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一个例子，可以看出我的思想当时“左”到什么程度。   
    访日回国后，地方党政领导十分重视，让我先给盟委常委们介绍访日情况，然后，再开盟直机关干部大会，常委们事先规定了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那天，盟委组织部等部门的领导特意到车站接我。到宾馆后，我取出从日本带回来的茶叶，一边给他们沏茶，一边说：“请用茶，这虽然是日本产的，但它是日本农民种的。”事隔10年后，市里研究我调电大工作时，一个当事人在说起我因受影响而说错话、办错事时，特别引用了他亲耳听到的我说的这句话，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难忘玉田皋

    下乡时，我曾做过农村基层领导工作，最初是当知青点负责人，这就需要团结大多数。我在农村工作中，比较注意团结当时被认为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我在实践中感到，一些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大都智商高、聪明、懂管理、会经营。
    边全有和我一起下乡，曾一度因家庭出身不好，有包袱。但他会木工活，又会修鞋，我就让他当了“五七维修组组长”；搞科学种田，派他出去开会、学习，他十分感动。几十年后在知青返乡大会发言中他还说：“我出身不好，但春泽在青年点没有歧视我……”
    聪明而又足智多谋的王钟，出身富农，开始也有包袱，但他和我是知心朋友。开始，王钟任大队民兵连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又担任大队支部副书记，知青共大校长，返城后先后任市区书店经理、书记，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处长，现在是报业中心主任。
    曾经有人说我是口头革命派，即文章中写抓走资派，但在本地不抓。为什么?我在农村工作实践中想到，要想搞好一个地方的生产，光靠知青不行，必须调动本地干部、群众。辽宁省搞知青“挑重担”，即选派大批知青到生产队当队长，一些干得出色的知青都注意调动本地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我这里要改种稻田，要动员群众搞农田建设，如果头天晚上定准谁是走资派揪出来，第二天就会有一大批人不出工。因为农村宗族观念强，谁家的二大爷被撤职了，被批斗了，他的同姓亲属就没有参加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了。因此，清查“四人帮”时，专案组同志总问我：“你在文章中总讲抓‘走资派’，为什么不见你在本队抓走资派？”我说，我觉得农村干部没啥问题，有人无非好吃请、喝点儿酒，“酒盅一摸什么都说，饭碗一端政策放宽”。批评一下算了，不能当“走资派”打。因此，我与农村干部关系处得一直不错。我那里也搞知青“挑重担”，有沈阳、上海、辽宁、抚顺下乡知青派到生产队当副队长，一把手都是本地干部，知青当队长只抓学习理论，这样不至于耽误生产。
    在由知青组成的青年队，我建立了一所“农民业余理论学校”，把知青派到各生产队，再从各生产队选派农村青年到青年点，业余理论学校除了学理论，还让他们学文化，抚顺知青王维仁曾担任过文化课教员。
    1975年末，盟委、旗委决定在我们公社办知青“共大”，计划把各地知青点点长选送来学习培养，回去带好知青。可各地选送时，不仅送骨干，为甩包袱，把一些纪律散漫的青年也送来了，增加了“共大”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