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6.10星期六（75）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天津）

1974年10月5日

    具有重要意义的我公社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于今日正式开始了。我们以大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来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今天，工地上红旗招展，热气腾腾。千余名指战员朝气蓬勃地开进工地，整个玉田皋大地沸腾起来了。大会战指挥部宣传组主办的《战地通讯》第一期刊登的李长青同志起草的《首战大捷》很好，描述了大会战的感人场面：

      　我公社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在公社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深入普及持久地批林批孔的大好形势推动下，于10月5日凌晨打响了第一战役。参加这次大会战的指战员共1 201人，有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立过战功的老战士，有久经锻炼的领导干部，有年过六旬的老人，有勇挑重担的女社员，还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战斗在农村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卫兵。省物测大队、盟林业局、盟林研所以共产主义协作的精神给予了我们巨大的支持和援助，尤其是盟林业局张局长、林研的技术员、省物测大队的范师傅自始至终和我军指战员在一起，同心协力、共同作战，为整个战役做出了贡献，他们这种吃大苦、耐大劳，为革命勤奋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给我们树立了典范。

全体指战员高举“农业学大寨”的旗帜，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士气高涨，斗志旺盛，英勇顽强地作战，一天就完成了歼灭旧林带3条，摧毁旧水渠两条的艰巨任务。据初步统计战果：除树10 000余棵、平渠8 000土方，扫除了全部障碍物。目前，我军正乘胜前进，向战斗的纵深发展。

1974年10月12日

    本月10日，辽建三团“五七”中学175名革命师生来玉田皋公社增援大会战。住分4处：一队50人，二队50人，四队35人，五队40人。吃饭3处：一二队100人，四队35人，五队40人。辽建三团学校的教导主任李恒占，教师曹林春、范世田、钟美艳、尹玉兰，也在前来增援的队伍中。

    昨天，按指挥部分工，我和张局长一起投入会战。

    今天白天，继续同辽建三团“五七”中学师生共同修渠。

    晚上，同黄珍书记、王义副书记共同商议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进程问题。

1974年10月13日

    自本月5日开始的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已进入第八天，短短的8天，玉田皋的大地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看——战天斗地的劳动大军漫布在平展展的田地里，人人汗流满面，喜气洋洋，干劲冲天，奋勇向前！林立的红旗迎风招展，大小车辆川流不息，快马加鞭！拖拉机加足马力压渠、翻地、田间飞转。听——上工的号声、劳动的歌声、一片欢腾！战地广播还播送新人新事，再加上哈河北岸兄弟旗县开山炸石的炮声，真似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这是大会战的第一个战役，将要除掉旧林带5条，旧渠5条，修新渠11条，新建林带11条，筑新路8条。林带总长15 000余米，渠道总长5 600米。这是玉田皋有史以来的特大举动，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新修一条渠，新建一道林网，新筑一条路，更改一条高压线，无不经过斗争，都需冲破传统观念的各种束缚。（待续）

                                下乡知青在昭盟

                                燃烧的坎坷岁月

                                               作者：康尔平（北京）

    六、入党提干

大约1976年五六月份，鉴于我一年半多的工作表现，由大队提名报请公社批准，任命我为新安屯大队治保主任。自此，我结束了那个政治队长职涯，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为之付出勤劳、汗水与心血的那片热土，离开了曾朝夕相处并结下深厚情谊的贫下中农叔婶和兄弟姐妹们。

9月9日，大队党支部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接纳我为中共党员。我心里自然清楚，我能入党实属不易。记得上小学时，眼看着一个院的同班同学把家里的铝锅和白面奉献给班里熬糨子贴大字报，很快就戴上了红小兵袖标，而我则因为爸妈的小地主和富农成分与这些荣誉无缘。宣誓前，吴振学副书记找我谈了话，我只记得这样一句：“小康，你能入党不容易，你付出了辛苦，是干出来的。”那时，人们把入党看得比天高，比地大，刚刚21岁的我，完全被感动和激动包围着，以至于宣誓后，大队支部书记让我表个态，面对会场三十几名党员的我，竟然是满眼热泪，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两个小时后，广播中传来了附伴着哀乐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一时间，天地恸哭，举国同悲；刚刚入党的我，那颗因无比喜悦无比激动而骤然升温的心，即刻若坠入在失去亲人般万分悲痛的茫茫冰海中，许久不得平复。

之后，我被抽调到公社，当时有个说法，叫做“倒蹲点”，实际上与现在挂职锻炼中的“上挂” 形同孪生，如出一辙。在公社的几个月中，我没有吃到什么苦，有时会随着领导下到各大队蹲点、了解情况；也曾在公社大会战工地做临时宣传员，竟然还结合大会战的热火朝天场面写了几首狠批帝修反的顺口溜在广播中播出。

一天，公社知青办主任通知我，说过几天要召开一个全公社知青参加的讲用会，除请公社知青先进典型、上海知青杨××做事迹报告外，还要我给大家讲一讲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我急得连连推辞，理由很简单，杨××是公社树立的从上海大城市来这里扎根的典型，知名度很高，我这个随父亲走“五·七”的沈阳知青怎么能和人家比呢?主任告诉我，不要推辞，这是请示公社领导后确定的，而且一定要好好准备。到了讲用那一天，我还是没有理出个头绪，只是事前像放电影那样把自己这两年的经历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心一横，说到哪算哪吧。

那天的公社小礼堂座无虚席，轮到我上台时，面对着下面一百几十名知青，感觉脑子里空空的，那颗高度紧张的心在怦怦跳着。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刚到青年点时尚文叔叔说的那番话，于是略微镇定了一下，像今天写这些文字一样，按照时间顺序，就从尚文叔叔送我们说起，一段段、一件件开始向大家讲述我所经历的故事。我讲到了创业队，讲到了在生产队耪地、赶车、割高粱，讲到了放炮，讲到了要为父母争光、为知青争气，不知不觉中竟过去了一个半小时，起初鸦雀无声的青年们情绪上受到了感染，几位感情脆弱的女知青无声地啜泣着、抽噎着，不断擦拭着眼中涌出的泪水。我忘记了是怎样的结束了讲用，也记不得是怎样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下的讲台。那次讲用后，我在公社乃至县里开始有了一些知名度。

1977年初，公社委派我到青山大队任党支部副书记。按照当时的说法叫做“挑重担”。大队全面工作有书记，生产上有主任，我这个副书记除协助书记开展一些常规工作外，还分管计划生育和知青工作，和东电一公司的几十名知青住在一个青年点。管理青年点的那段时间，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那次打狗。

当时点里有个男青年，从家中带来一条大狼狗。那时的农村已经不准养狗了，无论是家狗还是野狗，经过几次大规模猎杀运动基本上绝迹了。而这只狗开始还拴着，后来竟然放养了，经常蹲在伙房门外，吃些剩饭剩菜，青年们也很喜欢它。后来这狗就不老实了，几次无故追逐过往的老百姓，险些酿出祸端。大队书记曾和我提过这件事，我也几次和带队干部提及，并告诫那个青年赶紧把狗送回家，否则大队就采取措施了。可他当时并不以为然，认为只是说说而已。后来，给青年点做饭的大爷几次向我诉说那几个青年由于不满于伙食，经常拿狗说事，指狗骂人，心里憋气，又不敢惹他们，提出不想在这里干了。我听了气不打一处来，一股火从心底涌出，即刻回到我在大队的办公室，拿了一只半自动步枪，并压上了三发子弹。那时大队民兵连的枪库就在我办公室里间，管理得并不严格，大队干部拿着枪出去打狗是常有的事。我来到青年点伙房外，做饭的大爷、那个青年、那条大狼狗还都在。我是先礼后兵，向那青年说道；“上级有规定禁止养狗，你还养到点里来了，这不是明知故犯么？赶紧把狗送回家，否则我就代表大队把它处置了。”听了我的话，他竟无动于衷地说：“书记，你处置吧。”我当即端起枪，对准了那狗的头部，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眼前的一幕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那养狗的青年竟瞪大了眼睛一时愣在了那里，待反应过来后边哭着边和我撕巴着抢枪时，我已将枪膛里的另外两颗子弹快速退出，揣在了裤兜里。长他三四岁的我，哪里会把枪让给他呢，尽管枪里已经没有了子弹。这时，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因为那狗，那个青年没吃饭，我也没吃饭。这一宿，我几乎没有睡觉，他们几个要好的青年也是后半夜才睡的觉。我自是担心并提防着他们的报复，而他们则将那已经没有了气息的爱狗褪毛剥皮、开膛破肚，不过夜地烀着吃了，说起来还是单纯。第二天下午，经点里带队干部的汇报，公社知青总带队干部通知了那养狗青年的爸爸，两人一同来到青年点。他们既是东电一公司的中层干部，又是至交的好朋友，自是你一句我一句将那养狗的儿子痛批了一顿。尽管他们没有责怪我，甚至还为我开脱说“做得对”，但我仍向他们检讨了自己的草率与冒失，并向那青年道了歉，握手言和。经历了这件事后，我感觉在性格上沉稳了许多。

半年后，由于几年的紧张劳累，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最明显的症状是：没有一个会能够开得下来，没有一场电影能看得下来，没有一份文件能够读得下来；绝不是夸大其词，粉粹“四人帮”时，向全体党员传达中央文件，身为副书记的我，在台上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就睡在了那里。曾几次回县里治病，没有效果；还是1979年回到沈阳后，经过几年的调理与治疗方才痊愈，这是后话。

1977年底招工时，公社给了青山大队一个名额，我自此结束了三年多的知青生涯。（待续）

     久旱逢甘霖

    ——铭记高考

   （题目是编者加的）

  作者：杨雪舞

每当想起我的高考，都会想到腊尔山中学门前那一级又一级陡峭的台阶。三十七年前夏天的那个早晨，我站在台阶下仰望台阶上三五成群都不到二十岁的应庙高中生，突然胆怯了。我就这么停在那儿呆呆地望着他们，积习让我的右手摸着额头往下滑，到脸上、到胸口，突然间融到了那张有些硬的“准考证”。

这是一张极普通的“准考证”，对我而言，却不啻是久旱禾苗的甘霖!

1978年那个寒冷的早晨，我填满一肚皮红薯去到村头的井边，掬一捧温热的井水扑在脸上，擦拭间听到有个声音在说：“雪舞，你真的应该去参加高考。”我用手拂去脸上的水，有些难过地望着来挑水的张校长。“你真的不比那些高中生差，相信我，不会看错人……”他迎着我的目光继续说着。

我原本凤凰城里人，刚读完初小就跟着父亲来到这远离县城几十公里的苗寨，然后是春种秋收，一晃十年下来已然成了个种田能手。父母早就“落实政策”回城了，哥姐也刚刚被“招工”。这时的我，心里空荡荡的。张校长的话燃起了我心底的渴望，抬头求证般地望着他。他鼓励地点点头：“你读了那么多书，比我还读得多。这些高中生，没人能跟你比！”

现在有人说那十年是文化的沙漠，除了毛主席的著作语录，就剩下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其实不然，那时民间的书是很多的，卢梭、巴尔扎克、黑格尔、莱蒙托夫、伏契尼、托尔斯泰、佛斯特、契可夫……这些个从上世纪初开始流传到中国的西方和俄国的书籍，当时都在民间、特别是在“知青”中流转；只要您肯看，不惜跑几十里路去借，书是有的看的。我自家从城里拉来的书就有一大箱子，听到有好地再去借、去换，乡下十年，我没一天不看书。

书本使我懂得了人活着的许多要义，让我为人处事时有了自己的原则；书本温润了我的心，令我放弃眼前的得失去憧憬未来的绚丽：书本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明白自己知道的太少更加迷恋读书……于是乎，我有时很固执，有时又傻傻的，只有嗜读书的习惯，延续到至今直到有生之年。我曾光天化日之下去为一个“罪该万死”的“富农老太”收尸，我曾毅然而然地将珍贵的招工指标让给另一位女知青，我曾因一本一本好书一次次体验过“废寝忘食”的滋味。可是，当我拿着县一中高考复读班入学通知书进城时，父亲刚好给我落实了县电影院放映员的工作。

“难道我这辈子真没读书的命？！”我当着父母说。是问他们，也是问自己。想读书，我想了整整十年。从十三岁初小毕业跟着父母下乡后，只要看到别人背着书包，我心里就酸酸地想读书。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流下了眼泪，有兴奋，有痛苦，却只能在心里诅咒“命运”对我不公。

当我从张校长那儿捡回自信、燃起希望，把他的话告诉父亲后，父亲沉默了半晌，这才极委婉地说：“听说今年的考生特多，一万人里最多也就录取两三个。”

我绝望地垂下头。母亲过来拍拍我的肩，故作轻松地：“吃饭，这么好的菜，吃了饭再说。”

晚饭过后，母亲竟然破天荒地让我陪她出去走走。

正是黄昏时候，又值寒冬季节，古城人都缩在自已家里闲谈，街上幽幽的一个“静”。出门横过红石板街往里去便是南门坨，朝前几户人家拐个弯有间稀臭的厕所，旁边一座临街三间的小院，就是后来差点儿得了诺贝尔奖的沈从文旧居。我以前上小学，每天都要从这儿经过。

“你知道沈从文读过几年书吗？”母亲问我。见我摇头又说：“三年，就只三年，比你少一年，后来成了大作家，还做了北大教授。”

当时，沈从文远没像现在这样家喻户晓。但是，在当地，我从小就听街头巷尾的人讲他的趣事，讲他写的“阿牛的故事”，知道他是作家，却不知道他还是北大教授。

母亲说完瞥我一眼，带了我顺着红石板路走出南门坨，往北去，转个弯便是县一中校门，沿围墙走几步有两扇精致的木门，我知道这是黄永玉的旧居。

“你知道黄永玉读过几年书吗？”母亲又问我，见我还是摇头，她又说：“五年，比你多一年，后来成了大画家，也做了大学教授。”

我已然明白母亲让我出来陪她走走的意思，也知道现如今自己应该如何抉择，可母亲似乎要进一步坚定我读书的决心。她朝前一指说：“前面就是熊希龄的家，他可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别小看我们这一万多人的古城，单是将军就出了十多个，关键是要自己有信心。”母亲的声音里充满了自豪和坚定，目光里流露着希望和鼓励。

这以后，母亲去了舅父家，说服他来辅导我的数学，自已则亲自辅导我古文。别人是复习高考，而我则是学习高考。我非常地努力，亲友邻居对我都很关心；但我看得出，除了母亲，没人相信我能考上大学。高考的日子临近了，父亲拿着那本122页的“高考历史复习大纲”把我叫到面前。他先是从第一页的题目问起，一连问了三个，看我一眼再从60页的题目问起，问了三个翻到120页再问……我统统都答对了，而且似乎都是没怎么想就随口而出。父亲的脸上闪过一丝笑意，冲我点点头赶去上班。晚上回家时，他把一盒“脑灵素” 塞给我说：“看清用法用量，照着吃。”

从这以后，情况有些变了，亲友邻居似乎都认为我有可能考上大学。我由此得到极大的鼓励，对自已充满信心。可就在高考的前三天，复读班的同学都拿到了“准考证”，却没有我的份。去问老师、去问学校，一直问到教育局，家人亲友都出面了才弄凊：高考至少要初中学历，我只是个初小生，“准考证”当然是不能给的。那是一个让人记住一辈子的夜晚，一家人都懵了，一个个又失望又伤心。记得我爷爷离世的那个晚上，一家人也是这样的。

直到第二天上午，情况有了转机。一位在县政府工作的亲戚说，高考至少要初中学历，但不一定要初中文凭，雪舞在县一中参加了三个月高考复读班，请县一中开一张“相当初中毕业”的证明就行。一家人如梦初醒，纷纷行动起来。在县一中复读班，最后一月差不多天天都在考试，除了英语和数学，其他的我都考到前三名。

于是，我终于得到了这张有些硬的“准考证”。我的手紧紧地攥住她，再去仰望台阶上三五成群都不到二十岁的应庙高中生，胆子突然大了起来。“相当初中毕业”，这是县一中给我的评价，高中生们，我现在与您们是一样的！这么想着，我迈开大步，走上台阶去……

功夫不负苦心人！1979年的高考，我的数学单科成绩在文科中全县第一，我的语文单科高考成绩整个地区（十县）第一，成了当年全县唯一一个本科生。邻居对母亲说：“您家雪舞真聪明，只读四年书……”母亲微笑着摇摇头。邻居吃惊了：“您家雪舞不是只读完初小？”母亲仍然微笑着：“他在乡下，田里地头回来，每天都要看看书。”邻居像是突然明白了：“难怪，你一直相信他能考上。”母亲点点头：“看着他这么一直在学习着准备着，我相信老天爷总会给一个机会的……”

这么些年一晃就过去了，除了腊尔山中学门前那一级又一级陡峭的台阶，那个对我而言不啻是久旱禾苗甘霖的“准考证”，印在我心里的、一直鞭策着我人生的，就是母亲留下的这句话：

“一直地学习着准备着，老天爷总会给一个机会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我的知青岁月

   作者：王维俊（辽宁）

    真 正 的 乡 村 美 食

前一篇写了《我们的乡村美食》，纯属戏作，那是我们下乡后的半真半假一些情况的写照，其实乡村还是真有一些美食的。让我留恋至今，听我一一道来。

燉鸡蛋。我说的“燉鸡蛋”，估计许多人听不明白。鸡蛋还有’燉”的吗?煎炒烹炸的都有，就是没听说有“燉”鸡蛋的，那你就错了，“真有”！怎么做？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先把鸡蛋打在碗里，使劲撹，放上葱花、虾皮、细盐、兑好水放在锅里蒸，十五分钟后就好了，放上一点儿黑油（炸熟的棉花籽油），香气四溢，让人垂涎欲滴。

嗨，你说的不就是蒸鸡蛋糕吗?没错，就是蒸鸡蛋糕。可我们乡下的地方就叫燉鸡蛋，凭你怎么说，没办法，老乡们就叫燉鸡蛋。但是他们的燉鸡蛋有自己的高招，是真正的美食，和我们的吃法不一样。

1970年，我当上了大队电工，到谁家安灯，都要被招待一顿，“燉鸡蛋”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我也领略了各式各样的燉鸡蛋。一是普通型。就是我前面说的那样的做法。二是藏宝型。就是把七个鸡蛋其中的两个全打碎，另外五个把蛋黄留出来，蛋清放在一起撹，然后再把蛋黄轻轻放到碗底，待燉鸡蛋蒸好后，层层吃去，到了碗底，你会发现，几个珍珠一样的的蛋黄，给人以神秘感。三是蒙面型。到老乡家吃饭。席间端上来一碗，上面蒙着一张油汪汪的干豆腐，问是何物？老乡笑而不答，待揭去那张干豆腐，才看到还是一碗燉鸡蛋。反正花样很多，不一一赘述，还是说我们自己吧。

我们要想吃燉鸡蛋很难，一是没有鸡，二是也没闲钱买，吃一顿就算改善生活了。为了改变现状，我想出了个主意，让我养的鸽子给我孵出几个小鸡来。说干就干，我向房东要了几个鸡蛋，把房檐下鸽子窝里的正孵着的鸽子蛋拿出来，放上鸡蛋，这个傻母鸽子就专心致志的把鸡蛋当成自己的蛋孵了起来。二十一天过去了，孵出了两只小鸡崽儿，两只小鸡生存能力特别强，没费什么劲儿就长大了，全是母鸡，八个月后，母鸡的脸红了，开始下蛋了，每天至少一个蛋，我们四个人也有燉鸡蛋吃了。我们再也不用为鸡蛋犯愁了。

锦州干豆腐。现在市场上有卖锦州干豆腐的，出于对下乡时期的怀念和回味，买了几回，但绝对不是那个味儿，口感发柴、不肉头、不筋道。

我们下乡那地方的干豆腐那叫一绝。怎么绝？不说你不知道。一说吓一跳。一斤干豆腐可以称十多张，铺在报纸上可以看报。放上几天就会沁出油来，放在锅里一燉，都燉到一块儿去了。要是搁上点肉，那就更好吃了。我们每年回家都要买上很多，分送给亲戚尝尝，全竖大拇指头。要多买可要提前打招呼，否则买不到。

我们队里有豆腐坊，大豆腐匠姓朱，小豆腐匠姓王。每天要半夜两点起来磨豆腐，豆浆要过包，然后煮，每次都要揭几张豆皮儿，晾在角落里的铁丝上，留着下酒，一般人见不着。做干豆腐很麻烦，工序多，都是小豆腐匠的活。豆浆熬好后，要点豆腐，大豆腐匠负责操作，把卤水点到豆浆里。待豆浆成水豆腐后，就开始泼干豆腐了。什么叫“泼”，给你讲一讲：先把水豆腐用小刷帚头捣碎，再用一个小瓢泼在放好豆布子的木框里，一层一瓢，一层一瓢，直至木框高有二尺多高时，就“泼”完了。这时，小豆腐匠开始压干豆腐，约半个小时后，干豆腐压好了，就要尅干豆腐了，用一把小刀（类似画油画的刀）把贴在豆布上的干豆腐一尅一揭，一张薄薄的干豆腐就揭下来了。粘在豆腐布子上的豆皮也镪下来，叫豆腐毛子；还要把干豆腐用尺逼着切整齐，剩下的豆腐边子和豆腐毛子都是小豆腐匠的额外奖赏，别人捞不着。干豆腐平日轻易不敢吃，那时候好几毛一斤，谁吃得起？一天才挣一张邮票钱，哪有钱。只有过年节、或者家里来了贵客（发qie三声），才会买上一斤。但也有另外，因为这一美食有人贪嘴了，差点儿闹出人命。一队有个老刘家，八个孩子，家里特别困难，二小子叫刘元儿，长得又小又瘦，馋干豆腐馋得不行，就和别人打赌，说自己能吃二斤干豆腐，还不用搁手拿，就用嘴叼着吃。真有好信儿的人，就赊了二斤干豆腐让他吃，你还别说，不大功夫他就吃下一斤，噎得直翻白眼儿。看看另一斤，咬着牙继续往下吃，费了好大劲儿，终于下去了。赌输的一看，心里懊恼，赔了！想，不能便宜这小子，端来一瓢水，说：“我认输，看你噎得够呛，给你点儿水喝吧，别噎死！”这刘元儿年龄小，不明白其中的厉害，咕咚咕咚灌了一瓢。这下坏了，本来二斤干豆腐就免强吃下去，再来一瓢凉水，肚子胀得快爆炸了，躺在炕上疼得直打滚儿。大人们用鸡毛透嗓子眼儿，也吐不出来，爹一声，妈一声的叫唤，眼瞅有进的气儿，没出的气儿，把家里大人吓得魂飞魄散。要不是有人给出了个主意，刘元死定了。啥招？把他放在能装十担水的水缸里，两个人拎着他的膀子上下墩，靠着水的浮力和运动，用了四个多小时，才算有了缓，捡了一条命。美食也能吃死人！刘元这小子有点儿虎劲儿，但从此以后，再也不和别人用干豆腐打赌了，他说现在见干豆腐就恶心，一辈子不想吃了。但这小子还是爱打赌，只要他馋的东西他都要打赌。有一次他和我说：我半个钟头能吃二斤饼干，如果输了我给你买五斤。我一想，现在小卖店卖的饼干搁了好几个月了，硬的像瓦片儿，咬一下牙硌的生疼，你还能吃二斤?赌，我买来饼干，一摸当当硬，说:不许玩赖。王八蛋才玩赖呢，他就开始吃，我看着直害怕，怕把他的牙硌坏。饼干在他嘴里咔咔响，嘴里血淋淋的，疼得龇牙咧嘴，但他还是在规定时时间内把饼干造下去了，一脸的高兴和幸福。也许，这就是他们企盼良久的美味吧。

我回城后的第五年，回羊草沟，去看他，房东告诉我他死了，是赶车往家拉苞米桔,一进院马毛了，把他挤在院门上框上，伤重不治而亡，实在可惜，现在我一看到干豆腐就想起他当年打赌时的样子。

当今我们市场买的干豆腐有的是掺了假的，也有的是原料问题，或工艺问题，就是不好吃。前些年有下乡青年把锦州的豆腐匠请来，还上了一条生产线，可做出来的干豆腐就不是那个味儿，我想，就是水的缘故。美食就有地方的特点，换了地方就不是那个美食了，你们信不信？

粘豆包。也叫粘饽饽、蒸饽饽。这也是乡村美食。可能有人说那叫什么美食，过年谁家不弄点儿?你这么认为那就错了。粘豆包和粘豆包不一样，做法、用料、吃法都不尽相同。那里的粘豆包是用大黄米做的，大黄米又叫糜子。八月十五左右就收割，磨完后就是黄米。做粘豆包要先把黄米泡几天，然后用磨磨，浆下来后，要用小灰把水分熥干备用。用的馅儿是爬豆，不是红小豆，是粒儿大、带花的那种。生活较富裕的黄米面不掺别的，特别粘：条件差些的要掺些苞米面，叫俩打一个，就是一份黄米，两份苞米面，粘度差许多。馅儿也有说道，条件好的全放爬豆，差的就打了折扣，放什么豆的都有，甚至还有搁高粱米饭的。每家条件好坏，一唠嗑就知道了，“你家今年泡多少米”?“你家今年泡多少米”？分量一比就明白了，泡得少的有些自愧不如，悻悻不语了。

那时候家家没有自留地，全靠生产队分的粮食，要想泡米，只有花钱买，可都是罗锅上山—前（钱）紧。每家包粘豆包的时候都像办大事情一样，找来七大姑八大姨来帮忙。有包的、有蒸的、有专门烧火的、有负责挑水的、还有专门尅饽饽底儿的。

这一天是那些平常吃个半饱之人的盛大节日，因为今天无论你是什么角色，都可以放开肚子吃，没人笑话你、瞧不起你。我们也经常去老乡家帮忙，帮着尅饽饽底儿、看着外头冻的饽饽别让狗给祸害了。待到饽饽冻得像石头一样了，用簸簯一收，装进大缸里。

我们帮忙，就是为了好玩儿，吃不了几个。可有的是专门为了吃饽饽而来，我给你讲一个：有个老王家，哥们七个，老大外号叫“大稀松”，长得人高马大，一身力气，可以扛二百斤的麻包，走五里地。有一年村里打井，打到水脉，可压稳木的石头谁也拿不动，多人搬，下不去井底，人少，又不顶用，眼瞅着水往上涨，再不压上稳木，井就要废了。就在这时“大稀松”来了，看了看众人说：“起开，一帮废物，就是一帮吃货！”说罢袖子一挽，紧紧布腰带，一哈腰，就把四个人都抬不起来的压井石给抱了起来，摆弄几下就把稳木给压上了。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把大伙看得目瞪口呆。

他说别人是吃货，他才是地道的吃货。亲戚们家里蒸豆包不敢请他去帮忙，太能吃，一般人也就七八个，他能吃多少？说出来吓你一跳。他专门负责挑水，挑一趟，肩上的扁担前面粘三个，后面粘三个，一晚上六七十个像玩一样。也就是这个时候他能过一把瘾，否则谁家也供不起。后来因老吃不饱，去了北大荒，给兵团赶大车。才填饱了肚皮，但听说一辈子没娶上媳妇。

扯远了，还是说说粘豆包吧。这东东真的很好吃，冻得梆硬的豆包，放在大锅里一馏，金黄黄，黏糊糊，再蘸上白糖，那叫一个美。但最好吃的还是熝饽饽，就是把馏好的粘豆包按扁，再放在放好棉籽油的锅里一煎，两面焦黄，油汪汪的，外焦里嫩，又香、又糯。说其为美食，一点儿也不夸大其辞。每年返城，我们都要带很多，那时候城里根本见不着。

黑驴上炕。就这个名，我敢保证许多人没听说过，其实就是农村的杀猪菜。一进腊月家家开始杀猪了，这是农村一年最欢乐的时节。也是杀猪匠大显身手、最忙的时候。我们队的杀猪匠手把最好的要数朱老大。谁家杀猪要事先约好，排号待宰。到谁家的时候，这家就做好了准备，院里支上大锅，烧上开水，等杀猪匠的到来。杀猪匠早饭后来了，拎个小包，里面有一把尖刀、一把刮毛用的“刨子”（实际就是用洋铁板做的），还拎着一根铤杖。

杀猪匠是现场总指挥，到猪圈一看猪说，三百二十斤左右。一声号令，开始抓猪，几个棒小伙子进了猪圈，三下五除二，把猪捆了个四马攒蹄，拖出圈外，大杆秤一约，上下不差五斤，都神了。把猪抬到一张矮桌上，杀猪匠系好皮围裙，亮出了尖刀，拍了拍猪头，说:猪羊一刀菜，下世再托生个别的吧。一刀下去，猪惨烈的叫声，响彻云霄。刀一抽出，一股鲜血喷涌而出，淌在地上的大盆里，有人专门负责撹血，别让血凝固，好留着灌血肠。不大功夫，猪没了叫声，血已流尽，开始褪毛。这时杀猪匠拿出尖刀，在猪的后腿膝盖后割一小口，用铤杖插进去，在猪的全身皮里肉外通个遍，然后开始顺着刀口往里吹气，几口气下去，猪有褶的地方全都圆鼓鼓的，像个长了腿的大气球，用细麻绳扎住刀口，防止泄气。杀猪匠摸摸锅里水的温度，温度太高不行，太低也不行，那是绝对的经验。“行了，褪吧”他一声令下，大伙七手八脚忙了起来，“给你洗个热水澡吧，”一会儿，黑猪变成了白猪。该开膛了，杀猪匠的小尖刀在游走。十几分钟，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家伙就变成了一堆肉。

屋里的酸菜锅热气腾腾，大骨头、大块肉放下去，剩下的肉一块块的放在帘子上冻，狗舔着地上的血，乞求的眼睛看着里外忙活的人们。有时想靠近帘子上的肉，管谁看着就喊一声“小狗子，打死你，滚！” 夹着尾巴溜溜地躲出去，今天确实没有它什么事儿。等大伙吃完了，它会得到几块啃得比舔得还干净的骨头。

屋内高朋满桌，喝得满头是汗。酒足饭饱之后，杀猪匠拎着东家给的一刀肉和他必得的大肠头，喷着酒气，一步三晃的回家了。

好了，还说黑驴上炕吧。我们这边也有叫黑瞎子上炕的。这需要一定的场合和对象，必须是关系比较近的人，才能享受。有几个小菜，炕上放上一个火盆，放上炭火，用一个三盆，里面放上酸菜、白肉、血肠，管吃管添，炕暖酒热，菜香肉烂，把酒话桑麻，煮酒论英雄，山南海北，云山雾罩，你就喝吧，唠吧，吹吧，不带醉的。

我说的这些美食都是我亲历，绝不是瞎编，你想想，对不对？（待续）     

     离群的孤雁

    作者：幸运（河北）

公公把鸡筐放下，坐在一个水泥台上，我也坐那，看着来往的行人，坐有半个小时光景，看见大马路上来一辆大马车，“哒哒”地直奔行李房。

“爸，您看，效富来了。”

陈效富看见我们，第一句话就说：“还挺巧哇！”

我说：“我看见大马车就注意了，还真是你！”

公公说：“坐在这儿就是为了方便等你！”

“还挺有心眼儿！”

“那是秀舫的注意，这一路亏了她了！”

我把货单给了陈效富：“看准件数数好了，差一件也不能提！”

我在外面看着鸡，别让人把鸡给拎走了，他们把货给提出来，赶车的大哥帮着抬东西往车上装。

陈效富说：“你和爸坐汽车走吧！这个车怪冷的。”

公公说：“今天还行，不算冷，就坐这个车走吧。”

我知道陈效富是心疼我，公公是为了省钱，我就没所谓了。马车跑起来也挺快，一会就到盘锦，又到大洼。

我问陈效富：“你啥时接到电报的？”

“今天上午九点多，我接到电报就去找宋队长请假。宋队长说‘你媳妇接你父亲来，这是把家搬来了？得派个车，作为生产队的支持呀！’这不，李大哥给出车，吃完饭，我们马上套车就走，这一路马不停蹄的跑来了。”

“行，够快的！”

这说着话就到清水家门口了，青年们都出来迎接我们，搬东西，搬箱子，抬筐，抱行李，我倒像个客似的，站在旁边看着。

儿子跑过来：“妈妈”地叫个不停。

“亮，想妈妈了？”我赶紧把儿子抱起来，亲亲“在家听话没？”

“听话。”

“好儿子！”

东西搬完了，也都安顿好了。我说：“同学们，今天太晚了，还有李大哥，咱明天中午见，都上这来热闹哇！”

“行！明天见！”

婆婆把饭做好了，我放上桌子吃饭，看着老两口、小两口、一个孙子五口人吃饭，热闹！开心！

吃完饭，同学们都上我家来玩来了。这个说：“秀舫，你真行，我们挺佩服你的，你能把公公婆婆接来，好样的！”

“别夸我。你们是不知道哇，他们待的那地方缺吃少烧的，有的人家做着半道饭，柴禾没了，得现上外面划拉去，我真替他们难！我们这俩老人吧，只要有空闲就划拉柴禾，你要不划拉就没烧的！”

第二天，为了庆祝我家团圆，我去大清商店门口的摊位上买来好几样菜和肉，连同我老家给邮来的豆角丝、土豆干、黄瓜片、西葫干等配了十个菜，陈效富亲自掌勺。李二哥、赶车的大哥、队长、主任、处的挺好的李妽等社员和青年都请来了，总共三桌。为的是把婆婆介绍他们认识，日后也好有个照应。大伙就像在家里一样，交杯换盏，谁也不隙外，别提多开心了！菜我是管吃管添还是吃个精光，我用八刃大锅焖了多半锅饭，结果没吃多少，净点子喝酒了！队长这桌黏黏糊糊的，一轮一轮地喝起来没完，喝到三点多才下桌。女青年们“呼啦”上来一帮，收拾的收拾，刷的刷，扫的妇，一会就拾掇完了，还有陪我儿子玩的。我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松愉快！

   正如陈效富所料，老人来了还没一个月就开战了。

（65期）

白天，陈效富在生产队干活，中午回来吃饭，吃完饭在炕上躺一会就又走了，也没时间和他父母说话。

生产队的活不忙了，陈效富：“你要愿意干活，明年开春再去，在家呆一冬吧。”

公公婆婆住的那屋有个两扇开六块玻离的北窗户，我怕老人冷就打点浆子把窗户缝给糊上了，糊完之后我又给弄个窗帘。

公公说：“这回暖和多了，坐这儿也没风了，往天呼呼的风，这回好了。”

我说：“人不都说，糊上窗户缝好比盖上一层被嘛，往后越来越冷了，别冻着爸妈。往后你们这个小炕你们自已负则烧，咱柴禾有的是，不怕费柴禾。你们坐在炕上热乎乎的，晚上睡觉暖暖和和的，多好！”

公公说：“炕我来烧，我愿意睡热炕，到时候我就烧了，你就甭管了。”

我用一个灰色棉花绒毡子，里外吊上面，挂在门上，当门帘子。白天搂旁边去，晚上再挡上，一对木箱子底下用砖码了七八层，把箱子垫起来，省得受潮，两个大花筐装土豆和冬瓜，怕在屋里热坏了就放在了外屋地门后头，旁边是水缸，柴禾现用现抱，屋子不大但很整洁。

公公穿的衣服退色了。我问：“爸，我想给您做衣服，您喜欢蓝色？还是青的？”

“做啥呀！就穿这个吧。”

“爸，您不在乎，我和效富觉得挂不住，怕人家笑话俺俩。”

“你要这么想，那你就买青布吧，我这60好几的人了穿蓝色的也不好看呐。”

“妈，您呢？”

婆婆说：“我有衣服穿，我不做。”

“做件新的，留过年穿。”见婆婆脸上有了笑容，我又说“妈，您把您的衣服和我爸的衣服挑挑，太褪色那样的就不要了，您闲着没事了坐在炕上拆，别扯，布料子怪暴的，呛人，用剪子剪，缝的地方不要了，拆完了等开春化冻了，咱娘俩再打几张布加子，我再做几双鞋，下雨坏天的，没事在家做鞋呗。”

婆婆问：“你有鞋样子吗？”

“我有效富的，您不也有鞋样子吗？只要有鞋样子，我就能做。我的鞋样子，等我给我老姑去信，让我老姑给我邮来。破烂别留着，都拆了，往后我管你们穿新衣服，那都是十八世纪的衣服留着干啥？我明天就去买布去。”

第二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饭，我就去大清商店了。到那买了两丈(20尺)青布回来，直接就把布送到成衣铺。一进门，成衣铺的几个嫂子说：“你干啥呀？买这么多青布。”

“做衣服呗！”

“做几件呀？”

“给公公婆婆做，能做几件就做几件。我把布先放这，我一会儿回家把两位老人领来量尺寸，你们尽可能的快点做，俺好不让俺公公穿难看的衣服。你看咱这块连下地干活的人都穿的特别好，俺可不能让他再穿那旧衣服？”

“对！应该给换身新衣服。你看这儿媳妇，把公公婆婆接来了，还给做衣服。‘啧啧’真是的！”

“要不咋的呢？他们就俩孩子，除了效富还有个瞎姑娘，顾自己还顾不过来呢！我们不管，谁管？管，就要管好不是？”

回来时，见了邻里的嫂子，问：“啥事儿这高兴？”

我把买布送成衣铺回来接爸妈量尺码的事和她学了一遍。邻里嫂子说：“谁摊上你这样的儿媳妇可真是有福了！”

我满心欢喜地回到家，隔着一米来高的院墙，看见婆婆和孩子在当院子玩，公公从屋里出来，俩老人和孩子也看到我了，我兴高采烈地叫了声：“爸、妈……”下头的话还没说出口，儿子跑过来，指着我，奶声奶气地说：“撒谎撂屁！”

“你说啥？”

“撒谎撂屁！”孩子又重复一遍。

“你说的？”我收敛了笑容。

儿子指着奶奶说：“奶奶……”

 “啊！我说的，咋的？” 婆婆接过话，冷眉相对地“你就撒谎撂屁！你说你去买布，把孩子扔给俺，自已玩去了，布呢？”

我知道俩老人误会我，虽然受了莫大的委屈，我依然和颜悦色地：“妈，咱进屋说，别在外边吵吵。”

我拽了一下婆婆的胳膊，婆婆胳膊一甩，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我不进屋，偏在这说！”

公公往门口一站，故意挡住门口。趾高气扬地：“自已办了没理的事了，还怕人听见？”

婆婆有了仗义，嗓门更大了。她这一嚷嚷，邻居听见了，就凑过来，没等说话，婆婆就指着邻居，说：“你给我问问她！一大早把孩子扔给我们，现在才回来，说给俺们买布做衣服，空着两爪子回来了，你给我们买的布呢？你要买来布，我就吃了它！”

“走，我领你吃去！”

我锁上门，邻里嫂子问：“才去量啊？”

婆婆一愣，问：“量什么？”

邻里嫂子见婆婆脸色不好看，气哼哼地，仍然对婆婆说：“你可是有福啊！你儿媳妇给你买布做衣服，你还生气？”

婆婆说：“她要真买布做衣服，我还生啥气？别听她撒谎撂屁的！”

我想哭又想笑。我说啥他也不不进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气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乐乐呵呵地：“大伙儿没事的，都跟着啊！看看我买的布到底在哪呢？大伙给我做证！”

看热闹的，愿意给我作证的都跟着我。有人偷偷问我：“咋样？能赢吗？”

“你们看着吧，准赢！”

走到成衣铺门口，我给婆婆一个“请”的手势：“请进！”

婆婆一边走一边问：“进这里干啥？”

“做衣服啊！”

“给谁做？”

“给爸做。”

“没有布，你搁啥做？”

成衣铺的大嫂子们一听全乐了，拍着我送到这里的布说：“你儿媳妇买了这么多布，你咋还不依足呢？”

我跟成衣铺的嫂子们挤咕眼，说：“这衣服咱不做了，我妈说她要吃了它！还让这些人跟着做证呢！”转对婆婆“妈，你吃吧？”

婆婆不横了，小声说：“你还真买了？”

我不依不饶地：“我啥时候说了不算过？”

婆婆耷拉下脑袋，不言语。我进一步告诫她：“你能不能问问我呀？我要是真没买回来，你再骂也不迟呀？你还要吃它！”我见婆婆有了懊悔之意，就把话收回来“来吧！你是吃布呢？还是量尺寸？”

婆婆怯怯地：“那就量吧……”

在场的人无不轰堂大笑。邻里嫂子说：“大娘，以后千万别这样对待你的儿媳妇了，不管青红皂白就发火。你看你儿媳妇不跟你一样，你吵吵，人家不还嘴，还笑！你上哪儿找这样的儿媳去呀？”

又有一个人说：“‘得理不让人’，没理可得板着点，这脾气那行？”

婆婆连连“哎哎……”地应允着。

“大伙儿都回吧，明个再谢啊！”屋里光剩我们四口了，我跟成衣铺嫂子说：“量吧！别忘了，我这布还没下水呢，给让出抽的份儿，先紧我爸做，我妈不够我再给她买去。”

成衣铺嫂子说：“套着裁，能做两套。你这儿媳妇这么有样，咱别的忙帮不上，能省就给你省点。”

“给婆婆做条裤子，她有新衣服还没上身呢。”

回到家里，我这边的锅里焖饭，婆婆那边的锅里炒菜。饭菜做好了，陈效富也回来了。我们吃饭，休息。等陈效富晚上收工回来，这一下午的新闻就宣扬的沸沸扬扬，也灌满了他的耳朵。有说我做的对的，也有的说我熊的，还有不相信的，就跑来问我：“你为啥不吱声？你为啥不跟他们干？要搁我，我有理，就跟她们干！以后他们看你老实，欺负你惯意了，看你咋整？”

“人家是老人，我要和她们干，我就伤天了，干时痛快，干完了准后悔！我不干后悔的事！”“那还叫老人呐？”

“老人就是老人，老人再不好，也是老人。对老人无礼，伤天害理，只许她，不许咱，人在做，天在看！”

“我真服了你了！”

陈效富盯着我看，我假装没事似的，他忍不住，问：“今天就没发生点儿啥事？”

“没有。”

“你不告诉我，我去问他奶奶去！”说完转身就走。

“回来！”陈效富像没听见似的，径直朝外屋走去。（待续）

     我的父亲

     作者：王振国（江苏）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西拉木伦河带给两岸人民粮丰草茂，但同时也使两岸人民、特别是南岸的大段人遭受了深重灾难。在今后的岁月里它还将继续侵害着南岸大段人们的生命财产。

王氏家族当家主事的一个个离开了人世，生活的重担落在了庆字辈们的头上。如今的家族状况是，老的老，小的小。老的就剩下两个寡妇（三祖母和祖母），难以主事。小的还未成家。基于这种情况，奶奶思前想后，横下决心，决定分家。这是违背祖训、家规的事。但现实生活，迫使奶奶不得不做出背弃祖宗意愿的决定。她要撒手让年轻人自己闯天下、谋生路。这样王氏家族或许还有希望。奶奶的想法得到了家族成员的一致赞同，于是，有史以来王氏家族现有成员第一次分了家。一大家变成了几个小家。

分家另过，在当今社会似乎有点复杂，弄不好打仗升天的。那个时候，王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就剩下几杆子人了。几句话一说就分开了。家是分开了，日子还得过，生活还要继续。每家都按照自己的想法盘算着今后的走向。于是，庆字辈的老大王庆堂去了天（阿旗）；老二王庆瑞去了河北双合兴(现开鲁麦新镇）；老三王庆柱去了开鲁县；老四、老五（名号没搞准）到了腰段；老六王庆喜带着母亲在大段；奶奶领着自己的三个儿子老七、老八、老九（王 庆玉、王庆山、王庆福）来到了大段敖包营子(现大兴农场醋厂东南）。大段和腰段相距不过5里地，因此，来到大段、腰段的哥几个还是能够有个相互照应的。

大段，被人们称为后大荒。东从海立土西到小段不足15公里，南从老哈河北至西拉木伦河直线距离10公里左右，在这样的一个狭长三角地带，居住着50余户人家，大多数是耪青户。这里是富人争先发财的处女地；也是穷人讨生活的聚散地。河南河北，五方八地。有日本人、朝鲜人（人称二鬼子），有商人、财主、东家；有红胡子、马达子（土匪）。。。。三教九流。

大段虽小，却一应俱全。伪满政府在这里设立了警察分局所，隶属白音他拉警察署管辖。所长姓赵，因非常抠门，钱财物只准进，不许出，故人送外号“赵小惦”（小惦叭啦叽）。手下有三四个跟班的，叫“保险队”（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赵小惦经常带着手下，假借公务搜刮民财。此外，还逐户轮流派饭。吃好的、喝好的。没有，出手就打，张嘴就骂。因此，当地流传一个顺口溜:“打精米，骂白面，不打不骂小米饭”。

地方行政机构，仍然沿袭了民国时的“保甲制”，建有保长、甲长、排长三级联动负责体系。整个大段从海立土到小段为一保，设保长一人。保长叫王景膛，六十多岁。是伪满政府指派的，说白了就是王某人花钱买了的。因年岁大了，所以，出头露面，协同局警，抓差使役，都是儿子王峰在干。保长要挑选甲长，接受他的指使。当时，大段已基本上形成的固定村落有：

海立土（现大兴向阳分场)，前面已讲述过它的传说。，也就是说，它是清王朝康熙王爷所封的。是较之大段前，后大荒最早最为原始的村落。

当时，这里有七八户人家，如：老马家（我大姑夫马秀的父辈）；老胡家(据说是胡海青的祖辈）；老吴家（吴清方的父辈）李二橛子家。这些人家都给杨秀峰(民国时，杨区官的儿子)耪青。王保长挑选甲长，当然是杨秀峰了。

马家地铺（现大兴立新分场），是由敖汉一个叫“马三秧子”的胡子强占这里，建起的地铺，故叫马家地铺。

马三秧子是有来头的。当时，敖汉有三个出了名的大地主即:马家、周家、梅家。那时，敖汉有一个顺口溜说：骑不了的马（马）；喝不了的粥（周）；说不了的梅（媒）。马三秧子就是敖汉马大地主族中的某一支。马家地铺的甲长当然是马家的人了。当时， 给马三秧子耪青的，有我的亲姥爷孙文俭；有曹景明的父辈；郑有德的父辈等。曹景明、郑有德二人都是解放后大兴最早的中共党员。（待续）

我心中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