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很多曲折、等待和劳作，这一厚册《高云华纪念文集》终于付梓，以一种比较正规的面貌行世乃至存世。作为本书主编之一，我的欣慰无法言喻。“轻飘飘的热闹与沉甸甸的寂寞”，一卷编罢自长嗟，浮上脑际的竟是这样一个句子。近些年来，不断听到一些老朋友的死讯，才知道“耳里频闻故人死”的诗句已早早地印证到现实中来。年高寿终毕竟还可理解，而因病早亡或因祸夺命的情状就不免令人唏嘘。高云
华先生因肝病离世，享年仅六十七岁，远不是告别人间的年龄。历来都是“仁者寿”，有知识、有文化的“仁者”更会长寿，但偏偏有“天不假年”的例外。高云华先生如果再活上二十年，再写上二十年，其生命的厚度与广度将大不同。
    回想与高云华先生的交往，实在是简单得很。我在赤峰工作的十四年（一九八八年七月至二○○二年七月）里，我们的过从也只限于一二次府上拜访、三四次小酒馆畅聚、五六次宴会邂逅而已。比较深入的两件事，一是他曾为我的一本随笔集写过一篇序言（还因故未用），二是我曾为他编纂的《红山文史》做过一次电视专访。李俊义君与高云华先生的接触要更多一些，当然交情也更深。我调走以后，与高云华先生的联系就更稀少了，大概只通过一次电话、两封信，那时他也已退居北京。
    我这里要说的是，我一直很喜欢和钦佩高云华先生，他是我在赤峰工作期间结识的很少的几位“有意趣”、“有洞见”、“敢说真话”的性情中人之一。在赤峰那样 “因为聪明而变得油滑”、路线偏左、内斗内耗激烈的社会环境里，高云华先生不能不说是一个“清新的异数”，当然因此也成了一个“饱受诟病的异数”。
     二○○七年十月，在听说高云华先生“客逝他乡”的消息之后，我的情绪低沉了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叹惋“知交零落”，还惆怅故里赤峰又凋谢了一位优质文化人。彼时，好友李俊义君来内蒙古大学读研，我们就商议要为共同的朋友兼师长高云华先生编一本书作祭奠。高云华先生虽一生读书从文、笔耕不已，但正式结帙出版的作品其实很少，所印出的几种小册也多嫌粗陋。于今哲人其萎，作为他的“生前好友”，我们有义务来尽心钩沉辑佚、整理出版一部具有“集成”意义的文集来纪念他，免得他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湮没散失。做这样的事情，不仅是对亡友负责，也是对文化传承负责，因为高云华先生不仅代表他自己，同时也代表了属于他那一代人的思考和忧患，代表了一段地域文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这次有机会通览点检《高云华纪念文集》中前三辑所收篇目，更深地进入了高云华先生的精神秘境，无论是诗文、评论，还是序跋、信函，其肌理文风大都是“凄怆多于明丽”、“哀怨大于平和”、“思辨胜于叙述”，铺排连绵，一唱三叹，近乎“慷慨悲歌”，有典型的“高云华风骨”。而第四辑《旧雨新知忆云华》，是亲人与友朋心目中“永远的映像”，最能体现本书的“纪念”性质。
    李俊义君在《高云华先生事略》中评价说：“公为人刚直，论交重道义，相与尚真诚。凡事关家国，傲骨铮铮，论议谔谔，针砭时政得失而必依于正，关心生民艰虞而必徵于实，愤悱之情，溢于言表。”我的补充是：“云本在天，却委弃于地，命途多舛，生不逢时，虽奋力抗争，蚕吐华章，终未能实现抱负，青衫泪湿，抱憾而殒。”在高云华先生身上，我隐约看到了一些很宿命、很悲剧的东西，这些东西最终没能让他成就伟业，而只停留在了“大器半成”、“示人以璞”的层面上。若以青年高云华的天资、勤勉和志向论，他的实绩与境界当远非如此。敝以为，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主观方面，譬如遭际苦涩、性格狷介、不苟流俗、疏于钻营等等；一是客观方面，譬如时代荒唐、环境恶劣、官僚当道、小人陷害等等。主观方面按下不提（因为早有警语
告诉我们“性格即命运”，而性格并不易改变），客观方面，我倒有几句话要说。高云华先生在十八岁时即以“只专不红”之名获罪而划归“右派”，后来历经漫漫恐怖岁月，被打入另册，视作“问题人物”，很少得到充分的理解、宽容与呵护（更遑论“重用”），其长期的精神苦闷与彷徨可想；而高云华先生又恰恰几十年辗转在赤峰这个并不利于人才培育与存活的小城，更类于明珠暗投。吾土赤峰，文化积淀何等深博，自然风物何等骀荡，但人才（特别是文化人才）的成长空间却相对逼仄，似乎越是优秀珍贵的就越容易遭冷落、闲置、挤压与诋毁，其后果往往是弱者自甘平庸、服输认命，强者杀出血路、远走他乡——而多少伤心远走的“赤子”，在他乡却都大显身手，创出了骄人事业（如果试举实例，可排列出一长串儿名字）。改革开放三十载，在内蒙古十二个盟市发展序列中，曾一度领先的魅力赤峰被远落后尾，究其缘由当然诸多，而人文生态严峻、人才报效无门、精英大量流失亦是个中一大原因，这一弊端实在值得治理赤峰的执政者们认真反思与检讨了。在高云华先生自北京致我的一通信中，也曾有此意流露：

    ……离开赤峰数月以来，我有一种挣脱、解脱、摆脱、超脱的解放之感。这种感觉，是很真实、很具体、很深刻的。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想应该是有的。人，都有恋山小草之本能、怀土野人之本性，但长期局促于一隅，难免使生命泥滞。即使远走而不能高飞，也比老死户牖之下要好些。

    这是一段很沉痛、很无奈的话，可惜他决定离开的时候已经太晚，蓦然回首，灯火阑珊，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是“已经到了无话可说、啥也不想说、说啥也晚了、说啥也完蛋了的时候”。长期操持文墨，叙写或讴歌乡邦的旧事新闻，倾囊搜求散逸文物，躬耕编纂《红山文史》八集，高云华先生对赤峰的情感不可谓不深。在本该“叶落归根”、“老守田园”的晚境却要“背井离乡”，他的心里一定充满了留恋与失落，有“挣脱、解脱、摆脱、超脱的解放之感”是其次的。
    在为赤峰作家予舒先生诗集《有所思》所作序言中，我曾提到赤峰文人学者多喜从政当官导致爱好分散、浪掷时光的现象，并指出“这种遗憾与错位，在予舒先生身上有，在石犁、高云华、金河等沉浮官场、‘未尽展其文才’的赤峰籍作家身上也有”。就是在上面这封来信中，高云华先生针对我的观点进行了申辩，大意是“人的一生不能完全驾驭自己，甚至完全不决定于自己”、“把当官与做学问、创作完全对立起来，也不尽符合文坛的实际”、“官场也是社会，官场生涯也是生活”。
    我当时没有与高云华先生继续探讨下去，因为这是一个大题目，不容易阐述周全。我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很狭窄，即要么好好“周扬”，要么好好“从文”，不要奢望“鱼和熊掌得兼”（偶尔也会有“得兼”者，两者都做得好，那是超人）。两者最好分而治之，选择一途，不宜掺和。一个官员爱读书写作，这是好事；反之，一个文人学者爱做官，就未必是好事。官员与文人学者都是要“耗心血”的，都是要靠“比拼心智”吃饭的，但人毕竟只有一颗心。做官对文人学者有很大的腐蚀与毒害作用，官气一盛则文气必衰（我曾多次采访著名诗人流沙河先生，有时也会聊到“当官”问题，他说自己“平生连一个小组长也没有做过”，不谙御人之术，与官场非常隔阂）。
     几年以前，我到天津大学采访书画大家王学仲，与先生漫谈时，他感叹最多的正是“文人学者不宜当官”这个问题，并讲述了自身经历。王先生为了节省精力、求得安静，敢为人之不愿为，主动请辞了中国书协副主席、天津市书协主席及天津市人大常委等职，自觉“我是个学人，不是官材料，‘还我初服，了我夙愿’，贵在激流勇退”（其实这些职位已近“闲差”，但依然会被文山会海缠绕簇拥，王先生不胜其烦，还是决意放下）。而在一通致山东作家自牧的手札中，王先生对“官气”还有一番深度剖析：

   ……这是一种顽疾，即使清官郑板桥也是纳小妾置房产，保皇党康有为妻妾成群、甘为清奴。我所接触者虽还到不了这一层面，但只要混上一点儿小官，那官气便立即染上，哼哈装腔迭肚，见面就让人生厌。
    文人学者当官的，我也见过许多，好端端的一个普通人，一下子变了味儿。官气犹如病毒，要治好，只有让他一跌到底，再当几年贫民百姓，否则顽疾是很难治愈的。

     以王学仲先生的智慧、阅历和身份，说出这样尖锐刻薄的话，绝非意气空言或“酸葡萄之词”，真正是看得清楚透彻。拿王先生的话到现实中比对一下，就知道“有过之而无不及”。文人学者当官，
危害并不仅在“好端端的一个普通人，一下子变了味儿”，更在于消磨了光阴、扭曲了品格，最后导致本业荒疏、老大徒悲。
    我想，“误尽平生是一官”这么惨痛的总结，一定是深受其害的文人学者说出来的。可惜的是，“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太根深蒂固，不管多么“误尽平生”，只要官场抛绣球，无数文人学者依然飞蛾扑火一样“趋之若鹜”。
   退一步来讲，在富于“中国特色”的“以官取人”的社会里，文人学者为争取机会、发挥才干而尽力谋求一些分管业务、“便于做具体事情”的职位和头衔，亦是一种入世的成熟，无可厚非，但关键是自身要有“聊胜于无”的清醒，不要真把自己纳入“官系列”，正如王学仲先生的自知“我是个学人，不是官材料”。
    吾旁观之，觉得高云华先生虽从未失去“单纯痴气”的书生本色，但内心似过于在乎一些“职位和头衔”，以致晚年被“即将提升”的幻象所动（当时拟任赤峰市政协副主席的名单已在报上公示），昂扬激动过后，却不料陷入了“熟鸭飞走”的窘况（其实是常态），且连原有职务（赤峰市红山区政协副主席）也因换届而免，被迫退休。波澜之下，他的情绪跌至谷底，接下来是酒醉、摔伤、离乡、病重、早逝……以高云华先生的学养与修为，完全可以淡泊归隐、读书喝茶、修史著书，何必如此计较短暂仕途的升降呢？高云华先生的好友、赤峰名摄影家孙国辉先生惯用“被诱奸”一语来形容高云华先生的这段尴尬遭遇，言语虽偏恶毒，但颇为中肯——如果精神上不被“诱惑”，没有“贪恋”，自然就不会“获辱”，更不会一蹶不振。
    写到这里，我又想及赤峰另一位“因官误学”的著名学者苏赫先生。苏赫先生出身名门，是一位很难得的考古与北方民族史专家，长期担任赤峰市政协副主席，据说得费孝通先生赏识，最后官至全国政协常委，一时踌躇满志。后来也是因换届而突失常委之职，导致心情苦闷，不久即以七十馀岁郁郁而亡。他的朋友和弟子在其身后想为他整理出版一部纪念性的学术著作以流播于世，却发现他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只有寥寥数篇，不足以结帙成书。可见苏赫先生没有倾心治学，官场风光吸摄了他的大部分精力。而像苏赫先生这样有天分、有渊源、有见解的专家，不是随便就能出现的，他的学术价值是远胜于为官价值的。
   还是回到本文开篇时说的那句“轻飘飘的热闹与沉甸甸的寂寞”——这是摆在每一个梦想追求永恒价值的文人学者面前的一道“选择题”，由不得你“不选择”或“都选择”。编纂《高云华纪念文集》的过程中，我时时感受到明人徐青藤“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苍凉凄惶诗境，也不断吟味高云华先生用他很招牌化的大字手抄的电视剧《顾炎武》主题歌词“人生千种梦，梦醒在何时？人生万条路，倒下在何地？不要说山太高、路太险，一百年过后，山尖尖也是平坦地；不要说风太急、浪太大，苦辣酸甜真滋味，全在那风浪里。人生一趟不容易，不容易”，而冶金专家秦效颇先生的一副挽联“高粱酒，打油诗，半世交情伤梦断；豆腐心，刀子嘴，一生功过与谁评”尤其让零落的知交黯然泣下。
    满头白发、爱喝烧酒、擅撰诗文、语多讥讽、不合适宜的高云华先生，是一个有明显缺点的性情之人，比起那些处事圆滑、言不由衷的明哲保身之人乃至虚伪之徒，他是可以坦然释然的，因为他没有掩饰地
“活过了自己”，“人生一趟不容易”，虽有憾，但亦无愧了。
     在高云华先生墓碑的背面，刻着这样几句告别的话：“倘若好人说我不坏、坏人说我不好，我的灵魂就可以在九泉之下安眠。”岂知人性殊为复杂，善恶交织，不能以好坏两类来粗线条划分与定论，好人有时亦做坏事，坏人亦未尝不做好事。而人间的评价与毁誉，随意性也太大，极易产生主观臆断或误读歪批，姑妄听之即可，不宜过于认真，从来涂在人身上的金粉与泼在人身上的污水几乎一样多。我倒更愿意把另
一句简单而彻底的话拿来凭吊我们的朋友高云华先生，那就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拉杂写完，仅是一篇“茶烟歇”式的闲话，权为序二。

    二○○九年十一月四日晨至六日晚，耗费近二十四个小时，在齐?宝力高忧伤的马头琴声中断续思考写就。时呼和浩特正值秋深时节，满街木叶凋落，夜空明月高悬，颇惹人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