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过去的“功绩”转眼间变成了吓人的“罪名”；一些过去心目中党的化身的领导人都成了“反革命野心家”；一些和自己交往较多的知青和各界朋友都成了“有牵连的人”。我的确有些蒙了，同样一句话从别人口里说出的都算不了什么，而对我来说就得说清楚；同样一件事别人参加了都是受骗上当，而我就成了“主谋”。1977年四五月间，我被拉回玉田皋乡批斗。
    代表公社党委发言的恰恰是我后来的爱人刘立新。我们当时的恋爱关系还没有公开，但在一些人中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1974年底，我收到父亲一封信，内容是动员我不要在农村找对象，他已决定在城里为我找对象……我理解父亲，一直关心着身在乡下的儿子，可我这时已身不由己。在城里找对象，无疑意味着为回城做准备，那样全国知青都会骂我，因为我已说过“扎根农村，争取奋斗60年”。
    这时，回族女知青刘立新已向党组织表示决心扎根农村。一个少数民族知青，在生活不方便的情况下表示扎根农村，我很赞成。立新在知青点的表现也很出色。一次，我找不到放牛的，她就自告奋勇，当了十几天“牛倌”，得了急性阑尾炎，在乡镇医院做手术时，硬是在无麻醉药的情况下完成了手术。大队开会研究消灭农田虫害，刚散会她便和一女青年带着农药去灭虫……作为少数民族的她，在农村安家很难找到尊重她生活习惯的汉族，我应当以实际行动帮助她，因此，我就决定选择刘立新。一则证明我的确真心扎根农村，二则与少数民族结合也是与旧观念决裂。我还建议她把原名刘惠贤改为刘立新。
    这次公社批斗会上看到立新代表党委发言，我很高兴。因为这说明她没被牵连到不许工作的程度。因为，在极“左”路线影响下，有问题的人是不会出面做大会发言的。
    1978年4月29日下午，我正在翁牛特旗经济林场工地劳动，监督我的人到工地找到我：“柴春泽，有外调。”这是常事，开始我每天关在屋子里写检查，后来被告知可以和林场的工人一起劳动。我很高兴，认为自己的问题可能很快会解决，盼着回玉田皋。这次走到林场大门口，看管我的人说“把铁锨先放在门口吧”，我丝毫没有感觉，进到院里见
一辆大卡车停在那里，周围站满了林场的工人。从这些朝夕相处的工人脸上，我感到似乎要发生什么事。
    刚迈进我住的那间屋，一左一右站上来两个便衣，对面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纸。专案组的人说：“柴春泽，听着下面宣布对你的处理。”站在我对面的人念起逮捕证……我像是在做梦，不是说只要说清楚就可以解脱吗？！不是说党能正确对待犯错误的青年吗？！“给他铐上！”一个人上来给我戴上手铐。“这是你的行李吗?带上。“我被人架到大卡车上，心想，在电影上看到的监狱不是稻草铺地吗，怎么还带行李？
    到了翁旗看守所。一个人坐在那里审问我：“叫什么名?”我突然想起，这不是几个月前我到一个公社做报告，旗里派出的负责安全保卫的那个同志吗?他怎么能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只好回答：“柴春泽。”“犯什么罪?”“……”我真不知自己犯什么罪，如果说是“反革命罪”，我怎么能成为“反革命”呢?他也不再问了。吩咐我把裤带解下，鞋带解下。原来监号内怕自杀，我一一照办。“咣”的一声，我被推进一个监号。一个长条土炕上端坐着八个秃脑袋，脸像白纸。我一眼看到贴在墙上的“看守所人犯守则”：“不许说话，不许喧哗……”我仍像是在做梦。“喂！什么犯呀?”一个年龄稍大一点儿的犯人问我。我不敢说话。“没事，小声说，没关系。”他们见我不说话，互相小声说，“他这样是什么犯呢?黄上衣，蓝裤子，是不是转业军人?转业军人会是什么犯?”“是不是个强奸犯?”我听了大声说：“什么强奸犯!”站岗的战士听到了，来到铁窗前大声说：“柴春泽，不许说话！”
    犯人们一听“柴春泽”，立即小声议论开来，“哎呀!我跟柴春泽一起蹲大狱来了。咱们这小小刑事案，三年、五年，没大事，他那事说大就大，说小就小。”我心想，啊!人间还有这样一个地方。静静的夜里，月光穿过铁窗斜射在土炕上……
    一天，我被押送到喀喇沁旗批斗。到会场时，武警一人揪着一只耳朵，场内一个女青年见后吓得大声喊“妈呀……”我只觉得昏沉沉的，像是在做梦。
    5月，我被押回玉田皋游斗。远远地看见很多乡亲们围在公社院内。走近时，只剩下一些席地而坐的中小学师生们。我是很想见见乡亲们的，可他们怎么都躲远了呢?中午饭是在公社食堂吃的，大米饭炖肉。我带着手铐的双手捧起大米饭时，泪水无论如何也止不住了，年轻的武警大声问：“你哭什么?”回想我们下乡时吃大米饭的情景，公社书记大声宣布，为欢迎知识青年，公社特意从粮站领回大米……而现在的大米，是用我们知青和乡亲们的血汗凝结而成的。
    监号里潮湿，管理干部问我的毡子、厚被褥在哪里，我说“在农村时给困难户了……”公社领导当即决定，从公社取，多亏了公社领导给了我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