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7.22星期六（81）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

1979年12月17日

    昨天，兰春久同志来家看望。晚上，同国文送兰春久同志回家。在他家见到郝红全（同在市红代会，后到知青办工作）、王哲文同志，他们都十分关心我的身体情况。

今天，兰春久同志再次来家，约去家里同王震宇、李书一一起吃饭。他们都劝我一定要注意身体。

不知何故，我越是见到熟人越有些怕。是怕再牵连到他们，还是怕什么？

也正是今天，刘立新又来家看我，并带来一些鸡蛋。奇怪，她讲了一些青年们谈恋爱、搞对象的故事。我总是走神，听不进去，听后也觉得很新鲜。她提议，让我多看一些这方面的书。她不像过去那样总说“多看马、列、毛主席的书”。

我是需要看这些书吗？我心里总是在想：

我今后怎么办？

过去是怎么回事？

下乡错了吗？

我需要看一看这几年的报刊、文件，多了解一些时事政治。

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实际上是“四人帮”搞乱全国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11月，党中央批准为1976年清明节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平反。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主张，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

    我真的要努力学习，认清当前形势，理解当前形势。

1979年12月18日

    16日，给中共翁牛特旗纪律检查委员会写封思想汇报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是得到敬爱的周总理肯定的、支持的。我从报上看到中央领导接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的喜讯后，激动得流出了热泪。几天没睡好觉，我曾专门写过思想汇报。

我在写汇报的时候，怎么也忍不住竟痛哭起来，惊醒了已熟睡的弟弟。

“哥哥，你怎么了？别哭了，快点睡觉吧，明天再写！”弟弟这样说。

什么是痛苦？离开了党和人民是最大的痛苦。

什么是快乐？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为祖国四化奋斗是极大的快乐！

    可我现在，能做什么呢？我不能离开党！我还想回到下乡的玉田皋，正做家里人的工作。

1979年12月20日

本月18日开始，搬到立新家里去住。每天和立新父亲住在一起，生活上得到很好的照顾。

立新领我去看电影。怎么感到有人在监视我们？演的什么电影片，我看不懂。大街上的人是不是都在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是谁让他们监视我的？我预感到自己精神上出现异常。立新发现了这个问题！这很值得注意。即使内脏等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成了“精神病”，那可糟了！想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也不成了。

    今天，骑自行车去街里，听到有人喊：“看！那是柴春泽。”吓得我跑到盟公安局院里，面向墙站着。无人和我说话。我走到院内的花池边，心里难受，但却想笑。看到白云，就想飞到上面去。

    忽然想起：曾有人说，想哭就哭，但千万不能笑！我强忍着，不哭也不笑。过了一会儿，似乎清醒了。心想，这是怎么了，怎么跑到公安局院内？独自骑车回家。家里人都在找我，问我去哪里了，我什么也没说。

1979年12月23日

    我姨家在喀旗锦山镇，昨天来到姨家看望。

为充实自己，特到新华书店购书：中国古代史、中国通史第四册、中国通史第六册。我特别留意姨家存放的近几年的报刊资料，收获不少。我再次阅读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原来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1978年10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40多天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

1977年至1978年初，为解决好知青问题，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对上山下乡政策进行了调整，留城面扩大，返城就业政策放宽。1977年，经各地动员有171万城镇知青下乡。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提出：还要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上山下乡；即使下乡也不再插队，可举办知青场队；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1979年返城知青有250万人。

我应该怎么办？我不应在这时去找，去要求安排我回城工作。看来，还有不少知青没有回城，仍在农村。

这几年，有这么多电影出现：《望乡》、《知音》、《喜盈门》、《画皮》。

1979年12月27日

    家庭问题。近期，我仍住在刘立新家。今天回家，大妹桂英对我说：“县化肥厂不要我了。”我问：“为什么？”她说：“你没回来时说因我是柴春泽的妹妹。你回来了，又说是因为我有小孩。”我看了关于大妹到县化肥厂的介绍信，是县劳动局和县工业局共同正式开出的，她属于下乡知青正常招工。妹妹说要去县里找。我说：“不要去县里闹，也不要去县里找，县里已有正常招工手续，你还是去厂里上班。”我说明理由,相信厂里会按县里要求落实的。

    我本来是不管家里这类事的，但大妹妹的工作也许是受我影响遇到困难。因此，我应做点工作，但不能让她去乱找。

1980年1月4日

我在家实在待不下去，真的需要找组织。今早6点，身穿白茬皮袄，头戴皮帽，同立新的弟弟刘占军搭乘国志的运粮汽车，从赤峰出发。上午到乌丹，在回民饭店吃饭。

我让占军在饭店等候，自己去翁牛特旗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见到吴、程、王、鲍等同志。他们很热情地接待我，要求我春节前要安心在家继续休息，等候旗里结论。他们给我拿了一些学习材料，安排我住在旗革委会院内干部宿舍9号。

当日，我去翁牛特旗知青办，见到白桂英等。在知青办借人民币40元（开支票去银行支取），白桂英给我中央64号文件，看后交回。旗知青办同志给我一些书。

在9号宿舍住时，分别见到鲁绍宗同志等，他们都十分同情地安慰我，嘱咐我注意恢复身体。

1980年1月5日

今天上午，按约定同占军搭乘国志运粮车由乌丹返回赤峰。

到旗纪律检查委员会告别时，我表示：希望回翁牛特旗玉田皋，做一名能为“四化”建设做贡献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下午到立新家。饭后约立新来我家谈打算申请回玉田皋问题，做她的工作。

我准备向翁牛特旗委提出回玉田皋的6条理由：

1.我是1971年下乡到玉田皋的知识青年；

2.现在还是需要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

3.招工需要有名额计划，现在有很多要求招工回城的知识青年，招工来源并不困难，把名额让给更需要回城的人；

4.我下乡后由于“极左”路线影响没干好，今后要好好干，弥补过去；

5.玉田皋还没有完全富起来，自然环境差，需要艰苦备斗，努力改变；

6.我下乡到玉田皋，8年来玉田皋的干部群众了解我，有利于我做献身四化的知识青年。

有了这6条理由，我要正式向翁牛特旗委提出返回玉田皋的申请。

1980年1月8日

    本月5日和7日，分别给翁牛特旗委和翁牛特旗知青办写信，中心内容是我申请回玉田皋的6条理由。这期间，还要做好立新的工作，征得她的同意，还有弟弟、妹妹的工作（父母去吉林为父亲治眼病还未回来）。几乎所有的人对我的想法都不赞成，他们认为我精神出现问题了。可我却觉得我应当这么办，因为我有我的实际情况。据说翁牛特旗现仅剩6个青年点，有百余名知青还未招工。玉田皋青年点已撤销，辽宁知青已全部招工回城，赤峰、乌丹知青也都招工回城。有人说，你自己回玉田皋算什么？怎么生活？这些，我似乎顾不上想，只想尽快回到玉田皋。

1980年1月13日

今天是个大喜日子，父母从吉林省回来了。父亲一进屋，就立即摘掉包住双眼的纱布。我在他眼前伸直几个手指，每次他都能准确说出数量，这真是太好了。眼睛手术很成功！

久别重逢，满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父母似乎不在乎我今后有无工作，重要的是平安无事回家来了。

我的事给父母带来不少伤害和痛苦，自己心里十分内疚。父母虽然并不看重我今后工作如何，但作为他们的子女，我仍然要争气，因我欠父母的太多了。这就需要处理好自己的各方面问题，不能再为父母增加负担。今后无论干什么事情，还要靠组识。

1980年1月24日

最近，分别看望一些同志、同学和老领导。

我今后路怎么走，真的需要老领导、老同学们指点。

本月22日，见刘振达、郝红全、王震宇。后又看到盟公署阎福荣同志，巧遇阎清波，还有史希贤同志。

昨天，我第二次见到阎福荣同志，使我对当前形势有了更多了解，自己应加强学习。

在盟知青办见到王汉卿、李殊贤、刘秉廉、徐广达、王国财等同志，他们都十分关心我。

特别是将要到自治区工作的老盟长乌力更同志，非常关心地了解我的情况。

我说，我现在需要努力学习自然科学知识。

乌力更同志说：

自然科学要学，社会科学也要学。就是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少了点，也要实事求是看待自己。对此，我个人有体会，人不可能没有错误，但也有对的地方。不能说全都对，全都错。

这些指导，对我太重要了。

1980年2月3日

    父亲要求我代他给为自己做眼睛手术的吉林省程国林医生写封信，由他口述我代笔，其中有这样几句：

    　　我大儿子春泽回来后，要求回农村青年点。我们对他讲，他有些不听。最近，昭乌达盟委书记白俊卿同志对他讲要服从组织安排。乌力更（原昭盟盟长，现调内蒙古组织部副部长）、阎福荣等盟委领导也对他讲要服从组织安排。他也表示要听从组织安排。（待续）

下乡知青在昭盟

   我下乡时的另一些故事

          王志仁

         三个带队师傅

提起知青生活，便会想起家长般呵护我们的带队师傅，他们扔家撇业，放弃了城里安逸的生活，与我们走到了一起。记忆中，三个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带队师傅，他们会随记忆一起向我走来……

 “我是走资派”——父亲一样的单成仁：他和我们从大连出发时，已经46岁了，是大连铁路局的一位党总支书记。那时，他已经有和我们一样大的儿子，我们把他当成父亲，他也把我们当成孩子。迢远离家，他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们。到了昭盟，饮食习惯发生变化，这儿吃的是小米饭，同学们都不爱吃。他就讲小米比大米如何如何好，大米属阴，小米属阳，大米冷胃，小米暖胃，小米营养价值高，逼着我们每天必须吃两碗，长个儿健康。在家时，我从来不吃芹菜，烦它那股味儿。偏巧这儿的黑土地，长着齐腰高的芹菜。芹菜切成一段一段的，往大缸里一扔，洒上盐，下工回来，一碗小米饭，一盘咸芹菜。我宁可空嘴吃饭，也不吃芹菜，单师傅知道后，就单独做我的思想工作，讲芹菜的营养成分，吃它的好处;甚至，给我讲人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讲红军长征，吃草根树皮的故事。还软硬兼施地说:“饿你半个月，你看见什么都会好吃的。”后来我吃芹菜了，一直到现在还吃。劳动生活在一起，我们常常围在单师傅身边，问他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问他想老婆孩子吗?他说“想”。就像你们想家一样。我问他:“单师傅，你文化大革命是哪一派的。”他幽默地回答:“我是走资派。”他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给他挂个大牌子，上面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单成仁’，后面背上缝了一大块的布，上面写着‘走资派单成仁”’，我们听了哈哈大笑。

“敢下五洋抓鳖”的大朋友聂德利：这位年仅25岁，大哥哥般的带队师傅聂德利，是68届的高中毕业生，来自大连造船厂。因年龄相近，我们把他当成哥哥。在青年点里，聂师傅跟我们一起劳动。休息时，总是在同学们的要求下，唱他最拿手的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因为年龄相近，似乎没什么代沟。我常常会调皮地问他:“聂师傅，那天到火车站送你的瘦高个儿姑娘是谁?’他会脸红红地告诉我，那是他刚刚处的对象，现在叫女朋友。处对象是什么感觉，那时我全然不知。从聂师傅红红的脸上，知道了那就是初恋。初恋时，和我们走在一起的这位年轻人，把青春和我们一样献给了边疆。

聂师傅除了爱唱歌，还喜欢书法，他说他毛笔字是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整天写大字报练的。记得毛主席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发表后，聂师傅便挥毫写一幅墨宝，让我们品评，笔锋苍劲，不怵哪位书法家。品评完，我笑了。聂师傅问我笑什么?我说:“本该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可你呢?怎么是‘敢下五洋抓鳖’呢。”看后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一年的时间里，他跟我们一起谈论、回忆因心脏病去世的母亲，讲自己的经历；讲离我们很近的就要涉入的生命之河，成了我们一位地地道道的大朋友。

“你大嫂像600工分”的钟雨田：单师傅和聂师傅第一年完成了他们的使命，离开青年点以后，大连煤气公司又派来一位干部来点带队，他就是我们的第三位带队师傅钟雨田。34岁，已有一双儿女，他常常跟我们说他的孩子，女孩叫钟鸣，男孩叫钟声。钟师傅与前两任师傅相比，更实际一些，管理我们更近人情，劳动间歇我们都躺在地上睡觉，他是坚决不允许的，说这样下去以后会得病的。跟我们接触，会时常冒出这样一句话，“你们大老远的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所以，我总认为他比前任带队师傅落后，他愿意接触我们青年点里思想比较落后的调皮的同学，有话直来直去。

劳动之余，我曾问他，你家大嫂长得什么样子?他会笑着咧开那有一颗金牙的嘴说:“你们看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了吗?那里有张照片叫600工分，你们的嫂子长得可像600工分了。”于是，在我的脑海里，便有了一个白白胖胖的600工分的形象。没有涉入家庭生活的我们，从钟师傅的言谈中，知道了他的许多故事，他说:“一次他一个人在家里收拾家，妻子从外面回来了，他全然不知，妻子装作外人，说了一声粗粗的“不许动”，真给他吓了个够呛。”在没有电话只用信做通讯工具的日子里，与一群不谙世故的十八九岁的孩子在一起，也真难为这个中年男人了。抛弃七情六欲，抛却一片对家的责任，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残酷，一种人为的悲剧，幸亏这段时间仅仅只有一年，一年啊。（待续）

  出席首届知青人峰会佳宾吴献忠

  最革命的典型到最反革命的阶下囚

  ——最真诚的人生（（下）

写在前面的话：

吴献忠大姐做为当时知青典型代表应邀出席由知青人举办的首届全球知青人峰会，吴献忠大姐和周秉恒、刘继业等当年知青典型的手模，印在知青人峰会的典藏中，将与世长存。（编辑：姚福生）

原标题：吴献忠：最最革命的典型到“最最反革命的阶下囚”

来源：《家庭》杂志    

作者：未知

                                          1973年，《辽宁青年》杂志封面刊发吴献忠照片

类似这些来自普通人的真情使她感动。正是这些普通人的真情支撑着吴献忠度过了最艰难的牢狱时光。

经过3年多的审查，清查人员没有发现吴献忠与“四人帮”及其死党有任何瓜葛，她的交待材料对所有问题的说法从始至终都一模一样。1981年春，吴献忠被释放。她拖着两条因牢狱潮湿导致几乎瘫痪的腿，一拐一拐地走进了明媚的春天。她的第一个念头是：找到他，马上见他，扑到他的怀里痛哭一场，哭出自己这3年多的苦难以及对他无穷无尽的思念。

吴献忠在锦州找到了一位同学，那位同学立即明白了她的心意，拉着她的手说：“我现在就去找他。”在吴献忠焦急的企盼中，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位同学独自懊丧地回来了，她告诉吴献忠：“他等了你3年，实在受不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就是在这个春天，刚刚经人介绍找了一个女朋友。他请你多多保重。”

这一消息对受尽苦难的吴献忠来讲，简直是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吴献忠把所有的眼泪都吞进肚里，强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跟他见了最后一面。她对脸色灰白、面带愧意的他说：“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你没有批判我，没有落井下石，这已经对得起我。作为朋友，希望你能坦然地走好未来的路。祝你生活幸福。”

就这样，伤痕累累的吴献忠了却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她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中，兄弟姐妹们与她抱头痛哭。这时，吴献忠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为她哭瞎了眼睛。望着亲人们的一双双泪眼，吴献忠心如刀绞，忍了这么多年的泪水终于如决堤江河一泻而出。

家人们想留吴献忠在身边用亲情温暖她那颗冰冷的心。他们试探着问她：“为了扎根农村，你已坐了一回牢，你还想回到那里吗?”

吴献忠说：“扎根农村是我的青春誓言，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我都要坚持。”

姐姐说：“连许多伟大人物都会根据环境的变化而改口，你一个小小人物的誓言值多少钱?再说，现在‘知青’大多已返城，你回农村已毫无意义了。”

吴献忠说：“我怎么说就怎么做。”

全家人对认准一个理儿就绝不回头的她不再说什么了。

锦州市有关部门根据吴献忠的意愿，将她安排到农业科学研究所当农工。她又回到了挚爱的土地上了，可属于她的爱在哪里呢?

还没完全走出政治悲剧带来的阴影，她又步入了婚姻生活的悲剧

吴献忠经历大波大折后终于沉寂下来，渴望过平静的普通人的日子。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从表面看，她过去的那段辉煌已经画上了句号；实际上，她当年作为全国最有影响的“知青”典型留给人们的印象，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的遭际、她的人格还在一些人的心中产生着影响。

1973年8月，吴献忠在参加党的十大期间与李素文、尉凤英等在八达岭合影

这时，吴献忠除了接到一些朋友的问候书信外，还意外地接二连三收到黑山县一位农村青年发来的数十封情书。这些信封封写得情真意切，字字烫人心。其中，有一句话一直令吴献忠刻骨铭心：我追求吴献忠，只是想用一颗滚烫的心去温暖另一颗受伤的冰冷的心。尽管小伙子的信打动了吴献忠，但她毕竟经历过风雨、有过很多见识，她对这小伙子仍有戒心。

她说：“我是政治犯，将来有可能再蹲监狱。”

他回答得很坚决：“我主动求婚，就说明我不怕。我相信你是好人，你就是再蹲20年监狱，我也等你。”

她说：“我比你大4岁半。”

他回答：“农村有句老话——‘女大三，抱金砖’。别说相差4岁半，就是相差10岁，只要真心相爱就是幸福的。”

她说：“我是没有前途的人，你家里人没有意见吗?”

他激动地说：“我与你搞对象，不是我家人与你搞对象。你要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

再坚强的女人也有脆弱的时候。在人生的风雨中苦苦搏斗、倦痛交加的吴献忠，此时多么盼望能有坚强的臂膀可以依靠呀，况且她把青春誓言看得比生命还重，如果能和农民结合，不正是按照当年誓言走下去的最好体现吗?于是，这个单纯的、在政治上碰得头破血流的姑娘，又由于单纯，把自己的命运轻易地交给了那个没有经过任何风雨的男人。

《乐把青春献人民》报道

吴献忠与那个农民结婚了。次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那时，吴献忠抱着“寒室虽破能遮风雨，生活贫困心也甜”的希冀，一点儿也没料到由于他们各方面的差异，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她生活上的悲剧又拉开了序幕。

锦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为了解决他们婚后夫妻两地生活的问题，特地出面把吴献忠丈夫的户口从黑山县转到锦州近郊农村。随着环境的变化，口口声声说“为爱与你结合，别无他求”的他产生了新的企求，那就是借助吴献忠的关系把自己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城里。吴献忠告诉他，自己要的是农民丈夫。他不甘心，亲自出马四处奔走，偷偷找吴献忠的老朋友、老熟人，请求他们把自己的户口迁进城。吴献忠知道后，火了，要他死了这个念头。从此，他露出了性格中丑陋的一面：在家，对吴献忠三天两头非打即骂；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干脆什么也不干。

1988年，小叔子一家4口因生活无着投奔吴献忠家，他们8口人就挤在一间半房里，8张嘴全靠吴献忠那一点点微薄的工资维持，吃的都是高粱米饭、大白菜。吴献忠每天早晨做好饭才上班，下班回来又拖着疲惫的身子再做好晚饭摆到桌子上。她穿的是一身好多男人也不屑穿的蓝色中山装，每天午饭带的是窝头、咸菜。尽管这样，吴献忠毫无怨言，只要全家人和和气气。

工会主席一次又一次把困难补助送到她手里，可她都拒绝了。她说：“我现在生活得挺好，不用组织照顾。”

吴献忠仍然无法与丈夫沟通：她做好饭让他洗过手再吃，他怒火中烧，说她嫌他脏，伸手就掀翻了桌子。工会给的补助她不要，他骂她太傻。过春节回娘家前，她千嘱咐万叮咛他吃饭说话要讲文明，他满口答应，可是一上了饭桌喝上酒就原形毕露，知识不多说起话来偏偏滔滔不绝，喝起酒来吆五喝六，最后他喝得酩酊大醉，将灌到肚子里的酒全喷出来，从屋里一直喷到屋外……

他的丑恶行径刺痛了她敏感的神经，消蚀着她对生活的热情。她曾几次想离婚，但一看到年幼的孩子心就软了。她的忍耐力是惊人的，这一忍就是8年。如果不是那次她偶尔目睹了发生在他身上的更为丑恶的一幕，她与他的夫妻关系还会继续下去。

1989年1月4日，北方最寒冷的日子，吴献忠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起诉书”。她告诉笔者，这次婚姻给她的精神肉体折磨，超过监狱里那3年多。

作为“知青”典型，吴献忠心中一直揣着一个梦，那就是为中国的一代人——“知青”做点什么

吴献忠离婚了，表面上她得到了解脱，实际上她又承受了一场精神上毁灭性的打击。她的精神有些失常，什么事都记不清了；身体彻底垮了，体重从60公斤降到40公斤，风一吹人就直打晃儿……

吴献忠不得不离开这触景生情的伤心地，回到阔别20多年的家乡——需要养息的她已无法工作了。

家乡人向吴献忠伸出了热情的手。他们告诉她：可以重新选择工作。她说，我的大半生都给了农业，我已离不开它了。她坚持要调到农场、畜牧场等系统工作。于是，她被分配到抚顺肉鸡联营公司当保管员。后来，又在抚顺饲料公司当办公室主任，被聘到抚顺鸵鸟养殖中心当副经理，被聘为沈阳高楼香鸡公司的经营经理。她扎扎实实学习本领，兢兢业业钻研业务。

1998年6月，吴献忠辞去公职，拿出多年积蓄，办起了自己的辽宁知青食品有限公司。

作为“知青”典型，吴献忠目睹了“知青”那代人付出的沉重代价——他们大多数人的“无奈三部曲”是：, 想读书不行，赶上了下乡；想工作不行，赶上了待业；等40多岁家庭刚刚稳定，又遇上了下岗……为此，她希望自己的梦想能成真：建一座知青大厦，让老“知青”们在那里愉快地工作、生活……

如今，吴献忠已年过50了，她惟一安慰的就是有一个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惟一乐趣就是工作，惟一追求就是建起她梦寐以求的知青大厦，为“知青”那代人真正地做点什么。

也许她的执著会感动上帝而赢得成功，也许她会又一次失败。但无论怎样，像她这样真诚生活的人，应该得到生活的回报和喝彩。

          离群的孤雁

       作者：幸运（河北）

姐姐在这又住了好几天，还是见啥要啥，我有点烦了，太不拿自已当外人了。

见天念叨：“秀舫啊，给我娘仨儿每人买一双鞋吧！孩子鞋，啥样的都行，给我买双皮鞋，我长这么大还没穿过皮鞋呢！”

我说：“再说吧。”

我和我儿子他干妈小尚学这事，小尚一听就火了：“秀舫，你打算给她买呀？”

“我没答应她说买，我说再说吧！”

小尚说：“秀舫，我告诉你噢，别看她姐眼瞎，心眼可多，你提防她点，那天你没在家，我在你家，她和我说‘可惜了弟弟这个家，就这么扔给人家了’，她不甘心，她那意思就想沾点走！我说‘你弟弟家有啥呀？不就扔下这三口人吗？一个写字台、一个炕琴，那都是秀舫她舅给的木料，效富自已打的，人家打立柜的木料还没打就给他妈打门窗了，人家秀舫啥也没说，到现在立柜没打成，人也没了，你当秀舫愿意呀？还有一辆自行车，不就这点玩艺吗？还有啥？他姐说‘自行车我管她要，你说她能给我吗？她要给我了，我让她给我邮回去给张文杉骑，张文彬就乐了！”我说‘车子，她不能给你，她明年上班还得骑呢！你趁早别要，别张那嘴，她要不给你，你多没面子？’你猜她姐说啥？‘面子多少钱一斤，不要白不要，张口三分利，不给也够本！张口要了，万一她要给了呢？不就得着了吗？要不要不就赔了吗？’我说‘你赔啥呀？’她说‘没得着，不就赔了吗？得着，不就赚了吗？’我听她说这些话，把我气够呛，我看他姐这个人不咋地！”

“他姐这个人是不咋地，她上次在这住，没张口管我要啥，让效富闹的她，我还怪可怜她的，包括那俩孩子，这次接来，不是她了，见啥要啥，我也有点烦她娘仨了，一个懂事的都没有，还想找我要自行车，美的她！别看要我衣服，我给她了，要车子我可不给，赶你讲话了，我明年上班还骑呢，她尽想美事！这个人不能再可怜她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也不恨她，不放在心上就是了。”

我回家，头朝里，脚朝外，往炕上一趟，我女儿穿上鞋，跟她俩哥哥在当院玩。

姐姐问我：“你才没在屋，你上哪去了？”

“上小尚家了。”

“在那都唠啥了？”

“啥都唠！”

“啥都唠，唠啥了？”

“唠多去了！我们到一起有说不完的话。”

“她说我没？”

“她说你啥呀？你有怕说的事吗？”

“没有。”

“这不结了！没有你问啥？做贼心虚呀？”

“我做啥贼？”

“这不就得了吗？你就别问了呗，说完就完，我还在向你报告？”

我闭上眼，不搭理她，她也不吱声。我在心里盘算着“我得出门躲她，她不识可怜，我就不能再可怜她了。主意已定，我喊：“小杜，咱洗点土豆，今天烀点土豆吃。”

小杜说：“行，我正想吃烀土豆呢。”

姐姐说：“烀土豆有啥吃头？我们总烀土豆吃，早吃够了！”

我说：“你先烧点热乎水，洗土豆！”

姐姐问：“啥？”

我洗了三、四斤土豆，锅底扣个碗，把大土豆一切两半，贴在锅圈上，又放个箅子蒸一小盆大米饭，又洗一个大萝卜，切成小片，也蒸上，盖上锅盖烧火，闻着有熟土豆味了，不烧火了，焐一会。把孩子们都喊屋来，洗手上炕。我这两孩子，一看见土豆都乐了，我给他们盛上点饭，每人剥个土豆放碗里，给他们点醬，拌拌，呵！还都挺爱吃，我给她们娘三也盛上饭，给小杜也盛碗饭，我没盛饭，我剥了好几个土豆沾醔吃，萝卜片沾酱吃，比哪天吃的都香，我说：“真好吃！”

小杜也说：“真好吃！”

我说：“明天还这么整。”

小杜说：“行，这么吃，挺好吃的。”

第二天，小杜又洗土豆，我说：“今天贴几个大饼子，再蒸点饭，说句实在的，大米饭我早就吃够了，吃啥都比吃大米饭好吃。”

小杜没处住，俺俩是两就乎，她没处住，在我这住，在我这吃，一个月给我三十斤粮票，三元钱，一开始我不要，她非得给，我就收下了，一个月买三十斤包米面来，隔三差五贴顿饼子吃。

姐姐喊我：“他舅妈。”

“哎！什么事？姐。”

姐姐说：“你不吃大米饭，省下大米，我们走，你给我们带点大米走呗？”

我问：“带多少？”

“带个三十斤、五十斤的。”

“带那么多，你们能带动吗？”
“能，能带动！”

“你们来时，背一书包毛嗑（葵花籽）都背不动，背半书包来，走了大米就能拿动了？”“能拿动！”

还说能拿动？这种人真自私，往人家拿就拿不动，往自已家拿就能拿动。（待续）

     弹起我心在的土琵琶

     作者：王维俊（辽宁）

      感谢土鳖虫

土鳖虫又名土元，长得像放大很多倍的臭虫。可以入药，对跌打损伤有效，现在有很多地方进行养殖，有的养它还发了财。按说这小小的虫子还是益虫，但一提起它我就要起鸡皮疙瘩。特别是有介绍如何养殖土鳖虫电视节目的画面，看着密密麻麻、翻来滚去的土鳖虫时，我直反胃，急忙换台。不是我矫情，实在是我和这些家伙打过交道，让我怎么也忘不掉那时的情景和心理的反应。

1970年夏天，正是铲地的时候，。炙热的太阳烧烤着大地，也火一样地灼烤着我们的脊背，汗珠顺着脸往下淌。今年夏天雨水充足，庄稼长得好，草也比赛似的长，地里草长得像地毯似的。锄头下去根本拽不动，只好像用镐一样，一点一点的刨，我们管这个动作叫“剁”。

一连半个多月了，“剁”得胳膊都有些发肿、发胀。人人咒骂老天爷，怎么就不会下点雨，让我们歇歇。可是这时候的雨真的和我们作对儿，老是夜里下雨，到天亮就晴。老农说这是“夜里下雨白天晴，庄稼人气得眼发红”。他们也盼下雨呀！但有不盼的，那就是生产队长，不下雨才好铲地，草铲下来就死。每天早上三点多就敲钟，大伙全骂他是周扒皮。但他不姓周，而姓朱。不管是什么“扒皮”。地还是要铲的，钟还是要敲的，那段时间是真累。人人都骂骂唧唧的。不知道该骂谁。最后就是骂自己，怎么就没好命呢？本来是该上大学的，没想到跑这么远来修理地球来了！

人一累就有气，一有气就会做出非常的举动来，我也如此。那一天我有些气，而且把气撒在了手中锄头上。地还没铲多少，我的锄头把，就在我的过分的使劲下，“咔嚓”一下断了。本想锄头坏了可以偷个懒儿，等晌午休息回到村里再换，可队长不干。“快回去换去，麻溜回来，你的垄给你留着。锄头得罪你了，使那么大劲干什么？快去”。我靠！真是朱“扒皮”呀！

为了快点回来，我从地边抓着一头散放的驴，一蹁腿儿就骑了上去。两腿一夹，小毛驴就跑了起来。现在我骑驴的水平还是挺高的，没缰绳的光腚毛驴可以随便骑，不需要太加小心。没想到，我骑的这头驴还真是头犟驴。回村有个小下坡，我没太在意，怀里抱着坏锄头，正在想如何去找锄把。这毛驴给我来个突然袭击。跑着跑着就像一根木撅子一样，头一低，突然“刹车”。一切太快了，我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就像面口袋一样被扔了出去。毛驴连看都没看，扭头向驴群跑了回去，得意的劲儿好像打了胜仗。

这一摔不要紧，我可以歇工了。别的地方没咋地，不知怎么整的，左脚脖子肿的老粗，不敢沾地。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看看，说没伤到骨头，好像是崴了，歇几天就没事了，又给开了一些止疼药。队长也来看过，“咳，你小子骑什么驴呀，就那么两步道，不会走啊，这回好，在家‘压炕席’吧！”一撅搭走了。房东家的老婶忙活起来，弄来点烧酒点着，给我搓脚脖子，又给我整“旱三七”煮水，捣碎了给我糊脚脖子，几天过去了没见强。有一天房东老叔对我说：“你嘴壮不？我给你出个偏方，就看你敢不敢用。”有什么不敢用，都这样了还不好，你说吧。我什么都敢吃！

老叔说，脚脖子崴了，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土鳖虫，吃了保准好。但家里没有，得你自己去抓。“哪里有” ？“就村外大地边上树趟子的石头堆里有，我胆小不敢抓，要不我就去给你抓了”老叔说。“没事，我自己去，抓完怎么整？”“最好生吃，要吃七个，我给你整点儿酒，吃完了就喝一口酒，好得快！”“妈呀，生吃！能吃吗？”我绝对没听说过，还头一回听说这么干的。既然老叔说了，我要不去，显得我太屁，再说如果好使呢。

第二天下午，我架着拐，怀里揣了半瓶酒，去找土鳖虫。我一点一瘸地到了村外的树趟子，小心翼翼地翻着石头。在此之前我从来没看过土鳖虫的真容，不知道它长得什么样，咬不咬人。还是像放屁虫一样会放出难闻的臭气来，或是像“臭大姐”一样，弄得那个洗都洗不掉的味儿，我心里多少有些害怕。翻来翻去，还真看到一些。它们有些像放大了的臭虫，有些发灰，圆圆的、扁扁的，可能有六到八条腿儿，没法细数，在石堆里爬的挺快。还有不少小的，密密麻麻，咕咕拥拥的，看着挺恶心。我用火柴盒挑大的（有手指甲盖儿大）装了十几只。它们倒不反抗，也不想逃跑，就在火柴盒里窸窸窣窣地爬。

现在土鳖虫抓到了，下一步该吃了。我心里很矛盾，吃不吃呢？吃，太恶心，不吃，万一要好使呢?我想老叔不会调理我。干吧！管它恶不恶心呢。但怎么吃呢？是吞，还是嚼。为了有药力。我决定还是嚼。我把火柴盒拉开一条缝，一个先送死的爬出来，我轻轻捏起来，一闭眼睛，放进嘴里，没等它“咕拥”，憋一口气，大嚼起来。土鳖虫皮不是很厚，牙一碰就破了，有一股汁水流进了喉咙，没什么怪味儿，就有点儿土腥味儿。一个也是吃，七个也是吃，我一口气儿吃了七个。觉得有些反胃，急忙灌了一口酒，把恶心的劲儿压了下去。静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反应，又回过身去，逮了满满一盒，留着下回再用。

回到老叔家，我向他们展示了我的收获成果。“怎么吃的？”他们问。“生吃的呗”。“真的？”“不信我给你们来个情景再现”。我又给他们表演了生吃土鳖虫的“节目”，把老叔、老婶看得目瞪口呆。“妈呀，太生性了，还真敢生吃啊，人家都是用瓦片焙干了，擀成面儿吃。你老叔净瞎出主意，调理你。”老叔说：“不是调理他，生吃劲儿大，他如果不敢吃，再焙干吃呗，中，真中！我没想到你小子嘴真壮，一般人不敢，太恶心”！哎呀我的老叔喂，你要是说可以焙干吃，我何必生吃呢？我还嘴壮，就差没吐了。

你还别说，吃了几回后，脚脖子慢慢地消肿了，可以活动了。还真得感谢那些被我吃掉的土鳖虫，没有它们的壮烈牺牲，我的脚脖子还不知道要疼多少天，但想起来心里还是恶心。如果有别的办法，打死我也不碰它！如果谁的脚脖子崴了，不妨也试试 ，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胆儿！（待续）

           兵团缘

        作者：池清（山东）

第二天一大早，我跟柳干事说了一声就走了，我想在马道明上班之前走出办公室，我真的不想见到他那种不屑一顾的样子而破坏了我今天的好心情。柳干事听说我要到砖窑连去采访，便又叮嘱了几句，要我在采访中一定要做好采访记录，嘴和手要并用，这对写稿子会有帮助的。我在心里感激地答应着。

出团部西门，跨过公路就是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石桥。这条小河和石桥好像是西山的一道门户。

小河的河面挺宽的，军部坦克连训练时为了不损害公路，坦克就顺着河道开。昨晚刚下过一场雨，小桥下的河水明显地多了，平时这小河的水不多，它只是悄然无息地流着，今天因为水大已经能听见“哗哗”的流水声。河水冲击着河床中的石块，溅起了玉珠般的水花，虽然水花不大，但此情此景不由得使我想了家乡的海边，海水拍打着岸边的礁石，溅起数不尽的水花，躲得慢了会把衣服打湿。河里的水花却显得很温和，它今天似乎在浅唱低吟，问候着我们是否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我忍不住走到桥下的河边，捧着河水洗一把脸，清凉的河水似乎沁入了我的心肺，使我感到爽心悦目，精神更加振奋。

跨过小石桥就进入了果园。路边有一个用石块砌成的大约半个篮球场那么大的一个水库，这样的水库在果园深处还有两处。水库里的水满满的，我们用这里的水给果树浇水、配农药；收工了，我们也用这里的水洗把脸，刷刷农具什么的。清晨的果园很寂静，只有看不见的鸟儿在树丛中啁啾，晶莹的水珠挂在树叶上，空气中弥漫着的潮湿的水气和苹果花的香气，栽种得整齐的果树把西山坡装点得一片苍翠，远处掩映在果树丛中的高大的砖窑烟囱与这边的果树形成了些许反差，使我多少看到了一点工业的影子。

越往果园的深处走去，砖窑那巨大的身影很清楚的展示在我的面前。砖窑像一个庞大的碉堡横卧在地上，它身上的一只只窑孔像一只只眼睛，紧盯着来往的人们。

我老远就看见整个窑场已经很活跃了，战友们有推土的，有码垛的，生龙活虎，一派繁忙的景象，这场景也感染了我，真想跑过去加入到这火热的劳动场面中去。可转念一想，还是应该先到连部报个到，免得让连队首长有看法：你看团里的人下来采访连个招呼也不打，这要叫麻子知道了没准又是个事。再说，前几天我到果园连经过砖窑连让指导员钟志成给看见了，冲着我就说：“哎呀，我们烧窑的就是后娘养的，人家团首长到了家门也不进来坐坐，还是人家果园连吃香，人家的苹果甜，俺们的砖头不好吃。”我知道这是钟指导员和我说闹话，可这话也搞得我不好意思。我赶紧跑过去与钟指导员搭讪了几句。钟指导员见我认真了，便笑着说：“建国，跟你说着玩的。不过你回去跟你们那麻子领导说说，你就说我老钟说的，叫他经常下来看看俺们这些老家伙，他别光坐在机关里享福叫俺们在这里受罪。”我“啪”地一个立正敬礼，嘴里一板一眼地说：“报告首长，我一定把话带到。”说完我也憋不住先笑出声来。钟指导员一看我打敬礼，又逗乐地说：“建国，行呀，你这敬礼还有点味道，别看你这机关兵，还带那个架。”我知道钟指导员这个人的能力挺强，他带兵还真有一套，属砖窑连艰苦也属砖窑连的兵不好带，可他带的这个连队在团里最过硬，生产生产当排头，训练训练不落后，文化生活搞得也活跃，我经常听姜干事跟柳干事夸钟指导员：你看人家老钟，烧窑的活那么累，可人家连队的文化生活一直不断，你别看，这个老钟还真有两下子！

我顺着果园的路往砖窑连部走去。砖窑连的营房正好在西山脚下，果园连的营房在半山腰上。果园连的营房是老营房了，而砖窑连是建团后新盖的，两排红砖瓦房正南正北自东向西一字排开，房前的铁丝架上挂满了战士们洗的军衣和汗衫什么的。在经过两排营房中间时，我看见靠西头一间宿舍的门口有一个女战士，蹲在地上在一个用砖头架着的炉灶上好象是在熬药。我很好奇就想走过去看个究竟。这时连部文书金连成从窗户里喊我。听见喊声，那位女战士回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熬药。从她的脸盘上看，她也就是十八九岁的样子，我心里很纳闷：她是为自己熬药呢还是为她的战友熬药呢？不管给谁熬药，到底是什么病？我真想过去向她问个明白。可这边小金已经在叫我了，我又朝那位女战士的方向看了一眼，心想反正她是砖窑连的，等我回头再找她也不晚，便径自向连部走去。

因砖窑连连部的房子是新盖的，所以比果园连和蔬菜连的连部大而敞亮，三间房相通，门窗玻璃也全是新的，虽然办公桌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也可以看出小金平时的勤快。见我夸奖，小金信口说：“我们指导员太干净了，搞不好内务他要批评的。”听了这话，我也能感觉到钟指导员带兵的严格。我问指导员上哪去了，小金说：“指导员在窑场，——我们指导员只要不到团部开会都是在窑场工地。”我要到窑场去找他。小金说：“我带你去吧。”他看出我想谢绝他，便紧接着说，“窑场太大，你不知道指导员在哪，我带你去，一下子就找到了。”我原来想乘这个机会自己到窑场工地转转熟悉一下情况，可我也觉得小金说得有道理便随着他往窑场工地走去。

在去窑场的路上，小金有点自豪地对我说：“老智，你别看我们指导员人长得瘦，可他有干巴劲，掰手腕我掰不过他。他是哪里活累活脏他在哪，你要是自己来根本找不到他！”小金带我走到一个砖窑洞口，他说：“你在这等一下，我进去喊指导员出来。”说着就钻进窑洞里了。我心想：人家指导员都在里面，我怎么能在外面等？再说，我就是来采访的，不到现场怎么采访！我跟着也往里钻。刚一伸头，一股热浪朝我脸上扑来，我不由自主地把头又缩了回来。哎呀！窑洞怎么这么热！还没等我转过神来，指导员已经从窑洞里钻了出来。

钟指导员确实长得瘦，打眼看上去也就一米六出头，身上穿着一件白色背心，上面印着“济南军区26军直属特务团”这样几个大红字，但背心上面已经落上了一层红土，他的头上、脸上、眼眉上全是红土，脸上身上的汗水已经被窑洞里的高温烤干了，背心被渍得一块一块汗印子，脸上也被汗水划得一道一道的。他从腰间抽出毛巾把脸擦了一把，这一擦使他的脸整个成了个大花脸，叫人一看很滑稽，可我笑不出来。我心疼地问了句：“指导员，你在里面和他们一块搬砖了？”

钟指导员没有回答我，而是笑着说：“建国，今天来我们这里体验生活了？”

我知道钟指导员又闹上了，我也跟他对上了：“怎么？指导员，我想上你这里当兵你还不要？”

指导员一听，接着就回答我说：“你这样的兵来多少我要多少，就怕麻子不放。——哎，建国，你是没有事不到我们连里来的，说吧，有什么指示？”

我一看钟指导员认真起来了，便赶紧说明了今天来的任务。钟指导员一听，高兴地说：“好啊，你们也真该采访采访我们连了，嗬，麻子怎么能把眼珠子转到我们连？这样吧，你听说我们九班长用身体顶塌窑的事了吧？你先采访采访他！他现在就在里面。”说完，他转身向窑里喊：“耿永昌，你出来一下！”

正当我想再次钻进窑洞去的时候，从窑洞里跑出一个人来。他一出来也顾不上与我们打招呼，先从放在窑洞口的水桶里捧起大水瓢“咕嘟咕嘟”地喝起水来。一瓢水下肚,只见那汗水顺着他的脊梁流下来,把身上的砖灰冲开,一直流到高温靴里,然后他一抬脚把靴子脱下来，从里面倒出一汪水来，这汪水在地上溅成了一个小水洼，另一只靴子里也同样倒出了水。若不是我亲眼所见可真点不可思议。

喝完水，耿永昌把嘴一抹说：“指导员，又有什么新任务！”

“今天的这个任务特殊，你一定要完成好。”指导员一边对耿永昌说着一边把手指向我。

耿永昌一见是我，主动把手伸过来与我使劲地握着：“怎么，建国，你们的那个笔杆子我可拿不动呀！”

“不用你拿笔杆子，你只要把那天你们顶塌窑的事讲给建国听就行了，”指导员笑着对耿永昌说，“你可要实事求是，不能夸大，当然也不要不好意思。有什么说什么。——好了，建国，我把耿班长交给你了。我还要进去干活，耿班长走了我得去替他。”说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一头钻进窑洞去了。（待续）

      我的五味人生

     作者：唐明达（辽宁）

我认真地提醒大家：真正的上访，还没到节骨眼儿上，大幕还没有拉开，后面一定会有艰难和风险。有许多老青年不解地瞅着我，或许以为我危言耸听。

果然，还未出盘山县就出了岔子！

下午四点钟，我们上火车的时候，车站的喧闹声，盖住了我的招呼声，没有票的四十多人像没头苍蝇一样，一个个车门的乱闯。那时知青上火车逃票是普遍现象，机警的列车员们分兵把口，对每个上车的旅客一个人一个人地检着车票。

我眼看着上访团的人在检票时，被列车员一个个地挡了下来。心中暗想：看来分兵作战绝不是上策，只有集中力量突破。

这会儿，车站上的人差不多都上了火车 ，声音不再那么嘈杂。摆旗的铁路工人出现在车头旁，火车就要启动了。眼前的情况已是非常紧急。我摇着手臂朝我们的人喊道：“朝我这来！从我这上车！”

我不由分说，带着身边十几个人涌向一个车门口。列车员毫不示弱，站在阶梯上，用身体挡住了车门。

这是通往沈阳最后一次列车，我不能再犹豫了，一把将列车员捞了下来，老青年们趁势冲上了车。

这时从车站派出所跑出来两个警察，向我们这边奔来。我意识到大战在即，要求我必须做到的是稳住神儿，挺住架儿！

我抓住那个列车员始终没松手，列车员见到跑在最前面的警察，指着我高喊道：“刘所长抓住这个人，他是头！”

刘所长跑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直接就要往后背。真是有眼无珠，就他那体格，哪里是我的对手。我抽出手，顺势照他的前胸一推。刘所长往后踉跄了几步没站住，竟跌下了二十多米深的路基。他捡起滚下来的帽子，自知解决不了站台的骚乱，从路基底下跑向了派出所打电话去了。

这时许多老青年从车上冲了下来，挡住了那个后面的警察，为我解围。

几分钟的功夫，打完电话的刘所长从屋出来了，向这边招手，示意让那个警察撤回来。我见状，急忙将车下的老知青撵上了车。

火车喷出长长的蒸汽，好像不情愿似的徐徐地启动着。

“我们赢啦！我们胜利啦！”几个老青年手舞足蹈地冲我喊道。我们莫名其妙地取得了第一次“战斗”的胜利。至今也不知道那位所长的电话打给了谁，又是谁放了我们的行？不过这一番风波，倒是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上访的路上，又向前跨出了一步。

火车驶近沈阳站的时候，已是夜晚九点多钟。我未到假期的又一次的突然回家，让父母吃惊不小，多事之秋的青年点，让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为我担心。

然而更让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足以把我击倒。当我走进最惦记的姥爷住的小北屋的时候，竟是空空如也。老人家是在我上次离家回青年点的路上，一股火走的。

我抱着姥爷的遗像痛哭失声。我是老人家心中最疼爱的大孙子，竟没能为他送终。母亲是姥爷，姥姥的独生女，还是我很小的时候，二老就在我家，是他们把我拉扯大的。

我同姥爷还有个不解之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姥爷为了填补家用，捡拾破烂卖钱，我是他最好的帮手。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哪有破烂可捡啊。

当时从小学到大学，正在停课闹革命。我闲在家里，每每看见姥爷推着空车回来垂头丧气的样子，又是难过，又是着急。十几岁的我和小伙伴们，整日在机电学院、四十一中学玩耍，目睹了大字报的世界。校里校外、楼上楼下、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字报是铺天盖地。全是红卫兵批判走资派、白色专家、反动技术权威、修正主义教师的，而且是一天一茬大字报。

于是我“勾结”姥爷合伙“作案”。自己天天背着袋子，翻学校的墙头，进校区划拉大字报，姥爷推着小车在墙外接应。我几乎每次都是满载而归，成了姥爷心中的宝贝疙瘩。他从不叫我的名字，就爱叫大孙子。

这会儿，看着姥爷遗像，祖孙已是阴阳两隔。从老人哀怨的眼神里看出，他在埋怨我：大孙子呵，姥爷一年一年地盼你回家，还是没盼到头儿呵，姥爷想你啊！

姥爷去世的噩耗，虽然让我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晨我还是按照上访团的约定，同大家按时来到了沈阳市委的大门口。两位站岗的军人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只能将事先写好的请愿书，交由收发室的工作人员，转交给市委领导。

收发室的人见我们堵着市委大门，大有不见不散的气势，不敢怠慢很快传递进去。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左右，一个带着近视镜的中年人来到了我们的面前，非常客气地给我们解释道：“沈阳市的招工名额，每年分配的去处主要有昭盟，盘锦，铁法以及昌图各线，但是必须由省统一调配。上述地区不归沈阳市管辖，所以你们的问题只能到省里去解决，最合适的归口是辽宁省知青办公室。”

这位秘书还专门给我们画了寻找的路线图，并且告诉了具体的门牌号。

人家事由说的清楚，因由讲的明白。我们只得再次改道，扑向最后的衙门，也可以说是最后的希望。（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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