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 子

我在撰写这部平淡的小说，讲述这番陈旧的故事的时候，于华已经年过半百，瘦骨嶙峋，花白鬓发，满脸沧桑，略显浑浊忧郁的双眼，茫然不知所向，全无了少年时那活泼而专注的目光。只是那动听的男中音，依然悦耳，浑厚有力。即便我俩已经喝得大醉。
从小学到中学，我和于华都是同窗好友，遗憾的是上山下乡没能分到一个青年点。后来他成为锦城师范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我有幸赶上恢复高考，进了华东一所大学，听凭什么“天之骄子”的鼓吹不绝于耳。毕业后我们天各一方，20多年里难得联系。我一直在省城一家杂志社当编辑，虽然成年累月案牍劳形，却还安稳风顺。可于华颠沛流离，历经坎坷，命运多舛，令人扼腕。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有咱当年知青那碗老酒垫底，任何艰难不在话下……”他醉眼朦胧，可还是30多年前那副天真烂漫而坚忍执拗的样子。真是秉性难移。

关于于华以及工农兵学员，我始终耿耿于怀。应该说，从1970年到1976年，一段特殊的历史产生一种特殊的人物事物，全中国大中专院校的工农兵学员可谓浩浩荡荡，我真想听一听那段历史的回音。前不久休长假，我特意赶到凌水县，找我时常思念的老友于华会面叙旧。
谈了我想写一写工农兵学员的打算，于华的眼睛居然又闪出少年时的神采，褶皱的脸庞喷出光泽。
“青春是对人生逆境全无知觉的年轻，有关青春的回忆是人生漫漫长夜中最舒适的客栈……”
不知他引用了谁的名言，说到动情处，鼻子抽抽搭搭。

下面，仅是他上大学期间的一段旧事。
我极力想秉笔直书，却总是免不掉感情色彩。我们这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很长一段时期被称作“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是学着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王杰欧阳海长大的，骨子里打印上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驱动力，顽强地支配着我们该去做什么该去怎么做。即便是大冒傻气，大做蠢事，也是义无返顾一往无前。我们崇拜磨难，崇拜自我牺牲。
比如我的主人公——当初渴望显示高贵品质的浪漫青年于华，带着美好的憧憬抑或是糟糕的设想，就曾不惜折磨甚至毁坏自己。
冷静的镜子没有倾向。可是活生生的人不是镜子。

欢送离校

23岁的年龄，于华总认为自己是一条铮铮铁汉了。可是望着列车窗外送行的人们，他的鼻子还是禁不住发酸。
“向于华同志学习！向于华同志致敬！”
中文系团总支书记李山瞪着眼睛举着拳头，带领学员们高喊口号。音乐系的锣鼓唢呐也咚咚呛呛、呜里哇啦响了起来。
料峭的寒风裹着黄土尽情地刮，几面彩旗在站台上呼啦啦地飘展。几位同学举着的横幅标语被吹得七扭八歪，只得把它卷起。
欢送的场面，没有预想的那种庄严隆重热烈。就是昨天的欢送大会以及刚才的欢送午宴，也是简简单单。这些倒也无所谓，最让于华感到失望和不满意的是：凌水县前来锦城迎接自己的，没有县委或县革委会领导，仅是一位县教育局副局长和一位公社副书记；前往送行的，只有辅导员郝家真和一名工宣队队员。
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于华心中一片茫然和几分烦乱，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他把头探出窗外，向人群连连挥手。两百多名师生送行的队伍里，他无法寻见赵丽。
赵丽身材比较高，坐姿、走势，总挺着胸脯。熟悉的人几乎公认，她是中文系最漂亮最有出息的姑娘。扔在人堆里，她也显眼。
有几位美术系的同学，竟然手挽手齐声朗诵起诗句来：
“坚决横下一条心，立志重新返农村。
一心决裂旧观念，誓将青春献人民。
莫道今日农村苦，偏向山乡扎下根。
挥洒血汗不要紧，只要共产主义真。”
这是于华在一年前立下的誓言，音乐系的师生曾经为之谱曲传唱过。这个时候在这种环境下听到，于华霎时丢掉了隐约的不快，也忘记了美丽的赵丽，心中热浪不由得涌向喉头，平添了十分的感动，十分的豪情，十分的悲壮。
天色阴沉，寒气逼人。大块儿的青灰色云朵在空中飘荡，冷清清的城市好像也在发抖。已经是4月上旬了，东北大地的杨柳棉槐刚刚吐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绿意，整个锦城包括车站的色调是灰灰暗暗的。自从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以后，1976年，在人们的印象和记忆中，几乎没有几个明亮晴朗的天。

双臂抱胸，时而抹一下毛茸茸的嘴巴，于华自以为真的是风华正茂、走向成熟了。
早在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在牧区乌兰套亚插队时，同学们说说笑笑下地干活的路上，知青牛子指着他的身后说：“你们看，华子像个成人男子汉。”
于华自鸣得意。他刚满17岁，身高一米六三。下乡的第二天就治理盐碱滩，顶风冒雪挑起100多斤的沙土，柳木扁担压得嘎嘎吱吱响，他咬牙追着队伍往前走，肩膀磨出了血，脚底磨出了泡。
可是成子不服气，挺挺胸脯说：“看我像不像？”他也是17岁，身高一米六八。
牛子说：“你不像，娃娃脸，没屁股，永远长不大。”
大家一片哄笑。成子气得白了白眼睛。
终究都是大孩子。下乡的岁月苦不堪言，高强度的生产劳动，缺米少盐的饮食生活，生病缺医少药，蚊虫叮咬，煤油熏染，居然没影响他们年年长大。直到3年后，牛子被招工进城入厂，成子应征参军入伍，于华上了大学。
也算是天道酬勤，适得其所。于华在插队期间拼命地劳动，贪婪地读书，曾担任民兵连指导员，被评为全县劳动模范。女知青缨子悄悄靠近他，暗暗关心他，他全无理睬。
当然，他有不理睬的原因：一是年纪小，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二是前途叵测，要立大志干大事，来不得儿女情长；三，也是至关重要的，缨子的家庭成分是资本家。
于华囫囵吞枣读过一点政治经济学以及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那里面说，资本家剥削工人，榨取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于是，他对资本家怀有本能的愤恨。那么，和缨子不可能走到一起。

列车长吼一声，缓缓启动。外面的口号声、锣鼓声更加激烈更加响亮了。
忽地，人群中钻出一位女同学，她泪流满面，气喘吁吁，跟着驶动的列车奔跑着，声嘶力竭地高叫：“于华——”
这喊声压倒了一切声音。于华的心头一阵抽搐紧缩。

3年前，他上学离开乌兰套亚大队青年点的时候，没有这种欢送的场面。只是有些老乡和知青战友抓住双手恋恋不舍，有的甚至红了眼圈。缨子哭得挺厉害，是藏在屋里把头埋在枕头里哭的。
但是于华硬打着牙鼓没有哭。他不是心狠，从小犯了过错，父母教训他甚至打他骂他，就是不允许他哭，越哭父母越生气，说哭哭啼啼不像男孩子。所以他后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的事委屈的事高兴的事激动的事，坚决控制眼泪。何况这次考学之初他就对大家说过：“我还会回来的，学好了本领，再来建设咱们的第二故乡。”
况且，下乡期间那么苦，牛子在轧草时曾被切断过手指，成子发高烧几天几夜没有药，青年点过中秋节居然断顿，煮了一锅饲料高粱泡了盐水来吃，但是小男子汉们基本没掉过泪疙瘩。
如果说谁哭过，于华的记忆中只有两次，一次是春子穿了成子的羊皮大衣去蹲在雪地里大便，成子由心疼大衣而动怒，二人由口角发展为手搏，春子臊眉搭眼地哭的挺悲惨；一次是青年点杀猪改善伙食，邻队的男知青们都来聚会喝酒，牛子醉得哇哇吐，满院子爬着要回家看奶奶，哭的挺揪心，也挺痛快。

上大学这几年，有一次周小民哭得最伤心，哭出了鼻涕。那是班里召开生活会，同学们批评他不该违反校规搞对象，不该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该“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特别是团支部书记赵丽的态度极为严肃，建议开除周小民的团籍，还是其他支委要求手下留情，做出了留团察看、以观后效的决定。
现在是林桂秋跟着火车在奔跑，在哭喊。于华心如刀绞，双手抱住了脑袋。
（待续）

刘军凤长篇小说《男儿有泪》连载（之二）

男 儿 有 泪

—— 一位工农兵学员讲述的往事

踏进校门

蓝天高远，院落深深。一栋栋楼房平房虽显陈旧，却也错落有致。伟岸的钻天杨，妖娆的馒头柳，婆娑的唐槭树，叶子色彩斑斓。办公主楼正面打出了大块标语，红纸黑字分外醒目：热烈欢迎首批工农兵学员光荣入学！

跨进锦城师范学院的大门，于华有点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

上大学，以前于华做梦也没敢想过。小时候，街坊邻里间谈起谁家有个大学生，那表情和口气都带着神秘与敬畏。向阳大街经常有个俊美而疯癫的青年在街头流浪、耍闹，据大人们说，他是差二分没考上大学，急火攻心患了精神分裂症。

上小学的时候，于华的学习成绩不错，语文老师曾经给他计算过，如果不留级的话，24岁正好大学毕业。即便如此，他的头脑中仍然没有什么上大学的意识，只不过是肯学习，爱读书，以致因为一边看小说一边烧饭烧糊了锅，气得母亲一把将书夺过扔进灶膛火里；以致因为贪恋写作文而耽误了值日，忘记了打扫教室卫生，气得老师一把将他的作业本撕毁。

谁知刚考入中学还没进入校门，全国大地兴起了文化大革命。

虽然荒废了几年学业，可于华到底成了工农兵大学生！

关于工农兵学员的由来，于华隐约地知道一些。还是在1970年秋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经过上边批准，就已开始恢复了试点招生。全国各地有条件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这一年全国有4万多名学生进入了大学校园。不过，上边的文件要求颇具时代特色，从大学的培养目标、学制、学习内容，到学生条件、招生办法、学生待遇、分配原则，都提出了具体意见，令人耳目一新。比如在学习内容中要求，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再比如学生条件中规定，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青年。于是，工农兵上大学这一新生事物，逐年在全国大规模地蔓延开来。

锦城师范学院的情况比较特殊，1973年才开始恢复招生。于华和其他上千名有幸者一道，成为这里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

前去接站的师生里面，有个女同学挺活跃，名叫林桂秋。

一位年近半百的教师干巴精瘦，眼睛却明亮有神。他笑呵呵地念叨着“真好真好，都来了都来了”，亲自帮于华拎着提包，把几位学员送到寝室，寒暄了几句便离开了。

“他就是咱们中文系主任鲁宏。”一位矬胖的学员告诉大家。

于华猛地想起，鲁宏是几册小学语文课本的主编，很有些名气。那和蔼可亲朴朴实实的外表，令他产生了几分敬意。

先报到的同学帮助新来的同学整理床铺。于华扫视房内一周，打开行李，掏出一堆文学书籍和笔记本，带着几分自豪和矜持。

果然，寝室内大家一片肃然。矬胖学员凑了过来，笑眯眯地说道：“好，好，是个读书之人！认识一下，我叫李树林，辽东盘县人氏，今年26岁，来此之前是公社中学代课教师。”

“嗬，中学教师！”娃娃般的学员周小民叫了一声，不知是出于惊奇还是赞佩。他只有18岁，早在小学五年级时就辍学了。

“鄙人的儿子6岁半，女儿4岁了。”李树林郑重地相告。

年龄高低不等，身份各有不同，学识参差不齐，上学目的大相径庭。文革期间大学停课多年，这是新工农兵学员的几大特点。虽说招生条件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审查、学校复审”，但很多地方把群众推荐这一条省略了。周小民后来就是在跟女同学吹牛时露了底：“我是我舅舅保送上的大学，我舅舅是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

于华与大家相互做了自我介绍。同室8名学员，有6名来自农村。还有1名是天津下乡到内蒙古的知识青年，名叫陈进，虽然插队5年多，身上仍是花衣衫、笔挺裤，一派城市味道。

好胜心和自尊心占了上风，于华没有把带着洋气的陈进、带着酸气的李树林、以及娃娃般的周小民放在眼里，油然升起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

这种感觉来自于自信。论出身，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的后代，共青团员，绝对的根正苗红；论阅历，经受过城镇生活、农村牧区生活的洗礼，春耕夏锄秋收冬藏样样能干，吹打弹拉写写画画样样粗通；特别是论学养，《三家巷》《红旗谱》《青春之歌》烂熟于心，中小学时的作文总是满分，下乡三年并未虚度，马列著作和文科书籍一起读，学习笔记和习作草稿一大摞，师院的课程应该是不在话下了；如果再论外表呢，一米七的身材，不胖不瘦，五官端正，往哪一站，凛凛一躯，堂堂一表，标准的男子汉……

脑子里这样转悠着，于华有些飘飘然。他对同学们说：“从现在起，咱们就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了，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今后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吧。”表情虽然不卑不亢，口气却有点居高临下。

同样地，女生宿舍那边，也是一番初识同学的热闹情景。林桂秋后来偷偷地对好友说，她刚见到赵丽、陶芳的时候，浑身起鸡皮疙瘩。

这两天没见到赵丽翩然的影子，而今天林桂秋又是这番痛苦的样子。随着列车蠢蠢蠕动，于华心如汤煮。

近3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这是怎样梦幻般的经历啊！有慷慨壮歌，有寒风凄雨，有灯下苦读，有花前月下，有悲欢离合，有光怪陆离……那么，明天是个啥样子呢？

于华平时寡言少语，不善与人交谈，时常独

自发呆。但是在正式场合，比如学习座谈、开会发言的时候，他可以舌底生莲，滔滔不绝。为此，李树林说他是多愁善感，肯动脑筋，就连陶芳也是这样评价他，不知是褒意还是贬意。而召开生活会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赵丽与林桂秋却取得了高度一致的意见，都说于华存在个人英雄主义，不善于带动群众一道前进。

什么他妈的多愁善感！屁那个英雄主义！于华从不认为自己多么高强，也不承认自己是弱者，只是有时顾影自怜，着实有些怀才不遇之感。要说还真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是多少年来从未如愿以偿争过上游。上小学是小组长，上中学是小队长，在青年点含含糊糊当了一年指导员。来到这所大学后，辅导员郝家真竟然指定赵丽担任团支部书记，让李树林当了班长。于华不屑于担任婆婆妈妈的生活委员，也只好当了马马乎乎的文艺委员。

委屈是委屈，但于华十分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不用说难得的学习深造机会，就说住的是暖融融的楼房，吃的是热乎乎的饭菜，走的是平坦坦的马路，和乡下比起来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每当想起贫困落后的农村牧区和农民牧民，于华就心中隐隐作痛。“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是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是我们新一代革命青年的神圣使命”，他在各种大小场合多次讲述这个观点。每当此时，他只感到心胸宽广如同草原大海，什么个人荣辱得失、生活中的鸡毛蒜皮，早就抛到爪哇国去了。

再者说，比起那些至今还在乡下吃苦受累的知青兄弟，于华觉得自己实在太幸运了。同样是城里的孩子，有许多下乡五六年的，仍旧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委屈吗，那些学习基础好、学养深厚的青年，由于种种原因，并不一定被推荐上大学。比如乌兰套亚青年点的春子，代数几何、中外名著，说起来都是呱呱叫，只是耐不住每日清汤寡水，肚里馋虫的骚动，做了两次偷鸡摸狗的勾当，从此招工、招干、参军、升学，全没他的份儿。特别是那些所谓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女，只有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根本别妄想自己的前程。比如，那美丽温柔的缨子……于华每当想到缨子，就不敢再想。

他入学之后第一次感到受挫，就是没当上主要班干部。为此，好长一段时间，他藐视其他班干部，尤其看不惯赵丽的一举一动。

今天这样庄重离别的时刻，赵丽真的没来车站送行吗？

无独有偶。正当于华在男生宿舍里显示他的文学书籍和笔记本之时，赵丽正在女生宿舍里有意无意地显露她的荣誉证书和奖状。

“妈吆，你真行！”陶芳见赵丽一张张地摆弄那些花花绿绿的奖状，惊奇地叫着，凑近前来，不知是真称赞还是假奉承。

奖状有五好民兵的、优秀团员的、模范妇联干部的等等。

“这算啥”，赵丽白里透红的脸庞带着平静与谦和。

陶芳衣着鲜艳，摇头晃脑，浑身散发着浓烈的香粉味道。

赵丽衣着朴素，俏丽迷人，满脸挂着令人读不懂的微笑。

林桂秋躲在一旁，缩了缩脖子，翻了翻白眼，撇了撇嘴唇。

三个女人一台戏。女生宿舍的好戏在后头。

林桂秋身材匀称，两只齐肩小辫一丝不苟，红扑扑的脸上总是挂着笑意，衣着得体，落落大方。在家乡，她是响当当的铁姑娘队队长，一个接人待物诚心诚意的农家女。

“俺家祖祖辈辈庄稼人，爹娘都是文盲。托共产党的福，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送我进了大学，这恩情永远报答不完。”大小公开场合，此话林桂秋讲过不知多少遍，背地里，跟于华起码讲过两次。可是刚一入校，凭着第一印象，她实在看不惯陶芳的娇气，也瞧不起赵丽的矫情。

赵丽就是锦城人，父母都在纺织厂上班。她也是下乡知青，好学上进，肯于吃苦，装着毛主席著作、绣着五角星的的黄书包永不离身。在农村她进步很快，下乡第二年就当上了大队妇联主任。生产劳动，她不怕脏累险重，春寒料峭跳进冰水里叠堤坝，丝毫不让须眉；抓计划生育，她风风火火，顶着讽刺挖苦去做育龄妇女的工作。由于表现突出，已经准备纳新入党；在当地40多名知青里，她又是第一个被贫下中农推荐上了大学。

可是，这样一位精明强干的姑娘，何以刚一入学就张扬她的荣誉，被人视为矫情呢？

鬼才知道。

陶芳出生在县城，父母是卖烧鸡的。从小过惯了小康的市民生活，满脑子没有别的，穿衣打扮、吃喝香甜，最最重要。中学毕业后死活不愿下乡，没办法，父母在农村给她办了个投亲靠友的手续，算作是个下乡知识青年。这次上大学，自然又没少打点。知儿女者莫过父母，陶姑娘连写信都不会，如何能够上得大学？入学报到这一天，她洗了三次脸，每次都抹了雪花膏，擦了香粉。

难怪林桂秋说身上起鸡皮疙瘩。但是她还补充道：“她俩长得真俊，跟电影演员似的，赵丽就像龙江颂里的江水英。”

从车站送于华回来，她病倒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