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共有1700万以上的城市知识青年走向农村、走向边疆。这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对中国的社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柴春泽，就是这场知青运动中的名人。
     “文化大革命”末期，在翁牛特旗插队的柴春泽，因写信给为他“走后门”的父亲，表示“思想上的彻底决裂”而名声鹊起。以后，他为当地做过很多好事。如今，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典型的光环早巳离他而去，几经沉浮的柴春泽已是一名电大的优秀教师。对过去的那段历史他自己又是怎么说的呢？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青口述历史》一书，共收录了吴献忠、柴春泽等13位知青的口述实录。通过他们的口述展现出知青的生活与情感、经历，折射出时代的变迁。本报特选取柴春泽的口述进行连载，因为他们的经历折射着我们这个地区的历史和一代人的命运。（原载《红山晚报》）

“我写了拒绝父亲回城意见的信”

    我于1952年出生在干部家庭。父亲柴文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武工队连长，解放后在热河省委党校毕业后调赤峰县工业总支工作，公私合营时作为公方代表到赤峰县永和营子煤矿接管煤矿。从小，我们全家就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我从小学到中学，转学达13次。
    我母亲张瑞兰，比父亲小12岁，解放初期曾在河北省滦平县做共青团工作，后因病退职。父亲工作忙，我们弟兄姐妹五个，母亲为我们操了不少心。
    1969年6月我转入赤峰六中，不久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1971年7月1日后，当地开始转播辽宁人民广播电台节目。辽宁省工宣队进驻昭盟，当时的六中无团组织，红卫兵取代了团组织。学生们长期不能安心学习，我当时渴望学习文化知识。刚入学时，曾利用暑假在教室看书学习。开学后，我就和同班同学到那些长期不到校上课的同学家去，请他们回校，搞好“复课闹革命”。有的班级，把上课老师给气走了。我们除了学校安排的课外，还自己组织学生上课，或到办公室请老师来讲课，学校对我们班反映很好。由于我为“复课闹革命”做了一些工作，班主任就让我当了代理排长(当时学校是按排、连设置)，排就是班，不久重新整顿红卫兵组织，我先后担任了连、营和校红卫兵团长。
    1970年5月，昭乌达盟赤峰市(县级市)红代会成立，我作为赤峰六中的代表，被选调到市红代会任副主任。当时的红代会除组织全市红卫兵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外，有一项任务就是协助公、检、法和军管会维持市内交通秩序。
    市红代会从各校抽调排以上红卫兵干部300人组成红代会“战备执勤连”，由我兼任连长。因为这项工作，我们经常协助公安、交通部门维持秩序，全市红卫兵都认识我了。1971年中学毕业时，盟市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大家都说“市红代会柴春泽下乡，我们就下乡，他不下我们也不下”。就这样，盟市领导找我谈，动员我带头下乡。
    其实，我当时并不想下乡，想去当兵。1970年底征兵时，我向武装部领导提出了申请。武装部部长康占才兼任市革委会主任，他说：“骨干不能都走”，只批了一个第一副主任阮德明参军，阮德明后来当了沈阳军区军务部兵员处团职干部。第二年，我在全市红卫兵注视下只有带头下乡这条路了。
    我是赤峰县干部子女，按规定，赤峰县干部子女可以到离家较近的赤峰县下乡，可我所在的学校定点却是翁牛特旗，我只能顾全大局带头下乡到离家较远、风沙大的翁牛特旗玉田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