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泽：你好！
现将前天发给老刘的文件转发给你，供参考。
我们虽然同在翁旗，当年却未曾谋面，直到在黑河知青馆才匆匆见过一面。今后，应该是后会有期的。
这次赤峰政协和人社局搞这本书，虽然晚了些，但还是件好事。我们理当积极参与。我会在上海做工
作的，争取多征点稿，但是据我所知，我们去的知青大多不善文字，写作会要费功夫的。
上海知青网十周年文集《青春逝水》一书，不知你有没有？我负责图片编辑。
                       宁志超       10月18日
  

回 乡 的 感 觉

大凡有过一段上山下乡经历的人，都曾经或者至今还在把那一方土地叫做“第二故乡”——那是当年的年轻人走出校门、进入社会的第一个课堂，那是如今的老年人刚刚自力、探索人生的第一场磨练。尽管由此开始的人生之路千差万别，但是总有一部分“知青”，在回城以后的若干年里，会结伴相约回到自己曾经献过青春、流过血汗的地方，去看望老乡、去追寻当年。

今夏，继1992年带着女儿、2007年伴着夫人二度回乡之后，我又第三次同21位插兄插妹及其家属亲友，回到了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我的行程分成两段：前半段是大部队活动（7月28日出发，先到承德和克什克腾旗旅游，共6天，然后回到翁旗、到海拉苏下乡地共3天）；后半段是8月6日送大部队回沪后，我单独一人留下，会见在另外三段工作期间的各路朋友。

8月12日回到上海，稍作休整，就赶紧初步整理一下照片，先把回乡的内容挑出来，匆匆动笔，写下一点回乡的感觉。

一  一路风光入眼帘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确定了我们大人小孩22人的行程采取旅行社包前半程、自助行后半程的方法。24日，有8人先期离沪，去北京游览4天；29日晨，与乘T110次到京的16人在北京站会合。

完全通过网上联系而成的承德诚信旅行社，派车准时在火车站接我们。10时半，旅行车开上京承高速公路，约2小时后，到达金山岭长城脚下，吃过午饭就上长城。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乘索道缆车（80元）上山——其实这把年纪要爬上山，也是很难很难的了。索道上站到小金山楼还有一段路，几位胖的人，刚到敌楼下边就不想再往那座看似较险的大金山楼去了。所以真正爬长城的不到一半人，陆炳华的孙子是个三年级的“小记者”，一直跟着我向东爬到丫髻山寨的前一个敌楼，才跟着已从前面返回的人回去了。我们三个喜欢摄影的，继续前行，边走边拍，直到通往涵龙沟的敌楼为止。按照另一位导游的指点，我们决定不走回头路了，沿着涵龙沟新修的山道，一路下坡，没花25分钟就到了山下，赶上了乘索道下山的大部队。不足三个小时，只是爬了约五分之一路程，匆匆拍摄了几张照片，天气不理想，但足以看出金山岭长城之险峻。

抓紧赶路，行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承德。入住德汇门大酒店后，又乘车到预定饭店用餐。

7月29日恰逢熊励生65周岁生日，我事先托承德导游买好了一个蛋糕，真的带给了他一个惊喜。唱完“生日快乐”歌，方才领受了“秘密任务”的俩小孩抓起一把裱花奶白，就往他脸上抹去。这天晚上，他喝了不少。

30日，游览避暑山庄。这里的门票查得特别紧，60岁以上优惠者被两次查验身份证，所以大家只好打趣地说——“这是皇帝住的地方，不严不行呀！”下午，部分人去了中国北方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普宁寺，无论信与不信，烧上一柱香，都是表达一种期望和寄托。下午3时，沿着当年皇帝去坝上的路，行车5小时，入住内蒙古克旗的乌兰布统红山军马场的场部宾馆龙脉山庄，共住两宿。

31日，一整天在乌兰布统草原游览。为了进入草原深处享受美景，我们雇用了5台越野吉普（4人3小时600元），随走，随停，由我做主，一路经过杨树背、五彩山、大峡谷、野鸭湖等著名景点，舒心领略一番草原风光。虽然距离色彩斑斓的金秋还有一段时间，山野的色彩还不够绚丽，但是那起伏不定的草原和山包，足以令人心旷神怡。当然，最吸引眼球的，还是一路上的牛马羊群。我凭着经验，在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停车，路边起伏的草地上，散布着一大片正在吃草的羊群。这是一个很理想的镜头！可惜，就在我换个广角镜头和调整参数的时候，这一帮兴奋至极、渴望与羊群近距离接触的大人小孩们，高声欢呼着冲向羊群。只见呼啦一阵子，原先分散的羊群迅速聚拢到一块，向远处跑去！就这样错过了多好的造型镜头，真是气得我哭笑不得。以后每次停车，我都告诫同行人，先在路边拍摄，然后才能去接近牲口群。

中午，饭后稍事休息，乘坐旅行车出发，游览曾经拍摄过几十部影视剧的大型影视基地、规模最大的百草敖包、康熙平定葛尔丹叛乱的乌兰布统古战场和十二座联营遗址、佟国刚将军墓等。因为行程关系，这次安排的漂流同6年前去过的西拉木沦龙口漂流相比，可是大相径庭了，原来这只是一条仅有一两米宽的草原水沟，靠着上游拦水坝放出的水，推动单人橡皮筏，顺流而下约两三公里！头一个漂流的熊励生刚下水就在原地打了几个转，差点儿落水，这下子吓退了大多数人，只有6位胆大者下了水。不过就是这么小的“河”，也有风险：那位又胖又矮的女士竟然在最后上岸时不慎翻落水中，变成一只“落汤鸡”。幸好她在车上带了件备用衣服，便躲到车子最后一排，喝令男人们“面孔向前、闭上眼睛”，这才迅速换上了干衣服，不过“小胖子”晚上还是发了点寒热。这天傍晚，草原一日游的最后一站是骑马，50元溜一圈，约一个小时，那几个小孩子和年轻人，算是过了一回骑马的嬴。

8月1日，行车北上3小时，一路观景，少作停留，中午到达克旗所在地经棚，入住天鹅湖宾馆。下午，游览青山景区。乘上近2公里长的索道，20分钟后就到了青山的上部，“一览众山小”。近两年新开辟的观光电瓶车很好，每位30元，可以将步行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减为15分钟，既省力又节时；在通向高峰的路上，还修建了迄今为止我走过的最好的高空栈道，既安全又宽敞，这些都是6年前没有的。边走，边看，边拍摄，被称作米老鼠唐老鸭、鸽子石、双熊兄弟、神驼峰、老夫老妻石、金蟾望月、狮子背猿等众多惟妙惟肖的象形石，尽收眼底。青山景区作为中国四处“世界地质公园”——克什克腾八大景区之一的最重要地质景观，便是分布在南北两片的众多岩臼群，这是在地球冰川时期自然形成的大小不一的巨型花岗岩石上的圆形深坑，有的积满雨水，有的洞底长树，神秘莫测。

8月2日，我们沿着辽阔的贡格尔草原之路继续北上，前往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阿斯哈图石林。途中经过白音敖包沙地红杉林，这是地球上仅存的两片自然红杉林之一（另一处就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这里被称为镶嵌在沙漠中的“绿色宝石”。为了赶路，我们只能走进去看看那些被草原牧民视作“神树”的傲然挺拔的红云杉的参天雄姿。可惜的是由于连年的干旱，我在1992年去时看到的那条小河，已经干枯了。

下午，我们乘坐景区观光车游览石林——我这是第二次了。阿斯哈图（意为“险峻的岩石”）石林同云南的“路南石林”的成因和形状完全不同，主要是由冰盖冰川的创蚀、掘蚀和冰川融化时形成的大量融水的冲蚀作用形成的，其外貌特征布满的横线条，就像千层饼似的，许多石林的形状可以让人们产生种种想象，于是就有了各种命名：玉兔峰、北京猿人、擎天双柱、九仙女、母鸡护雏、二老峰、拴马石、双猴接吻、金蝉石、姊妹峰、龟兔赛跑，桃园三结义等等，最为壮观的要数第三景区的“鲲鹏落草原”了，那好似还未收拢的翅膀，栩栩如生。

从石林返程南下，车程3小时，我们入住北方著名温泉“热水”镇的热水电力宾馆。晚饭之后，就在客房卫生间里，舒舒服服地享受洗温泉的乐趣。不少人第二天早上又泡了一会，方才不亏待这380元一间的宿费。

8月3日是旅行社行程的最后一天，上午出发，向我们的“第二故乡”——与克旗相邻的翁牛特旗开去。由于不是常规旅游线路，道路不太熟悉，走的时间超过了预计的2小时。刚过十点，我的手机就响个不停，等候在乌丹（翁旗政府所在地）的朋友们不停地问着同一个问题——“到哪里啦？”随着“家乡”的越来越接近，车上10位知青的情绪也开始兴奋起来。

二  老朋新友来相会

早在这次行程的准备过程中，我们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不要去惊动旗委、旗政府的领导。原因之一，是当今中央和各级政府对请客接待要求很严，我们的回乡还算不上“公务”，免得当地领导为难；原因之二，现在的领导年轻化了、我都不认识（不像6年前我的同事和学生都在位置上），那种程式化的接待总会感到有些不自然。但是，两天前情况发生了变化：帮我联系落实安排的付子才打来电话说：旗里领导要接待我们。于是就改变了这天下午的行程，客随主便了。

12时许，我们的车开进了乌丹城里，就找不着方向了。当年知青们曾经戏称：“乌丹城稀那个松，从南到北九个灯”，如今的城区不知道扩大了多少倍，公交车也有两条线路了，没辙了，只好停车靠边，打电话叫付子才打车前来给我们带路，才到了钰昊商务宾馆。

一大帮人早已等在门口了，老朋友们见面，分外高兴，寒暄不停，方才进屋。旗政府办公室的邢主任等着我们安排入住后，就通知旗委副书记张建民，陪同我们共进午餐。我们一行，加上从沈阳和赤峰赶来的两个上海知青、已在乌丹安家的胡志良和邱秉善，还有一批乌丹、赤峰的当地下乡知青，坐满了四桌，好不热闹。张书记在祝词中热情肯定了当年我们下乡时对农村牧区发展所做的贡献，欢迎上海知青“常回家看看”。我着重向他介绍了两位：一个是“天津知青、上海媳妇、毛山东（旗里的另一个公社）插队”的刘凤兰；另一个是已经第二次来到这里的陆炳华的孙子陆宇卿（今年9岁，6年前来过）。此时此地，多说句“谢谢”已是客套话，唯有频频举杯、一干而尽，才是真心的表白。

下午，旗里安排一辆大巴，领我们参观了乌丹新城区和正在建设中的开发区。按照接待领导考察的规格，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分别介绍了乌丹镇总体规划和乌丹物流园区、少郎河乌丹城区段治理工程、西河绿化景观工程、旗文博大厦工程、玉龙工业园区等项目，并参观了刚建成内蒙古最大的现代家具城。据悉，赤峰全市的精神文明建设现场会议年内将在此召开。一路看过，着实让人有一种兴奋感和自豪感，在这里，我们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的脚步——这六年的变化太大了。说到自豪，那是因为30多年前，我们曾经把汗水洒在了这片土地，我们曾经把希望寄托在了十年的时光里。

晚上，接待我们的是副旗长胡日查，还有专程来迎接的海拉苏镇长特木尔巴根，以及我的后半段活动要见的文化局王副局长等领导。后来得知，旗领导突然决定安排盛情接待我们，是因为那位已经退居二线的旗委书记昭勒格图，当他得知我们要回翁旗、原先没有打算惊动领导的情况后，马上向现任领导发了话。所以此行令我们感动和欣慰的是：那里的党政领导没有忘记我们；那里的乡亲们更没有忘记我们。

三  小镇巨变难置信

8月4日，我们包了三两面包车，回到了海拉苏。当年这里叫做“海日苏公社”，管辖15个农牧业生产队，东西200里，南北60里。现在行政区划做了大的调整：新建的海拉苏镇就剩下附近的四个队，其他东、西各队分别划归别的乡、镇。上午10:30，镇政府召开了欢迎座谈会，各嘎查（生产队）的领导全到了，有的我们认识，有的就不认得了。特木尔镇长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近年来全镇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大家听了十分高兴。令我最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中，牧民已经从游牧变为定居，从住草房到进楼房了，接下来，镇里打算建造一处大型公共浴室，让农牧民们收工后先洗个澡，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地回家。我说这是又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呀——要知道在过去，牧民一辈子就洗三次澡：出生、结婚和死亡！有言道“后生可畏”，这位40岁左右的镇长，真是有点新思路的。

现在，海拉苏镇已经建成全自治区小城镇建设的一个先进典型。耳听不如眼见，在下午的自由活动中，我们发现：六年前看到过的第一栋六层楼房，已经被大片楼房包围；小镇上竟然还设置了两处红绿灯，几条大街的各式店铺几乎应有尽有；我6年前到过的海拉苏蒙文中学，当时那四层楼房在路南的草甸子上十分醒目，如今已经被淹没在群楼之中；过去的公社所在地和我们的生产队，满山坡被高大的绿荫包围，只露出土黄色的屋顶；至于我住过的老房子，已经彻底没了影子。就连当年经常带领我们干活的生产队长同拉嘎，在引领我们去看青年点集体宿舍时，起初还竟然认错了地方呢！当我们爬上当年公社和生产队相隔的小山岗时，举目南望，眼前的巨变真的难以置信——这就是五、六年来的事！这里有两张照片，反映的就是这种变化。

    在海拉苏镇东头一公里的西拉木沦河边，矗立着一座规模宏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它由24孔拦河闸和两边各3孔灌溉渠道闸门兼电站组成。我是当时两年建设者之一（担任工程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这回，我又一次带着大家来到拦河坝上，今年的蓄水量比6年前大多了，有所不同的是：为了适应大流量交通的需要和保证大坝的安全，在工程下游200米处，新建了一座交通桥，满载矿料等物资的大型卡车不时地穿梭而过，比起六年前可是热闹多啦。正巧，付子才的儿子就是管理启闭机房的，我把大家叫上去参观一番，然后请小付打开一座闸门放点水。按下电钮，随着钢索提升的声响，一股带着黑色淤泥的水流，呼啸着从闸门地下冲出，奔流而下！没等大家看个够，我就赶紧叫停，请他关上了闸门——因为，水从泄洪道流出，其实是白白流掉的，淌不了多远就会被烈日烤干的。

    这天，除了原先联络上想见到的老乡以外，还意外的见到了已经搬到赤峰的原生产队党支书那得木德夫妇俩，原来他们是回来喝人家的喜酒的！见到我们回来，干脆连婚宴也不参加了，从中午到晚餐，就一直陪着我们。“酒逢知己千杯少”，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喝到11点半。第二天早上得知，有两个知青喝醉了。

5日清晨4点多，老队长开车把我们4个喜欢拍照的拉到西拉木沦河边拍日出。可惜天公不大作美，天边的云层很厚，等到太阳露脸，已经升得很高了。

嘎查的几位领导陪同我们吃好早饭，就到了分手告别的时候了。八点多钟，大家紧紧握手，互道珍重。知青们说的是“上海见！”老乡们说的是“常回来！”

上午，在回县城的路上，我们到了勃隆克沙湖景区，这是原先计划在3号下午的旅游点。大多数人骑了约半小时的骆驼，从平地爬上了一半高处，体验了一会沙漠行舟的特殊滋味。

四  唯有情谊永常在

大部队在乌丹的最后一晚，是乌丹知青设宴招待上海知青。为了便于沟通交流，我叫所有随行的家属和亲友们上街自由活动去了。分别三、四十年以后的再度相聚，真是话题多多，往事历历在目，当年在青年点的趣闻故事，一个个被翻了出来，尤其是当年谁追过谁、谁爱过谁的公开的秘密，都成为了今天的半拉老头、老婆子们的笑话。张漠林是个最能说笑的乌丹知青，也最喜欢跟上海知青混在一起。我突然回想起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差点儿把我当成了鬼、差点没被我吓死的趣事来，现在又被他重说一遍，真是活龙活现，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8月6日早上，大部队19人包租一辆中巴，离开乌丹直达北京，踏上了返沪之路。我一人留下，需要同另外的许多朋友会面。由于前半程带着二十多个大人小孩，我忙前忙后十分紧张，此刻，顿觉得冷静、轻松、自在了许多，就是想马上睡上两个小时。然而，前几天被我婉言推迟的约见，却又接踵而来。

刚躺下，旗文化局王局长来电话了，说上午在文化馆有个书画作品展要开幕，宣传部和文化局的领导都在，叫我赶去看看。得，客随主便，不去不行呀。不一会，原先在海日苏工程文艺宣传队的高志新开车来接我了，这家伙又长胖了一两圈！他现在是旗文化馆的馆长，到了那里，一一介绍，还遇见了几位没有联系上的朋友。王局长同我商量：干脆把原定明天为我安排的聚会提前一并进行，朋友更多一点。此时，我其实很累，就实话实说了。王局长说：“那么古玩文物展就不去看了，小高先送你去休息一会，中午再来接你，我们把你想见的人都叫上！”

回到宾馆，关掉手机，睡了一个多小时，感觉好多了。高志新把我拉到乌丹城外的一家度假村宾馆，挺大的圆桌能围坐20来人，老友新朋相聚，分外亲热。丰盛的菜肴已经没大吸引力了，深情的美酒才是共同的目标。好在大多数朋友年事已高，战斗力远不如6年前了，虽然频频举杯，却兴文明饮酒，喝多喝少随意，我并未感觉到有威胁。酒过三巡，该唱了。现任旗乌兰牧骑队长鲍莫德格是优秀的内蒙长调歌唱家，这次旗委送给我们的礼品中就有她的两张专辑，席间，她一连唱了三首。在这种高兴的场合，“一展歌喉”是参与者的自觉行动。那个大胖子高志新馆长，居然用醇厚的男高音连唱了两首“刚学的蒙语歌曲”，粗粗听来，还真有股子蒙古味呢，不料大家问莫德格“他唱的怎么样？”回答竟是——“我也没听懂！”大家都唱过了，我也站了起来，唱了一首我最喜欢的《草原恋》，真心回报各位的热情接待。为了此行，我从自己的图片库里选出200多张照片，编辑制作了我的第一本影集《美丽家园——我镜头里的上海》，这是一路上按计划分批赠送的特殊礼物；但是，更加令人争相观看的，还是那张1978年我离开内蒙时同大家的合影。35年过去了，人已渐老，青春犹在；抚今追昔，回味无穷。

饭后，我们顺路到原来的旗委大礼堂（现已废弃，还保留着），去看望已经86岁的老赵头——管了一辈子大礼堂的“赵老忘”。当年，人们这样评说他：多重要的会议他也得参加，多大的领导（讲话）他也敢上去碰（话筒），多要紧的事情他也敢忘记，所以戏称“赵老忘”。得知老人家还健在，我当然得见他！进屋一看，人没在。原来是在那屋捈身呢，一见那瘦长的身影就知道是他了。见面后，旁人指着我问他“看看这是谁？”老赵头可是记着一半忘了一半，皱着眉头只说出了“上海的！”一经提示“宁——”，他马上叫出了“对，宁志超！他字写得很好！”事先，我把相机交给了旁人，帮我摄下了当时的情景。

下午，负责编写《海拉苏工程志》的滕广明老师和小李来到宾馆，一下子唠了一个半小时。在准备内蒙行时，他与我取得了联系，很希望我能提供一些资料，写一篇回忆录。离沪前，我从自己的“档案库”里找出了几分珍藏的原始材料，包括文艺宣传队的创作节目汇编《战地黄花》、我自己导演的反映粉碎四人帮的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的排练剧本和场记、几份关于工程建设的宣传资料、总结材料（复印件），还把当时的一些照片扫描刻盘，一并交给了他。只见他真有“如获至宝”之状，高兴地说：由于多年来机构几经变化，工程指挥部的资料除了已进旗档案馆的以外，大都已散失了，许多老人也联系不上了，修志困难不少，所以很感谢我提供的资料，并叮嘱我回沪后一定要完成一篇回忆录，他准备编进“人物篇”里。巧合的是，滕广明就是我在海日苏中学任教时，我们滕校长的儿子，以前只知道相互的名字，从未相聚过。这次很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有问及老爷子的现状；广明可能是见我很忙也未提起，所以错过了见面的机会。直到我到赤峰后，从高老师那里得知滕校长就住在乌丹，这才只好请广明转达我的问候，他回短信说“好的，我一定将你的问候转达。”

晚上，是李士奎召集海日苏工程政治部的朋友们聚会，大部分人此前已经见过面了，所以少了些寒暄，话题中更多的是回忆那6000人马“奋战两年锁木沦”的往事。作为建设者，每个人都会因经历过这项造福草原牧民的水利工程而感到骄傲。说起一位因病过早离世的工程领导时，大家心中充满了遗憾。

8月7日，由于文化局的活动已经提前完成，得以腾出一天时间。我和一直陪同着的胡志良商量，决定先到离乌丹45公里的桥头镇，去看看在那里安家落户40多年的上海知青李根娣。原来，在我们的印象里，她是有着不幸经历的人，听说从她身上已经很难看出“上海知青”的影子了，内中隐私，不便细说。我们直到去年春节才通过电话联系上，她的儿女们说，这是第一次听妈妈讲上海话。上午九点半，车到桥头，老王先生来接我们，再打车到七八里外的李家窝铺。他们的院子很大，一打听说有一亩半呢，四开间的砖瓦房（前后共八间），十分敞亮。老王喜欢养花鸟，屋里房外盆栽许多，笼子里三只可爱的小鹦鹉十分逗人，院内的鸽子棚里养着十多只白鸽，院子里种着各种蔬菜瓜果：南瓜、黄瓜、丝瓜、豆角、葫芦、西红柿，后院的蔬菜更多，老王家完全自给自足，多余的也懒得拿出去卖，以致李根娣摘了一些黄瓜给志良带去，其实吃起来都感觉老了。见着我们专程来看望，夫妇俩很高兴，说话间，我注意到李根娣只是快速地抹过两次眼角，大多数时间里，她喜欢仰着身子哈哈大笑，因为自己子孙满堂、家和事兴，知足而常乐。我看她还是满头黑发，身体健壮，性情开朗，一下子就转变了原先臆想中的形象。临别时，她回答我们的提问说：“乐乐呵呵是一辈子，愁眉苦脸也是一辈子，可那是会折寿的呀！”这就给了我很好的答案，原来人生的感受，是这样值得琢磨的！

下午，高志新和方红梅两家人，陪着我去到了两小时车程以外的灯笼河牧场，那里有赤峰地区最大的风力发电场，据说那高大的风车每转一圈，就能产生八毛钱的效益，那大片百余座风电机所产生的环保和经济效益是多么可观呀！这天正是立秋，从观景的角度说，已经晚了半个月，满山坡的野花大多都开始谢了，我只能拍了一些小品，例如抓拍个漂亮的蝴蝶、让蒲公英飞起来等等。方红梅因为经常下乡，人脉很熟，在饭店里撞见了牧场场长（她的学生），硬是拽着喝酒，差点儿没走得了——越到基层越是这样嘛。回来的路，已经要打灯开车了，路过方红梅的家乡山嘴子，顺道去看了一会乡农民文化中心的广场秧歌：锣鼓喧天、翩翩起舞，据说天天如此。高志新一高兴，上去打了一阵锣鼓锸，还挺有架势，直到出汗为止。

8月8日，是在乌丹的最后一天，约好去胡志良家吃午饭。饭前，我们先到当年旗知青办老主任尹淑兰家里，去看望她老人家。老尹83岁了，记性很好，说起有的往事，我们也已经早忘了。我送她一本《美丽家园》，还把昨天李根娣送给我的她自家种的绿豆转送给她——我自己只留下一小包，带回了上海。

傍晚，李士奎叫了他的侄孙，开车送我到了赤峰。

当年我在海日苏中学工作时，同住一屋的高振明老师把我接到了自己家里，两人又同睡一床，做起往日的旧梦来。他的长女就在赤峰市，另外的儿子和女儿都在包头。这次到赤峰，主要是想会见当年中学的一些老师，全由高老师帮助联络。

9日上午，我们先到了莫德勒图老师家，他身体不太好，不能参加聚会，所以我就登门拜访了。他的汉语不太好，而他的爱人金良老师就说的很好。她回忆起当时我帮助他家往墙上糊报纸的事情，我已经早就忘了，但他俩始终没忘，而且印象很深。头天晚上睡觉没盖毯子，我有点感冒了，直流鼻涕。莫老师找出一小瓶藏药——鼻烟，教我吸上两口，一下子就止住了，他便叫我带上备用。临别，他拿出年份已久的鹿茸酒给我带上。

中午，宝音图老师和拉甫杰老师两家子约我们一起吃了顿风味很足的蒙餐。他们都比我年长好多，总是亲切地叫“小宁”、“小高”的，语言并不多，但总是情意绵绵，问这问那，特别关心我们的娟娟，等待着我们再过几年带着外孙（女）重返草原。

晚上，高老师在家里做莜面饸饹给我吃。灶台边架起了他自制的饸饹架子，夫妻俩配合默契，特有味道。我说：“你们应该开个莜面馆子啦！”

饭后，我俩骑自行车到不太远的地方，拍摄了傍晚时的草原骏马雕像。由于一路上坡，车椅太矮，我骑得费劲，耽误了时间，天色已暗，拍摄效果不太理想。回来路过赤峰市政府广场，那里的暑期天天演群文节目还没结束，正好赶上也是当年工程文艺宣传队的田亚芝率队表演，立刻抓拍了最后几个镜头。等她们一下场，我的一声呼唤，令她惊喜和兴奋不已。夏日的夜晚，这里是赤峰市民积聚的好地方。

10日清晨4点多，高老师就领着我，骑车来到“橡胶坝”，这条流经市区的小河，两岸风景不错，有个位置正好能拍日出，太阳从远处的楼群中跃出，徐徐升起，随着阳光增强，令眼前三角地广场的建筑变成了一种剪影。随后，我们再次打车赶到昨晚拍摄骏马雕像的地方，太阳的角度正好符合我的估计，迅速拍摄了几张可以命名为“天马行空”的特写照，寓意着草原建设的蓬勃生机。

我买的是10日晚9点从赤峰到北京的火车票。至此，我想见的朋友们都已差不多了，就剩下文化局的老局长吴国政了，他是内蒙古乌兰牧骑的元老了，曾三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他约我在中午见面，还有原旗委宣传部的朱加耕部长和夫人小宋（也是乌兰牧骑队员），正是他把我从海拉苏中学调到了宣传部和文化局的。中午，在“其木格蒙餐馆”，同两位老领导见面，非常高兴，尤其是他们一口一个“小宁”、“小宁”，顿时觉得彷佛回到了那年轻时代！

就在同吴国政他们见面之前，我还意外地见到了82岁的原旗知青办主任周逢武。头天下午，莫老师家打来电话，说是忘记告诉了一件事：6年前我们回内蒙以后，他曾碰到一位过去在旗政府办公室退休的老头，姓周，嘱咐“如果下次宁志超他们回来了，一定要告诉我”。金良老师问我是否还记得这位姓周的？怎么会不记得呢，老周是当时同我们知青接触最多的干部，对上海知青很是关照，经常出差上海，还到我家去过两次，看望我的老母亲。特别凑巧的是：1980年12月，他又一次到上海，想去我家看看。不料我已经分到公房，搬到了浦东南码头。21日早上，老周顺着我们邻居的模糊指点，摆渡，过江，顺着南码头路，找到了并排的四栋公房，那时还只有很少人家入住。他就进了第一个楼梯，到二楼，去敲第一家人家的门，打听“宁志超住在那里？”我母亲一开门就惊呆了！要知道，这是我们新结婚的第二天呀！就这样，我们又惊又喜地接待了第一位客人。如今，还能在赤峰见到他老人家，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

同样巧合的是，金良老师只知道老周住在钟楼小区一号楼，详址不清。高老师和我先连问了两家，都说“没有”，后来，有人告知：那里边还有一栋新的一号楼！到那跟一位老头打听，“是不是从乌丹搬来的老周头？”当然不会错了！在他的指引下，我敲开了二楼东首的门，果然，老周很快就认出了我！老人家就是胖了点，说话语速慢了点。记忆还是那么清晰，到上海住的和平饭店，到过知青谁谁谁的家（只是三个公社的人有点分不太清了，报出的有些名字我并不认识），怎么想办法买上海牌手表，又怎么把给人捎带的东西托运回乌丹……真是一下子又回到了40年前！我送给他《美丽家园》和《精致豫园》两本画册，他兴奋地边看边说过去的事情。

个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临别告辞时，老人家说：别的没啥好带的，他已经叫孙子去摘些自家种的玉米棒子，让我带去，“你们上海没有哇”。还反复叮嘱高老师，待会儿再来家拿。果然，就在7点来钟老师们为我送行的时候，老周打来了电话。半小时后，高老师取来了一大马甲袋的带着皮的新鲜苞米！天哪，怎么带！老人家的一片心，怎么推辞得了呀。我只好从中挑了4个比较小的，其余的交给了高老师。回到上海，把它切块顿了锅鸡汤，滋味还挺鲜。

就这样，马不停蹄、蜻蜓点水：真是一路观景、一路回眸；一路会友、一路叙旧；一路对酒、一路欢歌；一路相聚、一路惜别。半个月的行程来去匆匆，想要包容几十年的记忆，是太难的了。为了今后可能忘却的记忆，赶紧记下印象较深的点点滴滴，以便日后回味这一种难以用文字准确表达的回乡的感觉。

                               2013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