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新说：“过去他受了刺激，现在刚好些，拒绝他，他精神就崩溃了。我个人的事，我个人定，今后要饭，我给他提篮子……”就这样，她背着家人在单位开了介绍信，我到知青办开了介绍信，准备结婚。
    结婚前，我就惦记着第二故乡玉田皋。1980年3月8日，我只身回到玉田皋，一住就是八天，乡亲们争着让我去家里吃饭。这月的24日，我和刘立新办理了结婚手续。结婚后才发现，我成了女职工的“家属”。因为立新在辽河工程局有正式工作，我则成了回城待业青年。我不甘心这样，几次去盟、旗知青办，向领导提出：不能待在家里
等，现在乡下还有知青点，我可以回知青点。6月4日，昭乌达盟知青办为我开了介绍信：“翁旗知青办：柴春泽同志仍是你旗下乡知识青年，望安排劳动场所。”我拿到信后非常高兴，因为看到介绍信中称我为“同志”，我是为“同志”两字而高兴。见到熟人就给他们看这封介绍信。看信的人没有一个人说“好”的，都说：这怎么行?身体不好，再下乡能行吗?后来我发现，朋友们关心的是怎样安排我的工作，才不管称不称“同志”呢。由于玉田皋青年点已撤销，旗里决定我到广德宫窑砖厂青年点。就这样，我于6月15日第二次下乡到了南窑砖厂青年点。
    烧砖压瓦真累，特别是砖瓦出窑时，连裤衩都湿透了。但我很高兴，每次出窑还带头进去。7月1日，我提出找砖厂厂长、党小组长凌宝泉同志谈谈。对他说：“我不能离开党……”老厂长一听脸转过去，流泪了。事后他说，我以为柴春泽找我请假回家，没想到他谈不能离开党。9月的一天，接到通知，要我到翁牛特旗纪检委。纪检委的同志说：“盟、旗正讨论恢复你的党籍，为你做复查结论，你自己要实事求是地谈谈自己的情况。”很快，旗纪委对我的问题做了反复结论：恢复党籍，免予处分，党龄连续计算。
    8月19日，旗知青办在致盟知青办的报告中写到：柴春泽系1971年赤峰市下乡到我旗玉田皋公社的知识青年，至今已有10年时间了。根据中共[1978]74号文件和内蒙古人民政府[1980]147号文件中旗县不再列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范围的指示，我旗1977年前下乡的知识青年基本招完，1972年前的老知青只有柴春泽一个人了。我们的意见是，将柴春泽招工回赤峰市。
    招工回赤峰确定了，但到什么单位一时定不下来。1980年6月第二次下乡前，我把立新安排住到她舅
舅家的一间防震棚内，以便使已怀孕的妻子有人照顾。其实她是不赞同我第二次回乡的，但她知道我的性格，我认准的事，一般人说服不了我，她怕我精神上再受刺激，就违心地说：“去吧，我支持你，我有工资，可以给你寄钱……”8月下旬，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流产了。我为此急了好多天，立新哭着说：“你要党籍，不要孩子……”
    正在商量我招工回赤峰到什么单位时，自治区知青办主任高玺明和杜志毅到昭盟检查知青工作。他们利用休息时间打听到我们的住处，我和立新都不在家。知青办主任用手摸摸坑、摸摸墙，高主任握着立新舅舅的手说：“谢谢你，你替我们做工作了。”我和立新听说自治区知青办主任来家里看，非常感动，跑到宾馆看望他们。知青办领导非常热情，关心地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习惯地说：“挺好，没什么困难。”立新打断我的话说：“什么没困难，要实事求是地说，连房子都没有，这不是困难吗?”高主任问：“辽河刚盖完楼，怎么没房子?”立新说：“分房以男职工为主。”知青办主任说：“以男为主，男的也去。”后来又经分管盟长阎福荣和盟劳动局局长丁占成具体过问，我真的给分配到了辽河工程局。
    10月4日，我正式到辽河工程局报到，局里同志说：“是工人到劳资科报到，是干部到组织部报到。”我在农村时虽然是经盟、旗委组织部考核正式任命的干部，而现在我的身份则是招工的知青，劳资科决定我当配电安装工。立新担心地找到领导：“春泽精神受过刺激，搞电太危险了。”局里领导解释说：“电工是工人当中的好工种，算是照顾了。”不久，我们分到了辽河工程局院内的一间平房。虽然没有给楼房，但我们仍十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