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农村发展所起的

          作用和意义

         李继明

我是一名北京老知青，当年在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七年，我亲身经历了那个火热年代，很想用这个题目，发表一点我个人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农村发展所起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

   我先从自己插队时的局部谈这个问题，我是1968年9月从北京到内蒙昭盟克旗红光公社光明大队插队，我们一起到光明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一共18个人，9个人为一个青年点，被分到两个生产队。我们都是老三届毕业生，有四位是老三届高中生，其余都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我们68届初中毕业生人数比例又占18名知青的三分之一。68届初中毕业是什么概念呐？我们是65年9月踏进的中学校门，66年6月北京各学校掀起红卫兵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一直在停课闹革命，68届初中毕业生正式在校上课时间不到一年，我们名义上属老三届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实际只是小学6年级。

     当时我们两个青年点18个人文化层次就是这样，这样文化层次的一群青年到了农村后也都成了当地高学历的人，可见当时农村普遍文化程度都很低，农村那时非常需要有文化的人。我们这18名北京知青到农村插队后，当时大队又是如何安排使用呐？这些人在农村生活轨迹又是如何呐？下面我简叙一下。

      我们18个人当中有3个人，因为不适应克旗的高寒和艰苦环境，1人因病回城，2人转插到其它地区去了。还有我们15名知青，其中有4名知青在生产队劳动不到一年，就被安排到大队学校任民办教师，当时大队学校很缺老师，知青插队救了急，正好派上了用场。文革结束后，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当地也有考上大中专学校的农民子弟，这些学生中有些就是我们知青老师教的学生。知青下乡为农村基层教育输送了力量，促进了农村基层教育的发展，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们青年点还有一名知青在北京学校时就是体育特长生，在生产队干活时间不长，参加旗里篮球赛脱颖而出，被旗相关领导看中抽调走了。后来被昭盟体校录用，做了一名体育教练老师。

     我们两个青年点其余10名知青，有2名知青被抽调出来参加当时的贫宣队，归旗和公社领导，主要参加当地的斗、批、改运动，工分由所在生产队记，后来也招工选调离开了农村。还有两名知青被选送上学成为工农兵学员。其余知青都是陆续招工选调进城的。说进城那时是少部分知青分在了克旗街里工作，多一部分知青被选调到赤峰市城里工作，后来有些人还成为单位领导和行业骨干，为边疆和国家落后地区建设也做出了贡献。80年代以后我们北京知青又开始陆续返城，回到北京工作。

     当年的知青，现在已全都退休了，有1人在正处职领导岗位退休，有2人在正科职岗位退休，有3人在教师岗位退休，有1人在工程师岗位退休，其他人都在事业编和工人岗退休，没有人违纪犯错误，现在都过着幸福的晚年。总体上来看，我觉得：知青在农村经过艰苦锻炼，磨练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树立了知足常乐的人生观念，吃过苦，珍惜甜，对农村和农民有着深厚的情感。下乡不是毁了我们一代人，准确地说是锻炼了我们一代人。

     当年， 我们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的知青，和老乡关系都相处的很不错，劳动同工同酬，当地社员没有冷落和排斥我们，那时农村基层学习小靳庄，工余时间农村也组织开展自导自演，自娱自乐的文艺活动，知青是演出的核心，知识青年和农村青年劳动在一起，排演节目也在一起，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

      我们知青最初干农活时有些笨手笨脚，不会干或干得慢，很多热心的社员都会主动上来教导和帮助我们，我们也很快适应了农村的劳动生活。时间长了，知青们对农具使用和如何种植也看出些门道，和社员讲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按这八个字的要求去做，粮食肯定能增产。队长听了觉得有道理，春天播种时，注重选种优良品种，合理密植，改进老祖宗传下来广种薄收的种植方法，粮食收成逐年增加，队长对知青还是很称赞的。

      每当我们过年回家，当地社员也会让我们从北京给他们带买一些物品，例如；围巾、鞋、药品等等，姑娘们求捎带的东西多些。村里姑娘们看见女知青穿着打扮大方得体，也受影响，所以知青回家她们也要捎一些城市时髦的衣服，那时“铁姑娘队”的姑娘们在地里干活并不土气，男青年和她们一起干活也增添了不少欢乐。

     当地农村农民上茅厕有个很不卫生的习惯，先找一块小石头进茅厕，大便后不用纸擦用石头蹭，今天人们听后是笑话，当时农民确实这样。知青就把自己破书废报纸，放在茅厕某处一些，提供社员公用，也和社员交流，讲一些基本的卫生常识，上茅厕不卫生现象还是有所减少。 那时生产队社员晚上也经常开会学习读报纸，读报的任务自然也是知青。知青插队确实促进了当地农村文明，增添了知识活力，对农村不卫生的状况起到了改善的作用。

   当然知青也给生产队带来很多负担，例如我们青年点住的房子都是生产队无偿提供，而且是生产队较好的房子。我们初干农活时不适应，活干的比社员少，质量差，但仍执行同工同酬，工分记的一样多。秋天分口粮我们知青按国家规定，口粮标准要高出当地壮劳力。知青点留人做饭生产队也要给记工分等等。知青在农村的这些特殊待遇，给农民增加了负担，但农民兄弟没人跟知青斤斤计较，因为那时毛主席说了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农民非常听毛主席的话。现在回忆起来，应该说我们插队的地方知青政策落实的比较好，全国其它地方也有知青政策落实较差的，那时全国有上千万知青在农村，农民的问题，知青自身的问题，知青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等等肯定都存在，这不是否定知青运动促进农村发展功绩的借口。

    1971年以后，城镇用工人数逐年增多，国家有政策，城镇用工基本从下乡和回乡知青中选调，我们北京知青也开始陆续离开农村，我们15名知青从插队到全部离开农村，在乡下生活时间4年到7年不等。

    我在青年点坚持到了最后，大家都陆续选调走了，我一人在青年点又坚持干了两年。我当时也有想法，就是想好好干，争取在农村解决组织问题。我16岁插队，18岁在农村加入了共青团，后担任了生产队团支部书记。我带领队里的团员和青年利用空余时间植树、积肥。在队长的支持下我们搞了青年试验田，小麦亩产创了村里的纪录。我们利用团活动搞的创收，办了小图书室，活跃村里青年的文化生活，自己动手伐树，请木匠做了篮球架，又买了篮球，在村里开展体育活动。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有滋有味，有声有色的。那时，总觉得身上有那么一股劲。我们团支部曾多次被公社团委评为先进团支部，我被评为优秀团干部。我也成为大队党支部发展党员的培养对象，已经进入了党员重点培养对象的阶段，我经受住了招工的诱惑，但我最后没有经受住上学的诱惑，1974年我被贫下中农推荐为工农兵学员离开了农村。我的入党问题虽然在农村没能解决，但工作后我很快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知青在农村吃了很多在城里吃不到的苦，受了很多在城里受不到的罪，但我认为很值得，我感悟到，吃苦是人生的一堂必修课，人生需要在学校学知识，也需要在社会实践的大学校中磨练，增加阅历，增长才干。书本和实践好比人的两条腿，两条腿交替迈，人才能走的快，走得远。只注重书本，不注重实践，或者，只注重实践，不注重书本，都是单腿蹦思维，持这样思维的人不成熟，难自立，更不要谈谋大事，创大业了。这是我对下乡插队生活的一点体会。

   我再从国家的层面谈题目设定的问题，知青运动对农村发展起的作用和意义。我认为回答是肯定的，知青运动对农村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意义深远，有经验也有教训，很有必要回顾历史，认真总结。

建国初，我国国情是一穷二白，国家要振兴离不开工业建设，搞工业建设离不开钱，国家当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烂摊子的家难当。那时国际上只有苏联那一点有限外援，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还在卡中国的脖子。我认为；毛主席是中国最有气魄，最有胆识，最有智慧，顶天立地的伟大领袖，他提出需要外援，不依靠外援，自力更生，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国家建设方针。国家当时没钱，但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干劲，毛主席当年充分调动的就是人的积极因素。国家当时经济积累主要指望农业。发展农业，加强农业建设是国家搞建设的基础，农业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源，这一点大家都清楚。建国初期我国人口平均文盲率是80%，如去除城市人口，农村文盲比例就更高了。当时冠名”知识青年”实际就是中小学文化的青年群体，我68年插队，实际就是高小文化程度，当时在农村已是高学历了，可想建国初期，农村文化的落后程度。大概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号召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农村，建设农村。这是国家建设两全的选择：一是可以缓解城市青年就业压力；二是可以通过城市知青下乡为农村输送人力资源，部分解决农村严重缺少知识人才的问题。实践证明，知青下乡后对农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涌现了邢燕子、侯隽、柴春泽、吴献忠等一大批知青先进典型，他们为当地农村的发展做出来突出的业绩。也带动了那个时代一大批知青在农村战天斗地，建设美好农村，无私奉献。可以说，建国后我国在农业战线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当之无愧地也有知青这道靓丽的彩虹悬挂在祖国雨后的碧空上！

     最后谈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意义和经验教训。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总结：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50年代中期的宣传、号召、自愿方式，发展到文革当中采用强迫、命令、一刀切的行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由正常的发展为非正常的，乃至极左的，这是知青运动的败笔。邓小平同志在文革后总结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随着文革的结束知青上山下乡也走到了尽头。

   二、在国家推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过程中，国家也因此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全国上下，各行各业对农村的支持和援助也增多，邓小平同志有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之说，这些钱可能是个基本数，究竟因为知青下乡国家对农村加大了多少投入，现在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国家因知青下乡对农村投入增加是肯定的，这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由于文革期间，城市每个家庭几乎都有知青下乡，全社会都在关注农村，各行各业在农村还建有自己系统的青年点，各行业无偿支援农村物资和生产资料也很多，那时农民进城办事也变得容易多了，农民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这些也为当时农村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

      三、毛泽东时代，国家提出要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我理解，当时三大差别的主要原因是不同人群所处位置的起点不一致，如；工人和农民，城市和农村，生在城市就可当工人，生在农村只有做农民。这个差别很难缩小，对农民不公平。只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当农民，这样就把城市青年从高处拉到了低处，和农民放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那时下乡知青和回乡青年在城市招工、招生、招干享受同等待遇，这个政策使回乡青年走出农村的机会大有增加，进城人数也显著上升，显示了社会的公平，是国家缩小“三大差别”的实际步骤和有益尝试。

     四、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际也相伴教育革命的尝试。毛主席当时对教育有这样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际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大学招生不再校门对校门，而是面对工厂和广大乡村，要上大学，需先走下乡路。通过插队的实践，我今天仍认为；毛主席这个指示对快速培养农村本土有用人才仍有现实指导意义。我国农村是个缺人才，又留不住人才的地方，其原因有多种，我们农业院校办学方向守旧也是重要原因，农业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多人不愿意去农村，也有些学生不喜爱本专业，改行做其它工作了，根源不在学生的选择，而在农业院校少有定向招生。在现市场经济社会这个问题更为突出，这是教育资源的浪费，有碍农业科技化人才教育。我国的农业要科学，稳步发展，必须要有不断壮大的农业科技队伍。这迫切需要农业院校进行“一校两制”改革，两制是；高考制和免试制。高考制班，生源走全国统一高考录取，四年本科学制，毕业后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学生走市场择业之路。免试制班，生源主要从有实践经验，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种田大户中免试录取，缩短学制，一年或最多不超过二年学制。走专业性强，操作性强，重实践的教学之路，学生毕业后由农业院校颁发农业科技员证书，走从农村来回农村去的就业之路。免试班毕业生回到农村，国家在经济待遇上可以适当出台一些政策，让他们在农村干的有劲头，有奔头。加快打造我国具有一定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的职业农民队伍。这也是知青实践与今天三农工作相结合与时俱进的一些构想，可能对加快新农村建设有所帮助。

    我们看问题要有历史观，不能离开当时农村现实，“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指示是毛主席1955年发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中华大地经历了20余年，文化革命10年间只是知青下乡高潮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首先不能看成是文革产物，不能同文革一齐否定，界限很重要，必须严格区分，这是原则问题，关系着知青下乡运动的性质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愿知青文化大放异彩，知青精神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