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从1966年到1976年，神州大地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内涵和外延都较前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兴衰起落，带着鲜明的政治运动色彩。

第一节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与下乡知识青年回城“造反”

     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红卫兵”一词起源于清华大学附中的一个学生组织，红卫兵的出现要追溯到“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内容分三部分：一是宣布撤销以彭真为首、受到刘少奇支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是同年2月曾经中央同意批转下发的，故简称《二月提纲》(注3—1)。重新设立中央文革小组，由康生任顾问，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任组长、副组长，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二是列举《二月提纲》的十条罪状，与之相对，另行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三是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通知》号召“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在“五·一六”通知的鼓动下，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在北大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攻击北大党委。5月29日夜晚，清华附中十几名学生在圆明园旧址集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火车头”，有的提议叫“向日葵”，最后，经多数人同意为“红卫兵”，意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6月1日，毛泽东主席批准广播北大聂元梓等人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全国上下为之震动。于是，一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四大”为特征的造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就在这一天，清华大学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表示“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红卫兵”三个字后面签名的有100多名中学生。以后，红卫兵组织便在京城各校园里蔓延开来。
    毛泽东对于红卫兵的出现，感到由衷的高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曾经说过：“我历来主张，凡是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他认为：“我们虽然搞了农村斗争，工厂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发动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要搞“文化大革命”。但他深感“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很大。于是他决定发动红卫兵来排除阻力。1966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特邀了部分高等学校代表列席会议。还特意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对红卫兵的造反精神表示热烈支持。并把这封信和红卫兵的两篇大字报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与会的中央委员“学习”。这一消息捅到了社会上，红卫兵欣喜若狂，于是各院校原来各式各样的“造反”组织，很快变成了清一色的“红卫兵”组织。毛泽东还鼓励红卫兵到各地串连，推动“文化大革命”。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从6日起，组织外地高等学校师生来京参观“文革”运动，交流经验，并规定免费乘坐火车，还发给生活补贴。8月18日、31日，9月15日，10月1日、8日，11月3日、10日、25日，毛泽东曾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1100万红卫兵，把红卫兵运动推到了顶峰。在毛泽东支持和江青等人别有用心的煽动下，红卫兵冲向社会、机关、企业、学校，揪“叛徒”，破“四旧”，斗“走资派”，一时间，闹得鸡犬不宁，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当时在“左”的错误支配下的报刊舆论，都大叫“好得很!”认为“千百万红卫兵由学校走上街头，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荡涤着旧社会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扫着几千年来堆积起来的垃圾赃物。红卫兵干了大量好事。”红卫兵是“革命的急先锋”，是“新生事物”。我们要“擂鼓助威，鸣锣开道，高举双手，欢迎新生事物”。
    二、下乡知青回城“造反”
    红卫兵运动冲击着各级党政机关，打乱了正常工作秩序，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已很难进行。原计划1966年动员67万人下乡，上半年完成了36万人，下半年即无法正常进行了。而且已经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大都返回城镇。下乡上山工作处于无所适从、进退维谷的境地。
    红卫兵的大串连，带动了下乡知青的大返城。据当时在中央安置办公室工作的同志回忆，过去接待下乡知青上访的人数，每天少则3、5人，多则7、8人，很少有超过10人的时候。他们主要是要求解决下乡插队中的具体问题。而随着红卫兵大串连的兴起，乘车不要票，吃饭不要钱，下乡青年也和红卫兵混在一起，大批返回城镇。当时各地涌向北京的下乡青年就有6、7万人。其中一些人在红卫兵“造反”精神的影响下，成立了各种形式的“造反”组织和“联络站”，鼓动更多的下乡青年回城“造反”。他们的“造反”心态不同，一些人难免带有某种报复和泄愤的情绪。有的找动员他们下乡的学校和街道干部算帐，有的则批斗当时管理知青工作的领导干部。说他们执行了一条刘氏(指刘少奇)修正义主义黑线(指刘少奇50年代在许昌等地的讲话)(注3—2)，“必须彻底砸烂。”1966年8、9月间，从广西等地来京的70多名下乡知青，首先占领中央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办公室，宣布他们夺了中央安置办的权。他们砸开了档案柜，使档案大量散失，公布了处理某些奸污迫害下乡女知青的案例。他们相继召开大会，对中央安置办领导人进行批判。他们占据办公室后，中央安置办的工作人员被迫转入“地下”办公，以保持上下的联系。为了接待日益增多的“造反人员”，又不得已把接待站从砖塔胡同迁到万寿路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大院。在上访人员中，更多的人是想把户口迁回城镇，对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革命路线并无多大兴趣。但是，在当时对户口实行严格管制的情况下，返城知青的这种要求是无法实现的。
三、动员下乡知青就地“抓革命，促生产”
大串连使当时本来就很紧张的交通运输更加不堪重负，也给各地的党政机关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全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各地纷纷告急。迫不得已，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0月29日发出《关于北京市大中学校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和12月1日又连续发出通知，规定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各地进行串连。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当年春节后恢复大串连的计划。至此，全国大串连才被明文终止。
红卫兵停止串连，返城的下乡知青和其他来京人员也不应该继续串连和逗留城市。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立即制止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通知第三条说：“前几年下放农村已经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   
通知下发后，有一部分下乡知青遵照通知精神返回农村。但多数知青对于把他们回城上访、请愿、“闹革命”的行动说成是搞经济主义表示不服。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所谓经济主义，从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中可以看出其内涵指的是什么。社论说：“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起来，用经济主义来欺骗群众，蒙蔽，群众，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而真实情况是：煽动经济主义的恰恰是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1966年12月26日，江青接见由来京临时工组织起来的造反组织——“全国红色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头目时煽动说：“临时工、合同工制度就像资本主义对待工人一样，非造这个反不可”。会后，“全红总”的头头把江青的讲话散发到全国。并以此为根据，迫使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同“全红总”签署了所谓的《联合通告》。这个通告错误地规定各企事业单位对临时工、合同工一律不得解雇，并规定在1966年6月1日后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返回本单位，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闹复工、闹转正、闹工资福利待遇、闹增发劳保用品和保健食品等，一时甚嚣尘上。党政机关、企业主管部门受到很大冲击。
    以上可以看出，把经济主义这顶帽子扣在下乡青年头上，的确是委屈了他们。但是让下乡青年长期逗留城市，也会增加不安定因素。为此，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67年1月4日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教育、新闻、体育工作者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会上讲话时，对下乡青年说：“你们的岗位是在农村中，你们应和农民一起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在农村中为农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你们的困难，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将找你们的代表座谈，帮助你们解决。”
    2月11日。《人民日报》在“抓革命，促生产，打响春耕生产第一炮”的社论中肯定了下乡知青做出的成绩。社论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近几年来，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和贫下中农结合上，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社论号召尚逗留在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把自己上访的意见留下来，立即返回本地，和当地革命群众一起闹革命，积极参加备耕和春耕生产工作，夺取革命和生产双胜利。
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新阶段，广大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已积极返回本单位，参加夺权斗争和农业生产。但是目前还有一小部分人，以种种借口长期在城市逗留。为了妥善处理这一问题，特作如下规定：
(一)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所有人员应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搞好生产。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
(二)有些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影响，做了一些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只要他们回到本单位认真检查，改正错误，可不再追究。
(三)在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中，有少数行踪诡秘，不报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到处招摇撞骗，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国家财产的坏分子，要彻底查清，依法严办。
(四)对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第三条：“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执行。
    (五)前几年精减下放、现居城镇的人员安置问题，也应按上述第四条的精神执行，不得回原工交企业和事业单位强求复工。
    各地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进行了许多艰苦的工作。除了要说服下乡知青本人外，还要说服青年的家长，说服农村的干部和城市里的红卫兵组织。为了解决下乡知青返回农村的路费问题，国务院1967年2月27日在答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电报中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回原单位，自己能够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确有困难的，也可以由接待单位代购车船票。所需费用，如果本人归还有困难，可由所在地人民公社开具证明，由接待单位报销。”实际上外地来京上访请愿的插队青年，很少人有自己掏钱买回程票的。只要他们愿意回去，接待站一般都代付车票费。
四、下乡知青再次回城“造反”
经过一系列工作，大部分返城知青回到了农村。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持续动乱，造成下乡青年在生产、生活上许多具体 困难无法解决。加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左”的思潮也继续影响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特别是1967年3、4月间，林彪、江青一伙大批所谓“二月逆流”，把矛头针对几位老帅和周恩来总理。北京城里到处张贴着“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的标语，由于谭震林当时兼任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知青上访问题的通知是通过谭震林同志请示周总理决定的。这就增加了知青对《通知》的正确性的怀疑。有些下乡知青闻讯后重新“杀”回城市。来京上访请愿人数再次回升。当年7月1日，中央安置办公室来访接待站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动向。
5月以来，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又大量进城，估计已达40万以上。据一位来访青年反映，现住中央各接待站的下乡人员，以新疆的为首，串连700人，将于7月3日到中南海门口静坐，要求周总理接见解决具体问题。广西来访青年说，该区下乡青年也进城建立组织，并要求来京造谭震林的反。湖南省长沙、衡阳、郴州、黔阳等地20多位安置部门的干部反映，目前，全省夺权斗争十分激烈，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有9个问题：(1)全省近5年有6万多城市青年下乡，其中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70%。(2)插队青年中70%的人反映生活达不到自给。(3)70%的下乡青年长期逗留在城市，要吃住，要看病，要户口，要安排工作。(4)留在农村的下乡青年也大都不安心，有60～70%的人不参加劳动。(5)有些贫下中农急得骂娘，“你们吃饭不做事，接什么班?不劳动，只能接地主的班！“你们的老子过去吃剥削饭，现在又要我们养活你们，我们不干。”有些社队要把下乡青年退回城市。(6)报刊宣传不力，社会舆论不支持。(7)各级安置工作干部、城市区街干部经常被围攻、挨打骂。(8)各级有关部门谁也不管，衣、食、住、行，婚嫁病死，样样都找安置办公室。(9)中央《通知》规定“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而目前许多地区“三结合”还没搞好，无人发号施令。许多领导干部束手无策，互相推托。
知识青年响应政府号召上山下乡，下乡后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回到城里找政府解决问题，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即使有些下乡青年要求把户口迁回城市，也是事出有因。例如“文革”前天津市政府曾给下乡青年发过户口保留证，允许4年后回城。还有下乡青年因工因病致残，不能坚持农村劳动，要求迁回城市。对于这些要求也是无可厚非的。帮助下乡青年解决困难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但是，在当时动乱情况下，政府本身就很困难，不能更多的解决实质问题。只好讲些大道理，从精神上予以鼓励。请看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去，可能会遇到一些实际困难。怎么对待这些困难呢?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在困难面前，革命的知识青年应该用这个标准要求自己，发挥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断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从全局出发，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五、“运动后期解决”
    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谢富治、戚本禹(注3—3)在首都工人体育场接见来京上访、请愿的l0多万群众时，对解决下乡人员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一个时间概念。这就是戚本禹在发言中讲到的：
对于一般要求解决什么复工复职问题、精减问题、上山下乡等问题的同志，我们也希望他赶紧回去。因为这些问题在中央是不能解决的，只有靠本单位来解决；而且即使回到本单位以后，有些问题现在也不能解决，要到那个地方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在革命秩序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才能解决，大体上要在运动后期解决。所以，你现在老呆在北京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你们回去参加当地的文化大革命。把当地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了，你们的个人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
    一句话，解决具体问题，要到“运动后期”。然而，这一“运动”一直运动了10年，才真正运到了“后期”。
为了解决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在生产、生活上无法克服的困难，1967年6月22日，国务院农林办公室、财政部发出《关于动用安置经费结余的通知》。通知说：“经请示国务院批示本着自力更生为主，社队辅助为辅，国家可给予必要照顾的原则，妥善处理。国家照顾所需要的经费开支，仍遵照总理1965年2月关于安置费结余不上交，用以解决安置遗留问题的指示精神，可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军区审核后，报大区批准，从各该省、市、自治区1966年年底以前安置费结余中解决。”   
根据国务院批转的1966年城市下乡青年安置计划，1966年计划动员下乡674600人，实际下乡360000多人。按照安置67万多人的标准，财政部拨付安置经费22560万元，分配给各省、市、自治区20787万元，中央留机动1773万元。按照标准计算，还应结余1亿多元。但由于前前后后开支大部分返城知青重新回到农村的路费，大概所剩也很有限了。这就需要地方财政也挤出一点钱来，解决下乡青年的实际问题。
    为了解决下乡知青对上山下乡政策的疑虑，196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再次发出《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明确指出：“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下乡上山，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是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必须坚持，不能动摇。”“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应当坚守农村生产岗位，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在城镇建立的各种组织和所设的联络站，要立即撤销。城镇的群众组织不准吸收下乡人员参加。坚持逗留城镇不走的，不予落户。以非法手段强行在城镇落下户口的，一律无效。对于策动、组织和指挥打、砸、抢、抄、抓的少数坏头头和混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采取专政措施。”
    由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回城“造反”知青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使得一些城市红卫兵组织也不敢再和返城知青联手“造反”了。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大会，还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各地来京“造反派”和上访人员“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经过这一系列工作，一直到1968年夏季之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既没有大批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没有大批返城知青上访、请愿、“造反”。然而，正是这一段相对平静的时间，酝酿着一场空前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第二节  上山下乡运动的前奏

一、红卫兵运动的衰落与转向
1968年7、8月间，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红卫兵运动，已经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各大中学派旗林立，武斗连绵不断，各级政府更加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本来早在1967年所谓“一月风暴”（注3—4）之后，中央就曾设想通过大联合，变大乱为大治。但是，当时指导思想上的错误，造成理论宣传上的严重混乱，已经使红卫兵分不清是非界限，他们同各机关的“造反派”们结合起来，陷入一场临日持久的派性斗争，有些地方出现严重的流血武斗。
为了制止武斗，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召集当时在京“造反派”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注3—5）严厉告诫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消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方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要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讨论讨论。”“如果有人继续反对解放军，跟解放军打仗，毁坏交通工具，杀人放火，那便是犯罪，要坚决消灭之”。
    同年8月，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华东时再次讲到：“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1968年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8月25日，新华社转发红旗杂志第二期刊登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到8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宣队。紧接着全国各城市大、中、小学以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普遍派驻了工宣队或军宣队。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这就标志着狂热的红卫兵运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学生开始由走向社会“闹革命”，转向“复课闹革命”。由于毕业生分配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因此，66、67、68年三届毕业生的出路问题也提到了日程。
    二、“老三届”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危机
所谓“老三届”，是后来人们对66、67、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的简称。按照过去惯例，对应届毕业生要及时组织升学或分配工作。但是，由于开展“文化大革命”，学校既未招收新生，也未组织毕业生升学、就业，而是一直留在学校停课闹革命。老三届学生，大体有1100万人左右，其中家居城镇的初、高中毕业生约400万人。“文革”形势的发展，尚留在小学急待升入中学的69、70两届学生的压力，已不容许他们继续留在学校。国家必须就他们的出路问题尽快做出抉择。   
三、“四个面向”的提出
黑龙江省首先抓了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他们根据毛主席“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的教导，对毕业生提出了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分配原则，把分配的重点放在县以下农村。在该省的3135名大专毕业生中，80%分到县以下农村(包括农场牧场)，留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四市的只占8%。中共中央、国务院肯定了他们的做法，于1966年4月4日把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转发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并在批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批语中，“希望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各大中小学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按着毛主席这一指示，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后来人们把这个批示精神，简化为“四个面向”的分配方针。有些地方还把负责毕业生分配的工作机构，称之为“四个面向办公室”。
    对这些中学毕业生来说，不论是升学还是“四个面向”的大门，并不是每一扇门都对他们敞开的。这是因为：
    第一，大专院校的招生“改革”，堵住了中学毕业生直接升入大专院校的门路。本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大专院校已经停止招生。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就《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批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拨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从而从根本上堵塞了高中毕业生直接升入大专院校的门路。
    其次，厂矿企业控制招工。政治动乱破坏了正常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许多地方武斗不止，生产中断，运输受阻，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1967年工业总产值下降13.8％，财政出现赤字：1968年工业总产值又比上年下降5%，粮食比上年减少175亿斤，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整个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人浮于事，不可能再大量增加新的职工。
    情况很明显，所谓“四个面向”，主要是面向农村。其中面向边疆，主要是面向边疆的农村；面向基层，也主要是面向农村的基层，即参加农业生产。各地在贯彻落实“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时，无不把安排的重点放在广阔的农村。1968年4月2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的《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就是强调动员“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通知引用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知识青年“自觉地报名下乡上山，服从国家的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对于农业户口的毕业生，应迅速动员他们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对城市居民户口的毕业生，凡农村有直系亲属的，应动员他们回乡；原籍在农村而有其他亲属的，也应积极动员他们回原籍插队落户，参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凡农村没有亲属的毕业生，各区县都应有计划、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下乡上山、下厂、下矿或参加边疆的工农业生产建设。”
    紧接着，山东省的济南市和青岛市及上海、贵州等省、市革委会都相继就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做出了决定。一个上山下乡的热潮迅速兴起。
    四、走在上山下乡运动前列的红卫兵
    1、第一个要求插队的红卫兵
    “文革”中最早要求下乡的红卫兵，从有文字可咨查证来说，要数北京的蔡立坚。
    1966年红卫兵大串连时期，蔡立坚18岁，是长辛店铁路中学高二学生。她在随该校一支徒步长征队去延安串连时，途经山西榆次县一个贫困山村——黄采公社杜家山。这个小山村一共只有5户人家，由于交通不便，很少与外界接触。见到北京来的客人个个热情而好奇，把他们当亲人看待。蔡立坚见到那里山地很多，大都没有开发，农民过的日子却很艰苦。她觉得这是发挥知识青年作用的好地方。反复琢磨着自己该不该留下来在这里插队。一直到长征队已离开杜家山280多里时，她毅然告别了同学，只身返回杜家山，向乡亲们表示要扎根杜家山，同他们一起建设好山区。学校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示支持她的革命行动。一个月后，当地公社领导对她说：要长期在杜家山，必须先回校办理手续。蔡立坚把随身行李放在杜家山返京办手续，并耐心地说服亲人，支持她下乡插队。后经北京市和山西省有关部门批准，于1968年3月，第三次来到杜家山，正式成为这里的一名新社员。《新榆次报》4月10日专刊报道了她的事迹。6月初《红晋中》报发表了“杜家山的新社员”长篇通讯。7月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篇通讯，并加了编者按语，表彰了她的革命精神。山西省革委会的主管部门号召全省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和工作干部学习她的高贵品质。蔡立坚在杜家山一干就是12年，现仍在山西工作。曾先后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中共榆次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常委、团地委副书记、团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委员、晋中行署知青办副主任、省委党校班主任等职。当选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共青团十一大代表。
    2、第一批去内蒙古牧区插队的首都知识青年
    1967年10月9日，北京市二十五中、二十二中、女八中、女十二中的10名毕业生起程前往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当普通社员、普通牧民。这天清晨，他们汇集到天安门前，面对毛主席巨幅画像，由曲折(注3—6)领读了誓词，誓词说：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无限忠于您的红卫兵向您宣誓：
    您伟大的思想，是指导世界革命人民前进的最最光辉的灯塔，我们永远永远无限的忠实于您，无限忠于您的思想，忠实于您的革命路线。我们一定活学活用您的著作，在“用”字上很下功夫，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前面有曲折，也有反复，但是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着我们，我们永远高举您的伟大思想的红旗，前进！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
……
    红卫兵去牧区插队的消息，在京城风传着。当天晚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小组成员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市中学教师代表时，听到了这个消息，陈伯达赞扬这批学生的革命行动，并要求大力开展宣传。他说，《人民日报》要赶快发表消息，还要写评论。并指示：今后初高中毕业生大量的是到农村去。威本禹说：要搞“斗私批修”，掀起下乡高潮。
    10月10日上午，首都几家新闻单位迅即派出记者采访。当晚，新华社发出了新闻通稿。11日，京城各报都作为重要消息在一版发表。《人民日报》还配发了《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
    最近，北京市一些中学的红卫兵，满怀革命豪情，到内蒙古牧区去当普通社员、普通牧民。他们的革命行动，为广大革命知识青年做出了榜样。
    毛主席教导我们：“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北京市的这些革命青年正是在毛主席的教导下，更加坚定了决心，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强可靠的接班人。
    要下定决心，一辈子和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要求我们在“斗私、批修”的伟大斗争中，同剥削阶级的利已主义，同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旧观念，同一切阻碍我们前进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最彻底的决裂。
    广大的农村青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要像北京市的这些红卫兵那样，听毛主席的话，不折不扣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伟大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
    23年后，曲折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写道：“我们10个北京中学生奔赴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行动，竟会成为那场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这是我们10个人谁也没有想到的。”他在描述当时的心态时是这样说的：
    1967年的夏天，“文革”已整整一年了，国家混乱，学校停课，武斗内战侵扰着一代热血青年，中学生已无大学可升，无业可就。总不能呆在学校闹革命吧?该向何处去?没一人能回答。
    由于江青4月3日和4月4日两次讲话(注3—7)的挑动，北京中学生分成派大打派仗，我感到十分无聊。以后想来，当时确有不断革命、不断探索前进方向的热诚，但潜意识中是不是也有摆脱困惑、寻求出路的渴望呢?总难以说清。
    一些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也都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厌倦，认为自办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新型大学可能是条出路。7月，我发出了一份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两天之内就有300多人报名参加。按“文革”时期特有的思维方式去分析，我们认定自己的阶级属性是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不可能构筑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顺理成章的推断是：要取得创建新型大学的资格，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选择什么样的“与工农相结合”的具体方式呢?我们当时无疑深受60年代初期党为青年学生树立的那些榜样人物的影响。邢燕子、侯隽、董加耕、赵耘等一批“身居茅屋，心怀世界”的青年楷模，对不甘平庸的中学生具有很大的感召力。
    当我们在自己的“旗子”上写下“上山下乡”的大字后，这几百人只剩下10个人，这10个人是曲折、郭兆英、王紫萍、王静植、宁华、郑晓东、金昆、胡志坚、高峰、鞠颂东。大家坚定地表示，即使只剩下一两个人，这条路也要走下去。……当我为自己改名为曲折的时候，我确实是打算在人生的旅途中走曲折的路。
    在曲折等10名青年的带动下，同年11月，首都第二批上山下乡的红卫兵l千多人奔赴内蒙古和东北插队。北京市东城区中学红代会的一批红卫兵，早在4月间就自行组织起来，寻求上山下乡的路子，他们曾两次南下调查，最终选定到云南西双版纳去参加祖国橡胶生产的开发事业。当时由于地方政府工作陷于瘫痪状态，而难以成行。直到11月27日晚间，他们当中的林力、张春荣(女13中学高中毕业生)、张劲辉(25中学高中毕业生)获悉，周恩来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代表时，便火急赶到现场，直接向周总理上书表达去云南边陲奉献青春的愿望。总理当即批示支持他们的行动。后经两地政府相商就绪，1968年2月8日，55名摘下袖章的红卫兵来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宣誓辞行，成为第一批参加西双版纳建设的首都红卫兵。
    继北京首批青年下乡之后，青岛市四中、八中、十三中的一批初高中毕业生，于同年12月13日奔赴山东诸城县贾悦公社插队。行前，市革委会隆重召开欢送大会。《大众日报》为此发表了“听毛主席的话到贫下中农中去”的社论。
    首都红卫兵带头下乡，掀起了一个城镇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浪潮。应该说，它是“文革”中上山下乡大潮来临的前奏。这个浪潮向着中国大陆四面八方展开。自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以后，上山下乡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到10月中旬，据16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已有701000名家居城镇的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声势最大、进度最快的是辽宁、黑龙江、内蒙古、江西、河南等省、区。据当时中央安置办公室《上山下乡简报》反映：辽宁省整个城乡的工厂、机关、商店、学校、街道和解放军，像一部大机器全部发动起来，男女老少都卷入了这场深刻的大革命浪潮，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整班下乡，现已下去376000人。河南省革委会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为当前中心工作之一，许多领导干部亲临前线，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道，狠抓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推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浪潮。郑州市两批中学红卫兵下乡时，省、市革委会均组织二三十万军民夹道欢送，震动很大。
    形势的迅猛发展，已使主管上山下乡工作的部门和接受安置任务的地区措手不及。到1968年10月15日，有21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向国务院提出了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计划，计划年内和第二年春季以前下去208.3万人，按当时补助标准，需要安置经费5.52亿元。其中年内下去166.5万人，需经费4.42亿元，已大大超过原来1.9亿元的预算。实际当年下乡199.68万人，国家财政拨款3.5亿元。若加上地方财政和单位的补助，则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第三节  把上山下乡运动高潮推向顶峰

    一、毛泽东号召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
    1968年7、8月间，报刊舆论就开始掀起“再教育”理论的热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强调“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是为下一步下放干部作舆论准备。
    9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热烈欢迎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按照毛主席的设想，应该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下一步就进入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下放科室人员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干部下放劳动的场所就是“五·七”干校。在一些地方它也成为安排城镇知青下乡的一条出路。“五·七”干校定名的由来是：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5月7日，毛泽东致信林彪，表示支持军队开展农副等生产的做法，并说党政机关有条件的，也应这样做。这就是所谓“五·七指示”。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就定名为“五·七”干校。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长篇报导，在编者按语中转引了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办起了“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这里参加劳动。
    随着干部下放，许多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干部子女，也随父母一起参加了干校的生产劳动。1969年1月28日，国务院批转北京市《关于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干部下放劳动，无论去‘五·七’干校，或去农村、农场、边疆地区，都应允许他们携带家属子女一起去。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和中央在京各部门，要求组织自己的职工家属子女到本部门举办的农场、林场、马场安家落户，应当给予支持”。
    决定千百万知识青年命运的是，1968年12月22日发表的毛泽东的指示。这一天，《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经验。全县688户城镇居民中有191户，995人，分别插到13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人民日报》在编者按语中转引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人民日报》的按语，认为会宁县的城镇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的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
    “最新指示”一发表，全国各大城市立即沸腾起来了。北京、上海几十万人连夜上街游行，敲锣打鼓，热烈欢呼。他们高喊口号：“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队落户干革命，下乡上山当闯将，继续革命立新功。”各个学校的工宣队立即行动起来，“落实毛主席指示不过夜”。紧接着趁热打铁，为做好下乡进行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
    “最新指示”就是动员令。它明确了上山下乡的对象是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目的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它向涉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方面面都打了招呼：“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还要求各地农村的同志“欢迎他们去”，当然，还考虑到并不那么容易说服，所以“要来一个动员”。这就把上山下乡作为一场运动来进行定下了基调。
    各级革命委员会遵循毛主席关于“来一个动员”的指示，大造上山下乡的革命舆论，在城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动员工作。迅速把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推到了顶峰。1969年1、2月，仅仅两个月时间就有155.6万人下乡落户。其中河南32.9万人，湖南20.1万人，四川16万人，湖北13.5万人。到年底，全国共下去267.38万人，加上1967、1968年下乡人数，总数达到467万多人。其中到国营农场80多万人，到人民公社插队的387万多人。至此，积压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绝大部分已下乡，六九届应届毕业生也下去了一部分。辽宁、黑龙江等省出现三届毕业生按学校班组建制整班下乡的情况。这种一刀切的作法，当时称之为“一片红”。
    二、兴起支援边疆和老区的热潮
当时安排下乡地点比较困难的是京、津、沪三大城市及江苏、浙江两省农村人多地少地区。政府的精神是把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开发边疆、建设老区结合起来。通过协商，1969年1月份落实了60余万人的跨省、市安排下乡的任务。其中：   
黑龙江省接收26万人(北京、上海各9万人，天津5万人，浙江3万人)；
    河北省接收15万人(天津10万人，北京5万人)；
    云南省接收6万人(北京、上海各3万人)；
    吉林省接收5.5万人(北京2.5万人，上海3万人)；
    陕西省接收北京3万人；
    江西省接收上海3万人；
    贵州省接收上海2万人；
    安徽省接收上海1.6万人。
组织大批知识青年跨省、市下乡，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交通问题。1969年组织第一批31.5万人去黑龙江、吉林两省时，单靠火车运输每天要安排两个专列，得5个月时间，每天安排3个专列，也得3个半月时间，显然不能适应当时形势。于是，上海市就动员海军舰只把该市知识青年先运到大连，再从大连坐火车去黑龙江和吉林。就这样海陆运输全力以赴，到3月底，原计划运送16.3万人，也只运送3.8万多人。第二，动员地区需要做冬衣，接收地区需要安排住处。除了国家专门拨去棉布和木材指标外，也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打一场“人民战争”才能完成。第三，解决思想问题也是个大问题。在大规模上山下乡形势下，不同于1967年上山下乡的那些红卫兵，纯系出于自愿。而作为分配毕业生去向的上山下乡，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包括其家长持抵触情绪。因此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首先要说服干部带头。对于那些思想不通的则要通过举办学习班，组织学习，打通思想。上海市在总结这一段思想工作经验时，归纳为以下四条：
一是突出上山下乡正确方向，大造革命舆论。充分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广泛宣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光辉指示的伟大意义，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二是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由学校、街道、里弄，工厂企业单位共同配合，做学生及其家长的工作。
    三是发扬先进，树立标兵。及时宣传中学红代会13名常委带动红卫兵小将，进行上山下乡革命大串连，滚雪球的经验，(注3—8)宣传中学红代会常委金训华组织插队落户战斗兵团，带领一批青年去黑龙江干革命的先进事迹。(注3—9)
    四是针对青年和家长的思想，过细地做工作。南市区有个青年开始说：“就是把田搬到我家门口，也不当农民。”里弄干部找他个别谈心数十次，碰了许多钉子，后来发现这个青年很听叔叔的话，就帮助他家举办家庭学习班，由父母忆苦思甜，叔叔个别谈心，最后思想通了，成了去黑龙江插队落户的积极分子。
    京、津、沪1966～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共有134万人。至1969年5月底有113万余人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其中上山下乡的有80万人，(包括去市郊插队人数)，占分配人数的70%，去工矿企业或军队接收“再教育”的有33万人，占30%。可见京、津、沪三市三届学生分配不像有些地方的“一刀切”，“一片红”，全部下乡。
    三、领导干部带头送子女下乡
    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送子女务农，常常是一个地方上山下乡工作打开局面的关键。毛主席的动员令下去后，各地党委和政府都十分注意抓这个环节。湖南省和长沙市革委会的常委，连夜开会分析了前一段上山下乡工作推不开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大搞群众运动，没造声势，许多领导干部的子女没有很好带头。原因找到了，长沙市革委会立即在第二天就召开动员大会，开始大学习，大宣传，大动员，要求层层做好工作，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广东省惠阳地区革委会在落实毛主席号召的六条措施中，把干部带头放在第一条，特别是领导干部表示坚持带头学，带头用，带头送子女下乡，作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模范。
    各级领导干部送子女下乡的范例很多，并且在当地广为传颂，下面选录几则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送子女下乡的报导：
    1、周恩来勉励侄女建设边疆
    1979年3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导说：在锡林郭勒盟的一些旗、县召开的传达共青团十大精神大会上，一位身穿天蓝色蒙古袍、腰束橙黄色绸带的姑娘，怀着对草原的无限深情，用蒙古语唱起了蒙古人民喜爱的草原赞歌。
    这位姑娘并不是蒙古族歌手，她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侄女周秉建。
    周秉建响应党的号召，牢记伯伯的勉励：“要扎根边疆，战斗在边疆，坚定不移走到底”的教诲，在草原上度过了整整10个年头。
    周秉建在牧区朝气蓬勃的生活着，战斗着。可是不久，秉建的心又被另一个美好的愿望吸引了。1970年冬天，草原上开始征兵。参军，是她从小就有的愿望。她报名应征、获得了批准，便急忙写了封信，告诉伯伯、伯母，她参军了。
    1971年元旦那天，秉建穿着新军装，兴致勃勃地去见伯伯和伯母。不料，一进门，周恩来同志就冲着她说：“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上去?你不是说内蒙古草原天地广阔吗？”原来，周恩来同志知道秉建参军的事情之后，曾派秘书到部队去了解秉建是怎样参的军，是否有不正常的手续?他见孩子有些思想不通，就亲切而严肃地对她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这么多人里面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应该让贫下中农、工人的子女到部队去，你在边疆是一样的嘛!”不仅如此，周总理还让邓颖超同志亲自打电话给有关军区的负责同志，让他一定把秉建送回去。部队领导还是想把秉建留下来，以为拖几个月，周恩来同志也就不会再过问了。没想到，周恩来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很生气，他对有关部队领导同志说：“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这样，部队领导同意让秉建回到草原。
    1971年4月，秉建告别了连队和战友，愉快地回到了锡林郭勒草原。
    2、董必武送子务农
    1979年4月2日《人民日报》报导说：董良翮是董老最小的儿子，但董老对他从不溺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良翮是应届的高中毕业生。他在校是模范学生、共青团的干部，学校党组织准备吸收他入党。不久，在某科研机关工作的大哥良羽回到家里。哥俩经常议论着国家大事，良羽说：“最使人不能理解的是，昨天还是首长，今天就是‘走资派’、‘反革命’，被捆起来!”面对当时的形势，良羽、良翮商量，到农村，办农场。董老知道后很支持，并对他俩说：“到农村去很好，向社员学些本领，还可以对社会主义建设贡献点力量”。在父亲的教导下，良翮约了一些同志一起去农村。当时，陶铸同志在中央帮助周总理工作，就给良翮他们介绍了一个地点。他们背着行李，到广东省斗门县去了。
    良翮他们这种行动，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林彪、“四人帮”为了打倒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惜使用各种阴谋手段，从老干部的子女下手，是他们的鬼蜮技俩之一。良翮下乡劳动锻炼竟被诬陷为“企图叛逃”，到斗门县的第二天就被关押起来了。后来，董老让何连芝同志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在周总理的干予下，林彪、“四人帮”才把他放了出来。
    良翮在家休息了20天，这时已是1969年的5月初，大批知识青年正在上山下乡。董老说，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良翮的岳父的一位朋友在河北省晋县，当时有条“可
以投亲靠友”的规定。董老就决定让良翮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临走前，董老给良翮一条在战争年代用了多年、打着补钉的旧毛巾被，叮嘱他：“你是革命的后代，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苦，决不能高人一等。你只知道吃粮食，不知道粮食是怎样种出来的。下去后要拜老百姓为师，从头学起。你不能当特殊农民，要做一个普通农民。你要听老农的话，听队长的话。”
    1972年，良翮担任了贺家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董老对他更严格了，写信告诉他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
    1975年初，董老病重住院期间，良翮回北京照顾董老。董老让他快点回晋县，说：“你是地方干部，农村工作忙，不能长期耽搁。我这里有组织照顾，你还是回农村安心工作。”
    董老临终前，何连芝同志告诉董老，组织上准备把良翮提拨到县里工作。董老说：“良翮是晋县人，不是北京的人了。他的事要由晋县组织上安排，我们不必操心。”
    3、华国锋出席学生家长会支持女儿下乡
据《北京日报》报导，1974年3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在下午6时看到一六六中学关于召开家长会的通知，立即同在这个学校上学的女儿小莉一起，从家里动身，步行穿街过巷，6时半赶到了学校，坐在后排侧面的一个小课椅上。   
这时，一位学生家长、老工人李德茂走进教室，紧挨着坐在华国锋同志身边。“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华国锋微笑着同老李打招呼，和他拉起了家常话。老李觉得这位家长十分忠厚，谈话亲切，就问：“同志，你贵姓?”“我姓华!”老人没有听清楚，又问了一句。华国锋同志就用右手指在左手掌上边写边说：“中华的华”。他们说到这里，家长会宣布开会了。
    几位家长发言后，华国锋同志接着发言。他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我们革命家长，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支持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农村需要有文化的知识青年，知识青年更需要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锻炼成长。学校让毕业生到平谷县去插队，平谷是个半山区，很好，艰苦的地方更有利锻炼。小莉是我最小的女儿，身边就这一个了，我还是支持她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
    不久，校门口，一辆小汽车开来了，车上来了几个解放军同志。值班教师一了解，原来是华国锋同志来到了我们学校!这几个解放军同志也是事后闻讯才赶来的。
    还未离校门的师生们轰动了，他们奔走相告，心情无比激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同志不发一个通知，不打一声招呼，迎着凛冽的寒风，步行来到一个中学，参加一个几十人的家长会，这只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一革命行动，教育、带动了许多家长，鼓舞、动员了更多的同学走毛主席指引的光明大道。一个热气腾腾的局面在我校出现了。这一届应上山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全部背起背包、昂首阔步地到农村插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