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秋时节的黄昏时刻，是我们青年点颇为辉煌、潇洒的黄金时间。大家收了工， 吃完饭，梳洗干净，开始享受那无以伦比的轻松愉快。   

“来一段？”春子问。   “来一段！”成子答。      

 当时正是所谓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风靡全国之时，电影里、收音机里、图书报刊里， 触目触耳皆是样板戏。耳熏目染，我们能把那八个剧目大段大段演唱出来，以至于再唱“临 行喝妈一碗酒”、“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觉得太一般化、业余化了。后来，我们经常变换 角色，整段成折地演唱《沙家浜》中“智斗”一场，《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一场。 吼着嗓子演杨子荣的，勒着嗓子演阿庆嫂的，格外地投入、卖力，把一天的疲劳和愁苦抛到 了九霄云外。       

 知青中不乏带有“艺术细胞”的人才。男知青春子吹得一口好笛子，宝子拉得一手好胡 琴；女知青半吨、熏风都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实在没有艺术专长的，就敲着盆盆罐罐跟着 凑热闹，或喊着“冬不隆冬呛崩呛”进行口头伴奏。我们常常撒欢尽兴到深夜。       

于是，青年点的文化生活并不显得单调乏味，全是憋出来的穷欢乐。而且，大多数内容 可以称得上雅俗共赏。比如，几乎所有的知青自然而然都有了绰号，当然每个绰号都有其特 定的起因，含义贴切，叫得响亮。男同学中，有根据姓名或性格而起的“猴子”、“发子” ；女同学杨某因每逢劳作时呼哧呼哧喘大气，大家便称她为“风箱”；丁某因身材高大肥胖 ，于是就有了“半吨”的称号。惟有我的绰号感觉有些牵强，却也别具民族特色，叫做“毛 合陶力高”，蒙语的，翻译过来是“秃头”的意思。只因我下乡第一年的夏天便剃了个光头 ，以图凉快省事，可是我并不是秃头啊。        

在我们青年点，我算是大家公认的“秀才”之一，只因我坚持做日记、写个发言稿之类 比较顺手罢了。一次，面对衣帽不整的知青们，我口占一首快板诗：“防修服，身上穿，三 分之二挂心间；防修鞋，脚下踏，阶级敌人踩脚下；防修帽，头上戴……”“把我光头来遮 盖！”        

没等我说完，春子接了这样一句，惹得一番哄堂大笑。       

女同学何某，家庭经济条件好，平时很讲究穿衣打扮。就是在这荒僻的牧区下乡期间， 每天也要坚持擦胭抹粉，着意梳妆。为此青年点在“斗私批修小整风”活动中，有的女知青 直言不讳地批评她“有资产阶级小姐作风”；男同学背地议论说，从她身边走过，那香气能 熏你摔个跟头。“熏风”的雅号便由此而来。不过，熏风好学上进，较有才华，加上春子， 我们三人曾成立宣传报道组，负责知青点的壁报和生产队的板报等方面的宣传事宜。有一次 旗文化馆出演唱专集，竟然选中了我们创作的对口词。面对飘着墨香的铅字，我们飘飘然， 自以为分明是真正的“色格腾扎劳”了（蒙语：有知识的青年）。        

其实，最令我称羡的，是一名绰号为“阴天”的哥们儿。他的哥哥在城里是文教局的干 部，经常给他捎来一些书籍，诸如《中国古代文学史》、《唐诗三百首》等等。那年月，那 些书，对我们来说，简直像天外来客一般稀罕。“阴天”读书多，记忆力又好，常常摇头晃 脑吟诵几句什么；说起话来则引经据典、刀枪舌箭、振振有辞；有时候陆游苏轼辛弃疾啦， 巴尔扎克契科夫啦，搞得大家张口结舌。哥们儿们自知在这方面不是他的对手，心怀几分嫉 妒，背地里说人家是“阴天种豆子——潮种”，“阴天”之绰号由此得来。        

还有知青点的指导员、颇具理论家风采的“猴子”；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文质彬彬 的“赵眼镜”；能歌善舞的女知青华子……谁说我们不是人才济济呢？谁说我们的文化生活 不是丰富多采呢？        

一张《参考消息》读得希巴烂；在大门口搭一根树条就可以跳高；遇到水泡子就冲进去 游泳……青年人就是这样，浪漫时忘乎所以，挫折时怨天恨地，天真烂漫，无所遮掩。终归 是十七八岁的大孩子，艰难困苦中，时常想家啊！欢喜时或郁闷时，我们大碗喝酒。有一天 晚上小男子汉们个个喝得酩酊大醉，有的在院子里爬着哭着喊妈妈，有的把酒碗一摔就要徒 步回城看奶奶，有的唱着“八年前风雪夜”。如今看来，这种情形倒是更具“知青文化”特 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