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高潮之后的低谷与回升
一、上山下乡运动的低谷
紧接1968、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之后,1970年则开始下滑。当年下乡人数降至106.4万人,大约相当于1969年下乡人数的39.8%;1971年再降至74.83万人,相当于1969的28%;1972年再降至67.39万人,只及1969年的25.1%,可以说是降至谷底。
下乡人数逐步减少的原因主要有:
1、积累多年的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已基本安排完毕。据统计,全国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共1001.6万人,根据教育部的测算,其中家居城镇的约占40%,就是说老三届毕业生中家居城镇的约400万人。1967、1968、1969年累计下乡467.06万人。其中包括1969年应届初高中毕业生399.4万人中,家居城镇的约160万人也有少部分人下乡。其他绝大多数是老三届毕业生。
2、一些高中及中等专业学校1970年恢复招生。据统计:1970年中等专业学校招生5.4万人,普通高中招生239万人。初中毕业生有了更多的升学机会,延缓了就业分配。
3、1969年国民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1970年,国家拟定了第四个五年计划,开始招收新职工。在当时“左”的思想支配下,“四五”计划纲要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并按高标指确定招工人数。加上一些单位为了安排本单位职工子女,采取“内招”办法,任意增加招工人数,致使企业单位增加职工人数超过企业实际需要。1970、1971两年内,原计划增加职工306万人,实际增加了983万人,超过计划两倍多。内容如下:
1966—1972年中学毕业人数及下乡人数
单位:万人
其中城镇毕业生
年份 毕业生人数 人数 高中 初中 下乡人数
1966 190.0 76.0 11.2 64.8
1967 213.2 85.28 10.72 74.56 199.68
1968 598.4 239.36 31.76 207.6
1969 399.4 159.76 63.9 95.86 267.38
1970 686.5 274.6 27.04 247.56 106.4
1971 935.1 374.04 40.16 233.88 74.83
1972 1,251.4 500.56 86.36 414.2 67.39
4、随着城镇招工人数增加和“走后门”不正之风的兴起,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情也降至低点。社会上流传“谁下乡谁吃亏,谁留城谁得益”、“谁有后台谁回城”的说法。互相攀比,不愿下乡,动员下乡工作难度很大,滞留城镇的知识青年相应增多。1972年,哈尔滨市计划动员3.5万人下乡。为了大造舆论,把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30万人队伍拉出来欢送下乡青年,前后几批总共才走了700人。苏州市安排124名青年去农场,派98名干部动员两个月,仅有24人报名。做动员工作的干部、教师不少人挨打受骂,一些人甩手不干了。
二、“三突破”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再度兴起
1971年,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过了财力、物力所能承
受的能力,导致了所谓“三个突破”。即: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突破5040万人,达到5318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达到302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达到855亿斤。1972年“三个突破”的问题继续有所发展,以致不得不挖国家的粮食库存。由此造成国民经济一系列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严重恶果。
1972—1973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调整国民经济,下决心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一是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二是精减职工人数,严格控制新增职工,大力加强对劳动工资的管理;三是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改变粮食销售大于征购基数的倒挂局面(1971年至1975年5年一定的粮食征购基数是每年765亿斤);调整农、轻、重比例关系,把农业放到国民经济的首位。争取1973年的农业生产有较大增长,做到当年粮食购销平衡,1974、1975两年补上粮食“窟窿”,使国家粮食储备达到800亿斤。
为此,国务院决定,1973年不再招收新职工。同时,要把1972年超过国家计划自行招收的职工减下来,并且动员一部分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回农村去,还要动员绝大部分基本建设占用的常年民工和不合国家规定进入城镇的人口回农村去,争取这几个方面减下500万人。实际1973年年底,全民所有制职工(包括计划外用工)达到5758万人,仍比上年增加148万人,这是因为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及城镇复员转业军人必须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的,政府把人员指标连同工资指标一起拨给各个企事业单位,必须接收,不能讨价还价。
剩下的就是城镇不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的出路了。国家对他们不包分配,但要给出路。既然1973年不招新工人,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就只能面向边疆,面向农村了。
但是,当时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不像动员“老三届”毕业生那样好做了。北京日报社1973年2月28日在《内部参考》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据对5个中学、10个班478名学生的调查,积极准备上山下乡的78名,占16%;表示“坚决不插队”的91人,占19%;犹豫观望的311人,占65%。
据对7个学校7个班的了解,家长积极支持子女插队或表示服从分配的占31%;不同意子女插队或拉后腿的占46%;态度不明朗的占23%。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把这份《内部参考》印发当时正在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要求各地重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并批示说:“上山下乡工作是多么艰苦的群众工作。搞经济工作的同志应知道这点。对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管理教育工作不重视,那是要犯错误的。如果让那些奸污知识青年违法乱纪行为继续存在,而不加处理,或处理不当,即是姑息养奸行为”。他又在103号《参阅文件》上批示:“各省、市、区要把这个工作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要关心上山下乡青年,一推了之是不对的。要经常抓,要经常督促。这份《国内动态清样》所提出的问题,望省、市、区特别注意”。会议期间,还印发了国家计委劳动局提出的《关于动员安置1973年城镇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意见》,准备迎接新的上山下乡任务,兴起新的上山下乡高潮。然而,真正再次兴起高潮,则是在毛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之后,这个高潮一直持续到1975年底。然后,走向急剧收缩。
第五节 毛泽东批复:知识青年问题容当统筹解决
一、毛泽东亲笔给知识青年家长复信
1、李庆霖“告御状”
李庆霖是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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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高潮之后的低谷与回升
一、上山下乡运动的低谷
紧接1968、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之后,1970年则开始下滑。当年下乡人数降至106.4万人,大约相当于1969年下乡人数的39.8%;1971年再降至74.83万人,相当于1969的28%;1972年再降至67.39万人,只及1969年的25.1%,可以说是降至谷底。
下乡人数逐步减少的原因主要有:
1、积累多年的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已基本安排完毕。据统计,全国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共1001.6万人,根据教育部的测算,其中家居城镇的约占40%,就是说老三届毕业生中家居城镇的约400万人。1967、1968、1969年累计下乡467.06万人。其中包括1969年应届初高中毕业生399.4万人中,家居城镇的约160万人也有少部分人下乡。其他绝大多数是老三届毕业生。
2、一些高中及中等专业学校1970年恢复招生。据统计:1970年中等专业学校招生5.4万人,普通高中招生239万人。初中毕业生有了更多的升学机会,延缓了就业分配。
3、1969年国民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1970年,国家拟定了第四个五年计划,开始招收新职工。在当时“左”的思想支配下,“四五”计划纲要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并按高标指确定招工人数。加上一些单位为了安排本单位职工子女,采取“内招”办法,任意增加招工人数,致使企业单位增加职工人数超过企业实际需要。1970、1971两年内,原计划增加职工306万人,实际增加了983万人,超过计划两倍多。内容如下:
1966—1972年中学毕业人数及下乡人数
单位:万人
其中城镇毕业生
年份 毕业生人数 人数 高中 初中 下乡人数
1966 190.0 76.0 11.2 64.8
1967 213.2 85.28 10.72 74.56 199.68
1968 598.4 239.36 31.76 207.6
1969 399.4 159.76 63.9 95.86 267.38
1970 686.5 274.6 27.04 247.56 106.4
1971 935.1 374.04 40.16 233.88 74.83
1972 1,251.4 500.56 86.36 414.2 67.39
4、随着城镇招工人数增加和“走后门”不正之风的兴起,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情也降至低点。社会上流传“谁下乡谁吃亏,谁留城谁得益”、“谁有后台谁回城”的说法。互相攀比,不愿下乡,动员下乡工作难度很大,滞留城镇的知识青年相应增多。1972年,哈尔滨市计划动员3.5万人下乡。为了大造舆论,把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30万人队伍拉出来欢送下乡青年,前后几批总共才走了700人。苏州市安排124名青年去农场,派98名干部动员两个月,仅有24人报名。做动员工作的干部、教师不少人挨打受骂,一些人甩手不干了。
二、“三突破”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再度兴起
1971年,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过了财力、物力所能承
受的能力,导致了所谓“三个突破”。即: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突破5040万人,达到5318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达到302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达到855亿斤。1972年“三个突破”的问题继续有所发展,以致不得不挖国家的粮食库存。由此造成国民经济一系列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严重恶果。
1972—1973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调整国民经济,下决心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一是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二是精减职工人数,严格控制新增职工,大力加强对劳动工资的管理;三是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改变粮食销售大于征购基数的倒挂局面(1971年至1975年5年一定的粮食征购基数是每年765亿斤);调整农、轻、重比例关系,把农业放到国民经济的首位。争取1973年的农业生产有较大增长,做到当年粮食购销平衡,1974、1975两年补上粮食“窟窿”,使国家粮食储备达到800亿斤。
为此,国务院决定,1973年不再招收新职工。同时,要把1972年超过国家计划自行招收的职工减下来,并且动员一部分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回农村去,还要动员绝大部分基本建设占用的常年民工和不合国家规定进入城镇的人口回农村去,争取这几个方面减下500万人。实际1973年年底,全民所有制职工(包括计划外用工)达到5758万人,仍比上年增加148万人,这是因为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及城镇复员转业军人必须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的,政府把人员指标连同工资指标一起拨给各个企事业单位,必须接收,不能讨价还价。
剩下的就是城镇不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的出路了。国家对他们不包分配,但要给出路。既然1973年不招新工人,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就只能面向边疆,面向农村了。
但是,当时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不像动员“老三届”毕业生那样好做了。北京日报社1973年2月28日在《内部参考》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据对5个中学、10个班478名学生的调查,积极准备上山下乡的78名,占16%;表示“坚决不插队”的91人,占19%;犹豫观望的311人,占65%。
据对7个学校7个班的了解,家长积极支持子女插队或表示服从分配的占31%;不同意子女插队或拉后腿的占46%;态度不明朗的占23%。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把这份《内部参考》印发当时正在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要求各地重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并批示说:“上山下乡工作是多么艰苦的群众工作。搞经济工作的同志应知道这点。对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管理教育工作不重视,那是要犯错误的。如果让那些奸污知识青年违法乱纪行为继续存在,而不加处理,或处理不当,即是姑息养奸行为”。他又在103号《参阅文件》上批示:“各省、市、区要把这个工作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要关心上山下乡青年,一推了之是不对的。要经常抓,要经常督促。这份《国内动态清样》所提出的问题,望省、市、区特别注意”。会议期间,还印发了国家计委劳动局提出的《关于动员安置1973年城镇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意见》,准备迎接新的上山下乡任务,兴起新的上山下乡高潮。然而,真正再次兴起高潮,则是在毛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之后,这个高潮一直持续到1975年底。然后,走向急剧收缩。
第五节 毛泽东批复:知识青年问题容当统筹解决
一、毛泽东亲笔给知识青年家长复信
1、李庆霖“告御状”
李庆霖是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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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一名教员,他的孩子李良模1969年下乡插队,在生产、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长期未得到解决,乃于1972年12月20日上书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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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较普遍存在。确是:“全国此类事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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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组织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力量,满腔热情地积极地做好这项工作。
从这些论述来看,当时发动上山下乡运动,似乎不是单纯地为了解决日益严重而又紧迫的城镇就业问题,也不单纯地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是有着更深更浓厚的政治色彩。
第六节 毛泽东再次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
一、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1976年1月19日,陕西省咸阳市北杜公社杨家寨大队周荣光(回乡青年)和王元成(复员军人),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反映了农民对招工政策的意见,提出了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信中说:
我国工业在大发展。招收新工人反映了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但是,招工为什么只能从城市来的人里招,农民就应该是“世袭”的?为什么城市学生就应当工人,农村学生就该当农民呢?甚至有一些知识青年,名字下乡了,人还在城市,只因够了两年时期,不经贫下中农推荐,就也当了工人。这样做能够纯洁工人阶级队伍吗?有利巩固工农联盟吗?有利于缩于三大差别吗?招工,知识青年要招一部分,农村青年也应该招一部分。在我们国家里,城市青年当农民,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崭新成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我们誓将上山下乡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求彻底纠正这条错误路线。
这封信是请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注3一lO)转呈的。吴桂贤收到这两名农村青年来信后,觉得言之有理,但事关大政方针,不敢冒然从事,何况她并不分管知青工作。于是,她给毛主席写了封信:
主席,春节好!
今收到陕西省咸阳市北杜公社两位知识青年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反映省计委下达[75]267号文件,在全省大批招工,对象是下乡二年以上的知识青年,回乡青年不招(据我所知是国家计委规定的)。咸阳地区1968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已经在70、71、72年三次招工中基本走完。去年招工,下乡二年的知识青年又大都返城。一些青年农场被拆散。这实际是鼓励倒退,“劳动镀金”,早下早上来。有的生产队也怕知识青年靠不住,对他们的安置、培养工作也不做长远打算了。对知识青年教育就受到影响。这种规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不是维护,而是拆台。
呈上两位知青来信,如有不妥,请主席批评。
吴 桂 贤
一九七六年二月—日
二、毛泽东把问题提交政治局
毛主席看到吴桂贤的信,觉得是个问题,但对信中的观点未置可否,而是批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批示说:“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二月十二日”。
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批示,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在4月15日向国务院的请示中,提出了三条建议:
1、尽快成立起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请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兼任组长,国家计委、农林部的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并配备一位专职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还应包括;教育、公安、财政、卫生、商业各部的一位副部长,国家劳动总局、出版局、中组部、总政、总工会、全国妇联、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知识青年代表。
2、参照1973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准备工作的作法,成立会议筹备小组,由国家计委、农林部、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卫生部、商业部、国务院办公室、劳动总局、出版局和中组部、总政治部、工会、青年、妇女等部门的负责同志组成。并研究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
3、在今年下半年内,选择适当时间,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研究落实毛主席的批示。
4月23日晚上,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知青办提出的建议。作出了如下决定:
l、成立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陈永贵(注3—11)牵头,吴桂贤参加。领导小组成员后议。
2、同意组织有关部门派出调查组下去调查研究,并请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两个单位参加。调查人员要先集中学习,解决认识问题。
3、同意下半年开个会,按主席指示,解决知识青年的问题。
5月7日,国务院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及国务院各部委发出《关于成立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的通知》。
通知说:为了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经中央批准,决定成立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以下23人组成:陈永贵、侯隽(女)、顾秀莲(女)、沙风、刘冰清(女)、董加耕、姚力、杨贵、王丙乾、黄树则、赵发生、康永和、徐光霄、王常柏、肖泽曜、解力夫、田维新、张世忠、杨富珍(女)、于驰前、石磊、薛喜梅(女)、李庆霖。陈永贵任组长,侯隽、顾秀莲、沙风任副组长。于驰前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为了能够较多的反映下乡知青的呼声,新成立的领导小组吸收3名知青参加,他们是天津的侯隽(女)、江苏董加耕、河南薛喜梅(女)。同年8月11日国务院任命侯隽同志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调到北京,在国务院知青办办公,主持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三、国务院再次组织知识青年问题大调查
1976年5月3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由陈永贵主持,召开了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会议主要为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落实毛主席批示作好准备。根据会议决定,会后进行了以下几项活动:
1、走下去学习、调查。由国务院办公室、国家计委、农林部、教育部、公安部、卫生部、财政部、商业部、国家劳动局、出版局、中组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团中央筹备组、国务院知青办等18个单位,抽调75人(司局长以上干部8人,处级干部11人),组成国务院知识青年问题学习调查组15个。5月10日集中学习,15日前后分别起程赴黑龙江、辽宁、河北、内蒙古、山东、福建、安徽、湖北、广东、四川、陕西、新疆等12个省区进行学习调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杨富珍(妇联筹备组负责人)、董加耕(江苏下乡知青、团中央筹备组负责人)、姚力(教育部负责人)亲自带队参加了这次调查。6月1日,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碰头会结束后,国务院知青办又派出三个调查组分赴湖南省株洲市、吉林省怀德县和贵州省。7月中旬,调查组回京集中汇报,各自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汇报会上对待一些问题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一时难以统一。会议一直开到7月27日。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由于会址受到损坏,会议不得不暂时终止。
2、请上来听取意见。1976年5月21日至6月1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由沙风、侯隽主持,召开了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碰头会。陈永贵、吴桂贤到会听取了汇报。会议受吴桂贤给毛主席的信的导向性影响,多数人认为,城镇中学毕业生大部上山下乡,在农村招收部分知识青年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执行什么路线,用什么指导思想招工,对革命的新生事物是维护、还是拆台。当时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是:
(1)有的地方只顾城市,不顾乡村,只看工业需要,不鼓励、支持知识青年扎根农村。有些地方出现“全锅端”、“割韭菜”、“掐尖子”。
(2)只招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的下乡子女,不搞五湖四海,造成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下乡青年之间的矛盾。
(3)任意扩大职工退休子女顶替范围,甚至机关干部也实行顶替,促使一些职工40多岁就退休。群众反映这是“任人唯亲”。
(4)职工子女所在单位直接下去招工,不经贫下中农推荐,点名要人,非本单位职工子女拒绝招收。
(5)有些地方和单位劳动力潜力很大,无需招人,但为了安排自己子女,争要招工指标。有的厂基建还未上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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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招工,窝着没事干。
1、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农村安家落户,还是锻炼一阵再回城就业?这在“文革”以前是十分明确的。那个时候,动员城镇不能升学、就业的青年学生下乡,就是去当农民,并且鼓励他们在农村安家乐业。当然,根据城镇的需要也有部分人被选调回城。早在196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各地执行的《关于城市精减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的报告》中就曾写道:“做好巩固工作,使下乡人员在农村、农场安家乐业,是安置工作的最终目的,也是接收单位的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要帮助他们从思想上政治上在农村安家落户,决心红在农场、专在农村。”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进一步指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必要组织动员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并在农村落脚生根。”
直到1966年4月29日,国务院在批转《安置工作座谈会纪要》中,也仍然强调安置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动员不能就业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把他们很好地安置在农业战线上。”“使他们学会一技之长,并向他们讲清楚,将来毕业后到公社去当农民。”
但是,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从理论、政策到实际做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老四届”(66—69年毕业生),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一律下乡。下乡的目的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是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从过去从属于就业范畴,变为从属于教育
范畴,并无扎根农村之意。
1971年至1973年,城市开始大招工,有的主要招当年应届毕业生和部分留城未下乡的往届毕业生,这就引起已下乡的“老四届”毕业生及其家长的强烈不满,加上有些家长利用职权为下乡子女“走后门”回城,更是为这种不满情绪火上加油。
有些地方,则采取轮换的做法。城里青年一个不招,专从经过下乡锻炼、接受过“再教育”的本城市下乡青年中招收。这就引起另一个问题:一些招工量大的地方,把下乡青年大部分招走了,有的刚下乡不到一年就招上来了。另一方面,一些招工指标很少或没有招工指标的地方,下乡青年走不了。
究竟怎么做,能够使矛盾少一些、小一些,这确实难为了主管知青工作和招工工作的部门。“扎根”与“拨根”的辩论也由此而起。
2、各自为不同的主张和做法寻找理论根据。
一是“扎根论”。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64年《决定》中指出,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农业战线,建设现代化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显然这是一辈子的事业,没有“扎根农村”的决心是不行的。1972年8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招工问题的汇报时就说过这样的话:已下去的知识青年“选一部分回来会有影响,就有危险性,你选这个那个就有意见。北京有这样的问题,厂子收了几个,贫下中农很有意见。首先是干部子弟钻进来,近水楼台先得月。旧的习惯势力不好改,在干部中间影响是很深的,总是愿意自己的孩子留在城里。爸爸通了,妈妈不通,舅舅不通,这是个习惯势力,结果对干部没有好处。教育干部要坚决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农村去。”
受党和国家的感召,有邢燕子、侯隽、董加耕、赵耘等典型人物的榜样力量。当时的确出现一批满腔热情准备在农村“扎根”的青年,他们决定把一生献给农村的建设事业。例如,1975年10月,有12名下乡和回乡知青被推举参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他们在10月20日联名发出《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表示“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决心。信中说:
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12名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充分体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全国千百万下乡和回乡青年的亲切关怀,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回去之后,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转达给广大知识青年。我们一定行动起来,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去,为普及大寨县、实行农业机械化,贡献自己的青春。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要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处在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真是形势逼人。我们现在大都20几岁,再过20年才40、50岁。这一阶段,正是我们精力充沛、大有作为的时期。我们为自己能够参加建设现代化强国这场伟大斗争而感到无比自豪!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决心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向大寨青年学习,牢固地树立铁心务农的思想,立志做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10月27日,毛主席在12名青年信上批示:“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这一年,正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注3—12)。他也指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28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同时发表了12名青年的信。这12名青年每个人都有一段风云跌宕的经历,在广大知识青年中也都有一定的影响。他们是天津邢燕子(女)、云南朱克家、河南薛喜梅(女)、河北程有志、辽宁柴春泽、黑龙江高崇辉、陕西戈卫、新疆肉孜古丽(女)、江苏曾昭林、广东林超强、安徽张登龙、四川刘裕恕。
在上山下乡过程中,真正接受“扎根”思想并付诸实践的只是极少数下乡青年,大多数人很难接受,但又不能不面对现实情况。即使曾经表示坚决扎根农村的青年,也往往由于自身经历坎坷,或外界影响,难免不发生变化。一些青年说:“一心交给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在当时统包统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能够这样被动地服从分配,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二是“再教育论”。
强调知识青年下乡主要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不应该强求“扎根”。毛主席也没有要求下乡青年一定要在农村“扎根”。上山下乡更多的是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来考虑的,而不是仅仅解决就业问题。
应该说,大多数下乡青年倾向于接受这个观点的。因为,这样说,能使下乡知青得到一种虽然朦胧但很自豪的感受。可以说,多数并不想在农村待一辈子。黑龙江省下乡青年中流传着一首小诗,可以代表他们的心态:
高飞之鹰有落时,远航之船有归时,
悠悠蝉鸣有了时,蒸蒸热气有凉时,
接受再教育也会有终时。
一些家长,甚至一些做知青工作的干部也倾向实行轮流接受再教育,即先下乡,然后从下乡青年中招工。但下乡要有一个年限,比如说下乡两年以上的才允许招工回城。
三是“平等论”
持这种主张的主要是要求招工政策在对待城乡两方面青年一视同仁,也就是两位陕西回乡青年提出的论点。从经济的观点来
看,在当时招工数量有限的情况下,直接从城镇毕业生中招,比先把学生动员下乡再从下乡知青中招工,要节省一笔下乡经费,更比从农村青年中招工要省。因为农村青年进城,还要解决住房、口粮等问题,更加重了国家的负担。但是,有的人认为,城乡分割的做法,不利于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这就是“城归城,乡归乡,三大差别难消亡”,“农民的儿子永远只能当农民”。持“平等论”的同志提出:“要算政治帐,不能只算经济帐”。在吴桂贤写给毛主席的信中,则是明显地倾向于“平等论”的观点。
3、林彪、“四人帮”的插手,使“扎根”与“拨根”的辩论更加蒙上政治斗争的色彩。
林彪是典型的两面派,一方面手举小红本,高唱“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背地里却在进行他的反革命“57户工程,污蔑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妄图拉拢下乡青年使之成为他的“借用力量”。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四人帮”又借批林批孔挑动下乡青年,把矛头对着周恩来和邓小平。
1974年1月28日,江青给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知识青年写了一封信,派浩亮(注3一13)乘直升飞机,直接送到公社。全文如下: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
我看了《人民日报》今天对于你们批林批孔的报导十分高兴,为了使你们早日得到阅读材料,更为了使你们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对你们的关怀,我特请浩亮同志和一名新华社记者,前去看望你们,祝你们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也会得到更大的胜利。
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二百份,《五四运动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一百份,其他材料中央将来会发给你们的。
要重新学习毛主席的如下著作:一,《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讲话纪要。四,十
大和九大的政治报告和有关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这些文件你们可能都还有,如果没有,请河南省委帮助你们解决。
致以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江 青
一九七四年元月二十八日
在扎根”与“拨根”论争伊始,江青提出“坚持乡村”这个口号,人们更多地理解为她在鼓励“扎根”,所以,给正在进行的从下乡青年中招工选调的工作造成很大压力。其实,她突然插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并不在乎下乡青年能不能坚持在乡村“扎根”。她当时越过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地、县各级党、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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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派人去送信、送材料,究竟要干什么呢?从当时浩亮口头传江青指示中可以看出她的用心。浩亮说:江青的信“是给全国下乡青年的,是给全党的”,“你们要敏感,批林批孔不要有框框”。就是说批林批孔不要局限于批林彪和孔子,要害在于批“周公”。江青送信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请示周总理是否要以国务院的名义下发。周总理没有同意,只是指示让国务院知青办派人去郏县了解情况。基于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爱戴,调查情况表明,当时尚未发现下乡青年中有把矛头针对周总理的,而只是想通过批林批孔引导青年安心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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