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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访古 自序
作者/来源:于建设 点击数:271 更新时间:2009-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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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自从远古时代起我们华夏大地上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就是一个由海洋、高原、大漠等地理屏障与外界阻隔开来的“文明盆地”。在这块基本上与外界隔绝的文明盆地里,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具有鲜明个性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原创性。它不是摹仿别人,也不是从别处移植、嫁接而来,而是由中华各族独创的文化。在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地理单元中,我们的文化发展虽然也汇集过外来文化因素,但它始终有个一贯之的主流,从没被一波又一波各种文化的大浪冲击所毁来或者覆盖。相反,每一次处来文化的潮水都被它所容纳或者吸收。而在历史上的每一次文化而进一步走向了成熟和自信。就这一特点而言,这在当今世界上各个民族中是独一无二的。     早在公元前后的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帝国和大汉帝国,彼此这间实际上也不存在着任何直接的联系。其原因是亚历山大帝国主要局限于中东,它在印度只有一个很不稳定的据点。而罗马帝国和大汉帝国,实际上被限制、隔断在欧亚陆的东西两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也是一个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阿拉伯帝国崛起的时候只是到了中国的西部边境,并没有对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自秦汉至唐宋的1000多年之间,所谓中西方关系实际上指的是中国与中亚、西亚诸国以及印度、阿拉伯各国的关系。直至十三世纪时,蒙古帝国崛起,发起西征,势力席卷欧洲和西亚,并入主中原建立元朝,才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与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的实质性接触。如果不是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上门来,中国人还会在“大地中央之国”的梦境中沉睡着。     在近200年与西方进行对话过程中,中国之所以最终不能与西文保持平衡状态,从根本上说,乃是在一这两个文化主体和各自立足于不同有经济力量。西文以蒸汽机为樗进入了工业时代,而中国仍然停留中牛耕马拉的手工农业时代。与各自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是西文大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民主共和政治体制或者是君主立宪体制,而中国仿佛是永远不会自动走向资本主义的。因国中国社会有着强大的自我复制的功能和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互相牵制互相作用,在每一个环节上独立突破都是不太可能的。这就是马克思早年研究过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同样,自然经济是与封建专制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是与民主制度相依存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     1840年之前,英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还是很大的。于是英国发动了鸦片贸易,引发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战后放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和魏渊等人做出发“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技术层面的反映。人们看到了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感受到了近代科学技术瓣巨大力量。过了2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代表先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成为了经世致用的法宝。他们的根本目的还是巩固封建统治,在管理和技术层面上学习西方。随着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的片甲无存,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人们的洋务梦想彻底破灭了。于是公车上书,维新变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随着戊戌六君子走上了菜市口,百日维新还是彻底破产了。接下来就是举国上下的盲目排外狂潮,从朝廷到平民似乎又恢复了中华帝国的自信。于是扒铁路、折电线、杀洋人、烧教堂,终于引来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中国皇室逃亡西安,随着义和团运动狂潮的消退,引起西文到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这一次又轮到了孙中山、黄兴等人登上了舞台。他们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气概提出了:“驱逐鞑掳,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人们只好选择了一条彻底革命的道路。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努力,终于把皇帝拉下了龙位。真龙天子不存了,做天子之梦的人还是大有人在,袁世凯、张勋等想当真龙天子的人还是层出不穷的。曾经是天子统治的土地上还生活着需要天子的臣民。于是,中国的文化人登场了。他们对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口诛笔伐,中国出现了昙花一现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在文化层面上对中国的传统进行了兴入的反思。其实这次运动在千百分劳苦大众中只是死水微澜,并没有真正产生思想启想的作用。好在从西方归来的一批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还是有了一些说话的机会,还是出现了胡适、鲁迅等一批敢于说话,也能够说话的文化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次残缺不全的思想启蒙运动。这种启蒙也是好景不长,中国的内战开始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后来日本人入侵中国了,国破家亡的紧急,又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是在这民族全面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以合法的身份登上了民族救亡的舞台。     我们是在封建传统根深蒂国固的国度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一切的现实存在不能不带有几千年传统社会的深刻印记。任何革命不能不是在政权更替的层面进行。真正的深刻的文化变革只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博兹曼总结说:“世界历史正确地证明了下述论点:政治制度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每一个在语言上和道德上统一的社会的命运,都最终依赖于某些基本的建构思想所幸存,历代人围绕着它们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们标志着社会的延续性。”这段话的通俗解释是: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本质规定;文化比起政权变更和王朝兴衰更加有它的恒久性;文化是一个民族兴衰荣辱的命脉所系。     中国就是中国。苏秉琦先生说:中国有“超百万年的文明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二千年的中华同一实体”。     中国与西方,这是100多年来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一切问题皆起因于国家经济向全球经济的转变,西方文化横向插入中国平稳而缓慢的历史进程中。于是,中国的面貌整个地发生了急速的变化。中国人一直在试图理解这种变化,希望这种变化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健康发展,也希望在这种变化中建立和谐的中西方关系。经过了近30年的痛苦选择,我们开始摆脱乌托邦的梦魇,对于西方世界我们又获得了新的认识。改革开放的20多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最多的时期。人们不再把主义的争论当成天下最大的事情来看待,人们以务实的态度,重商的理念,开始了财富的追逐。义利之争已经变得十分苍白,我们承认了国际惯例,从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开始了经济全球化的参与。毫无疑问,改革开放的20多年是中国几千年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东西方文化沟通、交流最活跃的时期。     面对伴随经济增长出现的一第列问题,诸如环境危机、发展失衡、政治腐败、道德沦落等等尖锐矛盾,人们不仅要知道我们从哪里走来,更要想知道我们将向哪里走去。我们又回到100多年前的命题:到底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我们学习西方的到底是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还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文化?回望100多年的民族发展历程,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层面上到底分别走出了多远的距离?我们不能没有全球化的眼光和本土化的战略。我们社会环境是开放的,在此环境中我们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也看到现实生活中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审美观念和人生态度。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经济是民族生存发展的特质基础,不能忽视;文化则是民族的灵魂,也不能忽略。文化复兴需要建设和传播先进文化;需要吸取各民族的优秀文化。     作为一个普通的文化工作者,这也是我个人久萦心怀的问题。其实我深深知道自己根本没有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功力,只不过是浅尝辄止地到西方行走了几日,只是走马观花地对于所见所闻、所学,所思,依照我个人的方式进行了记述。本人功力所限,眼界不及,时间不允,写了一些猎奇文字,仅供朋友们茶余饭后消磨时光。好在目前家乡的人出国还是不多的。看出了什么破绽也就是哈哈一笑而已。有感于此,本书就没有必要另加序跋之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