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底前，也就是我们一起插队到玉田皋之前，我和柴春泽就读于赤峰市第六中学（有段时间称赤峰市第一人民子弟学校）。

我们曾同桌过一段时间。当时学校的学生组织是“红卫兵”，学校的年级、班级都以军队建制称谓，年级称连，班级则为排。那时候柴春泽就任赤峰市“红代会”副主任（学生兼职），我在学校的九连二排任副排长。因同窗学友，又是同桌，故接触密切，相互了解，还挺“莫逆”，插队时便自愿结伴报名到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我们被分配到玉田皋大队第五生产队。
        起初，因为他踏实肯干，表现突出，受到贫下中农的称赞，也引起上级重视。有位报社的记者采访时，无意间发现了他给他父亲的一封信，是拒绝他父亲劝他回城里当工人的一封信。这位记者凭敏锐的政治责任感和新闻视角，便发现这是一个难得的素材，写了文章，连同他给他父亲的信在报纸上发表了。先是《昭乌达报》，而后《辽宁日报》、《人民日报》……一时间成为知青典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大“明星”。若在当年知青名人中排个座次，仅在邢燕子、张铁生、吴献忠之下。他亦不负众望，干的很好，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副书记、旗，盟知青办的副主任等（知青身份兼职）。后来为名声所累，一切活动全由不得自己，到处讲用、做报告、个人日记被出版、接受采访、出国……他是青年们学习的榜样，当然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后来也被组织上委以大队民兵营长、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党委委员、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副校长等职，当然也是知青身份兼职。我们很多人都学他，发自内心地喊出“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口号，并付之行动。不去当工人，不去上大学……

风云变幻，粉碎“四人帮”后他就成了反面人物，被办“学习班”，直至成了“反革命”。为此我也沾了点儿光。因为我接受过他送给我的、张铁生穿过的、一件红色背心；因为我在闲暇时为他整理过全国各地青年写给他的成千上万封信件；因为我在他外出时主持大队的工作；还因为我们是好朋友……但我终不及他，学不到他的真本领，虽然我也被办了学习班，但后来不了了之，未受牢狱之苦。

父老乡亲是什么态度？在他被人押到玉田皋接受批判的时候，一些人示意或悄悄地告诉公社食堂的厨师，一定要给小柴做最好的稻米饭，要不是他，不是这些知识青年们，我们现在根本吃不上大米。厨师不仅做了大米饭，还悄悄地炖了一碗猪肉，把肉埋在碗底，小心翼翼地端到这个“反革命分子”的面前。朴实的村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大队书记，在书写玉田皋种植史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讲求实事求是，大约是1979年，组织上给他平反了，恢复了党籍。(待续:棒打鸳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