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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钟写柴春泽文章
作者/来源:王钟 点击数:2076 更新时间:201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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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玉田皋公社

  “知青”这个词儿,在1970年前后使用频率极高,不仅见于报章,更流行于市井口语。城镇里几乎家家都有孩子或在兵团、或在农场、或插队农村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青年人就叫知青(知识青年的简称)。我当时就是从赤峰市市区插队到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今易名为乌敦套海乡)的知识青年。那年,我17岁。我手里至今还珍藏着1971年学校发给我的9年一贯制高中毕业证书。

  我和柴春泽

  我们一起插队的知青柴春泽,其形体不彪悍,亦不文静,却信仰坚定,胸怀大志。就当年玉田皋打破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耕作传统,改旱田为水田的壮举而言,这个知识青年功不可没。

  1971年12月底前,也就是我们一起插队到玉田皋之前,我和柴春泽就读于赤峰市第六中学(有段时间称赤峰市第一人民子弟学校)。

  我们曾同桌过一段时间。当时,学校的年级、班级都以军队建制称谓,年级称连,班级则为排。那时候柴春泽就任赤峰市“红代会”副主任(兼职),我在学校的九连二排任副排长。因同窗学友,又是同桌,故接触密切,相互了解,还挺“莫逆”,插队时我们便自愿结伴报名到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我们被分配到玉田皋大队第五生产队。

  起初,因为他踏实肯干,表现突出,受到贫下中农的称赞,也引起上级重视。有位报社的记者采访时,无意间发现了他给他父亲的一封信,是拒绝他父亲劝他回城里当工人的一封信。这位记者凭敏锐的政治责任感和新闻视角,发现这是一个难得的素材,写了文章,连同他给他父亲的信在报纸上发表了,先是《昭乌达报》,而后《辽宁日报》、《人民日报》……一时间成为知青典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大明星。若在当年知青名人中排个座次,他仅在邢燕子、张铁生、吴献忠之下。他亦不负众望,干得很好,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副书记、盟知青办副主任等(以知青身份兼职)。后来,他为名声所累,一切活动全由不得自己,到处演讲、做报告、个人日记被出版、接受采访、出国……他是青年们学习的榜样,当然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后来也被组织上委以大队民兵营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党委委员、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副校长等职,当然也是以知青身份兼职。我们很多人都学他,发自内心地喊出“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口号,并付诸行动。

  遭遇车祸

  大概是1974年的中秋节前,我去参加旗里召开的“三干会”,会议结束时,公社黄珍书记安排我顺路陪同公社养路道班的拖拉机司机高峰,驾一辆满载农用高压线、电杆横担等物品的手扶拖拉机,从旗所在地乌丹回玉田皋。当时我既无驾照又没参加过专业培训,竟敢从城关区开出三十来里。高峰是我和柴春泽的同班同学,也是同一天插队到玉田皋的知青。此人聪明过人,个儿不高,办事很干练。他说我开车太慢,公社等着这些东西急用,像我这速度何时才能开到玉田皋!我自认驾技不高,交给他来驾驶。快到潘家窝铺时,是一段较长的下坡路,也许高峰想为集体节省点燃油,也想快点儿把这些东西送到公社。他竟把变速杆放到空挡位置,任其溜行。车速立刻加快,我只觉两耳生风,接着,车像离弦的箭,飞一般顺坡射出,我意识到危险已经到了身边,告诉搭车的女知青王丹群,让她小心。她还开玩笑:“高师傅开车没问题。”话音刚落,失控的车,一个九十度急转弯儿,一头撞在左侧的山坡上。

  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双眼,头下枕着一盘高压线,哪儿都不会动弹,视线内却能看见高峰还在驾驶座位上,引擎部分已经与驾驶座分离,水箱里的水、油箱里的油都在滴滴答答地流,还冒着热气。更可怕的是车体已经侧立,差一点就扣在我的身上。我先有了知觉,挣扎站起来去拽高峰,他刚刚清醒过来,想下却下不来,细看时才发现大腿被夹住。我们一起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的一条腿在一堆烂铁里抽出。

  这时就想起了王丹群,寻觅半天,见她在七八米外俯卧在地。跑过去连呼带叫,她起来了——安然无恙,只是旧军装前襟成了布条子,像饭店门上的挡苍蝇门帘儿。见大家无甚大事,心里平静了许多,这时我才觉得鞋子里湿湿的,好像进了热水,脱鞋才发现全是血,一看膝关节上有两个洞,一个在流血,一个流出一些黄乎乎的东西。我一下子瘫坐在地。高兄也发现左腿大面积脱皮,摘去手套,又发现三个手指根处都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后来是王丹群徒步走了十来里路,到潘家窝铺道班找来一辆同型号的手扶拖拉机,把我们送到旗医院。各自缝了几针,没住几天医院,就又急匆匆返回玉田皋了。

  夭折的酒宴

  如今,我到了知天命的年岁,喝过多少次酒是数不清的。但有一次,我终生不会忘记。

  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的年代。大队试种水稻,修鱼池。柴春泽作为全国的知青代表去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还见到了邓小平同志。他因外出开会离开大队几天,回后便一定要和开推土机的拖拉机手一起劳动,说是“补课”。拖拉机手八小时换一班,他却不换班,连续三天三夜没有下岗。劳动告一段落,他回大队部的时候,见他十分疲惫,我和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周雨江暗中商量,今晚弄点好吃的犒劳柴春泽。一来是为他长途跋涉归来接风洗尘,二来为他连日辛劳解解乏。其实,那些日子我和周雨江也好累啊。我全部积蓄只有三元七角钱,周雨江身上只有一元二角钱。两人到供销社叫醒早已入睡的值班营业员,用这些钱买了6瓶啤酒,2瓶罐头,用一个装化肥的旧丝袋子装着,徒步背了回来。当时天已很晚,柴春泽在看书,是《列宁选集》。我们俩高兴地叫他喝酒,想给他一个惊喜,没想到他竟严肃地说出一番话来:“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贫下中农在吃什么……”我和周雨江一时哑然。我镇静下来,和他辩解,好话赖话说了不少,他就是不吃不喝。我一时生气,竟把已开启的2瓶啤酒一滴不剩地洒在地上。这可苦了周雨江,他在大队书记(柴春泽任大队书记)和副书记(我任大队副书记)面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3次遇险

  我在玉田皋插队的近6年时间里,曾3次遇险,现在想来还头皮发麻。

  一次是前文已专门叙述过的那次车祸,膝关节上的伤疤今日犹在。

  另一次是公社武装部组织民兵在孤山子大队搞民兵训练,在训练结束徒步回玉田皋的途中,我和知青刘刚挎枪并排走在干渠沿上,我两个头一般高,我在左他在右,刘刚的半自动步枪突然走火,子弹在我眼前穿过,那响声尖厉刺耳,我只觉额头一丝凉意拂过,想是子弹头擦着我的皮肤射向远方。同行的诸民兵及武装部长王福同志,惊愕过后,都说:“你若再往前走半步,你的脑袋就没了!”

  最令我胆战的大约是1975年冬天。翁牛特旗“三干会”在玉田皋公社召开,会议中有一项议程是与会代表现场观看玉田皋大队炸山采石。我当时是大队民兵营长,指挥这次炸山采石劳动。此山名曰大黑山,在玉田皋公社机关大院西北5公里左右处,通往乌兰敖都的沙石公路在此山西侧。其实早在十几天前我们就开始了准备工作,备了炸药,用钢钎凿开了数十个石孔。一般每个石孔可容1公斤左右的炸药。为制造更轰动的效果,展示玉田皋战天斗地的奇迹,我们在山的最高处凿了一个特大的石洞,这个石洞能容300斤炸药,预测可炸掉一个小山头,其采石数量不可估算,还通知距爆破点较近的村民,把玻璃窗都贴上米字形纸条,以防因爆炸震毁民宅的门窗。

  人们一直期盼的一天终于到了。这天上午10点钟左右,会议代表聚集在较远的地方观看奇迹的发生。然而,因导火索过长(当时从安全方面考虑,安了2米长的导火索,且中间有接头),点炮手点燃导火索撤离到掩体后10多分钟了,还没有引爆。他急啊!数九寒天,会议代表都在露天处观看,如果不能按时爆破,岂不给玉田皋丢了脸。最急的当然是指挥员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又过了十来分钟,依然没有引爆。我决定自己去重新点火。于是我带上一根80厘米长的导火索和一盒火柴,出掩体侧绕上山。因炮口朝西,我选择了从东面上山。就在我即将攀上山峰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一声闷响,这个大炮孔里的300斤炸药突然引爆。恰好有一块约有半间屋子大小的石头矗立在我的身边,我急速俯卧在这块巨石下,只听大小石块暴雨般击落在巨石上面。“石雨”过后,我站起来,左脚疼痛不已,我在卧倒时崴了脚。

  当我一瘸一拐出现在大家视线内时,一起采石的十几位村民和知青朋友们皆含泪惊呼雀跃:还活着?

  其实,这次爆破一点儿都不壮观,代表们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反应。所炸下的石头比1公斤炸药炸下的也多不了几块,炸下的都是碎石,且都散落到不同的方向。随后我总结:凡事不可搞“轰动效应”!所以直到今日再没搞过什么有“轰动效应”的事儿。

  此后我有幸两次再见大黑山,第一次是1997年冬天,因公在此路过,我让司机在山下停车,仰视当年被300斤炸药炸成的那个石洞,心里苦涩涩的。第二次是2005年7月,时间略有充裕,我到了曾救过我性命的那块巨石前,她依旧在那里无言矗立,好像这里什么也没发生过。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我曾专门查阅过1993年6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翁牛特旗志》,该志未记述1976年成立的“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我曾被旗委任命为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副校长。这是以知青身份兼职的职务,当年我22岁,没有工薪。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约存一年。关于它的资料今无处可觅,唯《柴春泽日记》有可能有记载。我浏览《柴春泽网站》,在已发布的日记中,刚好截至在1975年。期待他以后能继续发布,个人日记是难得的历史资料。

  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立于1976年上半年,校长由旗委领导担任,副校长由我和白敬武担任。白敬武是沈阳下放到翁牛特旗红山公社(今红山镇)最年轻的“五七战士”。学生来自翁牛特旗东部各个公社,多为抚顺籍知青,男女约各半。主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农业技术知识,主要教员有旗党校的董姓教员和蒙古族教员钦德门(用汉语授课)。

  这个“共大”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给知青及村民们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令我不能忘却的经历很多,信手撷来一两件,用以回味青春。如:白手起家自己创建校舍和住宅。校舍和师生住宅建在玉田皋的后山(当地人俗称坎上),共10多间房舍,打了一口井。当时的坎上一片荒凉,无人居住。盖房子并非容易,何况是10多间。好在我们有盖青年队住房的经验,还有一些公社派来的有经验的村民指导,所以一个多月就盖了起来。盖房之前是住在用柳条笆片临时搭建的通长大窝棚里,一个窝棚可住20多人。那种生活是火热的,似乎不知什么是苦,什么是累。夜里常有虫子钻进人的耳朵里,大呼小叫折腾一阵子,方能化险为夷。后来有了经验,睡前用纸蛋儿把耳朵堵起来。“共大”的房子盖起来以后,才陆续有庄户人家搬到这里。现今这里已是一个小村庄了。

  “共大”有寒暑假。这年的暑假,我是在棺材山水库边上度过的。棺材山水库边有四队的一个养猪场,饲养员只有李姓兄弟两人,兄17岁,弟15岁,大概是营养不良,兄弟俩都身材瘦小,为兄者多说也就一米六。我是谎说利用假期回赤峰探亲,悄悄来到这里的。我和他们兄弟俩说,我帮你们干活,你们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这里。两人很高兴,替我保密。十几天的时间,我完成了自定计划:读完了《东周列国》、《三国演义》等一大包书籍。与以往读书不同的是这次专门带了一本《新华字典》,用以查找不认识的字。我尽情享受了非被动阅读的快感!这段生活常令我回味。

  这些书当时是很难找到的,这是我在节假日例行登记“地富家庭”状况时在二队一个富农家里发现的。当时他诚惶诚恐,以为要以此给他罗列新的罪名,我悄悄给他释疑,他才放心。我说借几本看,他当然很大方地答应了。但因劳作繁忙,多数书一直没读,这次是个绝好的机会。我除了中午和晚上喂猪的时间、三餐便饭时间外,全部时间用来读书。因为养猪场没有电,还要节省煤油,所以夜晚是不能读书的。这样也好,夜晚就到棺材山水库里游泳,水库虽然不大,其宽度也有几千米,南岸是敖汉界,北岸就是翁牛特界,每晚往返一次,精疲力竭,回后倒头入睡,把失眠症也治好了。如今这点文化功底,我总认为与那十几天读书有着很大的关系。后来我还书时,那位富农老兄硬要送我一本留作纪念,我也没客气,留了一套1959年版、竖排、有些残缺的三卷本《水浒》,今天仍然摆放在我书架的显要位置。

  1976年10月,我陪同白敬武副校长去沈阳,住在东北旅社。一天夜里,收音机播放“粉碎‘四人帮’”的新闻,我和白敬武当即决定第二天返回翁牛特,因为有大事情发生,作为共产党员理应即刻归队。

  回到旗里,时任旗委副书记的侯文芳同志接见了我。听完工作汇报后,和我说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她说:“最近上级有招工政策,像你这样的老知青就不要再坚持在农村‘扎根’了。”愕然中,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人们的思想突然间转了一个大弯子,这与粉碎“四人帮”是有直接关系的。不久我被招工了,以后再无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息。文/王  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