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革期间首批赴云南垦区的知青——北京五十五
   “北京五十五”是以李镇江为代表的北京中学生，共计55人，平均年龄不到17岁。“北京五十五”最早的发起者是东城区25中、65中等学校的红卫兵，以高中生为主，不少人的父母亲都是高级干部，他们中一些人都在东城区红代会担任了一定的职务。
出身高干家庭的李镇江无疑是当时众多狂热知青中富有冷静思考思想早熟的先进人物，作为北京市65中红卫兵的领袖，他在红卫兵运动风气云涌，已成燎原之势时，陷入对这场“破四旧”转而“打倒走资派”的革命运动的苦苦思索中。他那些为革命戎马一生的父辈们，一夜之间从高高在上受人尊敬的地位，被打翻在地。昔日高干子弟的优越感，消失殆尽。他们当初造反是为了打倒自己对立面的人，可造反到自己亲爹妈头上了，于是他陷入了迷茫之中，难堪而痛苦。他们停止盲从，认真阅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18岁的李镇江和他的“战友们”从毛泽东一贯主张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以此重塑自己，并以此证明自己的阶级忠诚和找回已失去的优越感。
李镇江1966年在“大串连”的时候去过云南，还长途跋涉到过西双版纳。那里的热带雨林，傣家竹楼，遍地的鲜花和水果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这是一块美丽而神奇的土地。当地人告诉他们，帝修反卡我们的脖子，进口橡胶很困难，我们一定要种出“争气胶”。李镇江怀着一种浪漫的色彩提出来：去云南！立刻得到许多战友们的响应，去云南，去西双版纳，建设我们国家的第二个天然橡胶园基地。
他们说干就干，去云南的方案迅速地酝酿成熟，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成员有王树理、苏北海、伍穗平、何龙江等人。
1967年11月，由伍穗平、何龙江、张劲辉组3人先遣小组出发了，他们身上揣着首都东城区红代会的介绍信和大家凑的路费，专程赴云南与当地领导联系去西双版纳开垦胶林的事。
时值“文攻武卫”的黑风正在席卷全国，他们乘的火车一路上停停走走，走走停停，整整走了一个星期，腿都坐麻了。刚刚走出昆明火车站，就听到枪声，原来期间昆明市区，云南的两大派“炮轰派”与“9?13”派之间武斗正酣。
当时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还没成立，最高权利机构是军管会。省军管会边疆组的负责人叫桑传宝，是一位级别很高的军人，他热情地接待了首都来的“革命小将”们，仔细看了他们的介绍信，笑了：“我很佩服你们的勇气，我也很愿帮助你们，事情并不象你们想的那样简单，你们要到边疆安家落户，必须经过上级批准。”
“哪个上级？”
“反正，我们省军管会决定不了”
“那，就要找党中央、国务院了？”
桑传宝笑而不答。
三个人去时兴冲冲却一无所获地回来了。回北京后，他们又在一起商量对策。有人提出：“我们去找周总理，周总理一定会理解我们，帮助我们。”
“可是我们怎么能见到总理呢？总理太忙了，不可能有时间听我们详细的口头汇报，我们写一份材料，找个机会递上去。如果总理批示了，问题就解决。”
他们坐下来斟酌措辞，充分陈述理由，写好一个报告。
11月下旬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正在东城区红代会值班的北京65中高三女生林力同时接到来自两个渠道的消息——他在《北京晚报》当记者的表哥林为民和当时北京市中学红代会负责人李冬民都打来电话——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工贸口的代表，我们可以被带进会场。机会突然降临，来不及考虑更多，叫上当时在办公室的张春荣、张劲辉，3个人飞奔到人民大会堂，李冬民早已等在东南门，进了湖南厅，总理正在听汇报。他们才发现忙乱之中早竟然没带上写给总理的报告！回来取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当场写一份，可是又找不到象样的纸，只好凭着记忆，由林力口述，张劲辉补充，张春荣执笔，在黄军包里找到的一张从练习本上扯下的纸（决非以后外界传闻的烟盒纸）。写下了决定他们命运的报告《首都中学生赴滇申请报告》：
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是北京的中学红卫兵，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到云南边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我们经过实际调查和亲身体验，深切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橡胶生产更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美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争气，我们志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我们现在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向战场！请中央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