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7.15星期六(80)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天津）

1975年12月29日

    近期，盟知青办的同志转给我几本书，书中收录了有关我的文章。

《小将的挑战——知识青年柴春泽同志日记书信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74年2月出版，4.6万字，印数500 000本。

《做同旧观念彻底决裂的先锋战士》，共青团辽宁省委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74年3月出版。书中收录了魏桂贤、吕桂新、战凤梅、左卫平、刘桂芝、王冬梅、吴献忠、柴春泽的文章。

辽宁省中学《政治课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出版，其中收录了有关我的两篇文章：《知识青年柴春泽给他父亲的信》、《柴春泽的信是怎样写出来的》。

《广阔的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11月出版。其中有《小将的挑战》、《柴春泽同志日记书信摘抄》。

1975年12月30日

    近日，青年队团支部整理了一下1975年部分《辽宁青年》涉及到我的文章，大致如下：

《跃向新高峰——记柴春泽认真读书，继续革命的事迹》，第二期，署名明伦、新彦、纪泽。

《为实现共产主义并肩战斗——记同柴春泽一起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几名知识青年》，第18期，署名明伦，内容还涉及刘立新、王钟、韩慧英。

    《柴春泽的歌》，第二期。

    《把殷切期望化为巨大力量》，署名柴春泽，第23期。这期杂志上还有署名吴献忠的《坚持乡村学大寨》。

    1975年11月8日，辽宁省23名知青代表致全省下乡、回乡知识青年倡议书，题为《树雄心，立壮志，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打先锋》，署名吴献忠、柴春泽、刘香玉、战凤梅、伐克俭、郇爱莉、刘继业、张强、许雅娟、王银刚、王冬梅、高晓天、吕桂新、张洁、郑延军、田玉芝、姚德纯、汤永东、孙贵勤、孙玉文、赵广田、曹素文、王殿元。

1979年12月13日上午

    今天，1979年12月13日，我将终生难忘——党和人民恢复了我的人身自由。获得了政治新生，我要把后半生毫无保留地献给“四化”建设，献给党和人民，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上午9点左右，我正在监号内学习叶剑英副主席国庆讲话。铁锁门响开了，我以为是叫谁提审。

“012号！”所长喊我的代号。

“到！”我立即回答。

“搬行李！”所长命令道。

我以为是调号（即从一个监号调到另一监号），紧张地收拾好我的东西——行李、书……

“搬到外面去。”

怎么，要处理我？我心跳得厉害，记不得是怎样搬着行李到所部的。

又听到所长对管教说：“给他办手续。”

我第一次见管教笑着对我说：“怎么样？受教育了吧？”

见他笑着对我说话，我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了。

上午10点左右，昭盟公安局两名公安人员向我宣布：“对柴春泽撒销案件，予以释放。”接着我被告知，他们要带我回翁牛特旗报到。以后有什么事，不要再找公安局，而要找纪律检查委员会。

我听到有事找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很高兴，认为党还在管我。

    到翁旗报到后，昭盟公安局的车带我回赤峰，街道两旁一幅幅大字标语格外显眼：“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进行四化建设的万里长征!”“团结起来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

在赤峰西大桥头，盟公安局的同志说：“我们就送你到这里吧。”我说：“离家不远，我自己走回去吧！”看着远去的这辆车，我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自1976年12月24日至今，3年中，我经常听到一个声音：中央通知恢复柴春泽人身自由。

现在是否又在梦中？

1979年12月13日晚上

    我自由了！这不是梦。

    看看周围的一切，3年来变化是多么大啊！

    我徒步走到我家的地址，不见了房子，经打听才知道，原来的房子拆掉了。地质队建了楼房，我家又在别处盖了新房。打听几个人才找到新址。见到妹妹桂英、妹夫国文，他们告诉我父亲患白内障，和母亲一起去吉林省一家医院治疗。弟弟妹妹见到我回来又惊又喜。晚间，左邻右舍朋友们都来家看望我。

    桂英、国文还告诉我，刘立新前几天还来家里看望，她一直在等我。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979年12月15日

昨天，刘立新来家看望并吃饭。

我同国文去取回行李、书箱，并开粮食关系介绍信。

    喀旗锦山镇姨家乌少云来看望，妹妹桂芝从红卫矿来家。

    今天去昭盟邮电局给父母发电报告知我已回家。弟弟春明、妹妹桂荣回家看望。

    与世隔绝3年多，外面变化可真大。人们的衣着、谈吐、表情，似乎和过去都不一样了，说话十分随便。

    一年前的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还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1977年12月，全国恢复高考，570万人参加高考，27万多人被录取，昭盟有530名高中毕业生被大专院校录取。

     ——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10月，共青团十大选出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为薄一波等61人平反。1979年1月，国防部长徐向前宣布停止炮击金门。同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6月，中央为“三家村”冤案平反。

我坚决拥护这些英明决定，决心投身到“四化”建设中来。（待续）

     下乡知青在昭盟

   我下乡时的另一些故事

      作者：王志仁（辽宁）

王志仁，1975年毕业于旅大市第19中学，同年下乡于昭乌达盟林西县大营子公社东升大队。回城后在大连博益培训中心工作。

我在乡村当“先生”

临近年底，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内蒙古的信，急不可待地打开读了起来，“先生:您好，我们已经20多年没有见面了，前些日子，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姜宝泰等大连知青回到林西捐款助学的新闻，乡亲们想起了您，曾经教过我的‘先生’，让我给您写信……。”

信，整整写了5页，最后一页是全村17户人家的签名，名字后是17句不重样的祝福，写信人是吕军。我反复看了三遍信，仍然不肯放下，堂堂男子汉竟不顾办公室同事在场，掉下了眼泪。

吕军，一个小男孩的身影，在记忆中向我走来……

21年前，我在昭盟林西县插队。刚分去不久，村小学校教五年级的谭老师得了重病，住进了县医院。37名孩子没人教了，大队研究决定，让我代一个月的课。在那个偏僻的乡村，对老师是十分尊重的，村里的大人孩子仍然延续着古老的称谓，称老师为“先生”。孩子们在家可以不听家长的话，到学校是绝对不准不听“先生”的话的。

那是我当“先生”的第一天，第一节课是语文课，课文是《依依惜别的深情》。我先是领着学生朗诵一遍，又找了3位学生各读一遍。然后我在黑板上把生字写好，让学生们写生字。教室里静悄悄的，学生都按我的要求认真地写着。这时，一个坐在后排，长得黑乎乎大眼睛的小男孩，坐在那儿大声地问了一句:“先生，一个字写几垄?”为了维护我的“尊严”，我大声地说:“站起来!”小男孩乖乖地站了起来，我厉声地说:“上课问话要举手，知道吗?写字论行，不是种地论垄!”学生们都抬起了头，一阵哄堂大笑，小男孩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让他坐下，才想起我确实没告诉学生写几行，于是说:“同学们，每个字写一行。”教室里又恢复了平静。

傍晚，我回到房东家，吃完了晚饭，正在看书，小男孩的父母领着孩子来了。我先是一愣，以为自己第一天教学，不知惹来了什么麻烦。起身让座后，小男孩的父母几乎是同时说:“先生，听说孩子上课不听话，惹您生气了，我们带他来给您认错了。”原来是这样，我心里想着。小男孩低着头说:“先生，我错了。”我走过去，摸了摸他的头说:“你没错，先生确实没有告诉你写几垄啊。”经我这么幽默地一逗，大家都乐了。这个问写几垄的小男孩，就是给我写信的吕军。

回城后，我从房东的来信中得知，吕军读完高中，考上了内蒙古粮食学校，是全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接到信的当天，我放下案头的工作，急忙给村里写了一封回信，让心底淌出的情感，又一次流回那个我终生难忘的地方。

当过“杠子头”

那是一个刚收割完谷子的深秋，我在插队的“咋不地(地名)”生产队当政治队长，累得焦头烂额。偏偏这个时候，村里一个得骨癌的社员死了。村上死了人，张罗管事的叫“杠子头”。原来都是谭大叔当杠子头，现在他外出会战了，做杠子头的差事就落到了我的肩上。

对于19岁的我来说，这样的事情别说经历过，就是听也没听说过，我只好召集副队长、妇女队长、保管员开首脑会议。先让他们讲讲当地办丧事的习俗，有的说:“要停尸3天。”有的说:“要搭灵棚。”有的说:“要宰五只羊供奔丧的亲朋好友吃喝。”我问:“董家老婆有眼疾，4个孩子大的15岁，小的6岁，都未成年，按习俗去折腾，她们能承受得了吗?再说地里的庄稼都放倒了，还没拉到场上，本来劳动力就不足，都去忙乎丧事，拖延交征购粮任务怎么办?”听了我的话，大家不说话了，于是，我又趁热打铁地说:“我琢磨了半天，不能和原来的做法完全一样，要移风易俗，丧事从俭，董家女人的工作由我来做，明天就出殡，开个追悼会。悼词我写，杠子头我来当。”大家同意了。

散会后，我和几名社员去死者家。我先扶起跪在地上的董家女人，死者还没穿衣服呢，我掀开死者的被子，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给死人穿衣服，穿好衣服，又把死者抬到外屋铺好的两块门板上，我已是连吓带累满头大汗啦。忙乎完后，我把董家女人叫到一边，将队委会的决定跟她说了，她淌着泪水说:“老董得病住院两次，家底折腾光了，还借了一大堆债，死了的不能再复生，活着的人还得过日子，就按你说的办吧，我替老董和孩子谢谢你啦。”安排好出殡的事情后，我又走了几户社员家，了解死者的生平。回到屋里，连夜写了一篇悼文，直读得大人孩子都抹了眼泪，读哭了那个偏僻的小村。悼词读完之后，我和几名社员把棺材抬到早已准备好的杠子上，抬棺材需要8个强劳力，当杠子头的人要抬最前面那个头，控制速度保持平衡，不管多远路程，中途是不准停放的。只听我按当地的习惯，高喊了一声:“起一灵一啦!”棺材被抬了起来。出了村子，要经过一片谷茬地，特别不好走。8个抬杠人，顺着谷垄沟走，死者的儿女在抬棺人的前面，不时回过头来跪下磕头，表示谢意。棺材越抬越沉，怕有的抬杠人坚持不住，越走越快几乎是在跑。我这杠子头有点抬不动，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好不容易坚持到了墓地，把棺材直接放到了提前挖好的土坑里。这时，下起了瓢泼大雨，我掏出四页悼词放到棺材上，马上就被雨水打湿牢牢地贴在了棺材盖上。埋好了一座坟包，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总算成功地当了一次“杠子头”。

后来，我给死去的村民开追掉会的事儿传开了，熟悉我的人，见面总叫我“杠子头”。回城后，一晃29年过去了，面对城乡愈演愈烈的丧事操办风，我常常想起那次当“杠子头”的经历。

没有归来的伙伴

从大连到了下乡地点，大营子公社东升大队第三生产队后，我们4个人，顾之浩、刘世德、王清洲和我，住在一个叫孟兆玉的房东家里，开始了我们全新的知青生活。岁月留痕，不得不说说我们已经去世28年的知青伙伴刘世德。

他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经历。他的妈妈是一位白俄罗斯人，他长着混血儿的卷发和眶眼儿，一米七八的身高，灵活得像只金丝猴。他会在我们不经意间，嘈嘈嘈爬到一棵大树上，然后坐在树权上和我们闹鬼脸。他有一个哥哥，智力不全，是他常牵挂的。妈妈去世后，爸爸找了一个后妈，他不接受她，从来不叫“妈”，跟我提起时，总是称后妈为“后老婆子。”他说:“后老婆子虐待哥哥时，他就出来护着哥哥。’他来昭盟后，一直担心后妈会欺负哥哥，但也没办法。

他土豆丝切得特别细，洗衣做饭样样比我强，他有一颗门牙掉了没镶上，常常称自己“我这个豁牙子”。至今还记得他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顾之浩写好信，找浆糊封信，问谁有浆糊?他听后跑过来把腚一撅，说:“这儿有。”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一晃到1976年的春节，青年点放了一个半月假。刘世德急着回城探亲，要看看他那受后妈虐待的哥哥。那时，大连火车站到甘井子只有一路公共汽车，刘世德要到甘井子的一个女同学家去玩儿。等了很长时间没有车，车站已黑压压站了上百号等车的人，当一辆1路公共汽车从交通公司的大院里出来时，年仅20岁的刘世德，低估了挤车人群体的力量，显示了他灵巧的特长，提前在车还没到站，跳到没有开启的车门上，仅仅能站住，手把车门的缝隙留出的一个小小地方。进站的车仍然继续前行，司机明明看见了车门前站着的刘世德，但拥挤的人群拥向车门的那一刻，他也无法控制这种天天挤的形势，眼睁睁看人们将刘世德挤掉到车轮之下，从刘世德的前胸轧过。车开动之后，人们才发现车下无法出来的刘世德，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在一条长长的血痕中。巧得很，一个小时后，我的同屋伙伴顾之浩，也来到一路车站，准备去乘车，听人们说，刚刚压死人了，是一个长着勾勾毛儿的漂亮小伙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顾之浩走到血痕处，发现一颗大亮钮扣，那是刘世德穿的那件大条绒外衣的钮扣。“勾勾毛儿?”他不安了起来，乘车直奔大医附属医院。在太平间里，他看到了刚刚被公共汽车压死的人，不是别人，恰恰是我们的伙伴刘世德。1976年春节我没有回城，留在青年点看房子。正月过后，当同学们陆陆续续回来的时候，问及同学:“刘世德怎么没回来，”同学们把情况告诉了我，心里好一顿难受，总归肩挨肩睡了一年多，朝夕相处一年多啊。

没有回来的伙伴，如果我没有记错现在该是51岁的中年人啦。活着可能有家，有妻子儿女。但因早逝，都早早的化为乌有。伙伴，天堂里，你知道吗?有一个人很想你。

歌声与哭声

1975年9月27日上午，我们从人民广场徒步至大连火车站，戴着大红花，高喊着口号，出征于一列专车，直达赤峰。

还记得那天送我们出征的歌，“毛主席教导记心怀，一生交给党安排，笑洒满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来。”“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反复高唱，大连歌舞团铜管乐队，在站台上现场演奏。就要离开大连了，列车没有启动以前，我们与家人做最后一次告别。我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因为那是我自己的一次人生选择。当列车呕当一声起动时，车外出现了泪眼，车内拨动了心弦，开始有人哭了。一个人哭了，大家哭了，这不是后悔的哭，而是人之常情分别之泪呀。

列车启动后，车厢里的广播喇叭里，就传来我们同学自己写的长诗:《昭乌达母亲，我来了》。“迎着呼啸的长风，昭乌达母亲，我来了!携着时代的风雷，昭乌达母亲，我来了。”我们写的理想之歌，“蓝天、太阳、大海，从海滨城市出发，来到塞外草原安家，千里草原需要我，我更需要美丽的草原，为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我愿在这光荣的昭盟大地，迎接十个几十个战斗的春天。”配乐长诗朗诵完后，车厢里又传来了王冬梅等九名革命小将作词，庚辰作曲的《小鹰之歌》，“阳光万里照征程，小鹰展翅奔向边疆，不怕路途远，不怕山高险，做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歌声中，我环顾一下四周，这些将和我一起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知青战友们，一个来自大连第53中学姓江的男同学，一直趴在座位上抽泣，大家以为他哭一会儿就会好了，可是列车一直开过了大石桥车站，他才停止了哭声，创下了男同学离家在列车上哭得最长的记录——3个小时，后来，我熟悉了才知道，江的父亲刚刚肠癌去世，妈妈领着兄弟姐妹一大帮过日子，很艰难的，想起爸爸就难过，百感交集就哭了那么久，女同学们常常拿他开心，叫他哭败精儿。

江哭的纪录，后来让一个来自大连第19中学的一个叫英的女孩子破了。她是来到农村搬到房东家开哭的，收工后，总要哭一两个小时，哭声很高。房东是一位王姓木匠。对于她的哭，开始同学、房东还过去劝一劝，后来知道她每天一哭，哭够了自己该干什么又去干什么。带队师傅问她哭什么?想家了吗?她说:“不是，”那到底为什么?她说:“下乡前，我以为我们来的地方，是一个‘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结果，整天打树权、挖树坑，觉得自己很委屈，所以回到屋里总想哭。”当地农民很忌讳家里有人哭，认为过不好日子，甚至是要死人的。英整整哭了一个月，破了男孩江的纪录。

一年后，房东家王木匠得了骨癌，不长时间就死了，那时，我们已经搬到了刚建好的青年点里了，否则，真会认为英哭死了王木匠，那罪过可就大了。

生活中有歌声，同样也有哭声，乐也好，哭也好，总得去面对;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何不选择笑的一天呢?

金秋收割

下乡务农，我打过井，种过菜，最令我难忘的是收割的日子。由于昭乌达盟广种薄收，一色的黑土地，望不到边的长垄，收割的季节，真是考验人的季节。

割苞米，一人手里一把镰刀，三人一排站好，一人四垄，中间一般都是身强力壮手快的开趟子，两边配上两个次劳力。第一次割苞米，望着已经见霜干透，站在地里的苞米秸子，我突然萌生一个念头，要求生产队长让我开趟子，队长答应了我的要求。收割开始了，我手舞镰刀，一抱两垄七八棵苞米秸子，镰刀飞快嚓嚓嚓放倒一片。开趟子的先割，左右两边的人，要按开趟子人放倒苞米的方向放好，一个人左手放，一个人右手放。长垄是够长了，你追我赶，谁也不能让人落下。开趟子必须在前，不能落在两边人的后边。一趟子苞米割过去整砍了半个小时，我第一个到地头。队长纳闷，城里来的知青，怎的会割到社员的前面。我抹了一把汗告诉他，在学校我们每年都有学农劳动，我干过这个活儿。

割谷子。昭盟种的都是秸杆比较高大产量较高的谷子，因为北方无霜期短，为了让谷子多长籽粒，不能早早地被霜打死，社员们就早晨在地头点火、用烟火驱散霜寒，以此土办法来延长无霜期，到了谷子确实熟了的时候，才开始收割。收割谷子，一次割三垄，要把谷子捆好再前行。一大片谷子转眼间就被我们放倒，一捆一捆地放到垄上，再回过头来将其支在一起。远远望去，一种丰收的喜悦，充溢心头。

割筱麦。这种又称燕麦的农作物，没到昭盟前，只是在新华字典里见过。它的收割期是在昭盟最热的八九月份。割筱麦，烈日当头照，腰弯到90度以下，才能左手抓一把矮矮的筱麦，右手挥刀收割。五把一堆，后面有一个同学，紧接着将割倒在地的筱麦，捆成一捆一捆。从来没有见过那么长的垄，望似很近，却怎么也割不到头，只有在这时才真正体验了什么是“汗滴禾下土”，什么是“赤日炎炎似火烧”了。总算割到了头，第一名是我们点篮球打得很好的，一个叫周百鸣的女同学。我们陆续到了地头，嗓子干得像冒了火，远远的只有一个护林人住的茅草房，四周没有一户人家，只有到他那里讨水喝了。我和几名同学，拿着镰刀来到草房里，只见里面有一个50多岁的断臂男人，眼睛有一只是全白的晶体。看来了那么多人要水喝，他说，这里用的水都是到五里外的五队村里去打，平时下雨接点雨水。他指了指土锅灶后的一个黑色瓷盆说:“那儿有米汤，你们喝吧。”我过去一看那小米汤，上面浮有草棍、死蚊子和小飞虫之类的东西。硬着头皮舀了一瓢，皱着眉头喝了一口，随后没咽就跑出门外吐了出去。同学们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这米汤酸了，不能喝了。不管这些了，有几个渴得实在不行了的同学，还真喝了这不卫生且变了质的米汤，可能是排汗太多。紧接着又开始割另一垄筱麦。同学们竟然一个也没有坏肚子的，真是一个奇迹。

    割荞麦。没想到这就是我们从来没吃过的荞麦。在大连我只看过在枕头里的荞麦皮，荞麦是什么茎什么叶什么花什么果实，我是一概不知，来到昭盟，我知道了它大大的叶子，白色的花，黑色三角形的果实。收割它的时候，可害苦了我们，它比筱麦更矮，割它的时候，要大弯腰，而且要轻放，否则，它的果实就落到地里了。割荞麦累得我们割了一半儿，全都躺在地上，歇一歇再干，领我们干活儿的复转军人老王动情地说:“真苦了这些大连孩子啦。”

    没有苦哪有甜，有割荞麦的苦之后，才有了我们锅下烧荞麦秸的嘎巴嘎巴声，才有青年点大锅上那台饸烙床子，和一碗碗撑得我直胀肚子打饱隔的荞面恰铬。

    难忘昭盟的秋天，更难忘那挥舞镰刀收割的日子。

阿书记的吉普车

    昭盟的春秋两季，常常搞农田基本建设，把一群人集中到一个地方，修土坎，垒梯田。这群人是由县级、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组织领导的，美其名曰:“春秋农田基本建设‘四干’会战。”

    那是1976年的春季，接到通知，要在“冬不冷”公社举行“四干”会。当时我已下到东升大队第三生产队任政治队长，每天除了参加劳动，晚上要召开社员大会，学习时势政治，读报纸。尽管社员们不愿意在晚间学习，但是必须来，不来扣工分。在当政治队长期间，我制止过秋收时的承包册苞米，阻拦过生产队去坝后搞副业的大车，砍毁过种的黄烟，我认为这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余毒没有肃请。这次到冬不冷去参加会战，要步行到林西县城，再集中步行到林西县城东边的冬不冷，需要走一个小时的路。走累了，我就把外衣脱了，搭在手上继续走。在不知不觉中着凉了，晚上在聚集地吃饭后，就开始发高烧。当地一个赤脚医生，是个30多岁的男人，在一个昏暗的小土屋里，给我测了体温，一量39.70，决定给我打“安痛定”和“青霉素。”因为我从小体弱多病，经常住院，给我打针的都是一些阿姨。这次看到一个大男人拿着针管，要给我扎针，扎青霉素又不给我做皮试，心里真是有点害怕。另外，听他对旁边的人说，没有三号针头了，只好到兽医站找个5号针头给他扎针。这一针扎下去，我半个屁股都在抖，疼，从来没有过的疼，还只能强忍着。

    半夜了，我迷迷糊糊地看着炊烟熏黑的土屋土墙。墙里有一只蝎子在动来动去，心里埋怨自己，怎么会发高烧呢?一天活还没干呢。

    这时，有一双手放在我的额头上，“这孩子烧得太厉害了，送林西医院，用我的车”。这个人身材不高，脸型是典型的蒙古人，棱角分明，黑里透红。从他人嘴里，我知道这就是我们县委书记阿尔斯楞，他的汉族姓氏姓白。老乡告诉我，阿书记晚上来落实明天的四干会，听说有一名大连知青病了，就过来看你，并且，要求连夜把你送到林西县医院。当时会战的地点离县城有40多里路，我坐在阿书记的北京吉普车上，颠簸着在夜幕中行驶。这是我第一次坐最高级的小汽车，这个车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领导出去考察才乘坐的车。一个县级领导干部，能够把一个大连知青发烧当成大事放在自己的心上，用自己的车送我上医院，在当时，这是良好的党风和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体现。后来我在林西县医院，一个只有一排土房的医院住了一个星期，烧退了。病了一场，第一次坐了一次高级轿车，而且是县委阿书记的轿车。回到生产队后，社员们知道我去会战，没劳动先病了，听说我坐了他们父母官阿书记的车，特别特别羡慕我。

    昭盟、阿书记、吉普车，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辆高级北京吉普，永远领我穿行在茫茫人海中，不迷方向，没有险阻；是榜样，是目标，永远与普通人息息相关。

黄岗梁拉柴

    1975年的冬天，是我们到昭盟迎来的第一个寒冷的季节。农历八月十五刚过，滨城大连还是绿意盎然的时候，昭盟已经没有了一片绿叶，冰冻已开始了。刚刚搬进青年点新房子的我们，将面临第一个严冬的考验。棉袄、棉裤、棉大衣，狗皮帽子、大头鞋，包裹得我们男男女女一个个好像笨头笨脑的大狗熊。大队和点委会为了解决青年点冬天烧柴问题，决定派5辆大车25名知青，去100公里外的黄岗梁拉柴。

    黄岗梁位于小兴安岭尾部，是离我们最近的森林。上路了，5名男女同学乘坐一辆马车，马车是四匹马一辆，一个强壮的好马驾辕，三匹马拉前套。昭盟的马车，上路便是跑，一路上咔哒咔哒，马蹄有节奏地在路上跑着。车上同学来农村，本想看见大草原，却被分到了农区。今天格外兴奋，女同学崔利在车上起头，我们大家一起唱歌。“塞北的风吹硬了我们的筋骨，南国的烈日晒黑了我们的臂膀。沸腾的热情，化开了三九的冻土，顽强的斗志，征服了雨季的泥浆，因我们的奋斗让世界改变了模样。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一路歌声，一路说笑，男同学渴了，就喝早晨放在背包里的水壶里的水，一壶水很快喝光。女同学们嘴唇干得泛白，却谁也不喝水，马上反映出来的是女同学的睿智，男同学笨傻。过不了多久，我们男同学便内急了，望着无遮无挡无边无际的克旗草原，这一大泡尿怎么放出来，如果再不想办法，只得尿在裤子里。我和另一个男同学商量，叫车老板儿停车，让女同学们脸朝西，我们向东跑出了50米。放了这泼热气四溅的尿水，明年的这一片草地可.能都会被尿碱烧死。太长太大太舒服的一泼尿，这是生理在受到外界条件限制的一次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更热闹的事情，在车老板儿谭文玉和看山门大嫂之间发生了。临近山门，老谭告诉我们，进山要检查火种，谁身上有火柴打火机之类的东西，要交到山门口检查人员的手中，才能进山拖柴。要搜遍每一个人的衣兜。坐在车老板身边的我，发现谭文玉把自己的裤兜从里掏了出来，然后，顺着兜边把线拆开，兜也就变成漏兜了。我在纳闷，他这样做是干什么?这兜不是一点儿作用也没有了吗?

    到了山门口，老谭“吁”的一声，马车立刻停了下来。同学坐了近一天的马车，纷纷下了车，望着森林里白雪映着白桦，一排排一层层，这真是好一派北国风光。看山门的女人穿得鼓鼓的，包头的绿头巾外戴着一顶大狗皮帽，看上去也有40多岁。这里的妇女，多大年龄都扎着两条辫子，让人说不出年龄有多大。“你这老滑头又来了，咋没冻死呢?”女人说。老谭嬉皮笑脸地说:“你爷们又回来了，冻死了，谁能把你的脸蛋滋润得又白又胖啊。”“别放屁了，先检查火种。”只见老谭乖乖地交出火柴和打火机，做了个投降的举手状，女人翻完了上衣兜，开始履行公事地搜裤兜，当女人把两只手伸进老谭的裤兜的时候，尖叫着缩回了双手，骂着:“你这不要脸的色鬼。”老谭任凭她打骂，只是得意地笑着。

    这场闹剧，只有我明白，原来老谭拆开了他的裤兜。当地男人没有穿裤权的习惯，一条空筒棉裤，裤腿一扎也就不透风了，那是因为穷。老谭每次来，都是挨这个女人搜身检查，今天，他恶作剧般地拆开兜底，女人把手伸进没底的裤兜，触摸到的是老谭的男根。女人骂，男人笑。我却有点儿难为情，这些没羞没躁的人，现在想想，那也是一种对寂宽生活的调剂。

    尔后的两天，我们在这茫茫林海雪原中往山下拖那些主干已被拉走，留在树根旁的粗细不一的树枝，摆好理顺装到大车上，装得高高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今年越冬必不可少的物质，如果没柴草，这46口人的大家庭将吃不上饭。我拖着桦树枝往山下吃力地走着，树枝唰唰在雪地划出粗细不一长短不齐的雪痕。树枝在我们手上、脸上也划出了道道血痕，美妙的青春也脚步匆匆地在我们身边划过。黄岗梁拉柴，让我知道了柴米油盐，柴的义项，柴的内含，柴的真正含义。

巡诊村营

    知道农村缺医少药，一到农村，我们就成立了医疗小组，一面劳动，一面学习，一面为附近的社员扎针送药，做得最出色的是现在在美国定居的韩勇和滕白勤，滕白勤读了中国医科大，一直从医到现在，其他四名同学都改行从事了其他的职业。

    我们青年点的大门旁，有一块草药园。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了红花、生地、山榆是什么样子。扎针从自己身上练起，印堂、合谷、足三里、内关等等穴位我都在自己身上脸上扎过。给社员扎针，扎太阳穴，扎到血管上鼓起了一个大包，吓得自己心砰砰跳。给三队一个叫董连贵的垂危病人导尿，我第一次把导尿管插人阴茎中，管子偏偏进入了睾丸里，看着病人因尿不出尿，憋得高高的小腹，我急得满头人汗，当导尿管插人膀胱，尿液哗哗地流了出来的时候，为病人解除了痛苦，心里别提多高兴。还有一次，我和滕白勤去10队给一个叫董福的看病，扎静脉推葡萄糖，因为这个病人，常年有病，血管很脆，一扎就漏，扎漏了就鼓起一个大包，扎了5次都没有成功病人说:“算了，饶了我吧，不扎啦。”滕白勤在最后决定，如果这一针不成功，就不扎了，终于在第6次扎了下去，成功了。

    另一次更有意思，离我们青年点最近的第八生产队，有一个叫程绍海的生产队长，后背鼓了一个大脓包，白色脓点清清楚楚，让我给他看看。我决定给切开，然后引流，当时没什么好的消炎药，只有口服土霉素片。在我消完毒后，刀子刚刚触到脓包处，脓液便带着压力喷了出来，喷了我一手一脸，脓血顺着他的后背往下淌。经我处理后，程队长十分感动，连忙说“谢谢”。

    一次五队的苏合得了胃病，病得受不了。我决定把药箱里的阿托品给他用，当针头扎进苏的屁股时，药水还没推，针头和针管就分了家，站在一旁的同学笑个不停，后来成了笑料。

    那些日子，白天劳作一天，吃完晚饭立刻背起药箱，到老百姓家巡诊，打针送药。只要白天告诉我们哪家有病，我们晚上一定到他家里。平时则从一队走到五队，第二天再从六队走到十队。因农村自然屯分散，每天这样不停地做，现在想想真佩服那时拥有的年轻，精力竟是那么充沛，那么令人赞叹。巡诊时我发现，躺在被窝里的男人，看我们来了，从来不起床，我们走时也一动不动。白天，我问进点带队的老贫农才知道，这里的男人不穿内裤，光腚睡觉。所以，见到我们入户，他们怎么也不敢动一动，也真难为他们了。当年我留在山乡的脚步，走了多少家，串了多少户，我自己也记不清。

我针灸治过的聋儿已经37岁了。我们点女同学接生的小孩儿也整好30岁了，我曾经手术的疤痕，还留在程队长的后背，巡诊山乡，难忘山乡，我们把文明带到了那个闭塞落后的地方，虽然我们没能彻底改变它的落后面貌，但是，那缕知青吹来的风给山乡带来了希望，可以摸得到可以看得见。

年终分红

生活离不开钱，天天花钱，月月挣钱，年复一年。然而，第一次挣钱的经历，拿着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挣的钱，至今还历历在目。不管岁月尘封到多久，要忘记那是不可能的。

1975年的7月27日，我离开父母下乡到了昭乌达盟的，第三天，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便与当地农民一起参加改天换地的农业劳动，有的挖树坑，有的打草，有的种菜。人生的黄金季节，在我们全然不知中磨合逝去，转眼间到了年底，我们决算分红了，按一个工日5角8分算，我开了99元钱，半年的劳作，减去了两天病假，劳动所得就是这些。第一年春节，我留在青年点没有回城探亲，其后也没再向家里要过一分钱。这99元钱，整整花了一年，这一年我用它买肥皂、买牙膏，买生活用品。那时候，当地卖鸡蛋四分钱一个，我都没舍得买过，一年全在青年点食堂喝瓜汤，吃冻土豆、大饼子。用省下的钱，给爸爸买过4斤当地的黄烟叶，买过2斤玉米原浆酒，买过20斤大黄米，让回大连的同学捎回去。99元钱整整花了一年，说给女儿听，她说，这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可是，那的确是真的，我第一次挣的钱，几张，什么币种，什么颜色，以及拿钱的感觉恐怕是今生今世也永远抹不去忘不掉的。

一张市内汇款单

我写字台的抽屉里，留着一张小小的汇款单的附言条，几经搬家，多次清理抽屉里没用的收据之类的票据，唯有这张汇款单上撕下的附言，我一直没舍得扔掉，看见它，我总是能想起我的一位好朋友。

26年前，我在一座矿山当机车工人，那天下夜班，车间会计送给我一张汇款单。我先是一愣，谁会给我汇款呢，金额是20元，附言是:“听说你家嫂子病了，送给你钱怕你不要，只得汇款了，花吧，别嫌少。”友昌，是胜利桥邮局汇来的，20元钱，在当时几乎是我们这些青年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昌是我下乡时的一个青年点的同学，家里生活条件比较好，父母都是教授，不像我生活中常常狼狈不堪。前不久，我们下乡的生产队的会计，来大连给我们清理账目，说住在东方宾馆。我接到通知去结账时，干了一年活儿，不但没挣钱，还欠生产队63元钱。昌先一天去结算的，他自己掏腰包，把我和另一个同学的钱给垫上了。在明细账里，我看到很多不合理的项目，大缸10元，炕席5元。这些都是留在那里的东西，也算到了我们的头上。后来碰到昌的时候，我要还钱给他，他却怎么说也不要。就这样一个留在我心底永远也抹不去的故事，一个不计得失与你相伴人生的朋友。连同这张小小的汇款附言条，有情、有爱，无论时间过多久，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伴着友情与我同行。

难忘盐场

提起内蒙古，我就会想起锡林郭勒盟，想起祖国的大青盐湖，额吉诺尔盐场。在那雪山一样的盐堆旁，在那一望无际的盐湖旁，曾尘封过我一段最艰苦最难忘的劳动。

1976年的5月，我19岁，作为一名唯一的大连知青，混杂在大队派往额吉诺尔盐场捞盐的农民工中。那时盐场的工人称我们为盲流。因为要给生产队搞副业，也就不管是什么了。我的下乡地离大连三千里，下乡地到盐湖，又经历了两天一夜，拖拉机车斗里的我，像一个石子被抛向了又一个千里之外。

到目的地，睡的是通炕，一个挨着一个，工作时间，下半夜两点出工，到晚上九点。工作是每人手里一把很大的带眼耙，不停地将已形成晶体的盐，堆积成垄，然后用锨装到车上，拉到盐堆，送到绞龙旁。不停地劳作，混身的汗水已分不清哪里是盐，哪里是汗。吃的是散散的小米饭，没有菜，只有一桶洒了盐的咸黑豆。和一群农民工在一起，吃饭时，我得去抢，否则不是没饭，就是连一勺黑豆也没有。超强体力劳动，似乎要熄灭我的生命之火。一向天真烂漫幼稚单纯的我，强咬着牙，硬撑着，夜晚躺在大炕上。浑身酸疼睡不着觉，看着民工挂在绳子上的衣服里的虱子直爬，因为那时不闭灯睡觉。刚刚觉得睡着了，又要上工了。上工前的忙乱，一盆洗脸水，十几个人用，最后洗的人，那就是一盆浆糊水。那时，我知道，我落人了生活的最低层，三个月下来我回到生产队，称了一下体重，从去时的128斤降到98斤，不足百斤。就是这次最艰苦的劳动，磨练了我迎接人生艰难困苦的性格，冶炼了我的筋骨，它让我实现了从蛹到蛾的蜕变过程，储备了我人生的宝贵财富，有了那次当民工捞盐的经历，我走进人生的风风雨雨，一切从头再来，从来没有低过头。

我把青春的汗水，凝固在祖国的大青盐湖，同大青盐一起闪亮闪亮。

留痕乌丹

从大连来到昭乌达盟，气候变了，饮食习惯变了，我和同学们出现了许多不适应，最难办的是我的扁桃腺总发炎，吃药不退烧，打针好一阵儿，整天就那么昏昏沉沉地上工下工。带队师傅聂德利向公社总带队反映了这个情况。1976年4月，刚刚过了清明节，接到通知，要我做好准备，与另一位叫崔方的男同学，一道去翁牛特旗乌丹医院做手术。点里还派了一名叫张建平的同学做陪护。大队给开了张介绍信，指定到乌丹医院五官科找一个姓时的大夫。

3个19岁的孩子从林西出发，到了乌丹先在附近找一家招待所住下了。这时，我们几乎同时发现床单上有白色的虱子在爬动，我看了恶心，张建平和崔方却兴奋了起来，每人抓了3个大白虱子放到窗台上，斗着玩，赶着玩，嘴里还不时地喊驾驾驾快点儿，手里用小条帚棍儿挑逗着戏弄着大白虱子，这些不知刚从哪个住宿离去的客人身上留下的小生物，给两个离家千里的大连知青带来了童稚般的欢乐。

无忧无虑地住了一宿后，总带队师傅张新政通知我们，当天下午1时手术，一再嘱咐我和崔方，不准吃中午饭，防止手术时呕吐，给手术带来麻烦。我们两个调皮小子，偏偏没有听张师傅的话，错误地认为，手术完了不能吃饭，手术前应该多吃一点，否则，那不饿死了。手术前，漫步在翁牛特旗乌丹的大街上，被一家牛肉包子铺吸引住了，走进去，一角钱一个大牛肉包子，一人买了10个，吃得饱饱的。1点前来到乌丹医院，办理手续后，走进了手术室，当时大夫端着有刀有镊子有药的盘子，走到我面前时，我就有点怵了。张开嘴时大夫把麻药扎到了我的咽喉部位，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感觉，就是想吐;当大夫把刀子伸向手术部位时，我就开始吐了，时大夫几乎是咆哮着说:“谁让你们吃东西了，没有好日子吃啦，混蛋!”这位40几岁的男医生，可能是在他行医的生涯中遇到的最糟糕的两个调皮鬼。他找来一个脸盆，让我们尽情地吐，吐完之后，重新漱口又扎麻药，这才将四个多余的人体哨兵扁体拿了出来。看着两个红红的，让我发烧那么多天的肉丸子，我泪眼晶莹。术后暂时失语，从小到大，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说不出话的滋味。当时在蒙陇的痛疼中，想起了大连的父母，兄弟姐妹，要是他们在身边，我一定要一支冰棍含在嘴里止血镇疼。轻伤不下火线，手术后，我们还在不停地从嘴里吐着血水，就乘上赤峰至林西的一趟公共汽车，回到了林西县，又坐马车回了青年点。那个晚上，带队师傅、同学们都来看我。记得正是沙尘天气，屋外扬沙看不见一米外的物体。青年点伙房那天破例为我们俩专门做了病号饭，病号饭是半盆疙瘩汤。晚上睡觉的时候，同屋的一位男同学在别人都睡去时，悄悄地贴在我耳边对我说:“志仁，真馋你的病号饭。”我悄悄地答应他，明天一定盛一饭盒，给他留着。可是点长在第二天早晨宣布停做病号饭，大家要同甘共苦，一起喝小米粥，吃咸菜。

岁月留痕，乌丹留痕，匆匆的人生之旅，在乌丹，不，乌丹医院，从我肉体的生命中，撕走了一块儿，不，一小块儿，留在了那里，留在了远方。（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