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辽宁省知青办经盟、旗知青办找到我，要我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我说，那样的文章写不好，湖北武汉下乡知青张静的来信，提出了六个问题，特别是对理想、前途问题的讨论，我认为比较重要，正研究这封来信并写回信。
    辽宁省不久又传达毛主席对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信的批示：“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拟宜专题研究开一个会，然后给予解决。”如何解决知青问题?我不可能知道。
    辽宁省领导在一次知青座谈会上讲话说：“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12名知青写的信，邓小平的批示是‘建议全文或摘要发表’，而主席的批示则是‘应发表，可惜来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些’，这明显的就是批邓。”还有人说：“辽宁青年意识形态革命还可以，大有作为还不行，这些都是对着你们这些辽宁知青典型的。因此，需要你们写文章批邓。”这些舆论使我们的思想越来越乱。
    1976年4月5日，报上公布了“天安门事件”，说邓小平性质变了。不久，辽宁省团委、知青办通知我到沈阳军区招待所参加全省知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座谈会”，会上要求知青典型带头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时，我给张静的信的内容，就由讨论理想、前途问题变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新闻单位向我要表态稿，我说没时间写，可把给张静的信当作表态稿。这样，我给张静的复信先后刊登在《辽宁日报》、《湖北日报》、《光明日报》上，还有一些省报转载了。
    1976年，辽宁省委由李伯秋主持工作，毛远新当时已不在辽宁。我是在1974年初辽宁团省委召开的“学习吴献忠座谈会”上第一次见到毛远新的。当时，《辽宁日报》和《人民日报》已发表了我给父亲的回信。毛远新、李伯秋在座谈会上讲话时，都赞成批给父亲回信中的观点。李伯秋说：“黄帅出来把老师吓一跳，张铁生出来把教授吓一跳，柴春泽出来把老干部吓一跳。”毛远新说：“柴春泽，你现在还没有发言权，在下面干三五年就有发言权了……”我对毛远新的感觉不一般，因为他是毛主席的侄子，我觉得虽然没有亲眼见到毛主席，能见到毛主席的侄子也是幸福的。特别是1975年访日回来后，他让秘书通知我和魏礼玲(时任团辽宁省委书记)，听取汇报后，留我们一起吃饭。我想，60年代，毛主席请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吃饭，是他们的幸福，同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一起吃饭也是我们的幸福，因为这些都是出于对毛主席的感情。吃饭时我曾提出，马克思说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后要发生革命变成社会主义，日本资本主义这么发达为什么不发生革命，变不成社会主义?我问了两遍，毛远新说：“这可能与国际环境有关吧。”
    我见毛远新只有这两次，以前只是听过他在大会上的讲话。例如，1972年辽宁省知青讲用会上，他说：“人类社会充满着矛盾，大自然充满着矛盾，培养自己的子女不适应这个矛盾，就会碰壁。”毛远新不可能个别对我讲什么。听会上的讲话，感到他对毛主席的书学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