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辽宁省委召开全省知青工作会议，通知我和部分知青代表参加。省委书记李伯秋在会上讲：“这次开会要请知青放炮，要吵一吵。”当时，一些报刊正在发我给张静的信。会议认为，光有我给张静的信还不行，要有全省知青典型的共同表态，会上确定由刘继业起草一封致全省人民的公开信。后来这封信在《辽宁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公开信发表前，由刘继业念了一遍，我感到刘继业的写作水平很高，我不如他。我自己写不成那样的信，只能写出给张静复信的观点。
    辽宁省知青工作会议上决定，各地要仿照省会议的开法，层层召开会议。议题是落实毛主席批示，专题研究知青工作，搞好知青战线“反击右倾翻案风”。
    昭盟仿照省委的搞法，召开了全盟知青工作会议。会后，我按公社的安排和我们公社书记黄珍带着感谢信和锦旗去辽宁省营口大洼县，感谢大洼县派两名水稻专家帮助我们改种水稻。事情是这样的：1976年春，新任昭乌达盟委书记高学忱(原来在盘锦工作)和副书记许宏文来玉田皋检查工作。我向他们汇报说，试种了水稻几千亩，但是没有人懂种水稻，急需技术员。高学忱当即起草了给盘锦大洼县赵玉礼的电报稿，我跑到邮局发出。没过几天，大洼县就选派了农场副厂长常跃宗和生产队长赵甲臣来到玉田皋，他们的到来帮了大忙，我们非常感动，因此，决定亲自登门答谢。
    我们途经锦州时，不知什么原因，由锦州知青办的车把我们接到了锦州市革委会招待所。原来盟知青办在我们出发后，给锦州知青办打了电话，大意是柴春泽去大洼县，途经锦州，因为是知青典型，希望给予关照。锦州知青办无意中得到这个消息后，知青办主任一定要我在锦州知青工作会开幕式上讲话。在当时那种舆论的包围下，我能讲什么呢?只能讲毛主席如何对知青工作作批示，辽宁省以及昭盟如何召开知青工作会议。锦州是全省知青典型的所在地，更应重视知青工作，因为以前吴献忠在省里开会时，曾讲过她在锦州不太受重视，她作报告，市委书记离开会场去休息室听等。因此，我在讲话中就指责锦州市领导不重视知青典型。
    锦州知青会开幕后，我就和我们公社的书记黄珍离开锦州，前往大洼县送感谢信。在大洼县开完会，阜新市知青办派人找到我，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知青工作会，因为他们也在传达省知青办的精神。
    在阜新，我接到新华社记者苏树翘的电话，他说：“新华社要写纪念‘八一八’的稿子，需要采访辽宁省知青典型。”他找到了张铁生、刘继业，听说我在锦州，就一同赶到锦州找我，没想到扑了空，希望我立即返回锦州。就这样，我又第二次返回锦州。这期间，锦州驻军和锦州工会先后召开欢送知青下乡大会。听说我们这些知青典型在锦州，一定要我们参加会议。参加会议，又必须讲话，讲什么?还不是会议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