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8.13星期六（24）

      我所知道的《柴春泽日记》

                高颖

1973年9月7日夜

我在团员大会上公布了父亲的来信和我的回信。今天晚饭后，召开全青年点团员大会，油灯下我公布了父亲8月20日来信内容和我于9月2日给父亲的回信。我念家信时会场静静的，一分多钟，无一人说话。刘英悄悄对人小声说：“咋了？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了？”我向大家解释说：我下乡以来一再大会小会表决心，入党宣誓时，我也向大家表示扎根农村一辈子，大家可能不大相信，前几天，我在盟团委召开的大会上也表示了决心。我不能口是心非，我不能动员大家在这扎根，自己却办回城工作的事儿。有个女同学当场说：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真想不到能写这样的回信。

我在会上提出3个思考题：

1.来信说明什么问题？

2.同志们怎样看待我9月2日的回信？

3.通过这件事大家自己有何想法和打算？

我还宣布：这封信，我自己不去邮局，委托团支部副书记刘慧贤同志明天一上班去邮局发信。会结束了，大家默默地散去了。我自己走到院内仰望夜空，又一次望北斗，心情难平啊！

                          　

1973年9月10日夜

担任了大队干部，更应坚持参加劳动，我分工是第三生产队，到小队去只要遇见活儿就应和社员一起干，边干边了解情况：粮食仍是大事，还未收割就得安排社员如何吃粮。根据工作队意见：

1.有自留地的玉米，先吃自留地的；

2.吃国家返销粮的到粮食用净为止；

3.什么也没有的由各队掌握划片吃。

关于过节吃肉问题，根据各队实际宰杀羊，严格控制每人不能超过一斤肉。

前天，召开大队支委会，赵清志、李鸿江、刘海林、汤秀云、唐凤春参加，研究玉田皋大队青年点班子问题。青年点改称“青年队”，全称“知识青年队”。队长周有，副队长张久明、王 忠，委员刘慧贤、陈月侠。以上人员的工作又作了具体分工：周有负责政治工作，张久明负责生产和现金管理工作，王钟负责青年团和民兵工作，陈月侠负责会计工作，刘慧贤负责生活方面的工作。

我在会上提出要求：

1.加强团结；

2.分工合作。

　

1973年9月11日夜

近几天连续找一些人谈话，了解全大队的情况，重点了解我将分工负责的第三生产队情况。

一直未收到父亲回信，很不安，时间再紧也要再给父亲去封信解释。

敬爱的爸爸：

    您好！近来工作一定很忙吧！9月2日去信是否收到？未见回信，故心情不静。对于爸爸您的好心，我是非常理解的。但当你对我提起那件事后，我作为共产党员、贫下中农的后代，如果对此表达不出明确的正确观点，并以其观点为基础，见之于行动的话，那我就是对革命的爸爸的背叛，对党性的背叛。我是非常担心爸爸您看信后要生气的，但我也深知，担心并不能完全解决您不生气的问题。不过我觉得这样做才对得起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的千百万先烈，也才能对得起爸爸您的。自我记事以来，您曾多次教育过我，让我们做革命的后代，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当我出现错误时，您总是恨铁不成钢。我怎样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呢？下乡两年来的实践告诉了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唯一的革命道路。所以，我要以“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的决心和意志，一走到底。

    我给爸爸的信中所说的话，用传统的父子关系的观点来看，确实是放肆的。可是，共产主义革命却需要我们以新型的、无产阶级的父子关系去对抗传统的父子关系。我认为，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内容。

这一点，《共产党宣言》以明显的原理教育了我们。按理说，爸爸您应当是高兴的。爸爸，您曾对我们讲过咱们的家史，讲过您小时候放猪、放羊、扛活，讲过我奶奶、爷爷的惨死，讲过您参加八路军以及在战争年代负伤等等。忆过去，看现在，望未来，特别是从共产主义革命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高度来看，就会知道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应当怎样做才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如果爸爸您对我向您汇报的观点和认识表示高兴，那对我将是莫大的鼓励。

9月8日，在大队党支部扩大会议上，支部书记宣布了上级党委的决定，让我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自己有多重，我是最清楚的。但是对党给的工作，我认为没有任何困难可摆，没有任何价钱可讲，必须以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为党工作。如果爸爸您能来封信，并满足我的意愿，那我是多么感谢爸爸您啊！这是我的心里话。

祝爸爸

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1973年9月18日夜

    近3天青年点集中力量打草，大家干劲十足。今天接通知参加玉田皋大队党支部扩大会议。共6项议程：

1.学习党的十大文件，主要是新闻公报、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新党章；

2.公社李玉珍同志传达盟妇代会精神；

3.讨论；

4.袁希刚传达当前生产检查会议精神；

5.有青年偷打瓜（9月5日被青年点民兵排长王钟抓住，偷盗半麻袋）问题的处理；

6.关于玉田皋大队党支部补充人员问题，9月6日公社党委研究决定，柴春泽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待续）

        回忆与思考(20)

          毛德宝著

   走进二层的办公楼里，设有各职能部门的办公室，各项规章制度很完善。我对冬梅和奎连说：“历史虽是群众创造的，但在特定条件下，一个人或几个人就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一个村，说到底，就是看书记或主任一个人的”。

晚上，奎连在村食堂里招待我们，虽不能跟城市比，但也很不错了，都是农家饭菜，包括炒鸡蛋。在来的路上，我听奎连跟村做饭的通电话讲，招待标准规格要高些，可见奎连的一片心意。

吃饭时我问奎连：“你为什么要回到这里？”“我想实现我的自身价值”！他说。我看了他的脸有几秒钟，既没有移动眼神也没有说话，然后我说：“你真了不起，你不仅感动了内蒙人，也感动了咱们大连人，更感动了我，你是我们党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冬梅鼓动：“德宝，人家奎连都回大队当书记了，你也回前进大队当书记吧！”我说：“我真的不是没想过，不是不可以，但我没有经济实力。这不是过去了，振臂一呼，拥者云聚，现在是市场经济，回去如果不能给群众带来实惠，给故乡带来变化，恐怕不好交待”。因为奎连说过，回村当书记、村长这几年，他个人先后投入了上百万元，这里太穷，贷不了款，上项目没有启动资金，都是他拿钱垫付的。在院子里，我们看到了奎连从大连开来的农用汽车，拉来的办公楼内所有的办公设备，包括电视、桌椅、沙发……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鸡冠山村村委会办公楼里，条件比较艰苦。奎连一再解释不好意思，但想想他多年生活在这里，舍家撇业，真是不容易，令人折服。

早晨，天刚刚亮，我们都起来了，走到外面大口的呼吸着山里的新鲜空气，真是原汁原味啊！奎连领我们往山里走了很远，看到了村里组织群众正在挖机井。一路上，他给我们介绍山沟里的美景、正在实施的工程项目和发展规划。

吃完早饭，奎连和我们一道返回了大连。

逐步消除隔阂，不断增进友谊。

我是1977年12月底抽工回城的，虽然8个月后，青年点同学都陆续离开了农村，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除了和部分同学有来往外，与点里多数同学失去了联系。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没有在清点时，跟同学们一道回来，大家是有意见的。那时我真的很无奈，上级领导的好意，也使我陷入了不仁不义的境地，就是再有嘴都说不清。当时的情景真的就是：你毛德宝不走都不行！所以，回城那些年，我也很苦恼，这是产生隔阂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在青年点工作上有得罪同学的地方。

在70年代，对青年学生来说，毕业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才是最革命的。前进青年点同学在面临毕业选择时，主动要求到偏远的昭乌达盟去，可见都是有雄心壮志的。

 

   在一个思想活跃的青年群体里，如何把那种最初谁都不认识谁，谁都不服谁，谁都想在农村一展风彩，干一番事业的劲头的人捏合在一起，形成合力，确实是一个大难题。做为第一任点长，我是刹费苦心的，但众口难调，我的工作只能也必须以绝大多数同学的满意、高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那时，我干工作劲头很足，敢于管理，不回避矛盾，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旗帜比较显明，始终在宏扬正气，坚持正确导向上下功夫。对同学，特别是对骨干同学要求严，抓工作认真，容不得敷衍，对看到的问题，听到的反映，只要场合适宜，都给予指出。我喜欢直接了当，不愿把简单事情复杂化，因为我觉得做人要坦诚，更何况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研究技术性问题。我不可能在处理每一件事情上都恰到好处，批评的问题都准确，虽然我也很注意亡羊补牢，经常找同学谈心，消除误会，化解矛盾。实际上，当你抓工作太强势了，容不得自认为不正确的东西在点里有市场时，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对立面。干事情，受埋怨，不可避免，你干的工作越多，讲的越多，纰漏也就越多，除非你不干工作。

经过时间的推移，当一切都大局已定，工作走上正轨的时候，特别是我入党，当了干部后，同学们都基本认可你的时候，往往有些不注意的事，也都会造成对你的意见，因为一切好似你说了算。

   比如，谁入了党，大队提拔重用了谁，我批评表扬了谁，哪怕是旅大母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来点慰问时，我在汇报中提到谁，没有讲到谁，上面新闻单位采访，在介绍情况时提到了谁，没有讲到谁，这都可能产生意见。因为同学们对这些都很敏感，看的很重。

厉复君刚下乡时是民兵排长，工作干的很不错，为打开青年点最初的工作局面是做出了贡献的，我在心里一直很感激他。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不当排长了，下乡这几年也没有能入党，因此，他和爱人李淑花（都是一个青年点的）对我意见很大。但我全然不知，自我感觉良好，后来有同学告诉了我，我只能苦笑，表示遗憾，真是“烧火棍子一头热”。抽工回城，厉复君在五建入了党，曾专门到市纪委找我，告诉他入党一事。从谈话语气里我听出来，他是在和我赌气，在气我，但我当时真的还是很高兴，向他祝贺。之后多年，他不再找我了。为化解矛盾，我曾专门请他们夫妻俩吃饭，清除误会，现在我们的关系很好。

对类似情况，有些同学曾劝我：“老毛，用不着，都已各自走上了社会，这么大岁数了，好怎么样，不好又能怎样？”是的，道理是这么回事，但在我心里，仍然放不下，割舍不掉这段友情。

在党员和骨干之间也是不平静的。由于个性等原因，相互时有不服气、闹意见的时候，我常为一些端不到桌面上的鸡皮蒜毛小事，做说服工作，搞点平衡，批评那些无谓的相互挑剔，这就产生了老毛对谁袒护之说。我不愿看到我喜欢的人相互之间有诚见，但也有人愿意利用这种关系加以制衡，我觉得这是在玩权术。那时候，我时常自我解嘲和调侃：我这个人挺护犊子，就象一个老母鸡，护着每个人，但有时又不被人家所理解，当一个好领导难啊！

后来，虽然我不再当点长了，但一直没有放松对青年点的关注度，没有像有的知青被结合到领导岗位后，干脆脱离或逐步淡化了与知青点的联系。我只要有时间，就回青年点参加劳动，参加会议，了解掌握情况，找同学谈心做思想工作。我必须为青年点领导班子排除干扰，承担责任与风险。

   我在1975年1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下队回来，得知最近点里出现了一些问题，心里很着急。晚上找了裘云、李林，厉复君、刘嘉平、刘俊山几个同学谈了情况，布置了工作。虽然到了夜间12点多，但我总觉得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想找更多的同学谈谈心。我虽不在创业队，但应当多做工作，为新的支部多出些点子，当好参谋”。

 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点里对我的依赖性太大了。记得有一次青年创业队班子研究工作，点长刘嘉平说，这些事等跟老毛子说说，听听他的意见。农业队长、老贫代李玉坤急了：“老毛子死了，我们还不干了？”后来，李玉坤见到我，把事情学了一遍，我笑了：“你说的对，今后点里定下来要干的事情，不要再找我，但大的事情，还需要大队党支部来定夺”。

所以，不管后来换了几任点长，但在同学们心目中，老毛影响很深：前进点不管好与坏，都与你老毛有责任，入党，当干部，抽工回城，当兵等等，都与你老毛有关系，因为你掌握“生死大权”，你说了算。实际上，青年点工作的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既有大队党支部程书记，李主任在把关定向，又有诸位党员和团支部班子，还有驻点老贫代，更重要的是同学们都瞪大了眼睛在监督着，我不可能也根本做不到一手遮天自己说了算。我是一个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人。

40年过去了，我和这些当年的兄弟姊妹谈论往事时，他们说，那个年代我们都年经，咱们青年点也确实是能人太多，不好管理，但不管同学们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和想法，也就是你老毛吧，别人还真不行。我说：“那时候咱们都20岁左右，我也是人，不是神，工作上肯定有毛病，如有得罪，请老同学们多谅解，我们都往前看”。

回城后同学们相聚，开始是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各自在小范围里见见面，远不是现在意义上的聚会。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青年点还没有搞过一次全体同学参加的聚会。听说在北京工作的陆炜见昔日的知青战友，也是和几个同学在明泽湖的儿童公园长凳子上坐一坐，唠唠嗑。大家都逐步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前进青年点应当搞一次全体同学参加的大聚会。这时有人提出，我们还是把老毛请出来吧，由他出面，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名正言顺。这个意见得到了赞同。

1991年初的一个晚上，刘嘉平，张铭安，刘维霞，史淑莲来到了我家。因为有同学已事前告诉了我他们来的目的，所以在思想上是有准备的，他们说明来意，我当然高兴，完全同意。这样，前进青年点的同学聚会从此搞了起来，一直延续到现在。

第一次全点同学聚会，是这年6月份在星海公园海上乐园的船上。什么事情都是第一次最具有新鲜感，10多年没有见面，这次见面，亲热劲不用说了，都找回了当年在青年点的那种感觉。

随着年龄的增长，同学们都已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少了以往的激情与冲动，多了冷静与自知，对过去的事情都逐步看得开了，不再心怀芥蒂，而是无限深情的怀念下乡那一段经历和友情。虽然在那个年代，年经的我们有过欢乐，有过分歧，流过泪、流过汗、流过血，但更多是创业和奉献，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难忘、最珍贵、最无悔的岁月。因此，大家都要求多组织这样的活动，使同学们能常相聚。

相聚是缘分，友谊要加强，我的任务就是给同学们创造一个畅叙交流，增进友情的平台。

因此，就顺理成章的有了纪念下乡20年、25年、30年……的全点聚会，而聚会交流的主题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转换。开始的几次是抒发怀念之情和对往事的回忆，之后转到了工作、家庭，再逐步转到了为下一代，即儿女们婚事而操心，最后转到了退休后的休闲与兴趣，以及如何照顾好年迈的父母和第三代的辛苦与喜悦上来了。

自纪念下乡30年聚会后，在我提议下，把全体同学参加的聚会变为常态化，即每年的8月9日纪念下乡日和每年春节正月初六。团拜日，为“法定”的聚会日，并提议刘维霞为“秘书长”（联系人），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赞同，这些年一直是这么办的，小范围的同学相聚则更多了。可以说，前进青年点的同学聚会的次数是比较频的。

（《回忆与思考》选摘至此，感谢作者毛德宝先生，也欢迎知青作者奉献作品与知青共享）

 

下乡知青在昭盟

 

草原给了我什么

何明洲

    三年零七个月的草原生活给了我什么？回想起来，在昭盟草原的那些日子，也许与其他人相比算不了什么，但却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经历。不只是生活上的艰辛，还有政治上的迷茫，思想上的痛苦，情感上的失落和个人发展上的波折。我没有能入上党；我被“正统”的知青队伍甩弃，失去了老师与同学们的友谊与信任；我没能升“官”，无任何工作和组织职务；我曾在救火中被毒烟熏昏，也曾因病疼难忍而万分思念从医几十年的父亲；我曾被隔离审查，也曾处分临头，以致萌发了自杀的念头……然而，为什么离开昭盟草原之后的我，却依然对那片土地一往情深，对那里的人民怀有特殊感情，为草原的歌声动容动情，始终关注草原的发展与进步？

只因为：在我年满18周岁踏上成人之路的时候，在我刚刚步入社会开始人生之旅的时候，昭盟的土地和人民接纳并养育了我，我的灵与肉中凝聚了草原的养份与本色！我们知青和那里的人民一起，经历了新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一段日子：海城大地震，唐山大地震，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开国领袖相继溘然辞世，“四人帮”垮台前的乌云密布等等惊心动魄的重大历史事件！这种在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的摔打，造就了一大批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与四化建设中成为顶梁柱的创业者和建设者！

知青岁月的实践生活，使我们了解了国情民情，从人民群众身上学到了许多优秀品德和做人的知识，增强了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初步掌握了全面、客观地分析具体问题的方法，提高了实际工作能力；在草原的磨练，使我们的意志品格坚强起来，培养了独立生活能力，强壮了体魄，具备了一定的战胜艰难困苦与挫折的心理素质和应对能力；在昭盟的经历，使我们不仅结识了同去的知青同学，还结识了当地农牧民和党政领导，以及那个年代在草原工作生活的外地知青、“五·七”战士等等，这样一批患难朋友成为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人生的特殊阅历本身就是难得的财富。辽阔草原的独特风土人情，蒙古族同胞和当地人民群众的手足情谊，贫困地区的困难与问题，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促使我们思考国家与民族应该如何发展与振兴。在我们的性情中融进了直率豪爽、心胸开阔、纯朴善良、吃苦耐劳等等优秀成份。虽然只有短短的2到4年，但是我们长大了，成熟了，在实际社会生活的风浪中，我们完成了由浪漫幼稚到实事求是、坚毅老练的蜕变。虽然在每个个体的农牧民身上，有不少的小农意识和不健康的东西，同样，他们每个人身上又有许多纯朴善良和优秀的品格，集合起来就形成了农民阶级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支主力军的高尚品质和积极作用。作为一个拥有数亿之众的群体，他们聚集起来的力量左右着中国的命运。所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若不了解农民，不与农民为友，不在与他们的融合中相互学习与影响，则很难成就大业。这是中国的国情并已被历史经验多次证明了的真理。所以，与农牧民群众的相互交融，使知识青年实现了思想和毅志的升华。在后来的日子里，广大知青同学，有辉煌，有顺利，也遭遇了下岗、失业等等改革进程中必定要付出的牺牲，然而，大多数知青忍辱负重，为国分忧，再次踏上了艰难的创业之路。这一批当年的知青、今日的中年人，承受了太多的历史重负，付出了太多的群体与个体牺牲：小时候挨饿，上学闹停课，毕业去下乡，回城无工作，结婚没房住，生儿只一个，四十就下岗，谋生靠自个，五十办退休，社会地位弱……然而他们不屈不挠、不怨不馁，顽强地生活着、奋斗着，同时节衣缩食、含辛茹苦地把子女培养成人。据我掌握的情况，去昭盟的和所有的下乡知青中有三分之二还多的同学有过下岗待业、自谋职业的经历，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们，全凭着艰难岁月炼就的坚毅性格，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集合起来其实也是挑起了时代的重担和全民族的重担，这一代人将被永远载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史册。这就是昭盟草原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财产。

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历史现象， 1981年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二十五年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中写道：它是“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但是，作为一个运动，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则形成于“文化大革命”之中，一些做法必须予以否定。因为它使青年学生中断学业，国家无法培养建设与发展所需的高层次人才；许多家庭备尝骨肉分离之苦，增加了家长和孩子的经济负担及心理创伤；给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村也增添了麻烦和困难，还引发了许多其他社会问题。所以，到了1979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被终结。

然而，被卷入其中的两千多万知青错了吗？当年由知青们喊出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错了吗？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了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事件，那就是由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惨败后发生的红军长征。由于红色根据地失陷，红军被迫离开闽赣苏区。当时谁也不知道红军要向何处去，包括红军的创建者但已被解除指挥权的毛泽东。红军出征后屡遭败绩，被围追堵截，士气极其低下。但是，当时的红军将士们错了吗？没有，红军没有错，而是指挥作战的最高领导层的错误决策，使红军开辟的大片红色根据地丧失殆尽，使长征初期的红军被动挨打伤亡惨重。即使这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献身，仍然是红军将士们的追求与精神支柱。红军精神没有错！值得庆幸的是遵义会议纠正了错误路线，并决定恢复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和对红军的指挥权。于是，红军长征有了正确方向。多亏有了遵义会议并推出了正确路线的集中代表人物毛泽东，才使长征成为一部世人赞颂的壮丽史诗。

知青没有红军那么幸运。知青中不乏思想家，遇罗克就是一个，可惜，这位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学到手的知青，被一些阴谋家借用“文化大革命”的屠刀砍下了头。即便是在吃不饱、穿不暖的艰难困苦中，大多数知青仍旧胸怀与人民共患难、为祖国献青春的志向并在广阔天地坚持着。所以，知青们没有错，错的是党和国家的决策者。也是多亏一位曾被卷入“上山下乡”之中的人，最终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由于他年轻时曾留学法国，回国后当了红军，而且全程参加了长征，权且起个新称呼：“知识红军”。这位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农机修造厂劳动改造了3年的“知识红军”老人，就是邓小平。邓小平率领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使两千万知青脱苦难、十亿中国人出苦海，所以人民说，打倒“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实现拨乱反正是第二次解放。邓小平作为上过山、下过乡的人，对知识青年是如何评价的？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说过这样一段话：“看来，还是扛过枪、跨过江、下过乡的人靠得住。”“下过乡的人”指的是谁？从总体上看，非知识青年莫属。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在艰难困苦和天灾人祸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并不完美，但是，他们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流过血汗、献出青春的铺路人。（待续）

 

蛇

有一天晚上，我们躺着那里要睡觉了，栗万玉把行李摊开，突然尖叫一声：“蛇”！我们以为他在开玩笑，可是看他的脸色都变了，几个人马上都站起来用手电一照，一条蛇趴在他行李里的雨衣上面，可能是那里凉快一点，把我们吓得头皮发乍，那条蛇慢慢悠悠爬出了蒙古包。还有一次我骑着马路过一个山谷，前面的草很深，大约一米左右，突然我的马往我旁边一横，我知道是遇到什么危险了，看到有个一两米多长的蛇从草上穿过，就像劈波斩浪一样，令人毛发悚立。

预备过冬

1970年的秋天到了，我们在沙那生产队的北边乌牛格图山西面海日斯台混迪（沟）准备过冬。首先是打草，其次是挖地噾子，我们都很卖力，打了很多草。在一个土坎边挖地噾子，上面用檩子棚上，预备过冬。

有一次，扫道木拉布哈、苏亚拉图他们都回生产队去了，就留我一个人。中午天很热，我就坐在旁边的小河里，河水很浅，也很清澈，手拿着一本书看书。路过的人都奇怪，这个知识青年怎么坐在河里看书呢？我说坐在河里很凉快，也不耽误我看书。晚上蚊子非常多，我点火用烟熏蚊子，一个人在那个小马架子睡觉，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

骑马、骑牛

骑马开始还背鞍子，后来干脆就“铲骑”—不背鞍子，这样不至于被拖蹬。拖蹬就是人从马上掉下来，但是脚还挂在马镫里，马受了惊吓拖着人拼命地往前跑，这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就没了命，但是“铲骑”把裤子弄一大片油，开始时屁股、大腿根都铲破了，以后出了茧子就没有事了。

呼和巴特尔、温玉祥、尚文彬、杨乃儒、栗万玉、吴晓光都是好骑手，他们能够骑烈马，还会驯马——骑“生个子”，骑手一上马，“生个子”两头一起蹦——尥蹶子，然后就不管沟坎、上山、下坡一路狂奔，直到马跑不动了，这才听从骑手的驱使，这匹马就算驯训好了。我有时还骑牛，牛更不好骑，它的皮是活动的，一下子从后面滑到前面，有一次骑牛我睡着了，差一点没摔下来。

 

1971年沙那知青杨乃儒照片

挨饿

记得我们在罕山林场南边四五里的査布呼硕给马“点眼”（预防马鼻疽），每天早晨把马群赶到圈里，一匹一匹通过一条窄胡同，抓住马耳朵，把疫苗点在眼里。由于需要“点眼”的马增多了，比原定时间延长了，离任务完成还得两三天，不能回生产队拿粮食，没办法就一天吃两顿粥，饭后不敢剧烈活动，大家躺在炕上，说什么什么东西好吃，越说越觉得饿，我就找了一些野菜充饥。有一次在海日斯台浑迪我们又没有多少粮食了，也是一天吃两顿粥。后来马树新回生产队拿来一些胡萝卜，饿了就吃胡萝卜充饥，可是这个东西吃多了胃里觉得难受。

刮大风、下雨

秋天一天夜里刮起了大风，带着满天的尘土，把我们的小马架子一边的席子揭开了。早上一看我们的行李、鼻孔、眼角都是厚厚的一层土。接着又下起了雨，柴火都湿了，没法生火，我们只好忍着，到了中午雨还没有停。大家饿得够呛。扫道木拉布哈很有办法，他把支小马架子里边的干木头棍拿出一根，用小刀一点一点削成刨花，然后在灶子下把这些刨花堆起来，上面又放了一点儿干木头棍，找了一张纸把这些刨花点着，火大没湿柴，一个多小时后，奶茶烧开了，我们勉强吃了一顿饭。这个情景使我想起了儒勒.凡尔纳《神秘岛》中潘克洛夫和赫伯特用唯一的一根火柴点燃柴火的情景。

招工

1970年9月，旗里组织第一次招工，我弟弟温玉祥和萨仁格日勒人缘儿好，深受牧民欢迎，生产队开会全票推荐他们到旗里参加政审体检。温玉祥被分配到旗铁工厂当工人，他年龄小，先招工我觉得很高兴。萨仁格日勒的父亲是文革前的盟林业处处长，可以说是大“走资派”了，当时还没有平反，所以政审不合格，她被退回了，我们感到很遗憾。以后陆陆续续一批一批的招工，有些家长利用职权为下乡子女“拉关系”、“走后门”回城，另外以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当年高喊“扎根农村牧区60年”的人回城最积极，和现在个别高举“哥们”大旗的人越到关键时刻越不够哥们如出一辙。

中秋节

1970年中秋节前夕，扫道木拉布哈他们回生产队了。我们几个知识青年感觉得很寂寞，五点多钟突然想到也应该回生产队，大家骑上马就往回跑。跑着跑着看见东边的月亮出来了，天是那么的蓝，月亮那么大，那么圆，这个前景到现在好像还在我的眼前。回到生产队，和在家的知青一起过了一个团圆节。

第二天刚回来，正在忙着修理地噾子，生产队派人来让我回去，旗里抽调我参加斗批改工作队。

参加斗批改工作队

1970年10月-1971年4月，旗里抽调一部分知识青年、贫下中农代表、旗直机关干部组织斗批改工作团，我被分配到坤都镇姚家段村参加“斗批改”。1970年上级号召工作队员和知识青年回牧区过“革命化春节”，我们就浩浩荡荡地回到巴彦温都，在那里过了一个所谓的革命化春节。大年初一我们到公社去拜年，碰到的几个天津知识青年，这些人很狂妄。其中一个女知青牙床子很高（傲慢），她说话大家都很反感，她刚刚唱完李铁梅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国九龄立刻接过来说：“好闺女”！全场哄堂大笑，国九龄唱了《穷人的孩子好当家》,大家都觉得很高兴。实际上大家都觉得不如回家过春节，一家人团团圆圆，留在当地还给人家添了很多麻烦。（待续）

到巴彦温都粮站工作

1971年4月，巴彦温都公社从180多个知识青年中选拔了了4个人到公社直属机关工作。我分配到粮站，徐景儒、于再泉、郭向东分配到供销社。刚到粮站我当出纳员，后来兼任统计、业务员工作。抽时间和工人一起建土园仓、砍柴炒炒米。

粮站领导和同事

粮站主任刘树个很高很胖，很威严，大家都怕他。他把粮站管理得很好，各项工作井井有条。他的文化程度不太高，但是每天晚上都把煤油灯罩子擦得亮亮地看书看报。他对我们要求很严，对大家的生活也很关心。

副主任牛凤阳是个转业军人。他跟随第四野战军一直打到海南岛。但是闹着回家，和我说他连家乡后面那个小山都想。他如果不回家，文化程度再高点，那可干大了。他有些黑，脸上有些胡茬子，说几句话就用手摸摸下巴。副主任武景星个子不高，很多人和他开玩笑，戏称他为“武大郎”。他还兼任保管员，工作很认真，一生气脸都红了。

郑海祥是工人队长，身体十分壮实，又憨厚又朴实。他能扛着200斤粮食，同时每个手夹着一块茓子上五节跷。

道敖日布斯楞是一个很好的蒙古族同志，他担任保管工作，有点黑，鼻梁高，眼睛大，身体特别硬朗。

临时工转干

七十年代开始招工，知识青年陆续回城当了工人。徐景儒、于再泉、郭向东我们4个人是巴彦温都公社从180多个知识青年中优中选优到公社直属机关工作的，可是一叫真，旗里不承认，说我们4个人是公社自己安排的，只能算临时工。怎么办呢？旗里没办法解决。后来徐景儒说旗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宝音同志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就到了宝音同志的家里，这个老干部刚被解放，人很实在。他说你们这个事情确实应该解决，但是我刚解放腰杆还不那么硬。你们能不能往上找一找，只要上级有话或者有批示我就好办了。我们几个商量给中央领导写信，有人说要给毛主席写信，大家说毛主席太忙就别为这点小事麻烦他老人家了，有人说要给江青写信，我说李先念副总理慈眉善目，是不是给他写封信？大家同意了，由我执笔写了一页多，改了一下去寄出去了。没想到二十多天李先念副总理批示就下来了，要求当地调查了解此事是否属实？如果属实的话必须给于解决。这样宝音同志就用解决干部自然减员的办法予以解决。我们到旗里做了体检、政审，我们的身份就变成干部了。

惜别巴彦温都

1974年我调到阿鲁科尔沁旗粮食局工作，离开巴彦温都的时候，脑子里一下子涌出了唐代诗人刘皂的《旅次朔方》：“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这种感受强烈地涌上心头，惜别之情油然而生。从阿鲁科尔沁旗调到翁牛特旗的时候，又想起了这首诗。我在巴彦温都以至于阿鲁科尔沁旗工作期间，心情非常舒畅，实际上我把巴彦温都当成我的第二故乡，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经常引起我美好的回忆。

 

   我是一颗小小的雨花石
     作者：马红岩 

我是一颗小小的雨花石，
生长在南京市郊，
生长在长江两岸旁。
我身埋在泥土里，
那里就是我的家。
我晶莹剔透、色彩纷芳；
我的色彩美丽如天画，
我的形态美轮美奂、娇媚典雅；
我身上充满着奇特与奥妙，
还蕴藏着许许多多说不完的故事
听不够的佳话，
这些故事和佳话
常常让人心醉神往……

一年四季，
我任凭狂风暴雨雪吹打，
电闪雷鸣我也不在话下。
我是在险滩中长大，
风雨交加锤炼我的成长；
我是在险滩中长大，
寒雪、酷暑中磨砺我生存能力有佳。
潮涨潮落的浪花冲刷着我，
惊涛拍岸使我不断变化……

我是一颗奇异的小小雨花石，
风吹雨打我已久习惯它，
任凭风浪波涛把我无情地冲洗，
任凭在大浪里淘沙。
淘沙中，让我泥尘不染，
淘沙中，让我热情奔放，
淘沙中，让我拥抱着每朵浪花。
随着年轮成长，
我会泛光出美丽纹花；
随着岁月流逝，
我会变成所有石头中最美的奇葩。
红白蓝绿青蓝紫是我自有的身姿色彩，
我披着这些斑斓七彩色衣，
甘心情愿的为大自然、人类
不断绘出——
精美绝伦的神彩图画。

我放出的热血，
是玛瑙凝固红色雨花；
在阳光的抚照和细雨中，
滋润和衬托出我的一身光华。
我在月光清晰下，显露我的容颜，
在温柔的月光里，显延我的思想
和最美的世界童话……
因为我是雨花石，
我有生命的灵魂和精气，
我的生命整个过程
都在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里，
春天的阳光明媚，夏季的清爽美丽， 
秋天的收获累累，冬季的遐想空间；
我与整个自然规律和天际相呼应着，
随着一年四季变化，沉淀我的心智。
随着自然界的岁月飘移，
刻画着我那古老而美丽传说中童话。

我的童话——
相传在公元六世纪
南朝梁武帝时期，
云光法师在中华门外
石子岗讲经文时，
感动了神灵，
神灵从天上降下了五色雨花；
这些雨花，全部化作了七彩石子，
这些彩石，美不胜收，直入眼底，
这就是我雨花石的诞生记……

我雨花石——
生下来，质地坚硬，
不但是石英、玛瑙、水晶、
蛋白石的混和物；
还是含有磁质、石质、泥质及混合杂质。
我身上的花纹的变化，
像一颗颗晶莹的雨花，
白如雪，红似火，蓝如宝石，
紫如美丽的紫罗兰；
身上的纹路，
有的像钟灵毓秀的山峰，高耸入云，
有的像潺潺细流，鸟语花香；
有的像婀娜多姿，娟媚淑女，
有的像曲径幽通，雅致的山间小路。
我五彩斑斓，色彩艳丽，
常常成为人们观赏石中的佼佼者；
我有时与同伙伴一起来到繁华都市
静静躺在美丽幽静的公园小路上，
让人们任意从我身上穿梭不息，
我喜欢人们这样……
有时我们会静静守候在人们身旁，
看着人们尽情观欣赏我的光芒。
今天，我默默无声地
酝酿着我的五彩人生，
让那些难以捉摸、精雕细刻的、
雕刻家们都为我赞叹而惊讶！
因为，我已成为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被誉为“天赐国宝，中华一绝”！
我身上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它……

我是一颗小小的雨花石，
是一曲有形的乐曲，
我愿意让这首乐曲
留在人们心里悠扬回肠；
我是一颗小小的雨花石，
是一首无字的诗句，
我愿意让这首诗句
留在人们心里，
尽情吟咏读唱……
我是一颗小小的雨花石，
是一幅流动炫美的图画，
我愿意让这幅画留传在世上，
让人类尽情地欣赏！记住它！
我是一颗小小的雨花石，
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
我愿意让这条小溪，
永远在人们心里不断涓涓流淌。
我是一颗小小的雨花石，
无论大千世界怎样变换着多样，
我愿意给人们留下那
美好的传说和任意遐想……

       全国各地知青艺术团代表亮相

              第33届中国哈尔滨之夏音乐会

“哈夏会”——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是由国家文化部、哈尔滨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音乐嘉年华活动，在国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知青艺术团体能亮相国家文化部主办的的正规大型活动实属首次。

    中国知青演艺联盟的北京知青艺术团、沈阳知青艺术团、昭盟知青艺术团、北大荒知青艺术团等知青艺术家代表进行了精彩的演出。

    中国知青联盟理事长王进江女士、辽宁知青俱乐部会长丁晓华女士、关爱知青促进中心执委会秘书长杨东风先生应邀参加此次盛会。

 

 

 

 

   知青岁月—留声机

   作者：马家源（美国）

    70年底，我去看望咏歌，咏歌脸上溢满羡慕的神色对我说：“百货大楼来了手摇留声机，还可以收听广播！”当时xs喜欢唱样板戏，咏歌对歌曲好像也有兴趣，他还有一把乐器，就是后来90年代摇滚大王崔健用的那种，当时还真不知道它姓甚名谁，后来才知道它叫吉他，只见他整天弹着乐器，时而欢快，时而低沉地哼唱着“到处流浪，到处流浪……”

    买一部手摇留声机的动议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单价120元。现在，120元，不要说对于有收入的，就算没收入的孩子也绝非难事，而当时的我仅听了120元立刻打住，从此不再奢望！

   当时我们几个住在老乡崔家的下屋。有些日子，我察觉到咏歌和xs他

们总背着我嘀嘀咕咕。当时正是夜战，打场，一天晚上收工后，我刚进屋，就看到咏歌他们背着大袋的粮食，从后院进屋，一连几个晚上，小屋里已经堆了好几个白帆布的口袋，里边装满了苞米。我忽然把苞米和留声机联系起来，惊愕地望着咏哥。咏哥贴在我的耳边，悄声但异常严肃地说：“我不可能把你卷进这件事情中来，别人问起你，打死你也不能说你知道这件事.....”闻听此言，我立刻泪如泉涌，即便今天写道此处也止不住热泪盈眶。 粮食攒够了，一天清晨，gq来到我们窗口，把咏歌叫了出去，又是一阵嘀咕。不久，社员都下地了，gq赶着他那挂漂亮的马车，在外边清脆的打了几个鞭响，这边咏歌他们一口气将4个条口袋扛到车上，他们跟车去了绕阳河。

快到年底了，咏歌跟我说，你懂半导体，你回去一趟，到百货大楼3楼，把那个

 

上海产的手摇唱机买回来，它交给我一把钱，又嘱咐我最好快去快回，做晚车回来，还开玩笑说，过六队的烂坟岗子不害怕吧。 我编了理由请了假，买了一部大概是偏绿色的一台手摇唱机背了回来。我是做晚车回到绕阳河，下车时天已经全黑了，走到九间房时，已经饿的走不动了。我走近一个场院队部，跟社员讨要了一点粉坨子，在火上烤了烤吃了充饥。为了快点到家，我从三姓附近下道抄小道回小曹岗子。哎，在林中还真的遇到了鬼火，现在回想起来都毛骨悚然，我当时还算镇静，我想我是无神论，断定你就是磷光而已。天色朦朦亮了，我回到小曹岗子轻轻敲开房门，咏歌他们一跃而起。

自此，小屋里增添些欢声笑语。

 

（作者马佳源退休前任辽宁省抚顺电子研究所所长，是个德、才兼备之人，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