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这个词儿，在1970年前后使用频率极高，不仅见于报章，更流行于市井口语。城镇里几乎家家都有孩子或在兵团、或在农场、或插队农村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青年人就叫知青（知识青年的简称）。我当时就是从赤峰市市区插队到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今易名为乌敦套海乡）的知识青年。那年，我17岁。我手里至今还珍藏着1971年学校发给我的9年一贯制高中毕业证书。

　　我和柴春泽

　　我们一起插队的知青柴春泽，其形体不彪悍，亦不文静，却信仰坚定，胸怀大志。就当年玉田皋打破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耕作传统，改旱田为水田的壮举而言，这个知识青年功不可没。

　　1971年12月底前，也就是我们一起插队到玉田皋之前，我和柴春泽就读于赤峰市第六中学（有段时间称赤峰市第一人民子弟学校）。

　　我们曾同桌过一段时间。当时，学校的年级、班级都以军队建制称谓，年级称连，班级则为排。那时候柴春泽就任赤峰市“红代会”副主任（兼职），我在学校的九连二排任副排长。因同窗学友，又是同桌，故接触密切，相互了解，还挺“莫逆”，插队时我们便自愿结伴报名到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我们被分配到玉田皋大队第五生产队。

　　起初，因为他踏实肯干，表现突出，受到贫下中农的称赞，也引起上级重视。有位报社的记者采访时，无意间发现了他给他父亲的一封信，是拒绝他父亲劝他回城里当工人的一封信。这位记者凭敏锐的政治责任感和新闻视角，发现这是一个难得的素材，写了文章，连同他给他父亲的信在报纸上发表了，先是《昭乌达报》，而后《辽宁日报》、《人民日报》……一时间成为知青典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大明星。若在当年知青名人中排个座次，他仅在邢燕子、张铁生、吴献忠之下。他亦不负众望，干得很好，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副书记、盟知青办副主任等（以知青身份兼职）。后来，他为名声所累，一切活动全由不得自己，到处演讲、做报告、个人日记被出版、接受采访、出国……他是青年们学习的榜样，当然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后来也被组织上委以大队民兵营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党委委员、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副校长等职，当然也是以知青身份兼职。我们很多人都学他，发自内心地喊出“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口号，并付诸行动。

　　遭遇车祸

　　大概是1974年的中秋节前，我去参加旗里召开的“三干会”，会议结束时，公社黄珍书记安排我顺路陪同公社养路道班的拖拉机司机高峰，驾一辆满载农用高压线、电杆横担等物品的手扶拖拉机，从旗所在地乌丹回玉田皋。当时我既无驾照又没参加过专业培训，竟敢从城关区开出三十来里。高峰是我和柴春泽的同班同学，也是同一天插队到玉田皋的知青。此人聪明过人，个儿不高，办事很干练。他说我开车太慢，公社等着这些东西急用，像我这速度何时才能开到玉田皋！我自认驾技不高，交给他来驾驶。快到潘家窝铺时，是一段较长的下坡路，也许高峰想为集体节省点燃油，也想快点儿把这些东西送到公社。他竟把变速杆放到空挡位置，任其溜行。车速立刻加快，我只觉两耳生风，接着，车像离弦的箭，飞一般顺坡射出，我意识到危险已经到了身边，告诉搭车的女知青王丹群，让她小心。她还开玩笑：“高师傅开车没问题。”话音刚落，失控的车，一个九十度急转弯儿，一头撞在左侧的山坡上。

　　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双眼，头下枕着一盘高压线，哪儿都不会动弹，视线内却能看见高峰还在驾驶座位上，引擎部分已经与驾驶座分离，水箱里的水、油箱里的油都在滴滴答答地流，还冒着热气。更可怕的是车体已经侧立，差一点就扣在我的身上。我先有了知觉，挣扎站起来去拽高峰，他刚刚清醒过来，想下却下不来，细看时才发现大腿被夹住。我们一起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的一条腿在一堆烂铁里抽出。

　　这时就想起了王丹群，寻觅半天，见她在七八米外俯卧在地。跑过去连呼带叫，她起来了——安然无恙，只是旧军装前襟成了布条子，像饭店门上的挡苍蝇门帘儿。见大家无甚大事，心里平静了许多，这时我才觉得鞋子里湿湿的，好像进了热水，脱鞋才发现全是血，一看膝关节上有两个洞，一个在流血，一个流出一些黄乎乎的东西。我一下子瘫坐在地。高兄也发现左腿大面积脱皮，摘去手套，又发现三个手指根处都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后来是王丹群徒步走了十来里路，到潘家窝铺道班找来一辆同型号的手扶拖拉机，把我们送到旗医院。各自缝了几针，没住几天医院，就又急匆匆返回玉田皋了。

　　夭折的酒宴

　　如今，我到了知天命的年岁，喝过多少次酒是数不清的。但有一次，我终生不会忘记。

　　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的年代。大队试种水稻，修鱼池。柴春泽作为全国的知青代表去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还见到了邓小平同志。他因外出开会离开大队几天，回后便一定要和开推土机的拖拉机手一起劳动，说是“补课”。拖拉机手八小时换一班，他却不换班，连续三天三夜没有下岗。劳动告一段落，他回大队部的时候，见他十分疲惫，我和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周雨江暗中商量，今晚弄点好吃的犒劳柴春泽。一来是为他长途跋涉归来接风洗尘，二来为他连日辛劳解解乏。其实，那些日子我和周雨江也好累啊。我全部积蓄只有三元七角钱，周雨江身上只有一元二角钱。两人到供销社叫醒早已入睡的值班营业员，用这些钱买了6瓶啤酒，2瓶罐头，用一个装化肥的旧丝袋子装着，徒步背了回来。当时天已很晚，柴春泽在看书，是《列宁选集》。我们俩高兴地叫他喝酒，想给他一个惊喜，没想到他竟严肃地说出一番话来：“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贫下中农在吃什么……”我和周雨江一时哑然。我镇静下来，和他辩解，好话赖话说了不少，他就是不吃不喝。我一时生气，竟把已开启的2瓶啤酒一滴不剩地洒在地上。这可苦了周雨江，他在大队书记（柴春泽任大队书记）和副书记（我任大队副书记）面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3次遇险

　　我在玉田皋插队的近6年时间里，曾3次遇险，现在想来还头皮发麻。

　　一次是前文已专门叙述过的那次车祸，膝关节上的伤疤今日犹在。

　　另一次是公社武装部组织民兵在孤山子大队搞民兵训练，在训练结束徒步回玉田皋的途中，我和知青刘刚挎枪并排走在干渠沿上，我两个头一般高，我在左他在右，刘刚的半自动步枪突然走火，子弹在我眼前穿过，那响声尖厉刺耳，我只觉额头一丝凉意拂过，想是子弹头擦着我的皮肤射向远方。同行的诸民兵及武装部长王福同志，惊愕过后，都说：“你若再往前走半步，你的脑袋就没了！”

　　最令我胆战的大约是1975年冬天。翁牛特旗“三干会”在玉田皋公社召开，会议中有一项议程是与会代表现场观看玉田皋大队炸山采石。我当时是大队民兵营长，指挥这次炸山采石劳动。此山名曰大黑山，在玉田皋公社机关大院西北5公里左右处，通往乌兰敖都的沙石公路在此山西侧。其实早在十几天前我们就开始了准备工作，备了炸药，用钢钎凿开了数十个石孔。一般每个石孔可容1公斤左右的炸药。为制造更轰动的效果，展示玉田皋战天斗地的奇迹，我们在山的最高处凿了一个特大的石洞，这个石洞能容300斤炸药，预测可炸掉一个小山头，其采石数量不可估算，还通知距爆破点较近的村民，把玻璃窗都贴上米字形纸条，以防因爆炸震毁民宅的门窗。

　　人们一直期盼的一天终于到了。这天上午10点钟左右，会议代表聚集在较远的地方观看奇迹的发生。然而，因导火索过长（当时从安全方面考虑，安了2米长的导火索，且中间有接头），点炮手点燃导火索撤离到掩体后10多分钟了，还没有引爆。他急啊！数九寒天，会议代表都在露天处观看，如果不能按时爆破，岂不给玉田皋丢了脸。最急的当然是指挥员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又过了十来分钟，依然没有引爆。我决定自己去重新点火。于是我带上一根80厘米长的导火索和一盒火柴，出掩体侧绕上山。因炮口朝西，我选择了从东面上山。就在我即将攀上山峰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一声闷响，这个大炮孔里的300斤炸药突然引爆。恰好有一块约有半间屋子大小的石头矗立在我的身边，我急速俯卧在这块巨石下，只听大小石块暴雨般击落在巨石上面。“石雨”过后，我站起来，左脚疼痛不已，我在卧倒时崴了脚。

　　当我一瘸一拐出现在大家视线内时，一起采石的十几位村民和知青朋友们皆含泪惊呼雀跃：还活着？

　　其实，这次爆破一点儿都不壮观，代表们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反应。所炸下的石头比1公斤炸药炸下的也多不了几块，炸下的都是碎石，且都散落到不同的方向。随后我总结：凡事不可搞“轰动效应”！所以直到今日再没搞过什么有“轰动效应”的事儿。

　　此后我有幸两次再见大黑山，第一次是1997年冬天，因公在此路过，我让司机在山下停车，仰视当年被300斤炸药炸成的那个石洞，心里苦涩涩的。第二次是2005年7月，时间略有充裕，我到了曾救过我性命的那块巨石前，她依旧在那里无言矗立，好像这里什么也没发生过。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我曾专门查阅过1993年6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翁牛特旗志》，该志未记述1976年成立的“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我曾被旗委任命为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副校长。这是以知青身份兼职的职务，当年我22岁，没有工薪。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约存一年。关于它的资料今无处可觅，唯《柴春泽日记》有可能有记载。我浏览《柴春泽网站》，在已发布的日记中，刚好截至在1975年。期待他以后能继续发布，个人日记是难得的历史资料。

　　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立于1976年上半年，校长由旗委领导担任，副校长由我和白敬武担任。白敬武是沈阳下放到翁牛特旗红山公社（今红山镇）最年轻的“五七战士”。学生来自翁牛特旗东部各个公社，多为抚顺籍知青，男女约各半。主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农业技术知识，主要教员有旗党校的董姓教员和蒙古族教员钦德门（用汉语授课）。

　　这个“共大”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给知青及村民们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令我不能忘却的经历很多，信手撷来一两件，用以回味青春。如：白手起家自己创建校舍和住宅。校舍和师生住宅建在玉田皋的后山（当地人俗称坎上），共10多间房舍，打了一口井。当时的坎上一片荒凉，无人居住。盖房子并非容易，何况是10多间。好在我们有盖青年队住房的经验，还有一些公社派来的有经验的村民指导，所以一个多月就盖了起来。盖房之前是住在用柳条笆片临时搭建的通长大窝棚里，一个窝棚可住20多人。那种生活是火热的，似乎不知什么是苦，什么是累。夜里常有虫子钻进人的耳朵里，大呼小叫折腾一阵子，方能化险为夷。后来有了经验，睡前用纸蛋儿把耳朵堵起来。“共大”的房子盖起来以后，才陆续有庄户人家搬到这里。现今这里已是一个小村庄了。

　　“共大”有寒暑假。这年的暑假，我是在棺材山水库边上度过的。棺材山水库边有四队的一个养猪场，饲养员只有李姓兄弟两人，兄17岁，弟15岁，大概是营养不良，兄弟俩都身材瘦小，为兄者多说也就一米六。我是谎说利用假期回赤峰探亲，悄悄来到这里的。我和他们兄弟俩说，我帮你们干活，你们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这里。两人很高兴，替我保密。十几天的时间，我完成了自定计划：读完了《东周列国》、《三国演义》等一大包书籍。与以往读书不同的是这次专门带了一本《新华字典》，用以查找不认识的字。我尽情享受了非被动阅读的快感！这段生活常令我回味。

　　这些书当时是很难找到的，这是我在节假日例行登记“地富家庭”状况时在二队一个富农家里发现的。当时他诚惶诚恐，以为要以此给他罗列新的罪名，我悄悄给他释疑，他才放心。我说借几本看，他当然很大方地答应了。但因劳作繁忙，多数书一直没读，这次是个绝好的机会。我除了中午和晚上喂猪的时间、三餐便饭时间外，全部时间用来读书。因为养猪场没有电，还要节省煤油，所以夜晚是不能读书的。这样也好，夜晚就到棺材山水库里游泳，水库虽然不大，其宽度也有几千米，南岸是敖汉界，北岸就是翁牛特界，每晚往返一次，精疲力竭，回后倒头入睡，把失眠症也治好了。如今这点文化功底，我总认为与那十几天读书有着很大的关系。后来我还书时，那位富农老兄硬要送我一本留作纪念，我也没客气，留了一套1959年版、竖排、有些残缺的三卷本《水浒》，今天仍然摆放在我书架的显要位置。

　　1976年10月，我陪同白敬武副校长去沈阳，住在东北旅社。一天夜里，收音机播放“粉碎‘四人帮’”的新闻，我和白敬武当即决定第二天返回翁牛特，因为有大事情发生，作为共产党员理应即刻归队。

　　回到旗里，时任旗委副书记的侯文芳同志接见了我。听完工作汇报后，和我说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她说：“最近上级有招工政策，像你这样的老知青就不要再坚持在农村‘扎根’了。”愕然中，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人们的思想突然间转了一个大弯子，这与粉碎“四人帮”是有直接关系的。不久我被招工了，以后再无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息。文/王  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