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世殊异诗心通
——从穆旦《妖女的歌》到崔健《一块红布》①
（载《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9第三期）
◆ 张无为
内容提要
本文作为诗歌文本解读，以《妖女的歌》与《一块红布》为典型案例，从似乎毫不相干的作品中，挖掘两者之间内在的同构性，对照感悟这两首诗（歌）各自象征蕴含的意义与审美价值，从而进一步考察诗性表达的机制，以期扭转积重难返又似乎无奈的所谓“见仁见智”式的审美误解。

关键词：诗解读 穆旦 崔健 感悟 审美

Abstract:This thesis as interpreting the poetry,with typical cases“Song of Syren”and“A Peice of Red Cloth”,to find isomorphism from two works which are irrelevant, and compare the meaning of symbol and worth of each,then inspect the expression of poetic to change the aesthetic misunderstanding so-called “opinions differ”.
Key word:interpretion of poetry  Mudan  Cui Jian  comprehend  aesthetic

“文章合为时而发，诗歌合为事而做”（白居易语），每个时代都会有各自的诗性表达。然而，诗性评价却难免参差。有人说，这是见仁见智，也不错，但个中常常难免对真正诗性的忽视或曲解。因为只有正确感悟出诗与时代的向度，尤其是感悟到诗歌个案的审美机制，才能发挥其诗性效应。远的不提，就上世纪50年代而言，曾经震撼时代、被全社会追捧一时的颂歌，几乎都像枯叶一层层堆积在历史深处，而当时有些怯于示人，或示人即引起议论纷纷的作品，却逐渐闪烁出异彩，《妖女的歌》即典型案例。当然这有时代的错误，但即使到了90年代，有些误区依然不能消弭，如《一块红布》所引发的喧嚣。
更有趣的是，《妖女的歌》大体创作于1956年，时未发表，其作者穆旦是公认的“九叶派”中成就最高的诗人。《一块红布》是崔健《解决》专集中的一首，轰动于上世纪90年代，其创作者、演唱者崔健被誉为“中国摇滚之父”。穆旦与崔健似乎没有什么关联，这两首相隔近三十多年的诗或歌，在创作上可能也没有什么干系。但我以为，这两首诗或歌，竟然灵犀一脉，有惊人的神会。两位作者在各自时代，以其同构性的感悟方式，直抵时代深处的隐秘区域；两个文本似乎也都有爱情色调的包装，实则各有自己的核心意象与深刻丰富的象征蕴含；两位作者以诗性精神，揭示了各自时代的荒谬感，反思了人性悲剧，从而都显示出难能的前卫性，以此令人深思。

一、时代意义与象征蕴含

《妖女的歌》揭示的是“妖女”以诱惑的方式向人们索取“自由、安宁、财富”，使所有心仪的人为之义无反顾，甚至把“丧失”当作幸福，而最后却以徒劳告终。“妖女”这个意象，无疑是那个时代语境的恰切隐喻，当然也可以是政治、时代、理想等的象征；“我们”则是一群毫无个体主体性且不自知的盲目追寻者，他们好像被巨大的卡理斯玛迷狂形象的特殊力量所牵引而走上了西西弗斯之路。
《一块红布》展现的是，“我”在被“你”蒙住双眼之后，反而看到了幸福；于是，“我”跟随而上路，并且心甘地被钳制、被剥夺一切，甚至情愿放弃生存基本条件和精神主体。最终，“我”虽然明悟了这一切，却又因为深知“你”的痛苦从而必须选择陪伴“你”。这表现出与《妖女的歌》极为相似的境遇，不过，因时代有别，歌中流溢的是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特殊背景下的各种感觉和情绪：痛苦、失落、怀旧、彷徨……由个人感受上升成为这代人的精神履历。全诗所袒露的，无论是因迷醉于幸福的虚假许诺,还是盲目乐观地跟从,甚至自我意识的泯灭，都是从“文革”那样的悲剧时代中走过来的几乎人人所共有的复杂经验和感受。
崔健曾在1993年柏林演唱会说：《一块红布》这首歌“歌词好像从字面上看起来是关于爱情的，但我发现现在许多的年轻人，……愿意把自己的眼睛挡住，他们觉得自己舒服。因为你看到太多真实的东西，你不能骗你自己，所以说很多的文化也是这样，如果你真正看到以后，会觉得自己太弱，或是这个生活太复杂，不是很纯洁。他们觉得挡上点儿好，你越是看不见，越是幸福。但这个好像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文化、政治的；还有一个就是爱情的。所以说这首歌不能说完全是一首政治歌曲，好像是一种感觉……”②——作者的感性表白，虽然远远不能涵盖其作品的蕴含，丰富的意义多在他的表白之外。不过，说这首歌“是一种感觉”还是准确的。
更可贵的是，此歌中也细腻而微妙地完成了对“魅”的解构：一方面，是“你”那普施的方式，以亲吻导致窒息的手段兼不可抗拒的力量去君临一切、飓风汲海；另一方面，是“我”从欣喜若狂到无奈地彻底献祭，直到真相大白，原来不过如此。这种感觉包含了前所未有的思想。
《妖女的歌》虽然对诱惑主题的揭示更多些理念式，但要知道，那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语境下完成的，即使具体到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甚至80年代初期的语境中，也是绝对不合时宜的。所以，诗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充满怀疑和自省的精神以及沉痛经验，由此隐含着对那个时代的批判，对自身盲目追随的反思。这些，不仅切中要害，而且更具超前性。
可见，两首作品各有千秋地感悟了各自时代，而且，都揭示了现代性意义的荒谬感。
“现代性”、“荒谬感”这些词，在中国的自觉，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40年代初，奥威尔就说：“我们生活在独立自主的个人已经开始不再存在的时代。或者应该说个人已开始不再有独立自主的幻想。”③ 经历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发展，面对今日铺天盖地的负载着各种意识形态与商业利益的媒体的轰炸，现代的思想者会自然地把它看作整个现代社会加强对人的规训与控制后的一种现代趋势。轻易受外界主宰，应该不是现代人的宿命，但一方面，古老的精神遗传基因又很难在现代社会的某些群体中彻底根除；另一方面，现代人对自我是独立主体的流行话语异常迷恋，以至于被这种迷恋遮蔽了眼睛，使他们看不到自己实际上是被各种权力机制、意识形态主宰着，因而，这种主体性就难免是可悲的。所以，《妖女的歌》对这种悲剧的揭示，对于现代人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意识，并没有真正实现现代意义的转型。所谓社会主义思想理念中，掺和着大面积盲目、轻信，甚至个人崇拜等内容。那么，经历过这样的时世，使穆旦对自我被社会控制的一面，有一种强烈的切肤之痛，从而对人的“主体”的矛盾和虚妄之处有难能的深刻洞察和诗性感悟，而且，使之成为整个现代主义文学所面对的主题。 
《一块红布》这首歌的最不同凡响之处，是揭示人以被动服从的态度，以与历史婚媾的方式,成为制造荒唐和灾难的同谋。个中既有不能自拔的无奈,也有休戚相关的理解，但主旨是尖锐的个性化和叛逆性。这种效应迎合了那个年代的青年人的这些感觉和情绪，因此，被赋予了时代的意义，这是《妖女的歌》的时代所不可能达到的。崔健用诗性语言建构起来的一段灵动史实，在艺术上达到了堪称独步的境界。

二、个性追求与艺术风格

这两首诗（歌），都运用象征化方式表达出对生活、命运包括对政治内容的艺术感悟，是人性层面的生命体验，都有鲜明的现代主义艺术品质，又形成了各自的风格。
穆旦作为四十年代“中国新诗派”的代表，他既从中国诗歌传统中吸取营养，更从西方现代主义中找到了艺术观念和方法，探索着现代主义与中国现实的结合，并在诗的语言、技巧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新试验。在词语的创造性组织中，表达现代体验和现代意识，揭示现象背后的复杂与深刻。
在该诗中，“妖女”是核心意象，其象征化所指可以是恋爱、交友，可以是理想、道德，更可以是政治、时代等等。由此，派生出如“我们”、“唱歌”、“山后”、“险峻”、“荆棘”、“丧失”、“野火”等相关意象群。在这里，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执着与无奈，狂热与沉寂，一组组二律背反式的心绪扭结、冲撞着，被作者客观化为两种人性因素或两种人生境遇，由此将它们表现为人生的基本矛盾，使诗具有很强的张力。理智的声音从无始无终的宇宙背景与终极处，说明个体努力的无意义，但情感却执着于经由个体命定的努力，在虚无中生成意义，即使这努力或许仍是虚无。
穆旦认为，现代人生与现代政治密切相关，诗自然也不可能摆脱政治生活的影响，但是诗有其独立的品格。他既主张诗对政治这个“严肃的时辰”的迫近，也强调诗的艺术尊严。虽然这种现代主义倾向，不可能为时下的文学规范所允许，但是他并没有完全俯就于当时的颂歌潮流，而是着力突显诗的复杂和“发现的惊异”。其风格严肃，语言、意象虽有奇崛，但与他40年代的诗相比，总体上是明丽、洗练、典雅的。有学者以“审美标准重新阐释文学史”，认为穆旦是“中国现代诗最遥远的探险者，是杰出的实验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并将穆旦推为整个20世纪中国新诗“第一人”，④虽然引发过争议，但至少就这首诗而言，是有道理的。
崔健的歌是植根于90年代商业社会的文化类型，但其基本特征也像他本人所说的，一种对现实的力度的表达，其中包括在思想上追求清醒的理性与深度，在感受上强化个体的独特经验，在批判的向度上针锋相对。针对很多朋友、记者有关艺术是不是就是政治的寻问，崔健说：“艺术是有政治责任，但是没有政治目的。”⑤他曾这样描述他的歌：“我的摇滚乐表达的是一种社会所需要的思考、一种理性，在你最顺的时候，在你最不顺、最萧条的时候，这个社会总是需要一群人理智地看待它，这种看待是黑色的，它诚实地说出问题，让你觉得社会很有意思，帮助你有所发现，但并不是为了逗你笑就隔肢你……”⑥。这番话语，与前面强调诗歌“是一种感觉”似乎并不吻合，笔者以为，这恰恰是他前面话语的必要补充。由此也明证了崔健对诗歌的深层感悟与大家风范。
《一块红布》是书写爱情也好，是批判时弊、讥讽政治也罢，但与离真相的距离无关，因为歌词中同样隐含着象征意味。歌词以象征手法为主，“红布”可以是某种召唤、信条或许诺,有诱惑性又有欺骗性。它虽然仅仅是工具,但却决定了施事和受事双方的必然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你”和“我”当然也因各有代表性而虚化为不定指的个体或群体,因而也各有各的象征内涵。“路”、“荒野”、“土地”、“手”、“哭”、“喝水”、“堵嘴”等等也都是象征化的形象,个中深层含义都能使人意会。可见作者把一个时代具象化，全赖于感觉的敏锐和独特，但又辅助以理性思索的向度。所以，基于该诗歌的时代层面，我们依然有向其它内涵辐射的余地。由此，艺术直觉才能跨越理性所不能穿透的屏障而抵达事物的本质这一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同时，以《一无所有》为起点，崔健的歌中大多有个“不停地走”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现实与自我、自我与自我的矛盾冲突中，他执着、顽强，但心中又充满了无比的孤独、焦灼、痛苦,时而犹豫、彷徨，但最终,他会以勇敢地承担这一切苦难与悲哀的形象定格。这个形象,既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芒的不屈不挠，也有西西弗斯式的荒谬，更有自身呈现的类乎后现代的生命形式。
与穆旦的诗相比，崔健的歌意象更生动细腻，蕴含更指向人自身，讽刺也更彻底。语言通俗、口语化，这不仅不影响诗意，而且其中的黑色幽默成分强化了在喜洋洋气氛中展现悲剧的独特效果。
诗与歌原本不分家,后来的分华虽然自有道理,但两者在本质上还是相通的。歌靠乐曲表达,音乐语言当然有其独到性,甚至能超越民族,但在语言互通的群体中，歌词的恰切介入会增强歌的震撼力，而且词绝不应该仅仅是曲的注释，曲美、词美才是歌的真美。而真美的重要标志是:歌者能否以全部情感的熔炼与新词、殊曲一起，相映成辉地透视出某种生活奥秘,令感受者在惊异中拍案、沉思。崔健的歌即使仅就歌词而言也是绝妙的诗。谢冕把《一无所有》编入百年文学经典；很多评论者也逐渐认识到，崔健自创的歌词，将和诗有着同样的地位。王朔也曾表示：第一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写得透！他写出了我们与环境之间难于割舍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他反映当代最准，比大而无当的、泛泛的文化的那种，我更能理解。
尽管当年的摇滚如今已与时髦无缘，与崔健的时代相比，人们的激情可以有更多的渠道流淌，“芙蓉姐姐（水媚妖姬）”的忸怩作态能让很多年轻人激动一夜，更不用说那让众多年轻人疯狂一夏的“超女”了。伴随着日新月异而又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激情似乎正一天天地变得廉价而多余。然而，精品永远不会贬值，《妖女的歌》与《一块红布》无疑都在此列。

注释：
①《妖女的歌》写于1956或1975年尚有争议，研究者多认为属于前者。参见李方编《穆旦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和李章斌的《关于<穆旦诗文集>的纰缪和疏漏》（《博览群书》2007/12）。《解决》是崔健第二张正式专辑，于1991年2月京文音乐在大陆发行。
②⑤中国摇滚在柏林：1993年2月发行，歌手有崔健、唐朝、眼镜蛇、王勇；演唱会穿插了访谈。
③参见董乐山编《奥威尔文集》（中国广播电台出版社，1997年，P134-38 ） 
④参见张同道、戴定南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上）》（海南出版社，1994年10月）。
⑥参见《飞越摇滚的“孤岛”》 (《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 期)

作者简介：
张无为（曾用名张伟），男，1960生于河北承德，汉族，现为赤峰学院文学院教授，学院诗词学会会长，赤峰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1984年毕业于东北师大中文系，1988年就读于复旦助教班，2000年系北大访问学者。
教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影视研究、后现代文论等。
科研：从1987年起，在《文艺报》、《作家》、《电影文学》、《电影评介》、《山东文学》、《大家》、《语文学刊》、《赤峰学院学报》等发表论文或评论60余篇；出版个人专著《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新论》，主编《大学语文》及与人合著凡11部。
创作：从1986年起，在《赤峰日报》、《百柳》、《参花》、《诗歌月刊》、《天津诗人》等报刊发表诗歌70余首，小说、报告文学各1篇，电视专题片2部。有《缪斯O点值》（诗、论集）出版。
通讯地址：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机场路 赤峰学院文学院
邮编：024000     E-mail：zhangwuweiok@163.com
QQ：252720459
博客网址：http://blog.sina.com.cn/zhangwuwei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