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我和赤峰六中六十几名毕业生，参加完盟市县联合召开的欢送下乡大会后，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欢送大会上，我代表下乡知青讲话，时任盟军分区副政委、盟革委会副主任的陈金元讲话时说：“祝同志们上山下乡一路顺风。”可我们下乡的道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王田皋乡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东南部，老哈河北岸，红山水库下游，全乡人口七千左右，土地面积25万亩，其中半流动沙丘和风蚀沙地就达17万亩。全部为旱田，以种植玉米为主，平均亩产不足百斤。我下乡的玉田皋大队当时有六千二百余亩地，总产56万斤，亩产平均不到91斤，下乡不久，正赶上公社号召“抗灾渡荒学大寨”。
    在农村住的是茅草房，睡的是凉土炕，有时吃的是玉米饭泡盐水，生活艰苦、劳动繁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家长不放心，有些知青也动摇了。从1972年秋起，一些知青开始自己联系，转点到条件较好的地方，一些家长也盼着子女早日回城工作。
    今天看起来这是十分正常的，而我作为知青点的负责人，当时想的就是尽量稳住下乡知青，因为当时党和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又在传达中央26号文件，也就是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回信，我就动员知青还是安心在农村。
    这年的上半年，赤峰市为动员滞留在城里的知青下乡，通知我回市里帮助做动员工作，安排我去各街道参加会议，用自己下乡的现身说法动员青年下乡。
    1973年下半年，辽宁省开展向吴献忠学习的活动，动员知青扎根农村。这年的8月末，昭盟团委召开全盟有线广播大会，号召全盟知青学习吴献忠，盟团委知青办通知我作为知青代表到会发言。我在会上表了决心，提出“扎根农村奋斗60年”。回到知青点后，收到父亲给我来的一封信，信封上还盖着印章，显然信中有秘密，点内的知青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我想，也许他们知道了信中的内容。打开一看，是父亲决定让我服从他和煤炭局的意见，准备招工回城。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可能同意父亲意见离开农村回城的，如果回城，知青们会怎么看我?于是，我写信拒绝了父亲让我回城的意见。有不少观点都是在盟里开会发言时讲过的。9月2日的一个雨休天，我一口气写完了这封信，为使知青点同学相信我扎根农村决心是真的，又主持召开全点知青大会，在会上公布了和父亲的通信。
    知青们都惊呆了，女知青刘英说：“柴春泽是不是疯了?”会上，我说，这封信我不发，请团支部书记刘立新同志去邮局发。会后，刘立新就照办了。不久，辽宁省知青办派人来昭盟调查知青工作，从筹备全盟知青会的同志那里了解到我的情况，省知青办的人说：“柴春泽是不是昭盟的吴献忠啊！”
    11月，旗盟都召开了知青代表会议，会议安排我在大会发言时，建议我讲一下和父亲通信的事。我那时就有记日记的习惯，给别人的信都抄在日记本上。在会上发言时，我就全文念了父亲的来信和我的回信，反响很大。当时，上海、北京等地知青慰问团成员也参加了大会，一些代表要求印发我和父亲的通信。《辽宁日报》驻赤峰记者站记者陈连仲、金敬芝写了内参，新华社也写了内参，内参一发，辽宁省委领导就知道了。但这些情况我并不清楚。《昭乌达报》很快发了《中共昭乌达盟委通知》，通知号召学习我给父亲的回信。《辽宁日报》头版以《小将的挑战》为通栏标题，刊发了我和父亲的通信。1974年1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对我给父亲的复信做了全面报道。紧接着，中央和地方电台、电视台都来采访，本地区和辽宁省各地，还有外省—些知青和应届毕业生，陆续来玉田皋青年点参观。为搞好接待，公社向盟旗打报告，建立了公社接待站，接待站内设招待所。我除在本地做报告外，还应邀到北京、天津等地做报告。北京团市委、知青办，天津工、青、妇组织和知青办都先后召开大型报告会，请我去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