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父亲父亲走了,那天正是儿女们为他过完生日的一周后—11月4日。他走完了79年的人生路，离开了抚养成家立业的六个儿女，离开了这个由他老人家创造的家。悲痛中有了一点儿安慰，因为父亲在通往天堂路上并不孤独，而是由我一年前先行的北亲陪伴。父亲走了，好多人都来送他，有过去的老领导、老同事、老部下老邻居、亲戚、朋友，偌大个告别厅挤满满的，五、六十人不得不停留在告别厅外，花圈一层一层，简单的告别仪式，却进行了整整一小时，乐手们只得轮番奏着哀乐，告别的哭声连成一片，``````这些都是老人家生前亲手播洒的尊重、关怀和友爱，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结下的硕果。当告别的哀乐响起的时候,我开始还能强忍着不要流泪,但当我看到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局长、老书记向父亲鞠躬时，尤其是当年我父亲的老战友、比父亲小六岁的原市政工程处党委书记何大叔在人们搀扶下，艰难地与父亲做最后告别时，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往事也像电似的在我脑海中掠过``````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父亲与何大叔一个是主任、一个是书记，不论是建虎滩桥，还是淘火车站总下水道，不论是工作调动还是挨造成反派批斗，总是站在一起。我们家住在一楼，何大叔家住在三楼，工作之余，何大叔总是和我们“小字辈”一起玩耍，是位典型的“小孩头”。我们参加工作后，再加上各自搬了家，就很少见面了。何大叔退休后，开始身体还好，去年患了脑血栓，半身不遂。听说我父亲去世，说啥也要来向老战友做最后一别，大家劝他别去，但说什么也不行，就这样，在两个人的搀扶下，一早就赶到了殡仪馆。在这种特别的场合，我们爷俩见面了，这能不使我激动吗！父亲单位领导在悼词中说：“姜洪福同志在病重期间，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这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是啊，今年”五一“节我回大连，回人家看望病重的父亲，正遇见市城提出的要求就是，走时身上能否盖面党旗。这就是父亲，他把他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党。父亲出生于1923年11月2日（农历九月二十四），1939年我爷爷由于不堪本村财主的欺压，在一天夜里烧了财主的房子，带着父亲从山东逃到关东大连，那时才16岁的父亲，到大连后就在日本的“土木课“（建筑城建系统）干苦力。大连光复后，父亲在大连的”三不管“———香炉礁香一坊工作，从此父亲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49年3月，父亲加入中国共产觉。20世纪50年代初，成立旅大市政工程处，父亲就参加了组建工作，一干就是50余年，应该说他是大连市政工程系统的元老了。不论是做工区主任，管生产的处长，还是做市城建公司的经理，为大连的城市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小的时候，常常看到父亲几天、十几天甚至几个月不在家。为了抢修、抢建市政工程，为了辽化的建设，曾多次累倒在工作岗位，记得有一次是被人从辽化工地抬回了家。由于积劳成疾，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得了肝病，在我的记忆中，经常大吐血，这次就是无情的肝癌使他走得那么匆忙。父亲对我们儿女要求极严格，但也处处呵护着我们。我们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不论大事小情，都要开个家庭会，让大家发表意见。记得我谈恋爱时，父亲单独向我了解了一下女友的情况，然后通知哥姐都回家，一起开个家庭，商量一下，结果全票通过。再如我嫂子有病住院，在家庭会上父亲让我们表态都去医院看看，经济上帮帮。还有我奶奶104岁去世后，在家庭会上父亲做了详细的人工，等等。另外，我的父母都是典型的孝子，尤其是我们是我母亲，孝敬料理老人的事迹曾多次在《大连日报》刊登,这时我们教育极深,我想这会影响着我们的今生今世。父亲走了，走时平静而安详，身上盖着那面鲜红的党旗。父亲，您安息吧，都是党员的儿女会牢牢记住您临终前的教诲：多为党工作，多为人民做好事。父亲，您放心吧，在送走您的第三天，我们党的“十六大”召开了，我们会高举“十六大”的旗帜，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努力为党工作，带领员工们勤奋致富，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