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昭乌达已经有15个年头了，这15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一瞬间，而对于我，这15年，已经从青年步入了中年。在这漫漫的15年里，我不论是当工人、上大学，还是从事企业管理，进机关，下海经商，从来就没有忘记昭乌达，因为我年轻的梦就留在那里，我不知道多少个夜里梦回昭乌达，那可是我的第二故乡……1992年12月29日，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和公司的几个同事乘坐一辆车和一台货车，从大连出发，于当日我八时赶到赤峰。此次重回昭乌达，我徘徊了好几天。本来这是我多年的梦想，心情应该激动兴奋，可我却乐不起来，心里忐忑不安。因为听说去年夏天王科梅与王银刚一块来赤峰，回克旗看看，而克旗有关领导作出不予招待的指示，使冬梅、银刚很尴尬。因此相当一部分曾在昭盟下过乡的朋友不同意我回来，怕我也遭遇同样“待遇”，但我还是回来了，因为我要圆一个梦。我原下乡的大队成立了一个“小四轮”拖拉机维修站，所有配件产地是大连瓦房店拖拉机厂，原大队书记王勤已来大连几次，望予帮助，因此我只能顶着压力打算决不惊动任何领导，利用夜色过赤峰市区和林西县城。夜里，当我徘徊在赤峰街头，此时此刻的心情实在找不出更适当的词加以形容。1974年7月，当王冬梅等大连知青第一批来昭盟下乡，在赤峰，据说受到了“元首般的欢迎”。第二年，即1975年7月，我又带领500名大连知青来到赤峰，那种热烈的场面我终生难忘，可今天……由于司机开了一天车，很辛苦，因此，我们只能住在赤峰。旅店是我选的，那就是我们当年来赤峰住的店——民族旅店，该店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向东北接盖了一幢楼，显得更加气派。天还没亮，我就叫醒大家向林西出发。我们赶到乌丹匆匆吃了点儿早饭，一会儿就踏上了西拉沐沦的巴林桥，不到中午就赶到了林西。想当年我们从赤峰到林西得用一天的时间，那时坐的是班车，早晨6点10分从赤峰出发，中午到乌丹镇，吃饭后出发，于下午4点多才到林西镇。而现在路比过去好了，车也更先进了。由于怕遇见熟人，只能在城外路边小店吃点儿饭、休息一下，等天黑才能进城。当万家灯火通明的时候，我们进了城，路过县招待所时，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年代……在这里，我住过无数次，但最使我难忘的，是最后一次，“住”的时间最长。1976年11月，已粉碎了“四人帮”，开始了揭、批、查，由于本人是“知青典型”，被“请”到了招待所，有专人看守，交待与“四人帮”及与毛远新的关系，一个20刚出头的青年，能有啥关系，受影响是肯定的。于是我写了一篇长达36页，题目为《我的检查和需要与组织说明的问题》的“交待材料”，57天后被“放”回青年点。从此，再也没有住过。想着想着，我们已穿过了县城，向北，向着曾经梦牵魂绕的地方——大营子乡五一村驶去。五一村离县城只有20多华里，又离公路不远，不到20分钟就到了王勤书记家。看见久等的乡亲们，握着他们一双双热情的手，我激动了，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到村里的第二天晚上，去看望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杨敬玉，这位当年的大队副主任、民兵连长已老矣。说也巧，在杨书记家与现大营子乡李乡长不期而遇，李乡长正在杨书记家喝酒，我自然而然上炕盘腿大坐喝了起来，这是我这次来赤峰遇到的最大官。听杨书记介绍大连知青回来了，又当过当年的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李乡长当即邀请我明天到乡里看看。第二天上午，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了乡里，办公室还是当年的大院平房，没有多大变化，使我惊喜的是，当年与我一起搭班子的其它公社领导都来了，有当年公社党委副书记、现县交通局长杜正文，当年公社党委副书记、现已离休在家的孟兆岐，当年公社团委书记、现林西县委宣传部长戴金焱，还有现任乡党政领导，当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时，我再次动情了。在我们交谈了一阵后，我要求去街上的天主教堂参观看看。当我站在教堂前，不堪回首的一件事呈现在我的眼前。那是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大营子公社的天主教徒中出现了大的骚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只有镇压。就在教堂旁的广场上，举行了一个批判大会，在会上由县公安局局长宣布在现场逮捕了几个人，当时的大会就是由我主持的。十多年过去了，当面对教堂老神父那冷冷的目光时，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参观后，我将身上仅有的22美元，投到了“功德箱”里，也算是一种心意。中午，乡新老班子领导热情地款待了我，才使这几天压抑的心情缓解了许多。这次回昭盟，对我的触动是很大的，我相信，我还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