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再说说1975年9月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召开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及市、地、盟负责人参加，国务院知青办确定了12名知识青年代表上会：天津邢燕子、云南朱克家、河南薛喜梅、河北程有志、黑龙江高崇辉、陕西戈卫、新疆肉孜古丽、江苏曾昭林、广东林超强、安徽张登龙、四川刘俗恕，辽宁省是我。其实参加会议的，不仅这12名知青，各省、市、地、县与会领导中也有不少知青，只是把这12人作为知青代表。
    国务院知青办奚中生同志代表国务院知青办召集这12名知青座谈，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也参加了。我在座谈会上说：“我挖了一捧大寨虎头山上的土，要带回去，让大家看看大寨人是在这样的土地上创高产的。”后来，我把虎头山上的这捧土作为珍贵礼品送给农村的一对新婚夫妇。
    陈永贵在讲话中希望大家回去后，都搞一个超大寨的点。会后，12名知青和陈永贵、郭凤莲合了影。当会议转到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继续召开时，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单位联合召开采访座谈会，请与会的知青代表谈体会。邢燕子、朱克家发言后，《人民日报》记者点名让我发言。这时，河北的程有志说：“柴春泽，你那里是不是一年迈了三大步?”他听别人介绍了我们重新规划方田、林网又试种水稻的情况。我在会上讲，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越深入，生产领域的变革越显著。邢燕子提议与会全体知青联合给毛主席、党中央写封信，表示学大寨的决心。由谁起草呢?大家推举朱克家和我，我对朱克家说，请你执笔，写出后咱俩共同商量。起草信的过程中，朱克家请我到云南代表团驻地他的房间去过两次，他是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七林旺丹住在—起。
    就在这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讲话后，一些省代表说“讲得挺实在”。邓小平同志说“我讲三句话”，他的讲话通篇没稿，会场很静。江青讲话时说代表毛主席，大家出于对毛主席的感情鼓了掌。邓小平讲话中说“现在农村一些地方不如解放初期”，江青大声说：“那是个别的。”邓小平说：“个别的也得注意。”我们当时都是从积极方面理解江青插话，认为中央领导之间讲话十分随便。朱克家曾说：“邓副主席讲话有水平，有一次开会，等电梯，见到了邓副主席，没敢和他说话。”
    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后，《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发了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12名知青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后，各省纷纷转载，宣传声势很大，辽宁省团委、知青办、联合召开全省有线广播大会，曾绍山等领导都出席会议，我在大会上传达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
    后来我们听到传达，邓小平同志在我们的信上批示说：“建议全文或摘要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毛主席的批示是：“应发表，可惜来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些。”
    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动力，我曾为玉田皋变化太慢急得哭过几次。1975年末，我利用开会机会，几次找旗、盟领导，催促尽快上引水工程，想借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东风，加快工程的进程。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旋涡中

    1975年末，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上，华国锋同志作报告，邓小平同志讲话，动员全国普及大寨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我回到公社，连续召开各种会议，认真传达会议精神，按照已有的规划，为改种水田、加快引水工程进程做准备。可是不久，报刊宣传的调子就变了。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极“左”舆论是极富煽动力的。开始传达中央打招呼会的精神，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所有的知青典型都面临着一个共同任务：一旦来了新的运动，就被通知去旗、盟、省开会。新闻单位就来要表态稿，不及时表态就是立场问题。极“左”路线统治时期，政治上态度不明朗，对知青典型来讲是大是大非问题，谁也不敢有半点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