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高潮之后的低谷与回升
   
一、上山下乡运动的低谷
    紧接1968、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之后，1970年则开始下滑。当年下乡人数降至106.4万人，大约相当于1969年下乡人数的39.8%；1971年再降至74.83万人，相当于1969的28%；1972年再降至67.39万人，只及1969年的25.1%，可以说是降至谷底。
    下乡人数逐步减少的原因主要有：
    1、积累多年的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已基本安排完毕。据统计，全国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共1001.6万人，根据教育部的测算，其中家居城镇的约占40％，就是说老三届毕业生中家居城镇的约400万人。1967、1968、1969年累计下乡467.06万人。其中包括1969年应届初高中毕业生399.4万人中，家居城镇的约160万人也有少部分人下乡。其他绝大多数是老三届毕业生。
    2、一些高中及中等专业学校1970年恢复招生。据统计：1970年中等专业学校招生5.4万人，普通高中招生239万人。初中毕业生有了更多的升学机会，延缓了就业分配。
3、1969年国民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1970年，国家拟定了第四个五年计划，开始招收新职工。在当时“左”的思想支配下，“四五”计划纲要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并按高标指确定招工人数。加上一些单位为了安排本单位职工子女，采取“内招”办法，任意增加招工人数，致使企业单位增加职工人数超过企业实际需要。1970、1971两年内，原计划增加职工306万人，实际增加了983万人，超过计划两倍多。内容如下：

1966—1972年中学毕业人数及下乡人数
                                                                 
单位：万人
                                  其中城镇毕业生
   年份     毕业生人数       人数     高中     初中       下乡人数
   1966        190.0         76.0     11.2     64.8
   1967        213.2         85.28    10.72    74.56       199.68
   1968        598.4         239.36   31.76    207.6
   1969        399.4         159.76   63.9     95.86       267.38
   1970        686.5         274.6    27.04    247.56      106.4
   1971        935.1         374.04   40.16    233.88      74.83
   1972       1,251.4        500.56   86.36    414.2       67.39
    4、随着城镇招工人数增加和“走后门”不正之风的兴起，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情也降至低点。社会上流传“谁下乡谁吃亏，谁留城谁得益”、“谁有后台谁回城”的说法。互相攀比，不愿下乡，动员下乡工作难度很大，滞留城镇的知识青年相应增多。1972年，哈尔滨市计划动员3.5万人下乡。为了大造舆论，把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30万人队伍拉出来欢送下乡青年，前后几批总共才走了700人。苏州市安排124名青年去农场，派98名干部动员两个月，仅有24人报名。做动员工作的干部、教师不少人挨打受骂，一些人甩手不干了。
    二、“三突破”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再度兴起
    1971年，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过了财力、物力所能承
受的能力，导致了所谓“三个突破”。即：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突破5040万人，达到5318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达到302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达到855亿斤。1972年“三个突破”的问题继续有所发展，以致不得不挖国家的粮食库存。由此造成国民经济一系列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严重恶果。
    1972—1973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调整国民经济，下决心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一是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二是精减职工人数，严格控制新增职工，大力加强对劳动工资的管理；三是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改变粮食销售大于征购基数的倒挂局面(1971年至1975年5年一定的粮食征购基数是每年765亿斤)；调整农、轻、重比例关系，把农业放到国民经济的首位。争取1973年的农业生产有较大增长，做到当年粮食购销平衡，1974、1975两年补上粮食“窟窿”，使国家粮食储备达到800亿斤。
    为此，国务院决定，1973年不再招收新职工。同时，要把1972年超过国家计划自行招收的职工减下来，并且动员一部分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回农村去，还要动员绝大部分基本建设占用的常年民工和不合国家规定进入城镇的人口回农村去，争取这几个方面减下500万人。实际1973年年底，全民所有制职工(包括计划外用工)达到5758万人，仍比上年增加148万人，这是因为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及城镇复员转业军人必须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的，政府把人员指标连同工资指标一起拨给各个企事业单位，必须接收，不能讨价还价。
    剩下的就是城镇不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的出路了。国家对他们不包分配，但要给出路。既然1973年不招新工人，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就只能面向边疆，面向农村了。
    但是，当时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不像动员“老三届”毕业生那样好做了。北京日报社1973年2月28日在《内部参考》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据对5个中学、10个班478名学生的调查，积极准备上山下乡的78名，占16%；表示“坚决不插队”的91人，占19%；犹豫观望的311人，占65%。
    据对7个学校7个班的了解，家长积极支持子女插队或表示服从分配的占31%；不同意子女插队或拉后腿的占46%；态度不明朗的占23%。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把这份《内部参考》印发当时正在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要求各地重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并批示说：“上山下乡工作是多么艰苦的群众工作。搞经济工作的同志应知道这点。对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管理教育工作不重视，那是要犯错误的。如果让那些奸污知识青年违法乱纪行为继续存在，而不加处理，或处理不当，即是姑息养奸行为”。他又在103号《参阅文件》上批示：“各省、市、区要把这个工作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要关心上山下乡青年，一推了之是不对的。要经常抓，要经常督促。这份《国内动态清样》所提出的问题，望省、市、区特别注意”。会议期间，还印发了国家计委劳动局提出的《关于动员安置1973年城镇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意见》，准备迎接新的上山下乡任务，兴起新的上山下乡高潮。然而，真正再次兴起高潮，则是在毛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之后，这个高潮一直持续到1975年底。然后，走向急剧收缩。

第五节  毛泽东批复：知识青年问题容当统筹解决

    一、毛泽东亲笔给知识青年家长复信
    1、李庆霖“告御状”
    李庆霖是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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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高潮之后的低谷与回升
   
一、上山下乡运动的低谷
    紧接1968、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之后，1970年则开始下滑。当年下乡人数降至106.4万人，大约相当于1969年下乡人数的39.8%；1971年再降至74.83万人，相当于1969的28%；1972年再降至67.39万人，只及1969年的25.1%，可以说是降至谷底。
    下乡人数逐步减少的原因主要有：
    1、积累多年的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已基本安排完毕。据统计，全国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共1001.6万人，根据教育部的测算，其中家居城镇的约占40％，就是说老三届毕业生中家居城镇的约400万人。1967、1968、1969年累计下乡467.06万人。其中包括1969年应届初高中毕业生399.4万人中，家居城镇的约160万人也有少部分人下乡。其他绝大多数是老三届毕业生。
    2、一些高中及中等专业学校1970年恢复招生。据统计：1970年中等专业学校招生5.4万人，普通高中招生239万人。初中毕业生有了更多的升学机会，延缓了就业分配。
3、1969年国民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1970年，国家拟定了第四个五年计划，开始招收新职工。在当时“左”的思想支配下，“四五”计划纲要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并按高标指确定招工人数。加上一些单位为了安排本单位职工子女，采取“内招”办法，任意增加招工人数，致使企业单位增加职工人数超过企业实际需要。1970、1971两年内，原计划增加职工306万人，实际增加了983万人，超过计划两倍多。内容如下：

1966—1972年中学毕业人数及下乡人数
                                                                 
单位：万人
                                  其中城镇毕业生
   年份     毕业生人数       人数     高中     初中       下乡人数
   1966        190.0         76.0     11.2     64.8
   1967        213.2         85.28    10.72    74.56       199.68
   1968        598.4         239.36   31.76    207.6
   1969        399.4         159.76   63.9     95.86       267.38
   1970        686.5         274.6    27.04    247.56      106.4
   1971        935.1         374.04   40.16    233.88      74.83
   1972       1,251.4        500.56   86.36    414.2       67.39
    4、随着城镇招工人数增加和“走后门”不正之风的兴起，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情也降至低点。社会上流传“谁下乡谁吃亏，谁留城谁得益”、“谁有后台谁回城”的说法。互相攀比，不愿下乡，动员下乡工作难度很大，滞留城镇的知识青年相应增多。1972年，哈尔滨市计划动员3.5万人下乡。为了大造舆论，把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30万人队伍拉出来欢送下乡青年，前后几批总共才走了700人。苏州市安排124名青年去农场，派98名干部动员两个月，仅有24人报名。做动员工作的干部、教师不少人挨打受骂，一些人甩手不干了。
    二、“三突破”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再度兴起
    1971年，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过了财力、物力所能承
受的能力，导致了所谓“三个突破”。即：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突破5040万人，达到5318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达到302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达到855亿斤。1972年“三个突破”的问题继续有所发展，以致不得不挖国家的粮食库存。由此造成国民经济一系列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严重恶果。
    1972—1973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调整国民经济，下决心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一是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二是精减职工人数，严格控制新增职工，大力加强对劳动工资的管理；三是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改变粮食销售大于征购基数的倒挂局面(1971年至1975年5年一定的粮食征购基数是每年765亿斤)；调整农、轻、重比例关系，把农业放到国民经济的首位。争取1973年的农业生产有较大增长，做到当年粮食购销平衡，1974、1975两年补上粮食“窟窿”，使国家粮食储备达到800亿斤。
    为此，国务院决定，1973年不再招收新职工。同时，要把1972年超过国家计划自行招收的职工减下来，并且动员一部分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回农村去，还要动员绝大部分基本建设占用的常年民工和不合国家规定进入城镇的人口回农村去，争取这几个方面减下500万人。实际1973年年底，全民所有制职工(包括计划外用工)达到5758万人，仍比上年增加148万人，这是因为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及城镇复员转业军人必须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的，政府把人员指标连同工资指标一起拨给各个企事业单位，必须接收，不能讨价还价。
    剩下的就是城镇不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的出路了。国家对他们不包分配，但要给出路。既然1973年不招新工人，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就只能面向边疆，面向农村了。
    但是，当时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不像动员“老三届”毕业生那样好做了。北京日报社1973年2月28日在《内部参考》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据对5个中学、10个班478名学生的调查，积极准备上山下乡的78名，占16%；表示“坚决不插队”的91人，占19%；犹豫观望的311人，占65%。
    据对7个学校7个班的了解，家长积极支持子女插队或表示服从分配的占31%；不同意子女插队或拉后腿的占46%；态度不明朗的占23%。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把这份《内部参考》印发当时正在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要求各地重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并批示说：“上山下乡工作是多么艰苦的群众工作。搞经济工作的同志应知道这点。对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管理教育工作不重视，那是要犯错误的。如果让那些奸污知识青年违法乱纪行为继续存在，而不加处理，或处理不当，即是姑息养奸行为”。他又在103号《参阅文件》上批示：“各省、市、区要把这个工作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要关心上山下乡青年，一推了之是不对的。要经常抓，要经常督促。这份《国内动态清样》所提出的问题，望省、市、区特别注意”。会议期间，还印发了国家计委劳动局提出的《关于动员安置1973年城镇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意见》，准备迎接新的上山下乡任务，兴起新的上山下乡高潮。然而，真正再次兴起高潮，则是在毛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之后，这个高潮一直持续到1975年底。然后，走向急剧收缩。

第五节  毛泽东批复：知识青年问题容当统筹解决

    一、毛泽东亲笔给知识青年家长复信
    1、李庆霖“告御状”
    李庆霖是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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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一名教员，他的孩子李良模1969年下乡插队，在生产、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长期未得到解决，乃于1972年12月20日上书毛主席。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1968的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秋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200来斤，外加300斤鲜地瓜和10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200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100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的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年轻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1969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巳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莱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很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是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谨此敬颂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据李庆霖说，他担心这封信无法送到毛主席手里，想起当时给毛主席当翻译的王海容经常能够见到毛主席，就给王海容写了一封信，请她直接交到毛主席手里。编写此书时，编者曾访问王海容同志，证实了这一经过。
    2、毛主席出人意料地亲自给李庆霖复信
    毛主席收到李庆霖的信后，曾考虑过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73年4月25日才决定亲自给李庆霖复信，复信原文是：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  泽  东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后来，周恩来说，毛泽东将写好的复信，交给汪东兴(时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叮嘱他从稿费中代他取出300元，连同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毛泽东还问，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为党员，参加“十大”；如果没有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可见，毛泽东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的胸怀是很赞赏的，同时也可看出毛泽东对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高度关注。
    3、《复信》寄到莆田有人欢喜有人愁
    毛泽东的复信，莆田人感到惊喜，下乡知识青年及其家长奔走相告。邻里人跑到李家争相摸毛主席寄来的人民币，深情地叮嘱，“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红纸包起来，传给子孙后代。”最高兴的自然是李庆霖一家了。下面是当年5月23日福建省委派人采访李庆霖一家的纪录：
    李庆霖：我是一个小学教员，普通老百姓，是7亿人口的一分子，毛主席亲笔给我写信，这是千古未有的事，使我激动得说不出来，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毛主席的信，不是单写给我一个人的。他老人家英明伟大，胸有全局，办事从几亿人口出发。批示的意义重大，体现了伟大领袖对知识青年的无限关怀。这次给我回信、寄款，充分说明毛主席不仅从政治上关怀知识青年，还从生活上关心知识青年，不仅从精神上鼓励，还从物质上帮助。我一定戒骄戒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还要教育全家人。听毛主席的话，上山的好好劳动，在学的好好学习，报答毛主席的恩情。
    陈赤柱(李母)：解放前，我们家很穷，靠挑担过活，那时候，有挑有吃，没挑没吃。天天是一双草鞋、一根扁担作伴。抗日战争时，我丈夫失业，家里三餐没米下锅，我丈夫外出讨饭去了。在
 旧址会，我一家真是苦命人，幸亏有毛主席，我们穷人才翻身得解放。解放后，日子甜了，我常常看着厅堂上的毛主席像，对毛主席说：是您老人家使我们全家得救呀!可是，以前我心想，北京那么远，毛主席不知道我们在想念他。这次我儿子一回来就高兴地对我说，毛主席给我们写回信，还寄来了300元钱。起初我还不相信，后来知道这是真的，我说不出来应该怎样感谢毛主席。我活了60多岁了，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我欢喜极了，邻居亲友听了也大欢喜。我好几天晚上都不能睡，我们子子孙孙都要记住毛主席的恩情!
    张秀珍(李妻)：毛主席给我们写信，又寄了那么多的钱，我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感到过意不去。我想，毛主席管国家大事，一定非常忙，都给我丈夫写回信，他老人家真是和群众心连心。我还想，现在国家大建设，需要很多钱，毛主席关心我们贫下中农生活，都寄钱来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对邻居说，毛主席关心我们群众，我们也要体贴国家困难，这钱应该退给国家搞建设。可是他们说，毛主席寄来的钱你不收，这是没有礼貌的。我想，是呀，这样做反而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尊敬了。现在我把钱收下了。我对儿子说，你们要好好为毛主席争气，读书的要好好学习，上山下乡的要好好劳动，一定要做革命接班人。我交代良模，在队里要带头参加劳动，不要怕苦，什么农活都要学，都要干，还要服从干部的领导，来报答毛主席，感谢毛主席。
    李良模：我爸爸给毛主席写信，我原来不知道。那天我回家，祖母告诉我毛主席给我爸爸写回信这个极大喜讯，我高兴得连话也说不出来，我心里想，毛主席啊，你真是英明伟大!毛主席无限关怀我们青年一代。毛主席的信，不仅仅是写给我一家，而是对我们广大知识青年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今后，我一定要更好地听毛主席的话，更加自觉地锻炼改造自己，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4年多来，我在上山下乡劳动锻炼中，深深感到贫下中农艰苦朴素，勤劳节约，把劳动看成是生活的第—需要。我一定学习贫下中农的好思想、好作风，在参加集体劳动中起带头模范作用，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继续前进，用实际行动为毛主席争光!
    对于毛主席的复信，感到不太高兴的，则是莆田县民事组和李良模插队所在的秋芦公社某些主管知青工作的领导干部。因为李庆霖向毛主席“告御状”，揭了他们的短，对此耿耿于怀，甚至做出种种不光彩的动作。中共莆田地委的态度很明朗、坚定，对李庆霖的信有四句话：一是感谢，二是支持，三是学习，四是检查。经过调查，地委认为李庆霖反映的情况属实，没有夸大。其实，当时类似的问题，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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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较普遍存在。确是：“全国此类事甚多”。
    李庆霖为推动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干了一件大好事，也得到了应有的荣誉。至于他其后政治生涯的悲局，既有他自身的弱点，也与“四人帮”的罪恶插手有关，他走向了历史的反面。
    二、周恩来主持研究落实“复信”精神
毛泽东复信后的第二天，即1973年4月27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次的会议，会议从晚9时开到翌日凌晨1时15分。出席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王洪文等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总理在传达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后说：“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了”。会上听了国家计委劳动局工作人员的汇报，研究了有关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理作了重要讲话：   
1、安置经费问题
周恩来说，插队安置费的标准要提高。要调查一个青年安下家来，需要解决哪些问题，究竟需要多少钱?主席指示要统筹解决，就是要考虑解决已经下乡的这部分青年的实际困难，不能让主席再把自己的工资寄去了!全国目前在农村插队的按300万人计算，平均每人补助300元，需要9个亿，财政部要研究作预算。
1972年情况不正常，招工过多嘛!看来从1973年至1980年下乡的，前4年每年得150万人，后4年每年100万，加起来1000万人。每人600元，得60个亿。按3：2：1分3年给。今年150万人，头一年每人按300元算，要4亿5千万元。要研究搞个规划，计划生育搞好了，城市下乡会少一些，但总会有一部分人下乡，这是个长期任务。
    在考虑插队经费标准的时候，要和去农场兵团的经费标准平衡一下，要有利于动员知识青年插队。
    2、口粮问题
    周恩来看了李庆霖来信反映青年每年口粮只有200斤湿杂稻谷，300斤鲜地瓜和10斤左右的小麦的情况以后，指示说，要研究这个问题，要调查多少口粮才够吃。
    3、疾病医疗问题
    周恩来说，卫生部门要加强农村合作医疗，有下乡青年的地方要特别加强，要培养赤脚医生，下放医疗队。对于有重大疾病，花钱过多，青年和社队又无力负担的，要补助，研究个办法。有严重地方病的地方，知识青年不要去。
    4、婚姻问题
    周恩来说，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婚姻问题要关心，但现在不要去强调。倒是应该注意他们的身体健康，女孩子妇女病很多，是个问题。有些女孩子不愿意讲，小便失禁也不说，要教育干部注意这个问题，关心女青年的健康，也要对青年进行卫生常识的教育。要提倡女青年同农民结婚。
    5、归侨安置问题
    周恩来指示，归国华侨除安置到华侨农场外，一般不要去农村。
    6、成份问题
    周恩来说，我们有的干部可以经常出国，女儿却不能升学，这不是笑话!(注：指张平化的女儿被推荐上大学，招生单位说他女儿家庭出身不好，未批准入学。)
    7、布局问题
    周恩来指出，辽、吉、黑三省下去的200万人要巩固。从1974年开始要开辟新疆，可以进些人。今后，青年安排到哪里去，要调查研究，要考虑布局问题。选择地点时，要考虑到青年能够在那里站住脚，不能长期靠补助。边疆地区潜力很大，要逐步开辟。
    布局问题要和发展农业生产、开发边疆结合起来考虑，要和工业支援农业、安排投资结合起来考虑。要帮助有下乡青年的地方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8、表彰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事迹问题
    周恩来看到北京市委《报告》中列举的许多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进事迹时说：这些青年真可爱。要看到多数青年是好的，问题是做工作。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北京知识青年辛温总结了一套种植金鸡纳的经验，每年为国家节约资金1万多元，并写了一本书。周恩来同志说，这个青年写的书，要先印出来看看。
    上海知识青年朱克家到云南爱尼族地区一个高山顶上插队落户那里没有一个有文化的人，他去后成了宝贝，又当教师，又开拖拉机，又踏缝纫机，又当理发员，又当赤脚医生，一天忙得做饭的工夫都没有，很受贫下中农欢迎。每天回家，贫下中农已经给他做好了饭。后来公社要推荐他上大学，贫下中农恋恋不舍，希望他留下来。他说：贫下中农需要我留下来，我就是要在这里扎根，扎根扎定了，不上大学了。周恩来同志称赞这个青年说：真了不起，那里就是大学嘛！
    9、学习、教育问题
    对于下乡知识青年缺乏书籍、报刊等学习资料的问题，周恩来同志指示说：这是个重要问题，要给青年精神食粮。会上有人反映，恢复《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的呼声比较迫切。报纸不能天天出，一个星期先出两次也好。上海准备出一套《青年丛书》，供具有高小初中文化程度的下乡青年阅读，先出20本，包括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自然科学知识、地理历史知识、医疗卫生知识等等。高小、初中文化程度就可阅读，各种知识都有。
    周恩来说，出版社要普遍印发。报刊也要办起来。还有电影，有些科技片可以拿到农村去放嘛!要使青年各得其所，要关怀下一代，把他们管理教育好，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有好处，农村需要这些有文化的青年嘛！
    10、打击坏人问题
    对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跃东合伙奸污下乡女青年的罪恶行为，周恩来同志说，这个团长，还有这个参谋长，恶劣到了极点。不要手软，要大胆管，不要畏畏缩缩，公安部要派人去。
    1l、干部带队问题
    周恩来指示说，青年下去要有干部带领，特别是跨省安置的，城市要派出干部一起下去，参加当地县委和社队领导班子，使下情能够上达。有的地方，带队干部无权，说话不灵，自己都闹情绪，怎么做好工作。
    三、组织全国性大检查，印发毛泽东的复信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农林部军代表沙风负责，迅速抽调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得力干部70多人，组成13个调查组，5月份
分赴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山西、湖北、湖南、陕西、云南、福建、安徽等省、自治区调查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为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做准备。6月上旬，各调查组回京参加汇报会，研究分析了各地情况，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和方案。
    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了调查组提出的《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的报告，以及北京市委给中央的一个报告。周恩来要求各地的同志把文件带回去讨论。他说：“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专业会议，来研究这个问题”。
    6月l0日，周恩来亲自起草的关于印发“复信”的《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3]21号)，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经毛主席圈阅后发给各地。把“复信”印发至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并传达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要严格检查，加强领导，总结经验上报中央。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在开党委扩大会议时，可分出一天时间，宣读学习毛主席的信，并对你们从5月中央工作会议带回去的《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以及这次印发给你们参阅的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床霖的信的通知》，进行讨论。准备在6月下半月由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派两人(内有专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一人)，来中央汇报和统筹解决这一问题。”
    四、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
    6月22日至8月7日，根据中央的决定，国务院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由华国锋副总理主持。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生产建设兵团以及中央、国务院、军委的19个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共123人。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听取汇报。会议闭幕前，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并就会议情况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说，关于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主席指示后下面很重视，派出13个工作组，调查报告已在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分发。如果主席忙，正式报告再阅。
    会议期间，周恩来对知青问题有过多次指示：7月6日，对新华社《内参》反映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8团摧残迫害知青的情况，指示立即派调查组查处。7月中旬，对会议简报18期反映的河南省建立集体所有制青年队，推荐毛主席一阅，并指派新华社记者前去调查了解。7月25日，提请会议秘书处，通知邢燕子、侯隽、徐敏光来京参加全国知青工作会议。
    8月4日，经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发[1973]30号)。文件
发到公社、街道以上党委，传达到城乡广大群众相知识青年。附件一《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附件二《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发到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各地据此制定自己的具体规划和实施办法。
中央文件在会议结束前就正式批准下达，这在当时还是少见的。说明从政治局到毛泽东主席本人都很关心这次会议，对于通过这次会议解决上山下乡工作中一些难点，寄予了厚望。会议对前几年上山下乡问题是这样估计的：
前几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成绩很大，主流是好的。但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中央有关部门和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伟大意义认识不够，没有从路线上来认识，没有当作根本大事来抓，而是存在着“临时思想”，不是把知青当宝贵财富，而是当作包袱，大家很不理解，工作也抓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第二、不少知识青年在生产生活上存在着许多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从全国说，有l/3的下乡青年生活不能自给，有40%的青年住房没有解决。
第三、“走后门”成风，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走后门”。江西省委收到一封来信，画了一幅漫画，题为“后门比前门大”。有的地方群众说：“领导干部的子女下乡是镀金，群众的子女下乡是扎根”，“一等人送上门(指回城)，二等人‘走后门’，三等人找窍门，四等人没有门。”
大家认为这股不正之风的根子是在林彪。1968年毛主席号召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1969年林彪及其死党却大搞“内部参军”。纠正不正之风关键在于批林整风。
第四、摧残迫害下乡知识青年，特别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相当严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个团长、一个参谋长奸污迫害下乡女知识青年多人，已批准枪毙。
对于“文革”以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根本问题，这次会议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但从干部、群众及知识青年的反应来看，总的还是满意的。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1、通过贯彻落实毛主席批示，普遍加强了领导。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县以上党委，建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得力的办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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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组织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力量，满腔热情地积极地做好这项工作。
2、下乡青年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1973年中央财政拨付的知青安置经费47950万元，1974年增加到84401万元，1975年90000万元，1976年107275万元，达到最高峰。
3、“走后门”不正之风得到了一定的纠正。中央要求，领导干部“走后门”，要主动检查，坚决纠正。“走后门”责任在家长，对于青年本身要做细致的工作，鼓励他们上山下乡，不得歧视。南京军区一位领导干部为儿子“走后门”上大学，中央文件下达后主动送儿子返回农村，受到报刊舆论的好评。
4、处理了一批奸污迫害女知青的坏人，使女知青的安全有所保障， 
5、明确了城镇中学毕业生中，病残不能参加劳动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不动员下乡。归侨学生下乡的，主要安排到华侨农场。矿山井下、野外勘探、森林采伐等行业补充减员时或国家计划增加工人时，可由退休的职工子女顶替，或者从本单位职工的子女中招收。
已下乡的独生子女和多子女身边无人的，按照国家计划从下乡青年中招工时，应予照顾。
6、改进了插队方式。一般采取适当集中、建立青年点的办法，也有的采取以下乡青年为主、由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在人民公社建立集体所有制的青年队，或集体农林场。这样比较适应青年特点，也便于保护青年。
7、制订了《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规划草案》提出，1973到1980年要动员1300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平均每年160万人。其中京、津、沪、浙三市一省，8年内跨省区安排下乡131万人(北京45万人，天津40万人，上海30万人，浙江16万人)。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1974至1977年下乡人数达到769.05万人，平均每年192.27万人，是高潮期。其中北京4年内下乡21.84万人，平均每年5.46万人；天津下乡9.04万人，平均每年2.26万人；上海下乡25.54万人，平均每年6.385万人。1978年以后是知青大返城时期，下乡人数就很少了。
8、明确了可以按照国家计划在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招生、征兵、提干。因此，通过这些渠道回城的人数也大大增加。1974至1977年回城人数达到438.4万人，相当于同期下乡人数的57%。其中回城人数最多的要数北京市，4年内已调回150955人，相当同期下乡人数的69.1%。   
总的来说，在当时条件下，通过落实毛主席“复信”精神，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了中央和各级领导的重视，统筹解决了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落实“复信”，是为了坚持上山下乡方向，不是否定上山下乡。相反，把上山下乡的意义提到更加令人难以琢磨的高度。下面摘录中央和地方报纸发表的部分论述：
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猛烈地冲击了剥削阶级轻视工农、鄙视劳动的传统观念，破除几千年来“学而优则仕”的旧制度、旧风气。这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项战略措施(1973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内容，是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略措施，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1973年5月13日《解放军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事，是毛主席交给我们贫下中农的光荣任务(1973年6月9日《四川日报》)。
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1973年6月7日《北京日报》)。

从这些论述来看，当时发动上山下乡运动，似乎不是单纯地为了解决日益严重而又紧迫的城镇就业问题，也不单纯地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是有着更深更浓厚的政治色彩。

第六节  毛泽东再次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

一、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1976年1月19日，陕西省咸阳市北杜公社杨家寨大队周荣光(回乡青年)和王元成(复员军人)，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反映了农民对招工政策的意见，提出了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信中说：
我国工业在大发展。招收新工人反映了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但是，招工为什么只能从城市来的人里招，农民就应该是“世袭”的?为什么城市学生就应当工人，农村学生就该当农民呢?甚至有一些知识青年，名字下乡了，人还在城市，只因够了两年时期，不经贫下中农推荐，就也当了工人。这样做能够纯洁工人阶级队伍吗?有利巩固工农联盟吗?有利于缩于三大差别吗?招工，知识青年要招一部分，农村青年也应该招一部分。在我们国家里，城市青年当农民，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崭新成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我们誓将上山下乡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求彻底纠正这条错误路线。
这封信是请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注3一lO)转呈的。吴桂贤收到这两名农村青年来信后，觉得言之有理，但事关大政方针，不敢冒然从事，何况她并不分管知青工作。于是，她给毛主席写了封信：
主席，春节好!
今收到陕西省咸阳市北杜公社两位知识青年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反映省计委下达[75]267号文件，在全省大批招工，对象是下乡二年以上的知识青年，回乡青年不招(据我所知是国家计委规定的)。咸阳地区1968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已经在70、71、72年三次招工中基本走完。去年招工，下乡二年的知识青年又大都返城。一些青年农场被拆散。这实际是鼓励倒退，“劳动镀金”，早下早上来。有的生产队也怕知识青年靠不住，对他们的安置、培养工作也不做长远打算了。对知识青年教育就受到影响。这种规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不是维护，而是拆台。

呈上两位知青来信，如有不妥，请主席批评。
吴  桂  贤
一九七六年二月—日
二、毛泽东把问题提交政治局
毛主席看到吴桂贤的信，觉得是个问题，但对信中的观点未置可否，而是批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批示说：“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二月十二日”。
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批示，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在4月15日向国务院的请示中，提出了三条建议：   
1、尽快成立起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请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兼任组长，国家计委、农林部的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并配备一位专职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还应包括；教育、公安、财政、卫生、商业各部的一位副部长，国家劳动总局、出版局、中组部、总政、总工会、全国妇联、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知识青年代表。
2、参照1973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准备工作的作法，成立会议筹备小组，由国家计委、农林部、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卫生部、商业部、国务院办公室、劳动总局、出版局和中组部、总政治部、工会、青年、妇女等部门的负责同志组成。并研究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
3、在今年下半年内，选择适当时间，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研究落实毛主席的批示。
4月23日晚上，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知青办提出的建议。作出了如下决定：
l、成立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陈永贵(注3—11)牵头，吴桂贤参加。领导小组成员后议。
    2、同意组织有关部门派出调查组下去调查研究，并请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两个单位参加。调查人员要先集中学习，解决认识问题。

    3、同意下半年开个会，按主席指示，解决知识青年的问题。
    5月7日，国务院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及国务院各部委发出《关于成立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的通知》。
    通知说：为了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经中央批准，决定成立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以下23人组成：陈永贵、侯隽(女)、顾秀莲(女)、沙风、刘冰清(女)、董加耕、姚力、杨贵、王丙乾、黄树则、赵发生、康永和、徐光霄、王常柏、肖泽曜、解力夫、田维新、张世忠、杨富珍(女)、于驰前、石磊、薛喜梅(女)、李庆霖。陈永贵任组长，侯隽、顾秀莲、沙风任副组长。于驰前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为了能够较多的反映下乡知青的呼声，新成立的领导小组吸收3名知青参加，他们是天津的侯隽(女)、江苏董加耕、河南薛喜梅(女)。同年8月11日国务院任命侯隽同志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调到北京，在国务院知青办办公，主持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三、国务院再次组织知识青年问题大调查
    1976年5月3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由陈永贵主持，召开了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会议主要为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落实毛主席批示作好准备。根据会议决定，会后进行了以下几项活动：
    1、走下去学习、调查。由国务院办公室、国家计委、农林部、教育部、公安部、卫生部、财政部、商业部、国家劳动局、出版局、中组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团中央筹备组、国务院知青办等18个单位，抽调75人(司局长以上干部8人，处级干部11人)，组成国务院知识青年问题学习调查组15个。5月10日集中学习，15日前后分别起程赴黑龙江、辽宁、河北、内蒙古、山东、福建、安徽、湖北、广东、四川、陕西、新疆等12个省区进行学习调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杨富珍(妇联筹备组负责人)、董加耕(江苏下乡知青、团中央筹备组负责人)、姚力(教育部负责人)亲自带队参加了这次调查。6月1日，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碰头会结束后，国务院知青办又派出三个调查组分赴湖南省株洲市、吉林省怀德县和贵州省。7月中旬，调查组回京集中汇报，各自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汇报会上对待一些问题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一时难以统一。会议一直开到7月27日。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由于会址受到损坏，会议不得不暂时终止。
    2、请上来听取意见。1976年5月21日至6月1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由沙风、侯隽主持，召开了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碰头会。陈永贵、吴桂贤到会听取了汇报。会议受吴桂贤给毛主席的信的导向性影响，多数人认为，城镇中学毕业生大部上山下乡，在农村招收部分知识青年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执行什么路线，用什么指导思想招工，对革命的新生事物是维护、还是拆台。当时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是：

    (1)有的地方只顾城市，不顾乡村，只看工业需要，不鼓励、支持知识青年扎根农村。有些地方出现“全锅端”、“割韭菜”、“掐尖子”。
    (2)只招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的下乡子女，不搞五湖四海，造成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下乡青年之间的矛盾。
(3)任意扩大职工退休子女顶替范围，甚至机关干部也实行顶替，促使一些职工40多岁就退休。群众反映这是“任人唯亲”。   
(4)职工子女所在单位直接下去招工，不经贫下中农推荐，点名要人，非本单位职工子女拒绝招收。

    (5)有些地方和单位劳动力潜力很大，无需招人，但为了安排自己子女，争要招工指标。有的厂基建还未上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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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招工，窝着没事干。
    (6)出身不好或者有点毛病的青年留下的多，招走的少。同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理论发生冲突。
    (7)招工时间不统一，农村常年受冲击，思想工作难做。有的说：“青年点像个大鱼塘，招工把大鱼打走了，也把水搅混了”。
    (8)“走后门”成风。有的家长给招工人员送礼、行贿，少数招工人员甚至敲榨勒索，诱骗迫害女知青。一些“大官”利用职权，不择手段把下乡子女弄回城。
    3、专题研究，提出对策。通过走下去，请上来，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分成5个专题，由有关领导小组成员分别挂帅，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解决意见。即：招工问题；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问题；纠正不正之风问题；知识青年生活问题；保护知识青年问题。
四、一场“扎根”与“拨根”的大辩论

   
1、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农村安家落户，还是锻炼一阵再回城就业?这在“文革”以前是十分明确的。那个时候，动员城镇不能升学、就业的青年学生下乡，就是去当农民，并且鼓励他们在农村安家乐业。当然，根据城镇的需要也有部分人被选调回城。早在196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各地执行的《关于城市精减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的报告》中就曾写道：“做好巩固工作，使下乡人员在农村、农场安家乐业，是安置工作的最终目的，也是接收单位的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要帮助他们从思想上政治上在农村安家落户，决心红在农场、专在农村。”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进一步指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必要组织动员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并在农村落脚生根。”
    直到1966年4月29日，国务院在批转《安置工作座谈会纪要》中，也仍然强调安置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动员不能就业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把他们很好地安置在农业战线上。”“使他们学会一技之长，并向他们讲清楚，将来毕业后到公社去当农民。”
    但是，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从理论、政策到实际做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老四届”(66—69年毕业生)，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一律下乡。下乡的目的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是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从过去从属于就业范畴，变为从属于教育
范畴，并无扎根农村之意。   
1971年至1973年，城市开始大招工，有的主要招当年应届毕业生和部分留城未下乡的往届毕业生，这就引起已下乡的“老四届”毕业生及其家长的强烈不满，加上有些家长利用职权为下乡子女“走后门”回城，更是为这种不满情绪火上加油。
    有些地方，则采取轮换的做法。城里青年一个不招，专从经过下乡锻炼、接受过“再教育”的本城市下乡青年中招收。这就引起另一个问题：一些招工量大的地方，把下乡青年大部分招走了，有的刚下乡不到一年就招上来了。另一方面，一些招工指标很少或没有招工指标的地方，下乡青年走不了。
    究竟怎么做，能够使矛盾少一些、小一些，这确实难为了主管知青工作和招工工作的部门。“扎根”与“拨根”的辩论也由此而起。
    2、各自为不同的主张和做法寻找理论根据。
    一是“扎根论”。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64年《决定》中指出，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农业战线，建设现代化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显然这是一辈子的事业，没有“扎根农村”的决心是不行的。1972年8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招工问题的汇报时就说过这样的话：已下去的知识青年“选一部分回来会有影响，就有危险性，你选这个那个就有意见。北京有这样的问题，厂子收了几个，贫下中农很有意见。首先是干部子弟钻进来，近水楼台先得月。旧的习惯势力不好改，在干部中间影响是很深的，总是愿意自己的孩子留在城里。爸爸通了，妈妈不通，舅舅不通，这是个习惯势力，结果对干部没有好处。教育干部要坚决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农村去。”
    受党和国家的感召，有邢燕子、侯隽、董加耕、赵耘等典型人物的榜样力量。当时的确出现一批满腔热情准备在农村“扎根”的青年，他们决定把一生献给农村的建设事业。例如，1975年10月，有12名下乡和回乡知青被推举参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他们在10月20日联名发出《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表示“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决心。信中说：
    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12名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充分体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全国千百万下乡和回乡青年的亲切关怀，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回去之后，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转达给广大知识青年。我们一定行动起来，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去，为普及大寨县、实行农业机械化，贡献自己的青春。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要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处在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真是形势逼人。我们现在大都20几岁，再过20年才40、50岁。这一阶段，正是我们精力充沛、大有作为的时期。我们为自己能够参加建设现代化强国这场伟大斗争而感到无比自豪!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决心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向大寨青年学习，牢固地树立铁心务农的思想，立志做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10月27日，毛主席在12名青年信上批示：“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这一年，正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注3—12)。他也指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28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同时发表了12名青年的信。这12名青年每个人都有一段风云跌宕的经历，在广大知识青年中也都有一定的影响。他们是天津邢燕子(女)、云南朱克家、河南薛喜梅(女)、河北程有志、辽宁柴春泽、黑龙江高崇辉、陕西戈卫、新疆肉孜古丽(女)、江苏曾昭林、广东林超强、安徽张登龙、四川刘裕恕。
    在上山下乡过程中，真正接受“扎根”思想并付诸实践的只是极少数下乡青年，大多数人很难接受，但又不能不面对现实情况。即使曾经表示坚决扎根农村的青年，也往往由于自身经历坎坷，或外界影响，难免不发生变化。一些青年说：“一心交给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在当时统包统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能够这样被动地服从分配，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二是“再教育论”。
    强调知识青年下乡主要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不应该强求“扎根”。毛主席也没有要求下乡青年一定要在农村“扎根”。上山下乡更多的是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来考虑的，而不是仅仅解决就业问题。
    应该说，大多数下乡青年倾向于接受这个观点的。因为，这样说，能使下乡知青得到一种虽然朦胧但很自豪的感受。可以说，多数并不想在农村待一辈子。黑龙江省下乡青年中流传着一首小诗，可以代表他们的心态：
    高飞之鹰有落时，远航之船有归时，
    悠悠蝉鸣有了时，蒸蒸热气有凉时，
    接受再教育也会有终时。
    一些家长，甚至一些做知青工作的干部也倾向实行轮流接受再教育，即先下乡，然后从下乡青年中招工。但下乡要有一个年限，比如说下乡两年以上的才允许招工回城。

    三是“平等论”
    持这种主张的主要是要求招工政策在对待城乡两方面青年一视同仁，也就是两位陕西回乡青年提出的论点。从经济的观点来
看，在当时招工数量有限的情况下，直接从城镇毕业生中招，比先把学生动员下乡再从下乡知青中招工，要节省一笔下乡经费，更比从农村青年中招工要省。因为农村青年进城，还要解决住房、口粮等问题，更加重了国家的负担。但是，有的人认为，城乡分割的做法，不利于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这就是“城归城，乡归乡，三大差别难消亡”，“农民的儿子永远只能当农民”。持“平等论”的同志提出：“要算政治帐，不能只算经济帐”。在吴桂贤写给毛主席的信中，则是明显地倾向于“平等论”的观点。

   
3、林彪、“四人帮”的插手，使“扎根”与“拨根”的辩论更加蒙上政治斗争的色彩。
    林彪是典型的两面派，一方面手举小红本，高唱“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背地里却在进行他的反革命“57户工程，污蔑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妄图拉拢下乡青年使之成为他的“借用力量”。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四人帮”又借批林批孔挑动下乡青年，把矛头对着周恩来和邓小平。
    1974年1月28日，江青给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知识青年写了一封信，派浩亮(注3一13)乘直升飞机，直接送到公社。全文如下：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
    我看了《人民日报》今天对于你们批林批孔的报导十分高兴，为了使你们早日得到阅读材料，更为了使你们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对你们的关怀，我特请浩亮同志和一名新华社记者，前去看望你们，祝你们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也会得到更大的胜利。
    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二百份，《五四运动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一百份，其他材料中央将来会发给你们的。
    要重新学习毛主席的如下著作：一，《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讲话纪要。四，十
大和九大的政治报告和有关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这些文件你们可能都还有，如果没有，请河南省委帮助你们解决。
    致以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江  青
    一九七四年元月二十八日
    在扎根”与“拨根”论争伊始，江青提出“坚持乡村”这个口号，人们更多地理解为她在鼓励“扎根”，所以，给正在进行的从下乡青年中招工选调的工作造成很大压力。其实，她突然插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并不在乎下乡青年能不能坚持在乡村“扎根”。她当时越过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地、县各级党、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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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派人去送信、送材料，究竟要干什么呢?从当时浩亮口头传江青指示中可以看出她的用心。浩亮说：江青的信“是给全国下乡青年的，是给全党的”，“你们要敏感，批林批孔不要有框框”。就是说批林批孔不要局限于批林彪和孔子，要害在于批“周公”。江青送信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请示周总理是否要以国务院的名义下发。周总理没有同意，只是指示让国务院知青办派人去郏县了解情况。基于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爱戴，调查情况表明，当时尚未发现下乡青年中有把矛头针对周总理的，而只是想通过批林批孔引导青年安心在农村。
    五、推迟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专题调查组，由国务院第二招待所迁到了农业展览馆临时搭设的地震棚内办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关于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及7个附件。于8月27日报送毛主席、党中央。9月9日毛主席逝世、10月4日一举粉碎“四人帮”等一系列历史重大事件发生了。各单位忙于清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一时无暇顾及知识青年问题。同时，对知青问题也需要有一段时间加以重新认识。因此，原定于1976年11月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不得不无限期推迟。
    在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达1402.66万人。加上“文革”结束后陆续下乡的有260.04万人，共1662.7万人。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场上山下乡运动，不同于前两个阶段，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一是动员上山下乡基于“再教育”的政治目的，采取政治运动形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强制性和精神压力。大多数知识青年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一种强大潮流卷下去的。二是，为了引起各级领导重视，做好上山下乡工作，知青下乡的意义人为的越拨越高。当然，在领导重视的地方，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相对要少；或者出现问题时，解决问题也相对要快一些。但是，不管领导如何重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只是因为这是毛主席的号召，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安排，各地尽管感到力不从心，人们还是在力求把这件事情做得好些。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也开始突破禁区，为从根本上解决知识青年问题探索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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