思地连连说道：“对不起，对不起！”

“你没事儿就好！”她的话音不大，可听了很亲切，心里好暖。我不知哪来的紧张，收拾完板擦和粉笔慌慌张张地进了屋。

这是我来到队里和毕大芳的第一个照面、第一次对话。几天后她又从收发室给我带过来一封信。打开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个辽宁大学在读的朋友，告诉我星期天辽宁大学招考函授大学生，是教育部首批认可的大学学历。

毕大芳见我喜形于色的样子问道：“什么好事把你乐得这样？”

我兴奋地晃着信说：“考大学！”

“祝你成功！”她也是一样高兴地说道。看着她笑吟吟的样子，打量她的背影，我的心痒痒的。

很快到了本周的星期天，按照考试的通知时间，我来到了辽宁大学。在中文系大楼前转悠半天，没看到聚堆的人群，更没有考试前的迹象，到八点半了还是没有动静。中文系高高的门前，只有寥寥的几人进出，格外的冷清。

我觉得不对劲儿，返身走回校门口收发室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考试是在校外的一所中学。当我匆匆赶到考场的时候，已经过了时间不准入场了。

我这气不打一处来，回到家里找到了自己在青年点写的几篇小说手稿。然后马不停蹄地返回辽大，直接登上了中文系的大楼，敲开了系主任办公室的门。

冉欲达主任不在，几个教师看了我的小说手稿之后，建议我把手稿留下让系领导看看。

没有别的办法，死马当活马医，我只得把小说手稿放在了中文系，怅然若失地离开了辽大。

上班后一连几天我沉默寡言，不愿意和别人说话，尤其是回避唯一知道我参加辽大考试的毕大芳。偏巧一个星期后的周末她来到工会办公室，我和她打了个招呼后，转身要躲出去，她却拦住了我，交给我一封刚从收发室拿来的信。

信皮上印的“辽宁大学”几个大红字，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眼球。我忙不迭地撕开信封，只有寥寥几字：

根据中文系的意见，校长批准，正式录取唐明达为辽宁大学中文系函授学生。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可能吗？张铁生得零分上大学，还有一张白卷呢，而我连考场都没进，居然能成为辽宁大学的大学生！我拿着信的手在抖，眼泪止不住地在流。是呀，怎能不哭呢？就是这个决定让我跨进了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的大门！从此凭着一纸大学的文凭，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啊。

此情此景，让屋里的人也激动不已，无不为我感奋、为我高兴、为我祝福。（待续）

                                   我的父亲

                              作者：王振国（江苏）

听着刘大嚷嚷的倾述，穆政委心里很不好受，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穆政委对他说：老哥，你说命不好，这不对，贫穷的根子不在命运，而在剥削。因为你没有一丁点儿地，全靠卖苦力养活自己，是地主剥削了你的劳动，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给你带来的贫穷。刘大嚷嚷还辩解说：给东家做长工，是自己情愿的，还管吃管住，还给衣服穿，哪来的剥削啊！“真是荒谬”。穆政委也不急，慢慢的诱导。你一年四季不停的劳作，地主一天活也不干。你想想，你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东家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你心里最有数。可是你不懂得算账，也从来就没想过这些，更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看看周围的这些穷哥们，差不多祖宗三代都受苦受穷，有的和你一样也当过叫花子，难道都是命运不好吗？这人和人不平等，事和事不公平，得改过来。刘大嚷嚷低头寻思了半天。说：咱就是一个刨土拉块的，只知道干活，没想到这些道理，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还真亮堂了，弄了半天，我这些年都是给东家白干了，打的粮食，挣下的钱，都让东家拿去了。穆政委笑了，对喽！你这下明白过来了。刘大嚷嚷想了 想说：也是的，王景堂，不但买地，还霸占地，靠着土地出租收粮食，有钱放高利贷，本上加本，利上加利，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滚成了现在的大财主。刘大嚷嚷终于明白了。

穆政委临走时，送给刘大嚷嚷一件军衣，对他说：老哥，衣服是旧的，但总比你光着膀子好些，以后我会经常帮助你的。刘大嚷嚷抓着穆政委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一个劲的点头。

拨开云雾见晴天，风雨过后是阳光。通过穆政委的循循善诱，刘大嚷嚷的思想想通了，认识有了改变。陈队长和穆政委都觉得这两天的功夫没白费，收效挺大。一致觉得：访贫问苦，登门拜访，要比召开大会干巴巴的宣传政策不知强多少倍。看来还得继续，趁热打铁，扩大影响？于是两个人就经常到村民扎堆，聚集的地方或人家，唠嗑拉家常，跟农民说笑话，讲故事，侃大山。人们从陈队长，穆政委那里听到了他们闻所未闻的故事：毛主席，朱

2017.11.11星期六

                                       知青文学（99）

                                       关于温暖（随笔）

                                    作者：贾世昌（黑龙江）

当北方的冬天进入境界，一天比一天寒冷起来的时候，我的内心世界里却总是在掂量着“温暖”这个沉甸甸的词汇。走在寒气逼人的天地里，你的双唇喃喃吐出温暖，温——暖的慨叹的时候

，一种格外温馨的感觉就会自心中油然升起。过去时光里的许多故事已经逝去或者淡忘了，但我常常会想起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为我缝制棉衣的情景。老人家灵巧的手，小鸟一般地在棉花与粗布之间轻快的飞翔，当一件棉衣终于做成的时候，我可以忘记那个叫做穿针引线的词汇，但我不会也决不能忘记那时候浮现在我心头的阵阵温馨暖意。

温暖，这个词汇，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它仿佛一个隐士。因为它常常不动声色地坐在石头里，倘若两块石头之间发生了摩擦，它就会以火星的方式踱了出来。所谓的钢铁、煤炭、木材、瓷片等都是它的隐居之地。当然，温暖，更是一个侠肝义胆的隐士，它最为渴望的，也许就是隐藏在你怦怦跳跃的心房里。

温暖，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笔名：阳光。它对万物的普照沐浴，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充满了蓬勃生机。冬日，在窗前伫立，我发觉一根一根的阳光丝线，垂了下来，它希望把凛冽和寒冷钓走，尤其是傍晚，那一轮深沉凝重的夕阳就像一个硕大的鱼篓。当午夜来临的时候，我自然联想到了安徒生笔下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儿……漫天飞雪中，她一次又一次不断地摩擦着手中的火柴，当最后一朵火焰燃起的时候，透过那微弱的光线，使我想起温暖的同时，也体恤到了饥饿和世态的炎凉。

其实，温暖，是一种火候，不容易把握的。本质上，它是一种与温度有关的感觉。过于炽热或者过于冷漠，都会让人感觉不适应、不舒服。唯有温暖，才可能给那些皱巴巴的心灵提供一个熨贴的温馨感觉。就好像我们生活中使用的熨斗，如果接上了电源，它就变成了动词。生活中，温暖是无处不在的，不论通过杨柳梢头的和煦春风，还是楼道口里的一层层扶梯，我们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温暖的蛛丝马迹，说得更直接一些，就是温暖无时无刻不在人间！并且，表现得方式也多种多样：盲人手里的竹竿，肢残者腋下的拐杖，伸向沼泽的手臂，送给失败者的真诚敬意，关注落魄者一往情深的目光……当然，在下雨或者飘雪的日子，我们也能找到温暖的影子――微笑、致意与关爱的相互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