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8.5星期六（83）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

1980年6月5日

    最近，5月25日见盟委书记白俊卿，5月31日见盟委副书记张广经，盟委副书记赵杰，均提出回农村知青点申请。

今天，昭盟知青办为我开了封介绍信：

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行政公署介绍信第59号

翁旗知青办：

    　　根据领导指示，柴春泽同志仍是你旗知识青年。请给安排劳动场所并按知青对待，具体地点请你们定。

此致敬礼！

              　　　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行政公署知青办

                       　　　　　　　1980年6月4日

    我很高兴，因为介绍信中称我为“柴春泽同志”，拿给一些朋友看，可大家并不关心是否称我为同志，都对我再次回农村青年点不理解。

1980年6月6日

    身体恢复后, 父亲已去红卫矿上班。为便于民族生活，我和立新由赤峰桥西家搬到赤峰市花园胡同内二舅家一防震棚住。

    近一时期以来，每天为立新买草药成了我的主要任务，立新也有所康复。10号之后，我就要第二次下乡到翁牛特旗。因此，家里需安顿一下。特别是立新的思想工作，更应做细。我反复向她解释，我不能留在城里吃闲饭，不能只靠她的工资来生活，更重要的是我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组织。就这样，她明确表示，支持我第二次下乡。

1980年6月14日

    6月11日，下午到旗里。经旗知青办林秀、白桂英两位主任向旗委汇报，又经旗委开会商定：因玉田皋青年点已撤销，吃住等都有困难，不能再回玉田皋。中午，旗知青办小范来通知，旗委商量决定我到广德公南窑青年点（砖厂），需到玉田皋办理一下“转点”手续。因为我的知青一切关系全在玉田皋。翁旗知青办给我开了两封介绍信。

玉田皋公社：

    　　下乡知识青年柴春泽同志经旗里决定安置在广德公南窑青年点，请给予办理户口、粮食关系等转点手续。

                                    　　　翁旗知青办

                                  　　1980年6月12日

广德公公社：

    　　下乡知识青年柴春泽同志经旗里决定安置在你公社南窑青年点，请给予办理有关手续。

                                           翁旗知青办

                                    1980年6月12日

1980年6月16日

近日，在南窑青年点劳动，烧砖、压瓦、抬板、倒土。今日，给刘立新写信一封。（待续）

我所知道的柴春泽（29）

高  颖

立新：

    　　我于本月11日下午6点30分，乘盟京剧团给新华书店运书的车到翁旗，住旗革招待所。15日前的几天，一直在旗里等旗里研究决定我下乡的地点。旗里决定转点到广德公南窑青年点，个人服从组织。

6月15日上午，我同广德公公社党委书记马文彬、副书记方喜等同志一起到广德公公社。下午，我便同广德公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景荣同志从公社步行5里到了南窑青年点。正赶上这里烧砖出窑，我习惯地放下提包进窑出砖。

这是一个比较老的青年点，最初是上海、天津等地知青。现有本旗工交口下乡知青2一名，社员近40人，烧制砖瓦，种庄稼，栽培果树，另有90多只羊。单独核算，属于大队办的企业。吃粮最次的是小米，吃菜免费，青年在这里很安心。劳动之余打篮球，下象棋，青年点内外歌声嘹亮。这里四面环山，山戴帽，果树围山腰，另有清泉。

第二天，大队的同志给我带来一套行李，是半新的，我很感动。

咱们结婚刚3个月，我又来到这个山村，你一定会责怪我的，但我想你一定会理解我。我不想在家里当“白吃饱”，尽管你有工资，但我感到靠你来生活会脸上发烧的。刚刚结婚就当“牛郎织女”，父亲身体又不太好，你也在治疗中。立新啊！我的心也是肉长的。我怎不想和你天天在一起生活，共同尽最大的努力使咱们的老人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一定的安慰呢？可我现在不能这样做。我相信，我的选择没有错。望保重身体，心胸宽阔。

1980年7月9日

    前几天，收到立新和妹妹桂荣寄来的钱、粮票、邮票，真是雪中送炭。近日胃病发作，忍痛参加劳动，疼得急人、烦人。苦累同胃病比简直太无所谓了。今日，向宋秀兰要了几粒胃得宁，效果良好。

    大队和砖厂班子同志几次叫我回家看看。6月15日至今快一个月了，头顶炎日，大地烤脸，浑身汗水洗，我在这里自觉接受着锻炼和考验。

1980年7月27日

    听从砖厂领导的安排，本月13日至25日回家看望。

    昨晚，回到青年点，今天压砖一天，继续艰苦劳动之生活。

    此次回赤峰见到不少同学和老相识，从言谈中得知绝大多数人都不赞成我现在这么做。主要理由是：自身被囚禁多年，身体不好，结婚不到3个月，妻子有病需要治疗和照顾。有一个声音屡次在我耳边响起：“再次去农村，何苦呢？”怎么办？已经这样走下来了，还是再咬牙坚持一下吧！

1980年8月22日

惊人的井内落石一幕。

7月30日起，参加打井劳动（据说自1976年以来已经开工4次均未成功）。今天，是第23天，每天双脚陷在泥里，挽起的裤腿以上也粘满了黄泥，上衣前后均是泥，脸上头发上手上全是泥，我们一直在井底下的几个人，几乎都是泥人。装满石块的柳筐，通过井口架起的滑轮由一头大黑马拉起。今天，不知何故马惊了，拉柳筐的绳子断为两截，满满一大筐泥石失去控制，向我们砸下来。我的双脚陷在泥里动不得，眼见碎石从头顶砸下，只好听天由命。井口的人全都惊呆了，瞬间，我看见他们都张大嘴巴在看着我们，有的喊“井下人躲开”。不知是哪里来的力气，我跳了起来，右手抡了一下，石头分向3处，除右臂擦伤外，有惊无险。大家说：“你们几个命真大。”我只是有些后怕，当时不知为什么并不太怕，也许顾不上吧！厂长决定：立即停工，井不能再打了。有人提出，打井不能停。厂领导决定不允许我再下井作业。加之胃病复发，我也只好服从，在井上抬沙石。

    1980年8月29日

接到立新的信，刚怀胎几个月的孩子流产。

我急急地于8月25日赶回家中。

立新用拳头捶着我的背哭着说，你只想着要党籍，不想着要儿子，流产了，医生说是个男孩。

遵医嘱，虽然是小产，也要像坐月子一样好好护理。近日为立新买药、护理。

双眼变红了。是上火吗？我陷于深深的自责之中：我不是一个好丈夫！我在想，难道自己又错了吗？我这是为什么呢？我该怎么办呢？路在何方？

1980年9月1日

8月30日，接到旗委通知，今日赶到旗纪委。中共翁牛特旗纪委工作人员王文汉同志向我传达盟委、旗委领导指示，大意是，我的问题需做复查结论。这次要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事求是地复查过去结论中涉及到的问题。复查结论说：

经查，柴春泽在中央打招呼会议后，特别是经过办班态度转变得很快，表现好，没有错误言论和行动。柴春泽同志的错误事实经这次复议决定，以此次复查结论为准，恢复其党籍，党龄连续计算。

    我心情很激动，我又找到组织了，又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把这一喜讯告诉立新，她一定十分高兴。（待续）

       下乡知青在昭盟

我下乡时的另一些故事

王志仁

深夜放贼

    下乡的第一年青年点没盖好，我们46名同学4人一组，被分到离大队食堂较近的二队和四队的社员家中。4人一铺炕，土墙的两面用桦木棒子打的箱子架，架子上放着四只木箱子。白天随队里劳动，晚上随队里护秋，看护即将收割的玉米、黄豆、葵花籽、油籽等等。点委会为鼓舞士气，决定出一张刻印的报纸，刊头叫“东升战报”，让同学们投稿，由滕白勤组稿刻印。记得我们投稿十分踊跃，我把自己这几天晚上深夜护秋的感受，理了理思绪，写了一首四句诗交上去，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这首诗的题目是“护秋”。内容是“皓月高挂当空照，青纱帐里静悄悄。滨城儿女护硕果，夜幕深处防贼盗”。当时，我们刚下乡不久，带队师傅和同学们彼此很不熟悉，带队师傅拿着战报，欣赏这首小诗，找到我，并从此认识了我。

在那个年代，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队长偷，会计搂，社员缝个大布兜。”晚上躲在苞米地等小偷，每当听到营子里传来驴的叫声时，我们便知道，此时已过了半夜12点。小时候，只知道大公鸡会报晓，报时，没想到驴也会报时。白天挖了一天树坑，晚上再蹲在苞米地里护秋，过了12点眼皮睁不开了，上下眼皮直打架。那一天，轮到我和同学德子护秋，12点刚过，就听见远处传来了刷、刷、刷的声音，接着是咔嚓、咔嚓的册苞米棒子的声音，我俩立刻紧张了起来，心也随之怀怀急促地跳了起来，拿着装了三节电池手电筒，手哆嗦着直奔发出声音处。当我把手电筒的光亮直射夜盗者的那一刻，空气几乎凝固了。真没想到，偷苞米棒子的人，竟是我的房东和他的儿子，手里的麻袋已快装满。大队有规定，一个棒子罚款五元，这不得罚他个倾家荡产啊!再说，这盗贼是谁不好，偏偏是担任生产队副队长，关照我无微不至的房东。愣在那儿足足有两分钟，还是房东先说话了:“你们不是回去睡觉了吗?怎么还在这儿。”原来，夜里11点钟的时候，我口渴了回去喝水，开门，房东是知道的。走时，他却没有听见我的关门声，因为我怕影响他们一家睡觉，关门很轻很轻的。房东以为我们回来睡了，于是，就发生了刚才那令人费解，又十分尴尬的场面。把他们爷俩抓起来送到大队，明天不但要被罚款，而且，要名声扫地。就在这一刻，我和德子，做了一个大逆不道的决定，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的:放他爷俩回家。晚上护秋，是为了让集体财产不受损失，抓到了贼，我们却把他放了。看着他爷俩，把刚刚册下的棒子倒在地头，拿着空麻袋，消失在夜幕中。我在想，我们从文明的城市来到这里接受再教育，到底应该是谁教育谁，是文明改变落后，还是落后渗透文明，在互相作用的潜移默化中，到底是谁在改变谁?那个晚上，放贼之后，我没有合眼，没有一丝困意。放贼的过程，悄悄地走过了29年，今天泛起在脑海中时，对错已无须评说。

千里噩耗

    1977年8月2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我到同校赴昭盟王清洲同学的住处去玩，无意中从他箱子上的一封信中，读到了我一生都无法忘记的消息，“王志仁的爸爸在7月16日下午去世了，因为路途太远，家里没有通知他”。因为我和王清洲是同校同班同学，又是邻居，这个消息，是准确无误的。我抹了一把涌出的眼泪，因为屋子里就我一个人，没有告别没有声张，悄悄地从四队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我的住处也只有我一个人，回到小屋，趴在卷起的行李上，再也忍耐不住，放声大哭了起来。惊动了四邻，惊动了收工回来的同学。迢远离家，我是第一个接到父亲去世消息的人，因为我的选择，没能在父亲临终前尽孝，为自己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知道那个噩耗以后，我从中午一直大哭到晚上。天黑了，我又独自一人来到山坡上，用根树条子，拼命地抽打着身边的野篙子。看着一棵棵应声折断的野草，我回味着我心中的高山，心中的天梯，永远失去的父爱。

    听妈妈常讲，我出生时没有母奶，见不到现在那么多的奶粉和牛奶，那时候，只能吃苏联产的炼乳。炼乳是以鲜牛奶和羊奶经过消毒浓缩加糖制成的饮品，当时我们国家的这类产品靠苏联进口，偏巧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专家撤回国，炼乳买不到了。我吃惯炼乳，除它什么也不吃。腊月里，父亲骑着自行车，找遍了所有曾经卖过炼乳的商店，最后，在椒房的一家小店里找到炼乳。尔后的日子，父亲每星期两次骑自行车走20公里路，为我买炼乳，一买就是一年，直到我开始吃饭了。

    我兄弟姐妹6人，我在中间，是男孩的老二，男女孩排在一起老四，是父亲最喜欢的一个孩子。小时候，常常记得，父亲每月总会带我去一次大连动物园，看完猴子、老虎，再逛商场。然后，固定不变的是在天津街的锅贴铺吃锅贴。他要二两酒，一盘花生米，我吃锅贴。

    因为父亲琴棋书画全在行，又是旧社会私塾底子，文化底蕴很厚，晚饭后，我在他的背上数星星，他会一串串地给我说出天空上月亮和星星的故事。由于他的出身，在那个文革中，他没有逃脱挨整的恶运。被揪出后，挂着只系一根细钢丝的大牌子，挨蘸凉水的三角皮鞭抽打，打得不能坐，腰以下都是黑色，去看他时仍然给我笑脸，问这问那，鼓励我好好学习，不要因为爸爸被揪出而影响学习。戴着特嫌和叛徒的帽子，双重压力，也没能改变他宽容别人的优良品格。

    文革后清查阶段，对于一个一口气打过他50鞭子的人，一个逼他把尿尿到饭盒里，再逼他喝掉的人，上级要证实其文革中打人的问题。父亲考虑他有学历，还很年轻，为了他的将来，放弃前嫌，没有把他打人的证实材料写进去，感动得打人者，跪在父亲面前谢罪。

    父亲的为人，总是替对方着想，他的品格影响着我。到昭盟去，我最大的支持者就是父亲，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是“我儿子，到哪儿都是优秀的。”真没想到会在这个时间、这样一个地点，我听到了这个最不愿听到的消息。到昭盟我不后悔，因为那是我个人的选择。把生命献上，把青春献上我都不后悔；我却后悔没见父亲最后一面，没能抓一把带着慈祥父亲体温的骨灰。三千里噩耗，三千里黑纱，终生不忘知青岁月，终生难抹父子生死离别的遗憾。

绿叶托猪油

    快30年啦，这次回昭盟省亲，我去感谢一位老人，她是我们生产队的一位姓谭的大婶。见到我来了，大婶没用我介绍，便能喊出我的名字。70岁的老人，笑着让座，问这问那，几时的火车，什么时候到的，家里老人还好，孩子多大啦?亲切的问话让我感到又回到了29年前，回到了那个年代，那艰苦的岁月。我笑着一一回答后，问谭家大婶，你还记得，你曾经给我们送去的用向日葵叶子包着的一碗猪油吗?大婶摇了摇头说不记得啦，不记得啦。

    那是下乡第二年的初秋，我们两个大连知青下到生产队自立锅灶，那地方不愁粮食，就愁吃菜。到了这个季节，我们整天吃腌的咸芹菜，再就是剁碎洒点盐的辣椒。之所以整天吃咸菜，就是因为没有油，不能炒菜。吃的这两种咸菜，都是我在大连从来不吃的，那个时候，广阔天地炼红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吃没别的，没办法。在那些难熬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大连的妈妈。家里的咸菜缸，有咸萝卜、咸白菜、咸胡萝卜，还有腌雪里红，也有咸黄瓜、咸茄子，就是没有这该死的最不爱吃的咸芹菜和辣得不能再辣的咸辣椒。那时候的渴望，要有油，那怕一点儿，就可以炒一顿大头菜吃。那天收工，我们照例贴大饼子，正在我准备咸菜的时候，谭家大婶，送来了一小碗猪油。记得很清楚，那猪油是用一个向日葵叶子包的，因为放的时间长了，不那么白，有点发黄。见到大婶送来了猪油，虽然不多，但我非常感动。推辞着不要，因为老乡家里也很困难，比我们强不了多少。大婶把猪油强放到锅台上，边走边说:“今晚炒顿菜吃吧，老吃咸菜人也受不了。”就是这样一个傍晚，在远离大连的昭盟，有这样一个40岁的大婶，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猪油，用一个绿绿的向日葵的叶子包着，送给了两个不满20岁的孩子。把一段深情深深地印在两名大连知青的记忆里，29年仍然鲜活动人。（待续）

   散文

为我点亮心灯的大个子叔叔

作者：苏　炜（美国）

“这是你自己缝补的蚊帐吗？”

“嗯。”

（位于广州白云山的知青亭）

　　“你裁剪这些旧衣服做什么用？”

　　“下乡。”

　　“下乡？你今年多大了?”

　　“十五。”

　　“噢……”

　　我答着话，却没有抬头看问话的人，一仍埋头在家中那架旧缝纫机的匝匝劳作之中。

　　那是一九六八年的深秋，那时候，父亲与哥哥已经被关进警司监狱。家中厅堂里正处在一片抄家后的狼藉之中。各种翻乱的书籍纸张、破衣杂物，摊满了一地。我带着妹妹，护着祖母，日夜应付着一拨又一拨由各种“工宣队”“军宣队”带来的抄家队伍。我平生第一次学会了用脚踢人----因为上门抄家的一位瘦脸汉子竟敢用自行车链条抽扫我的祖母，我冲过去就狠狠踹了他一脚。我也平生第一次学会了抽别人巴掌----

　　那一回，他们从“牛棚”押着我母亲回来抄家，母亲临走前让我给她找一块肥皂，待我在慌乱中把肥皂找出来，押送母亲的吉普车已经起动了。围在家门前看热闹的一群邻居孩子就对着我大声喧哗起哄，我揪住为首的一个野小子，狠狠抽了他两巴掌！然后把那块肥皂“啪”的砸到那个远去的吉普车后窗上。

　　对的，我还写出了平生第一首抒发个人情感的“反诗”----“把你的头，低得低低……”那是在我陪着我的被剪掉了半边头发的十七岁姐姐游街批斗以后，偷偷在心头默诵、然后零星记到本子上的诗句。

　　----是的，我是那个年代的“愤青”，不，“愤少”吧，十五岁的“男子汉”，却要担负起应对一个被“阖家铲”(粤语：全家倒血霉)的大家庭的全部“日常事务”----探监、探“牛棚”，无休止的抄家，写检举揭发材料，到父母单位追索生活费……终于，自觉扛不住了。我想走得远远的，离开这个可怕的家！当时规定的下乡年龄是十六岁----那是“文革”“老三届”中最小的“老初一”的年龄。我因为上学早，挤上了“老三届”的尾班车，便向学校军宣队一再恳求而终于获准，以不足龄又身背家庭黑锅之身，挤进了浩浩荡荡奔赴海南岛的下乡队列里。

　　出发在即，我翻找出姐姐哥哥们穿剩的旧衣服，日夜缝补、洗染、剪裁，也顾不上刚才那个问话人似乎略带同情关照的语气，在缝纫机的匝匝声中，只用眼睛的余光扫见----那是一个穿军装的大个子。他的身影，很快就化入了警司再度派来搜集父兄“罪证”的抄家人群里。

　　我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晰)，在广州太古仓码头登上“红卫轮”，和当时将近十万之众的广州中学生一起，奔赴海南岛农垦(后改为兵团)第一线的。出发前一天，一个邻居孩子----就是那天在家门前起哄的其中一小子，上门告诉我：马上到孙大姐家一趟，居委会有事要找你！

　　孙大姐？我心里冷然一震：不就是那位时时佩戴红袖章在街区里吆吆喝喝的居委会主任吗？“文革”以来，我们家就始终处在对门那位被邻居叫做“老鬼”的街道积极分子的日夜监视之中。这种时候，孙大姐要找我，能有什么好事呢？！

　　“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没敢惊动此时已陷在一片临行凄怆中的祖母和妹妹，怀着忐忑却略带麻木的心情，踏进了孙大姐的家门。

　　孙大姐是一位操北方话的军属。虽然嗓门大，喜欢咋呼，但为人厚道，在街道里人缘是不错的。她的家不大，用一个大柜橱隔出了小饭厅和睡房。孙大姐一脸严肃的把我领到后面的睡房。掀开门帘，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一个仪容端整、穿着四个口袋干部装的军人坐在床前小桌边，见我进来，点头示意我坐下。看出我的紧张，他让孙大姐给我倒一杯水，在孙大姐出去的当儿，他轻声问：你不认得我？我摇摇头。见孙大姐端进水来，他正色道：“军区专案组需要补充一点材料，我要单独和他谈一谈。”

　　待孙大姐走出门去，他才换了一个和悦的脸色，说:“你不记得了？那天，你在缝纫机前补蚊帐，裁剪旧衣服……”

　　我这才蓦地想起，他就是那次警司的二次抄家搜查中，在客厅里有点心不在焉地向我问话的那个大个子军人。我抬头打量他一眼：当时他大概三十七八岁，国字型的宽脸，高鼻大眼，双眉浓黑，北方人的隆厚五官中，透着憨实，也透着威严。“你家庭现在的情况，我是了解的；我也知道，你明天就要下乡到海南岛去……”他的语气忽然变得温婉起来，“那天，看见你----这样一个小男孩，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还这么安静地踏着缝纫机，裁补那么一大堆的旧蚊帐、旧衣服……我就想……找你谈谈……”

　　我惊讶地望着他，脸上却极力显得平静、冷淡----那是我经历过诸般抄家、盘询之后，开始打造出来的一种“少年世故”：我等着他的“先礼后兵”……

　　“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你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他依旧严肃地向我说着当时的流行话语，我却听出了他话里流露的善意和暖意，“你明天就要出发到海南岛去了，你一定是第一次出远门----你叫苏某，对不对？”他的话音变得凌乱而急促起来，“我当然知道你是苏某某的儿子，苏某的弟弟……”他喃喃说着这两个当时在军区小报上、在东山满大街打着红叉叉的大字标语上反复出现过的名字，“可是我想告诉你，你千万不能背家庭包袱，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路。你年纪还这么小，人生的路还这么长，你自己要坚强、努力，不要把前途看得太灰暗……”他站起身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直直望着他，默默点点头。“我不能多坐了。你也要赶着收拾行李。我没有别的事情，因为不方便上你家去，所以让孙大姐请人把你叫过来……我们就握个手，再见吧！”

　　我慌措地站起来，我的十五岁的瘦嫩小手，被他的温暖大手紧紧一握，很快就松开了。我记得我连一句道谢的话都没有说，就被孙大姐送了出来。

　　我依旧一脸茫然地向前走着，走向自己人生的第一步，走向那个锣鼓喧天而汽笛声、号哭声和口号声同样震天的早晨。

　　我在“红卫轮”驶向公海的苍茫夜色里，想起了这位大个子叔叔留给我的话----

　　“人生的路还这么长，你自己要坚强、努力，不要把前途看得太灰暗……”

　　他是专门为着给我说这几句话，从军区跑过来“私会”我的。在他的国字型的面影浮现在无边黑暗之上的那一刻，我心中升起了明亮的灯火----那是照亮我人生暗夜中的第一盏灯火。我记得很清楚：我回到透风的船舱里，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句话----“不要绝望。”我随后把自己抄录的一句“名人名言”写在下面：“为什么大海的涛声永远浩荡澎湃？因为它懂得自强不息。”

　　整整四十年过去了。在多少天涯跋涉、海国颠连的日子里，我会时时念想起这位大个子叔叔—在我人生起步的那个非常年代的非常时刻，似乎刻意又不经意地搀扶了我一把、熨暖了我一把的大个子叔叔。

大个子叔叔，你在哪里？！

　　这些年来，我时时念想着你，常常向我的亲友、妻女提起你，也曾试图向从前的“军区专案组”打听、寻找过你。可是岁月苍苍，人海茫茫，你的身影早已消失其中而无从找起了。可是，你在我年少心中点起的那盏灯火----爱的灯火、人性的灯火、自强的灯火----至今尚未熄灭，甚至转化为我的“童子功”，这就是我----这个当时的“绝望少年”，至今还时时被友人们讪笑“好像从来没见你绝望过”的一个前因和潜因。

　　　（作者：苏炜，广州老知青，文革前就读于广州市第16中学，1968年底，上山下乡到原广东农垦海南垦区西培农场。1978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2年赴美留学，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1986年回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90年后定居美国，现任教于耶鲁大学。著有长篇小说、散文随笔、杂文、舞台剧等十多种。

　　2008年，他创作的知青组歌《岁月甘泉》（霍东龄作曲）在社会引起较大反响，获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奖。组歌到北京中国大剧院成功演出后，又到香港、澳洲、美洲、欧洲等地演出，均获好评。）

    夏   夜

    作者：段德臻（黑龙江）

草原上的花开了姹紫嫣红

为大森林织出一片片美景

月光下，悄悄地争芳斗艳

风儿亲切的轻抚花的身影

院中的倭瓜花开了

绿色的藤蔓爬上瓜棚

月亮出来了悄悄地去看它

摇晃着闪烁的银色眼睛

冬瓜也乘着月色爬上棚架

半空中吊成一个个绿灯

做在瓜棚在品着香茗

几颗星星馋了跳进我的碗中

此刻，让我想起了萤火虫

忽明忽暗的打着小灯笼

那些可爱的小精灵

早已消失在记忆中

天幕清丽，夜色撩人

月亮也高兴的爬上瓜棚

银辉有着如水的平静

绿叶挽着温馨的清风

山村的睡意浓了

是谁品味着夜色生动朦胧，

那远远近近的蛙声

流淌着醉人的乡情

   离群的孤雁

   作者：幸运（河北）

到了抚顺，先去我姐家，我姐夫正好上夜班，我就住姐姐家了，杜卫红看我姐家炕小，执意要回家，强留不过，她就回沈阳了，我准备在姐姐家住到姐夫倒过班来，我就走，上吉林奶奶家去。

姐夫倒过班来，我正要上吉林，我大弟弟长太来了，带来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是我二舅家的二姑娘，大名叫姜云飞，小名叫云杰。我二舅是为了给我找个帮手，帮我看看孩子啥的，就把云杰一段路一段路地给捎来了，让别人给她捎到哈尔滨我五姨家，我五姨又把她送到长春我大弟弟长太那，这不，长太给送到抚顺，那我就别上吉林了，带着云杰回家吧！本来是打算明天去吉林的，这下可好，明天打道回府——回盘锦。

往回返啥也没有，就那俩个旅行兜算是东西，装在小兜子里头背着，我抱着我女儿，云杰领着外甥，我们吃完早饭，从姐姐家出来，又回到了盘锦家里。到家第二天，我就给杜卫红写信，杜卫红收到信回来了，陈效富他姐那娘仨个也走了，是张文彬来接的。回来不几天，这块又轰轰闹地震，我们五口又上地震房去住去了，今年也没去苇塘搂柴禾，陈效富不在了，谁给我搂呢？

去年的柴禾烧没了，我就去找张主任：“我没柴禾烧，您看看给我解决点柴禾。”

张主任给我写个条子：“给，拿着它，上木材厂找李厂长，你先回去找个小拉车，去木材厂拉木头烧吧。”

我说：“行。”

我上生产队和喂猪的大爷借来小拉车，到木材厂，找到了李厂长，他领我到一大堆木头跟前，说：“这堆木头你随便装，你能拉多少，你就装多少，长的、短的、粗的、细的，你想装啥样的你就装啥样的，你自已在这装吧。”

我说：“谢谢李厂长。”

他走了，我自已装，挑干的，轻，到家就能烧，车箱里头先装短的，车箱装满了，我就装长的，横着装，一根挨一根的装，装满了，装不上了，再装就往下滚了，我强能拉动，这工夫，我们大队的治保主任过来了，他姓蔡，蔡主任是个退伍兵。

蔡主任说：“赵秀舫，你拉木头干啥呀？”

我说：“烧火。”

“我的天那？你拉这个烧火去？”

“啊！我找农场要柴禾，他们就给我的这个。”

“赵秀舫，我求你点事行不？”

“啥事？”

蔡主任指着那个大圆木说：“把这个给我捎出去行不？”

我问他：“干啥用？”

他说：“想打个写字台，就是没有桌面，这块木头拉回去破开，就够桌面了。”

我说：“行，那我这木头装的太多了，装不上它了，把木头卸下点吧。”

他就帮我往下卸木头，卸下来几根，我又帮他把他想要的那个圆木装上车，这根圆木直径一尺多，长有1.5米左右，我们俩强整到车上去，他拉着，我推着，强拉，真的是寸步难行。李厂长看到了，哈哈大笑，他笑够了说：“赵秀舫，你懒汉子一趟压死，你不会少装点，再来一趟啊？”

我说：“那你事先不说？你不告诉我，能拉多少，拉多少吗？我寻思别总来麻烦你们……”李厂长说：“那麻烦啥，即然场部发话了，让你烧这个，你只管来拉就是了，你一天拉一车我都不管！”

我说：“我拉那么多干啥？等我把这些烧了了，我再来拉！”

说着话就出去了，出了大门口往西拐，上大桥，步步上坡，真费劲，过路的也帮我们推，总算是上了桥了，再过了桥又步步下坡，过了桥不太远，就到蔡主任家了，他站下了，把他那个圆木就推下来了，他就往家轱辘，回头说：“我弄家去，再来帮你！”

我说：“行，我先慢慢走着，是下坡，我不用费劲了。我往家走，碰上人也能帮我推。”

推到家门口了，卫红出来帮我往院里卸木头。

我小表妹上三年级，我二舅好心,把她给我送来，让她帮我，我也不能把她的学业忱误喽，我和立新的学校说说，让我妹妹来上学，学校可痛快了，说行，明天来上学吧，而且还任何学杂费都不要，她们黑龙江的教育，课本和辽宁的还不一样，老师还给我妹妹一套他们所学的书，我妹妹上三年级，学习还挺好，老师对她印象还挺好。（待续）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作者：王维俊（辽宁）

陆游之过

“陆游？他是哪个大队的，是哪个公社的？今天你要是递不上当票来，那就是你说的，你敢说‘东风恶’，我看你这个地主崽子是狼心不改，骨子里反动，广大贫下中农们，某东子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能答应吗？我们要把他批倒批臭，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他永世不能翻身！”

大队书记义愤填膺地喊着口号，在场的贫下中农一呼百应，在踢打、掐按的粗暴的革命行动中，1966年10月，十六岁的某东子，被五花大绑，押进了公社的“牛棚”。罪名是“反革命”,一押就是两年。到了1968年9月我们下乡来到羊草沟的时候，他才被放出来，但衣袖上缝着一个白色的袖标，上面写着“反革命”三个字，非常扎眼。

某东子比我们小一两岁,，长得像个姑娘，大眼睛，长睫毛，两条眉毛有着女孩子般的妩媚，脸蛋红红的，好像上了妆。身材纤细，溜肩，可能前世是个女儿身，一定是美女级的。

我们不是一个队，我们是二队，他是一队的。但他的家离我们青年点不到一百米，每天早上总能看见他挑着尿桶挨家挨户地去收尿，然后走二里多地，倒在村外的粪坑里。他不爱说话，我们见了他也不敢搭腔。队里给我们进行了事先的教育，“你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和地富反坏右一定要划清界限，不要和他们往来，这是阶级立场问题”！

某东子家是地主成分，他爸爸叫某某桐，高高的个子，有些佝偻腰，眼睛也有些眍䁖，脸色发青，看上去有些“地主”的样子。某东子上面有三个姐姐，个个长得如花似玉，但都没有婆家，地主家的闺女没人敢娶回家。几个孩子都有文化，最不济的也是初中毕业，但没用，还是乖乖地跟着贫下中农一起下地，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

时间一长，我挺好奇，为什么事儿这么小的周东子就成了“反革命”呢？我问我的房东老叔，房东为我揭示了秘密。

“大队书记和某东子家住一个院，某东子家住的是正房，书记家住的是西厢房，而且这院子、房子原来就是某东子家的，西厢房是刚解放土改的时候分给书记家的。书记的姑娘和某东子同年，又在一个中学，看上了某东子，要和她处对象，但某东子嫌她太疯，没看上她，就没答应。这姑娘虽然有点儿嫉恨，但一切都不如人家，也没什么办法。正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就把某东子曾经念过的一首词跟她爸叨咕了。完了，就这么一叨咕，某东子就成了‘反革命’了，就这么简单。“我问 “叨咕的什么词，这么邪乎，就能打成反革命?“老叔说“什么词，他说什么‘东风恶’，那还了得，毛主席都说‘东风压倒西风’，他还敢捅这词，那还中？“房东老叔整的挺神秘，显然他也对某东子感到十恶不赦，这地主崽子太疯狂了。

我恍恍惚惚好像在什么人的什么词中看到过有这么一句，但又想不起来。究竟是什么“词“呢？我很纳闷儿。再问别人，没人能回答上来，一直到我当了大队电工的时候，我才找到了答案。

有一次我在大队书记家发现了一本没皮儿的书，很厚，书脊上也没有名。但里头有许多红笔画的道道，看来读过此书的人还是很细心。我好奇地把书拿过来，细细一看，觉得好像是文学史之类的。其中的文章，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都有，还都是一些名家的作品。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定要把这本书弄到手。没费什么口舌，大队书记就把这本书给了我。还告诉我，“这是没收某东子家的，你自己看就行，不要外借，都是毒草。现在这书都不能看！”

我回去认认真真地翻了一遍，果然是一本文学史，但不知道是谁写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出版的。从此这本书就成了我业余时间的读物。当翻到宋词的篇章，在介绍陆游词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陆游写的《钗头凤  红酥手》中有某东子的“罪名”。

陆游写到：“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这本是陆游一首纪念他与前妻唐婉邂逅沈园，写下的一首追抚二人不幸婚姻的一首凄美之词。没想到在几千年后，其中的一句“东风恶“竟然成了一个中学生“反革命“的罪名。

也难怪，在那偏僻的小山村，又有谁知道陆游，又有谁知道他写的著名的《钗头凤》呢？就连我们念了一回高中也没学过呀。怪不得在批判某东子的时候，还追问“陆游“是哪个村、哪个公社的。他们还想抓一个比某东子还大的后台，立一个比抓出某东子还大的功，想一想真叫人哭笑不得。

但这事在那个时候没处说理，谁敢替某东子出头？我虽然知道了“东风恶“的来历，却也不敢说，一来我是下乡青年，要站稳立场，二来我的家庭出身也不怎么样，自保还有些力不从心，“祖坟都哭不过来，还能去哭乱坟岗子“？只是心里默默地为某东子不平和惋惜。

当我每天早上看到身材瘦削、穿着单薄、挑着两个尿桶，怯生生地喊着“收尿喽“的某东子，我的心隐隐作痛。这是什么年代，是谁在作弄着古人和今人？陆游你也真是，写什么不好，非要写句“东风恶“呢？你不知道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候吗？谁要是敢公开, 叨咕这句，我敢保证，个个都得是“反革命”。难道就某东子读过？陆游，你真是罪过呀！

一直到1972年11月我回城，某东子的白袖标还戴着，这小小的白袖标，毁了一个小青年的青年时代，一句陆游的词，毁了多少求知上进的青年？谁还敢诵读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诗词？谁还敢保留那些记载着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宝贵书籍呢?

我回城的时候，行李都留给了房东，“破衣还乡“。但我带走了那本没皮儿、没头、没尾的书，回家包好了书皮儿，放在我的书架上，不时地翻看。

看到它，就像又看见了某东子戴着白袖标，在广大贫下中农的监视下，不敢乱说乱动，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的情景。虽然我和他并没有深交，但瘦削的、姑娘般老实的他，他的境遇，让我难忘！（待续）

        兵团缘

        作者：池清（山东）

窑洞外突然一亮，刺得我的眼睛一时睁不开，我用手揉了一下，看见从我刚才和耿永昌坐着的那个泥堆后面闪出一个瘦弱的女战士来，她拉着满满的一车泥，沿着她脚下的一个斜坡往上攀，这个斜坡虽然不是很陡，但她那瘦小的身体拉着这车泥显得很吃力，她弯着腰，头几乎快要碰到地上了。我赶快跑上去在后面使劲地帮她推上了这段斜坡。

她停下车回过头来，说了声“谢谢你。”我一看，这不就是那位熬中药的女战士吗？我还正想找你呢。

我跟她说，坐下来休息一会吧。她羞涩地点点头，擦了把汗坐下来。她的话不多，跟她交谈就好像是在采访，我问一句她说一句。慢慢地聊开了，她的话匣子也打开了。

我知道了，她叫冯月，是我们团去年春节后到渤海市招的那批兵，入伍时她刚过18岁生日。在我们团到渤海招兵时，她几乎天天去街道央求。她是家里的老大，觉得如果能上兵团，一来比下乡好，二来也好给弟弟妹妹们创造个就业的机会。她每次去街道人家主任都说要研究研究。研究什么？不就因为她家的成份够不上个贫下中农。她爷爷曾经开了个小铺，卖个针头线脑什么的来维持一大家子人口，解放后就给她家定了个小业主。为这个成份，冯月在心里有时上来一阵还真挺恨她爷爷的：你怎么就不能受穷，咱家要是贫下中农我也不用遭这个难，这倒好，就因这个成份，好多事都摊不到我身上。小学四年级时部队到学校招文艺小兵，冯月自身的条件不错，就因她们家的成份问题没去成。这次有了到建设兵团的机会，她怎么也不能错过，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每天到办事处去磨，早晨办事处一上班她就去了，给人家扫地打水。架不住她的诚意软化了主任的心，主任又回过头来向我们带兵的首长介绍她的情况，说这个孩子老实，听说听道的，干活能吃苦，还说她爷爷开店那阵没雇人，没有剥削，要细论的话也能算个下中农吧，就这样她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建设兵团。

她个头长得不高，身子挺单薄，来到兵团后却主动要求到砖窑连。她觉得她家不是贫下中农，自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改造自己，用劳动的汗水来冲刷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当她被批准到砖窑连时，高兴得晚上没睡着觉，当晚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向她父母报告了这一喜讯。她觉得把自己放到艰苦的环境去锻炼，这是党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和考验。她刚分到砖窑连那阵子，连里正在热火朝天地搞会战，大家没黑没白地干。架砖垛一般都是男同志干，由于人手不足，她就主动请缨。由于她年纪小又不会自我保护，有一天在架垛时把腰给扭了，当时疼得很厉害，因为是在会战，她人又要强，所以就没有吭声，也没到团卫生队去看，这就落下了病根。前些日子干活时把腰又闪了，她还是忍着，可干了几天以后，腰疼压迫得腿一瘸一拐的，连长看出了问题，就逼着她到团卫生队去看，团卫生队说治不了这个病，就建议她到县医院就诊。我们团离县城太远又没有汽车，她本想提出让连长安排队卫生员和她一起去，可一看到现场那忙碌的场面，卫生员要留在现场救急，她就想还是自己去吧。

那天早晨，大伙都到工地上去，她一个人躺在宿舍里，空荡荡的一间大屋子，就她一个人躺在床上，腰疼得连翻身都困难，到县医院那么远的路，自己怎么能走去呢？她越想越觉得孤单，越想心里越害怕，这时她想起在家时父母对自己的照顾，可这时自己的身边连个人影都没有，她一个人在宿舍里失声哭起来，她越哭越伤心，觉得人活在这个世上真是没意思。可她马上又冷静了下来，她觉得这也是对自己的考验，不能让病痛把自己给吓倒。她咬着牙从床上爬起来，拄着一根果树枝一瘸一拐地往县医院走去，走一会歇一会，走到一个村口，一个大娘提着一只鸡进城去赶集，见她满脸的痛苦就过来亲切地问她，她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这位大娘，好心的大娘就陪着她慢慢地往前挪，并告诉她说自己家里也有一个女儿和她一样大，如果她想家时可以到她们家去。等她在大娘的照顾下挪到县医院时已是中午11点多了，她整整走了半天。当时因她腰疼得厉害，再加上自己的心情也不好，竟忘记问那位大娘姓什么家在什么地方了，大娘可能为了她也耽误了卖鸡，她过后想起这件事就觉得懊悔。在县医院看过病后，她每天干完活就从窑场拣回一些破木头，在宿舍门口的墙边支上两块砖熬中药，并配合着到卫生队针灸，连里也照顾她，给她安排了时间煎药，她吃过几付药后腰痛有些好转。我看见她时她正在煎药，煎完药后就到现场来了，看见供料的人手不够自己找了辆车子就干起来。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就劝她一定要注意，好不容易自己的腰病已经有好转了不要再伤着。冯月听后还是羞涩地点了点头，但从她的眼神中我看出了她内心的感激。

冯月用手撑着地，吃力地慢慢站起来，我本想上前去拉她一把，但又觉得难为情。我帮着她把这满满的一车泥推到离压坯车间不远的地方便跟她告别了，我望着她慢慢往前移动的身躯，一股悲壮的激情在心中涌动：大家都在兵团这个大熔炉里自觉地锻炼和改造着自己，我也一定要下功夫写好这篇稿子，我也一定能写好这篇稿子，把我们战友自觉改造世界观接受再教育的这种自我革命的精神宣传出去，也让我们的父母看看他们的儿女在兵团这个广阔天地茁壮成长的样子。

我从砖窑连回来以后，趁着我的激情和记忆，把采访笔记整理了出来，其实在整理采访笔记的过程中，无论是对这篇稿子的主题思想还是写作结构，我在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但我还是不想急于动笔，记得师政治部的陈干事就讲过，一篇好的稿子，不是产生在它的写作过程中，而是产生在它的酝酿过程中，这正象一瓶好酒，酿的时间越长酒就越香。

这几天，我满脑子都是“砖窑”、“塌窑”、“抢险”“改造世界观”这些词儿，再不就是闪现在我面前的耿永昌奋不顾身顶塌窑和冯月弯腰拉泥车的影子。我越想他们的形象在我的心中越丰满，越想这篇稿子的内容在我的脑子里越厚实。

星期天休息，魏来福到连队找老乡玩去了，柳干事也到县城去置办家属来队所需要的日用品去了，政治处小院十分宁静，我趁着星期天休息的这种宁静抓紧把稿子写出来，下午又赶到砖窑连去念给耿永昌那些战友们听，他们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把一些比较夸张的词句给删掉了，指导员和连长又帮我进行了一些术语方面的修改，这一弄，这篇稿子就精练得多了。第二天上班时我郑重地把稿子交给了马道明，并把我的采访经历和写作过程跟他说了，其实我不想向他汇报我星期天怎么没休息，我就是想让他知道我是在什么样的思想基础上写的，省得他不了解这篇稿子的思想内容而把稿子搁置一边。也许是我的辛劳打动了他，也许是他多年的工作经验使他看出了这篇稿子有些思想内容，他看完后很认真地对我说：“我要送给主任看看。”

马道明从主任那回来后显得很兴奋，他说：“王主任对这篇稿子看得很仔细，他认为这个稿子挺有份量的，主任评价说这是我们团报道组成立以来所写的第一篇比较耐看的稿子。”他说完又转向我说：“小智，别骄傲哇！”说这话时还看了魏来福一眼。

我一听他说这话我心里又烦了：你说稿子事怎么又提我？你看小魏干什么？你既然怕这事刺激小魏那你从主任那边回来就什么也别说！心里烦归烦，可我面上只能是很平静地点点头，算是对他向我“抓活的教育”的回答。

他接着又对我说：“这次咱多发几家新闻单位吧，多造造舆论。湾岛、渤海这两市都有咱的战士，市里的报纸电台都发过去，省报和省电台，再加上咱军区的前卫报，——这是咱自己的报纸，也投一份。要不，军报也发一份吧，不管用不用，撞就撞上，撞不上也不亏。小智，好不好？有什么事让小魏和你一块。”接着，他又转向魏来福说：“小魏，你和小智一块把这个稿子处理一下，这是咱们报道组的稿子，大家一块干，嘿嘿！”

我听他这个笑也不是个好笑，但我还得说：“马干事，我听你的，那我就按你说的赶快复写。”我又向魏来福说：“来福，按刚才马干事说的这些新闻单位，我数了下，有八家，咱们分分工，你复写四份，我复写五份，多出一份来留底。”

“行。”魏来福回应着，但话语中显得无精打采。

稿子一份一份地投递到相关的新闻单位，已经过去一周时间了，可一点消息也没有。其实稿子发出去以后我是不去考虑了，可马道明却心事重重，因为很长时间我们团没有上稿了，为此师部的陈干事还打电话来询问，弄得马道明火急火燎的。这几天我见他又恢复到原来那不阴不阳的状态，坐在办公室里自言自语地说，这回又打了一个哑炮，什么时候才能见篇稿子？说完，又自己摇摇头。

今儿个星期一，早晨刚一上班，马道明进门就问：“稿子有消息吗？”

“没有。”我应声回答了他。

“噢，看来咱的写作水平还得再提高，老是不上稿子，你们俩也动动脑子，想些办法，光我一个人也不行！”他话语的口气已经有些烦躁，又开始教训人了。正说着，他桌上的电话铃响。他顺手接起电话。我只见他开始的表情很冷漠，但随后他的脸上也泛起了一些笑容。我听他说：“要不这样吧，我找个人跟你说说。”

说着，他叫着我的名字：“智建国，快快快，你来说，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专题部来审核咱那篇稿子了！”我听得很真切，他把“咱那篇稿子”这几个字说得很重，也显得很亲切。

我接过电话，就省台编辑对稿子中的几个细节问题，比如当时塌窑的情形，窑洞内的温度，战士们烫伤的状况等，一一做了回答。编辑告诉我说，这篇稿子写得很有感情，也很生动，特别是整个场景叙述得很细，使人有亲临现场之感，因而就特别感人，兵团战士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打动了主编，所以这个稿子编了以后很快就得到了通过。如果没有大的变化的话，在“七一”前夕，也就是这个月的30号，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中午12点钟的专题节目“知青天地”将播送这篇稿子，请注意收听。我放下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马道明，他又变得兴奋起来，当即说了句“我得马上向主任去汇报”就一阵风似地出了办公室。

6月30号，我掰着手指算了算，还有五天时间，等吧。我恨不得立即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给砖窑连的战友，可一想到那次所谓的“泄密”事，我还得控制自己，还是让我们的领导马干事来通知吧。

在盼着播稿子的这段时间里，我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我其实是在数着月份牌度过了这几天：26号、27号……30号终于盼到了。这天中午，王主任指示广播站把全团的有线喇叭都打开，组织全团收听。我异常激动，提前跑到团部后山顶上的那个高音喇叭下，等待着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知青天地节目时间。今天给大家播送本台通讯员采写的通讯《舍身忘我堵塌窑》……”

我跟着播音员那抑扬顿挫的语调，感受着，体味着，兴奋着，一直听完了广播。我享受到了写作的那种无数次失败后的偶然一次成功的快乐，我也开始体会到了写作的那种独特而神奇的魅力。虽然没有把我的“作品”变成铅字，可把我的“作品”变成了声音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我已经感到很幸运了。此时我感觉浑身的血在我的血管里快速地流动着，浑身上下也像触了电似的一阵阵地发麻，我的脑子快速地闪动着一个个的念头：耿永昌的爸爸妈妈肯定会听到的，我们湾岛和渤海战友所有的爸爸妈妈都会听到的，二师十七团出了这么一个英雄的集体，这个集体的班长可是我们湾岛的知青啊，这是我们湾岛知青的光荣，这是我们所有知青的光荣。毛主席他老人家，您在遥远的北京能听到吗？我们这些知青儿女永远听您老人家的话，一定扎根兵团，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这次的稿子在省台的播出，使我们团的新闻报道有了零的突破，而且一下子就跃上了省级新闻单位的台阶，师政治部宣传科首长也来电话给予表扬。马道明对我的态度显然是变了，每天见了我不再是板着脸不愿见的样子，可我对他的这种变化反而更加反感了，但我还要装得更谦虚，要不他会说我骄傲自满的。

在稿子播出的当天晚上，柳干事就约我出去散步，我们沿着果园外面那条小河一边走一边聊，柳干事嘱咐我一定要更加注意谦虚谨慎，这次任务完成得好，是给自己的进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这件事在团里的影响也比较大，不但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也使团首长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自己一定要好好地珍惜。他要求我以此为起点，继续努力，不断地学习毛著和文化知识，多多地深入连队，注意更好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采访出更多更好的稿件来。

在这次采访以及柳干事找我谈话以后，我也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突然明白了很多事理，心里也不象以前那样空落落的了。（待续）

                                                              我的五味人生

        作者：唐明达（辽宁）

这时周主任坐不住了，站起来说道：“你们用不着冲我激动，我的上面有省委，办事有红头文件。”周主任镇静地说。

我看透了，这个家伙就是个官场上的油条，是个十足的拿着俸禄，吃着粮饷，不干正事的混世干部。我接过他的话茬，问：“那你的工作就没有自己的主观见解？就不能发挥点你的主观能动性吗？”

“不能！”周主任回答的斩钉截铁。“为什么要有红头文件？就是下面的问题林林总总，千差万别，要有必要的组织措施。我贯彻红头文件，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我在旁边对他轻蔑地笑了，说道：“想必你这个位置的大主任应该看过前天的人民日报吧。”

周主任听了我的话，看着我的表情，有点摸不着头脑，没有言声。

我接着笑着说：“周主任没看过，我们可看过。头版头题的编者按写道：目前确有一些干部，浮在上面，不下基层，不思进取，怕担责任，做着对上级的文件照搬、照转、照发的收发室干部。”

我的话还没说完，大主任额头有些潮湿，也许还有点懵。他没想到，从垄沟走出来的知青，还有这般理论武器。其实上访两天来，我已经注意在报纸上涉猎对我们有用的理论了。

“即便是有这样的干部，也不是我。”周主任开始慌乱地辩解着：“知青抽调回城，是原则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谁也不能离开红头文件办事。”

看着这副无赖的嘴脸，真的把我气急了，我怒视着周主任，近乎吼道：“你周主任说准了，知青办解决不了知青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找红头文件去!”说着，我朝着屋里的老知青一挥手喊道：“走！到省委去!找中央去！那里有红头文件！”

我的话音刚落，老知青们潮涌般地出了屋。

那位秘书着急了，伸着两臂在楼梯口堵住了大家。周主任也吓坏了，他看出了事态发展的严重性：经自己的手，拿着自己口实，知青闹起了事，别说上中央，就是闹到省委，他也兜不了啊。他极力挽回着局面，大声说道：“你们还想不想解决问题？”

那位秘书也配合着说道：“问题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嘛。”

我收住了脚，问道：“什么办法？怎么解决？”

“看看可不可以这样办？我虽不能直接答应你们，但是知青办可以把你们上访的问题和意见，拿到省知青工作会议上，行文后反映给省委？”周主任投降了。

“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我认真地追问道。

“你们应该相信党和政府，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看着周主任额头上的汗珠，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起码他能拿我们这次的上访，当事办了。

我们的上访，达到了预期效果。老知青们的脸上浮出了笑容。

“上访成功啦!”

“我们胜利啦！”

“这回有希望啦！”

老知青们走出“知青办”大院后，心情从没有过的轻松，有的想到中山公园玩玩，有的想逛太原街，还有的想看电影.....

我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太理解他们的思乡之苦、爱家之情啦。更何况上访团已经完成了使命，于是我高兴地宣布：“上访团解散，大家自由活动！”

人们走散了，在车水马龙的和平大街上，我贪婪地看着眼前的一景一物。以往每次探家，都觉得沈阳的大街、汽车和大楼与自己无干，今天仿佛和它们拉近了距离，想到了或许有一天，沈阳也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这时，迎面走来一男一女穿着工作服的年轻工人，胸前印着“沈阳重型机器厂”字样的深蓝色的工作服，衬着洁白的衣领，显得格外的神气。男的振振有词地说着什么，女的眼神儿不离小伙英气十足的脸孔，含情脉脉地笑着。

我目送了他们很远，那种羡慕就别提了，从内心感到可望而不可及啊！因为那时人们瞅着国营大厂矿职工的目光，不亚于今天对公务员的羡慕。直到那两个工人走得没了影，我才收回了不舍的目光。（待续）

       我的父亲

     作者：王振国（江苏）

砸“配给所”

北公司的东院是伪满洲国设立的“配给所”。大大的一个院落，几十间房子，配有住房，食堂，粮仓，物品库，有值班警察，有更夫，设施齐全、完备，物品充足。粮仓里堆满了像小山一样的高粱、稻谷，物品库里存放着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一应俱全，应有尽有。杨秀峰把目光投向了配济所。他想：抢了老黄，赶走了高丽人，已经犯了大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要把配济所给砸了。快到晌午了，杨秀峰叫家人准备了酒菜，打发人把孙白毛请来。老孙头受宠若惊，活了快一辈子了，头一回让有钱的东家请吃饭。两个人倒上酒，边吃边唠起来。杨秀峰也不背孙白毛了，将自己的想法合盘托出，然后问孙白毛：“大叔，敢干不？” 

老孙头听完后，打了个寒战，对杨秀峰说：“那可是日本人的”。杨秀峰毫不含糊，斩钉截铁地说：“就因为是日本人的，我才砸！你还想当亡国奴吗？”

老孙头赶紧说：“不想。”

“那就干呗”！”杨秀峰鼓动老孙头。

几杯酒下肚，孙白毛的胆子上来了，一拍大腿说道：“干！这小日本子忒他妈不是玩意了，不好好的在他们的国家呆着，跑到中国来熊咱们，太欺负人了，不砸他砸谁去！”

“好！我就等你这句话呢！来，咱爷俩碰一杯。”杨秀峰激动的说。两人举杯一饮而尽。接着杨秀峰又跟孙白毛说：“大叔，别怕，出了事我兜着，要杀要剐，蹲大狱都是我的，跟你没关系。你只管招呼大伙，往外放风，人越多越好。事不迟疑，今天晚上就动手。”

老孙头满口答应，酒足饭饱之后，离席而去。临走时，杨秀峰又给他装了一些钱，老孙头也没客气。

老黄的公司被杨秀峰强占了，家里被抢光了，配给所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他不会加强防范吗？不会。这里有几个因素，让杨秀峰不担心。一是乌丹的局势告诉他，日本人加藤这个时候不会再来配给所了，说不定早已逃之夭夭了。二是配给所的人，无论是警察还是管事的，他们不会想到有人吃了豹子胆，敢来砸日本人的东西，压根就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杨秀峰和老黄那是内斗、私仇。不关他们的事。三是对分局所的赵小惦，杨秀峰早已跟他串通好了，到时只当装聋作哑，啥都没看见。更让杨秀峰放心的是，大段的乡亲们正是齐心的时候，都听他的，他要趁热打铁。俗话说“墙倒众人推”，“的凤凰不如鸡”。更何况现在的小日本如丧家之犬，过街老鼠，他们的末日到了。对此，杨秀峰信心百倍。

夜深了，北公司的大院，院里院外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就连大段唯一的一条南北大道上都挤满了人，足有好几百人，就像发了“通知”似的一样齐整。这是大段有史以来，规模空前的“大聚会”。除了三段的人，河南（老哈河）河北（西拉木伦河）的人，都往这里集中。

人们静悄悄的等待着。这时，孙白毛从人群中走出来，同杨秀峰打了个对光（对视），然后站在公司的墙头上，“嗷喽”一嗓子：“老少爷们！都听好了，去砸配给所咯！”就这一嗓子，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如同天空中打响了一个炸雷，嗡嗡作响，回荡在大段漆黑的夜空。还没等老孙头的话音落地，人们潮水般的涌向配给所。有的翻墙跳进院里，有的砸开大门，直奔粮仓，物品库。霎时，砸声，喊声，抢夺声，奔跑声响成一片。

睡梦中的几个“保险队”员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醒了，爬起来一看，我的妈呀！满院子全是人，粮仓、物品库都被砸开了，人们大包小包的往外扛东西，吓得他们跑的跑，藏的藏，管事的国银和“小博译”都被吓蒙了，哪里见过这阵势，躲在一边不敢露面，分局所那边鸦雀无声、装聋作哑。

天已经大亮了，配给所里空空荡荡，一片狼藉。人们消失的无影无踪。

配给所被砸后，孟二和他的小儿子“小博译搬回了河北。（双合兴一带）。1947年，“小博译”在家乡参加了八路军。管事的国音搬回了白音套海。建国后，在套海中学教书。

杨秀峰赶走了老黄，强占了北公司，又在幕后指使穷人砸了配给所。这一系列的动作干净利落，显示了杨秀峰的能量，达到了他想要的结果。为他进一步掌控整个大段地区奠定了基础。杨秀峰有个人野心，但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杨秀峰彰显了中国人的血性，不愿当亡国奴，不愿任人宰割。他恨二鬼子，更恨日本人。杨秀峰的举措，同当时的局势相吻合，也体现了积极的正面的作用。

孙白毛在杨秀峰的指使下，领头抢了二鬼子老黄，又砸了日伪的配给所，这事就闹大了。一下子传遍了河南河北（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人们都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河北有个叫“几陵铺”的村庄（现麦新镇团结大队），那里有二十几户朝鲜人。民国时从开鲁那边过来的，汤玉麟强占大段，开发水稻时，就从这里招去的朝鲜人。大段的老百姓抢了日本人、朝鲜人，开了先河，一下子传导到几陵铺，引起了连锁效应。由此，河北的穷人也自发的组织起来，把那二十几户朝鲜人全抢了。被抢的朝鲜人都纷纷躲进了北庙。

北庙是喇嘛庙，全称为“斗拨勒庙”。位于西拉木伦河北岸，人们习惯称北庙。此庙是蒙古王爷塔拉巴所建，掌控整个北沼（归阿旗管辖）一带，是日本人扶持的一个地方傀儡集团。这样，蒙古王爷，日本人，朝鲜人，勾结在一起，成了西拉木伦河两岸的一霸，影响和左右着两岸区域的时局。因此，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朝鲜人，一旦遇到危险和麻烦，都要跑到北庙躲灾避难，寻求保护。

被抢的朝鲜人逃到北庙后，纷纷向塔拉巴哭诉、求助，强烈要求塔拉巴为他们报仇。塔拉巴得到日本人、朝鲜人的好处，当然要出手相邦。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于是，他放出狂言：汉人反了！我要把几陵铺和大段的汉人全都杀光，这就有了后来塔拉巴三杀汉人的预谋。

截击日本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标志着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结束了长期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这一天，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中国人都沸腾了，人们用载歌载舞，敲锣打鼓，欢呼雀跃等一切能够抒发激情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狂喜。偏远闭塞的大段也很快传来的消息：日本投降了，中国人民胜利了！这个天大的喜讯振奋和鼓舞着大段的穷苦百姓，人们奔走相告，大声欢呼，相互表达、传递着各自的喜悦心情。

杨秀峰同大段的百姓一样，连日来一直沉浸在喜悦与欢乐之中。然而，杨秀峰并不轻松，他还有另外一种心情，就是担心和恐惧。他没有忘记北庙塔拉巴的狂言，企图谋杀汉人。由于他的挑动，唆使，大段人抢了日本人、朝鲜人，得罪了塔拉巴，招来了杀身之祸，他罪责难逃。如果塔拉巴真动起手来，大段人要遭殃了，他杨秀峰吃不了可要兜着了。想到这，他就毛骨悚然，所以他时刻都在提防着、小心着。为了防备万一，杨秀峰通过孙白毛联络了一些老人谋划对策。

还好，大家都表示：日本投降了，满洲国也垮台了，没什么可怕的了，既然干了就不能后悔，况且咱们干的也是大事，正经事。一番话说得杨秀峰热泪盈眶，一劲儿给大伙作揖，感谢大伙能理解他，帮了他。最后，几位老人（陈士清的父亲等）还鼓励杨秀峰说：只要是正道，你就出头干吧，大伙都听你的。杨秀峰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开始做了周密部署：让几个出谋划策的老人协助他做好大伙的思想防范工作，叫大家不要怕，抱成团，千万不要放单蹦儿，各顾各的；在大段、腰段、小段各有一名联络人；而且，保持互相联系，互相通气，保证有信及时传到。在各自然段，自然营子都安插耳目，站岗放哨；并指派专人打更，工钱全由杨秀峰出；杨秀峰还亲自走街串户，鼓动青壮年人准备好家伙，时刻防备塔拉巴前来报复。

就在日本投降后的几日里，大约八月二十几号。（具体时间不详）在大板撤下来四十多名日本人。好像都是家属，有男的有女的还有孩子。其实，这里边还有一部分日本兵。他们套着十二辆大轱辘车，越过西拉木伦河，由海日苏向海金山，白音他拉，花都什，腰段，南太平河方向逃过来。企图走大段，奔海立土，过老哈河。日本人来到小段的动静很快传到杨秀峰的耳朵，杨秀峰感到很突然，他没有想到日本人会从这里撤退，日夜提心吊胆的是防着塔拉巴，不曾想，塔拉巴没来，日本人送上门来了。杨秀峰一肚子的怨恨，正没地方发泄呢。“他妈的，日本人来了，正好，歪打正着，截住他，过了这个村可就没那个店了”。他立即召集人手，准备截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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