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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知青名人录
作者/来源:凤凰网 点击数:12108 更新时间:197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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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延安插队的日子 带了一箱子书下乡(图)
2009年08月18日 13:49华商网-华商报

在送习近平上大学时,梁家河村民和习近平的合影(前排中为习近平) (资料照片)

习近平在梁家河村插队时住过的窑洞。(郝建国 摄)

习近平担任梁家河村支书期间,带领社员打坝淤地造良田。这些坝地至今仍是村里最好的耕地。(郝建国 摄)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千万的青年积极响应号召,奔赴农村广阔的天地,以他们血与火的青春践行着革命理想。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就是当年千万知青中的一员。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之际,《华商报》连续两日刊发文章,纪念那个火红的年代,和那些为理想奉献了青春的一代热血青年。

延安市沿210国道向东北方向大约70公里,有一个叫文安驿的小镇,隶属于延川县。从地名上这个“驿”字可以看出,这里自古就是交通要道。据《史记》记载,在秦代的时候,都城通往北方包头一带的“高速公路”(秦直道)就经过文安驿。

文安驿往南,沿着一条新建的柏油路向山里走几公里,就到了梁家河村。1969年1月,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来了一群北京知青,他们和乡亲们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团子”(即玉米面窝头)。二十多年后,这些人有的做了当地普通工人,有人回到出生地北京,也有人当了领导干部,其中一人就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他带了一箱子书下乡

今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江西考察期间,在和南昌大学走出的大学生“村官”交谈时指出:“农村基层的工作经历是人生的一个坐标,有了这个经历,就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群众、如何尊重群众,知道什么叫实事求是、如何尊重事实。”从习近平这段话不难看出,插队这段经历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七大当选的新一届政治局委员中,除习近平外,李克强、王岐山等人也都有插队经历。

梁家河村40岁以上的村民至今还记得,那年隆冬的时候,公社通知说上面派来15名北京“知识青年”,要生产队派人接走。

在那个信息封闭的年代,山沟里的人们心目中的北京是个神秘的大地方,他们想象那里的人一定个个都是大官,又都有文化。听说北京知青要来,即便是那些平日不太出门的妇女儿童都不愿待在家里,他们想在第一时间看看这些知青和自己究竟有什么不同。

1969年1月13日,吃过早饭后,大队支书一声吆喝,社员们换上拆洗翻新过、准备过年时候才穿的新棉袄,带着活蹦乱跳的孩子,赶着队里的毛驴,浩浩荡荡朝文安驿公社行进,约摸个把钟头后,大伙儿就拥进了公社大院。

面前是一群十六七岁的小伙儿和姑娘,虽然个子已经长大,却显单薄。“他们的脸比农村人白,一开始不太爱说话。”时任梁家河大队一队队长的石玉兴回忆说。

交接的场面远没有社员们想象的那么热闹——公社已经把知青名单提前分好,各大队支书根据单子招呼分给自己的人,点名确认后,社员帮助知青拿箱子铺盖行李,知青跟在社员后面回大队。

搬运行李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现任梁家河村村支书的石春阳至今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个后生,平时村里人都知道他精明。那天给知青扛箱子的时候,他率先挑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小的棕箱,结果在路上还是落在了后面。等歇息的时候,他随手掂量了一下别人扛的大箱子,才发现远没有自己的沉,他后悔自己上了当,嘴里嘀咕说,这北京知青是不是带了金元宝。后来证实,那个箱子是习近平带的,里面装的不是金元宝,而是一箱子书。”

“吃苦耐劳好后生”

这里叫梁家河,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河,只有一条沟渠,雨季的时候沟渠里才流淌一些泥水。

沟渠两侧是陡峭的山坡,先人们利用这种山坡地形顺势挖出一孔孔土窑洞,就是家。全大队二百多名社员就住在这些土窑洞里。

习近平被安排到二队一户社员闲置的土窑洞里。土炕、灶台、团子,眼前的这一切,知青们都十分陌生。土炕是什么?土炕就是床,和床不同的是它是用泥坯做成,下面留有烟道,做饭时烧火的余热可以用来取暖。团子是什么?团子就是窝头……

当时,这批知青的年龄大多十六七岁,习近平更小,还不到16岁,在父母眼里还是孩子。这15个孩子中间,有10个人的父母正在接受批斗。

按照石玉兴的回忆,知青来到梁家河的第一顿饭,吃的是当地名吃“抿尖”。

抿尖的原料以豇豆或豌豆面为主,也可以掺入一些小麦粉或玉米粉。面团和好后,放在一种类似擦子的器皿上(叫“抿尖床”),下面是沸腾的锅。用一个“工”字形木板(叫“抿拐”)在抿尖床上往下搓面团,抿尖就会落入锅内——有点像面条,但不到一寸长,两头是尖的,故名“抿尖”。抿尖爽滑筋道,味道好,营养高。不过,在那个年头,这东西逢年过节才能吃得上。平时乡亲们吃得最多的是团子,也就是玉米面窝头。

23年后的1992年秋天,时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时,乡亲们依然你一斤我两斤地给习近平送来礼物——“杂面”、豇豆、芝麻、小米,让习近平回福建后吃家乡的“抿尖”和小米汤。习近平也惦记着乡亲们,他挨家挨户看望了大家,还给每户人家带了一只闹钟,让它提醒上学的孩子们按时到校。“陕北人一贯厚道、热情,知道娃娃们从北京来了不容易。队里虽然穷,还是尽量照顾他们。当时社员吃的团子里要搅一些糠和麸皮,给知青供应的是纯玉米面,让他们吃玉米团子,在那个年代就很不容易了。”石玉兴说。

在梁家河,知青们吃得最多的除了“玉米团子”外,就是小米、杂面,蔬菜是蒸土豆或水煮白菜,夏季可以调配一些小蒜之类的野菜。油是生产队自己榨的麻油,装在空白酒瓶子里,每顿饭能滴一滴就不错了。肉是不敢奢望的,只有过年的时候,生产队杀一两头猪,每人能分几斤猪肉。“娃娃们刚来队里的时候,也调皮,喜欢抱狗娃子,爱爬山。他们不知道后来爬山的日子长着呢。”石玉兴笑着说,“春节一过,社员们就要往山里挑粪了。”

一担猪粪、牛粪有七八十斤重,要从家门口挑到几里外的山上。山很陡,路是“之”字形的,从没有干过重体力活的知青们一个个喘着气,但他们不服输,不愿落在后头。乡亲们看着孩子们红肿的肩膀,就主动劝他们少挑一些。“知青闹笑话的事也有,套驴子拉磨时有人倒转了,不过一教就会了。”石玉兴说。

习近平插队梁家河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基建队劳动。基建队的主要任务是打坝淤地。

梁家河村村民梁新荣那时只有十多岁,今天回忆起习近平在基建队干活的情景时,还是历历在目:“他是真干呢!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一根点炮时用过的导火索,没有一点书生的架子。”

今年79岁的梁有昌,用“吃苦耐劳”来形容习近平。在他的印象中,那是农历二三月的时候,陕北冰雪刚刚融化,寨子渠打坝,习近平经常卷起裤管、光着脚,站在刺骨冰水里干活,当时社员都评价他是“好后生”。

1975年,习近平被推荐到清华大学学习。在梁家河村人看来,习近平以后取得的这些学业成绩是顺理成章的——几乎梁家河的每一位记得习近平的村民在提到他时,都用“爱看书”、“好学”来评价他。在他们的记忆中,习近平经常在煤油灯下看“砖头一样厚的书”,有马列,好像也有数理化。“那时候不通电,他就在煤油灯下看书,有时候吃饭也拿着书。他看书有个特点,喜欢把几本书摊在桌子上看,不让人动。有一次,我翻起来看了看他的书,他不让我动,说要是其他人动,他就生气了。他不仅比我们爱看书,和其他知青比也不太一样。”石春阳说。

“我是在延安入的党”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已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来到人民大会堂陕西厅,与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陕西代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听完代表的发言后,习近平激动地说:“我是在延安入的党,是延安养育了我,培养了我,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就像贺敬之那首《回延安》的诗里所描绘的:我曾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我期盼着在一个合适的时候,能去陕西再去看看延安,向老区人民学习,向陕西的各级干部学习。”

按照新华社公布的简历,习近平1974年1月入党。据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梁家河村农民党员梁玉明回忆,他介绍习近平入党“完全是因为习近平本人表现好,踏踏实实干,有想法,能团结群众、团结队干部”。

梁玉明介绍,习近平向党组织递交过两次入党申请书。第一次,因为他的父亲习仲勋当时正在受迫害,父亲的所谓问题影响了他,没有批准。第二次申请时,组织上按照中央“父母有问题,不影响子女”的精神,就批准他入了党。

入党后不久,习近平即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那时,梁家河村到文安驿已经修通了架子车路。冬天里,社员除了搞农田基建外,还有一件事是拉煤,以供一年做饭取暖用。这些煤由汽车从附近的子长县拉到文安驿公社,然后再用架子车拉到梁家河村。两人一辆架子车,每车能拉三四百斤。

石玉兴当年就拉过这种架子车。他说:“路平的时候还好说,要是遇到上坡,不出几身汗是拉不上来的。”

据石春阳讲,有一天,习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一些农村在搞沼气,用来做饭、照明,既方便,又廉价。想到村里年年拉煤的日子,他再也坐不住了。几天后,习近平到公社请了假,自费跑到四川绵阳地区实地考察沼气池建造技术。那时,延安还没有通火车,他要坐两天汽车到西安,然后再坐火车到四川。

回到村里后,习近平给社员们讲述沼气的好处,从未接触过化学、不知道沼气为何物的大多数乡亲们听得云里雾里。习近平知道这是一件新生事物,他决定先建好第一口沼气池,用事实来说服社员。

几个月后,当社员用第一口沼气池的沼气做饭照明的时候,乡亲们不得不佩服这位年轻的习支书“有知识、点子多”。据梁玉明讲,到1975年,全村在习近平的带领下一共建成几十口沼气池,基本上解决了社员做饭、照明的问题。

今天的梁家河村口立有一块碑,碑文是这样写的:“(上世纪)70年代初,为了响应国家大力发展农村沼气的号召,在时任村支书习近平同志的带领下,建沼气(池)60口,这口沼气(池)是保留的其中之一。1975年8月,全省沼气现场会在这里召开,村上做了经验介绍。2007年10月,按照沼气建设新技术,此井在原先的基础上改造维修为旋流布料自动循环高效沼气池,继续为老百姓服务。”

2005年3月22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淳安县视察的时候,专门参观了当地下姜村的沼气池。他风趣地说:“我曾经是建沼气的‘专业户’。30年前我在陕北农村插队当党支部书记时,建成了陕西省第一个沼气村。当时还没有这么好的条件,现在条件好了,我们一定要把建沼气这件事办好,让群众真正受益。”

顺便提一下,插队梁家河的这15名北京知青,有的不到一年时间后就以病退撤回,也有的被推荐上了大学,后来搞了学术研究,有在当地招工后来招干后来又回到北京做生意的,也有人留在延川县娶妻生子过着平静的生活。

“乡亲们还吃团子不?”

1975年秋天,习近平被推荐读清华大学,这时他已经在梁家河干了将近7年时间。

由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历练成一位业绩突出的村支书,梁家河的老少社员,甚至一草一木,对他来说都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结。听说习近平要回北京上学了,队里家家户户都要请他吃饭。

当年10月7日那天,全村人都没上山干活,他们排了很长的队送习支书,足足送了十多里。有十几个人硬是步行60华里送他到县城,晚上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第二天,他们一同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那是他们第一次照相,花了5元5角钱。习近平要付钱,大伙儿不让,最后你三角他五角凑够了这些钱。

习近平和乡亲们的这张合影,至今还留在梁家河村的好多村民家里,吕侯生就是其中一个。

习近平初到梁家河大队时,被安排在一户人家的窑洞里。不多久,因为这户人家的孩子要结婚,习近平就搬到吕侯生家的窑洞里住。如今,这孔窑洞早已不再住人,因为风化,有的地方泥坯脱落、墙体裂缝,用柱子顶着。窑洞里除了放一些农具杂物外,墙上还挂着当年社员们会战时用的马灯、水壶、书包和煤油灯台。

吕侯生的母亲去世早,他从小学会了做饭。习近平住进吕侯生家的窑洞后,就主动向他学习做饭。吕侯生与习近平年纪相仿,两人经常住在一起。

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一直关注着这里的乡亲们。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的领导后,接到吕侯生的一封信,说他的腿出了问题,在当地治不好。习近平就让吕侯生到福建,自己花钱为吕侯生看病,虽然腿最终还是没能保住,但这些帮助让吕侯生终生难忘。

“近平见到我后,第一句话是问乡亲们还吃团子不了?我说基本上不吃了。他笑着说那是吃白面了?我说是的,他就很高兴。”吕侯生说。

梁家河大队有个劳动模范叫武林娃,智力障碍。生产队时期因为干活过于卖力,腰和手指落下残疾,不能伸直。习近平从福建回到梁家河看望相亲们时,看到昔日牛一样勤劳的林娃不再强健时,他眼眶潮湿,握着林娃的手半天不肯松开,随后从口袋里掏出几百元钱塞给林娃,在场的乡亲们无不为之动容。

王显平是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比习近平长3岁,是土生土长的梁家河人。习近平插队梁家河时,王显平也刚刚初中毕业返乡,两人曾一起劳动几年。后来王显平在公社招工找到了工作,习近平还留在村里继续当村支书。

今年初,王显平从大队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后,看新闻的时间更多了。全国“两会”期间,当他看到昔日的伙伴习近平当选国家副主席后,十分激动,就拿起笔来给习近平写了封短信,回忆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友谊,并对朋友的进步表示祝贺。

“我当时怕他想不起我来,就在信封右下角落款王显平后,特意用括号注了我的小名‘黑子’。不多久他的秘书就打来电话,问我“你就是‘黑子’吗,习书记(指书记处书记)看了你的信非常高兴,他工作很忙,特意让我向你转达一下问候……”

王显平说,以前他就想问候一下老朋友,但考虑到自己在延川县还担任着领导职务,给已担任国家领导人的朋友写信容易被人误解。现在退下来无所求了,“这才是真正的友谊”。

“我经常提醒村里的乡亲们,近平现在很忙,大家千万不要打扰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自力更生、辛勤劳动这个根本。”王显平严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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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从政之路:从知青到国务院副总理

2008年3月17日下午,在掌声中当选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表情沉静淡定。从陕西延安一名普通下乡知青成长为泱泱大国最高行政当局的核心决策者之一,四十载风雨历程之后,59岁的王岐山个性依然。

“救火队长”、“解困高手”、“军令如山市长”……绰号颇多的王岐山自2007年底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后曾一度在公众视野中消失。

直到此次全国“两会”上,王岐山才再度露面,并表示自己最近一段时间“处在读书学习、认真思考、待业上岗的状态”。

好读书

“王(岐山)一直都处在读书、思考中。”有接近王岐山的人士评价说。这位人士告诉记者,多年来,王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读书。

王岐山不仅自己读书,还会常常和别人交流读书心得,向其他人推荐自己认为不错的书籍。就在他向北京市政府的同仁们告别之时,他也不忘推荐两本书,其中之一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事实上,对历史书籍的偏爱几乎贯穿了王岐山的一生。

王岐山1969年走上工作岗位,上世纪70年代,王大多时间都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其间,他还考取了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此后,整整40年,王都保持着对历史的持续关注和积淀。

2007年,王岐山曾来到北京市文史馆,与馆内的史学专家们侃侃而谈。“王市长的史学背景很深。”一位参加了这次座谈的人士对记者说。

阅历丰

1969年1月,22岁的王岐山来到了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和很多同龄人一样,成为一名普通的知青。1969年-1971年,王在这里平静度过。

1979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王也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王岐山回到北京,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1982年,他进入了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之后,他进入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工作,投身金融界。1989年-1997年,王岐山先后担纲中国建设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型工作;参与了中国首家拥有外资背景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创建。

随后,中央政府将王岐山派往广东,在这里,他稳妥地清理了一场严重的金融残局,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银行业危机。

2003年春天,由于SARS“肆虐”而带来公共危机,导致了一场突如其来的人事变动。王岐山出任北京市代市长。疫情过后,王岐山又开始面临着一个更艰巨的任务:帮助北京筹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2004年开始,他担任北京奥组委执行主席,从城市建设、修建奥林匹克公园,到扩展公共交通,皆参与其中的决策。

有过多年地方执政经验的王岐山曾经说过,做北京市长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北京时刻处于全国和世界的目光之下。他坦言:“我们的市政府就是全世界面临问题最多的市政府,我自然就是那个世界上面临问题最多的市长。”

“要善于在不断总结中变得聪明起来。”是王岐山的名言之一。

看重农村问题

“大家都知道王市长擅长‘救火’,其实他对‘三农’的关注同样非常突出,他对‘三农’问题最看重。”上述接近王的人士对记者说。

上世纪80年代,王岐山师从中国农村问题泰斗级人物杜润生,全面深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改革问题。在此期间,王曾直接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连续数个有关中国农村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

王岐山曾评价中国农民是“相信故事甚于相信逻辑”。他指出,中国农民最实在,事实对他们才最有说服力。

“他曾经插过队,又对农村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很了解农民。”有关“三农”专家告诉记者说。

2005年春天,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把市政府委办局的一把手都叫来,召开农村工作会议。

会上,王说出这样一番话:“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北京市整体的现代化,农村的问题不是农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北京全市的大问题,北京市的委办局,不是城区的委办局,而是全部北京市的委办局。”

随后,他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任务,所有委办局一把手都要带队下去调研“三农”问题,看看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各个委办局自身到底能够做些什么。

“从那以后,市政府的各委办局开始更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农村,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传统。”北京市卫生局一位曾经参会的人士对记者说。

而王岐山任北京市市长5年间,北京市每年的投资政策、财政补贴都在向农村倾斜,对郊区、市区的投入比例在逐年变化,目前已经超过了一半。“北京市支持‘三农’方面已经形成了大格局,特点是各委办局的协同作战。”当地专家分析说。

“魔鬼总在细节中”

“魔鬼总在细节中”,也是王岐山最爱说的一句话,他也一直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对细节的关注。

面对北京日益拥堵的交通,王岐山曾深入考察了韩国和我国香港特区的公共交通,并提出了北京解决交通问题的三大招:降低公交票价、提高公交车利用效率、公交公司上市。

此后,北京市大幅度降低公共交通票价,有媒体称之为“廉价交通回归公益”。

北京市交通委主任赵文芝在十七大期间接受采访时透露,北京市民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比例已经达到了34.5%,近年来第一次超过了小汽车出行比例(32%)。

“这让所有在北京居住的人都降低了出行成本,北京市政府为此财政每年要支出50多亿。但地面交通降低了30%的压力,交通堵塞情况有所缓解,值得。这项政策在全国率先开展,一些大城市也开始仿效,有榜样意义。”当地专家对记者说。

而事实上,不被人所熟知的是,在降价便民、提高公交利用效率的同时,王岐山还充分考虑到了公共交通的运行质量、运载能力、安全性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并做出了十分周详的规划设计。

2004年春节,王岐山利用短信平台向北京市市民拜年,并提醒大家注意烟花燃放的安全问题,希望大家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这是北京市历史上第一次利用这种方式向全体民众传达政府的声音。而今,这已成为当地的一个传统。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岐山简历

1948年:生于山西天镇

1969年: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毕业

1976年: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

1979年:社科院近代历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1982年: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

1988年: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1989年:建行副行长

1993年:央行副行长

1994年:建行行长、党组书记

1997年:广东省委常委

1998年:广东省副省长

2002年:海南省委书记

2003年: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04年: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7年:中央政治局委员

2008年:国务院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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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理李克强:插队知青曾当村官

李克强是近二十年来最年轻的一位副总理,也是近年来以人文社科背景进入政坛高层的代表人物。在李克强的人生道路上,有过七位引领他的恩师。

李诚为他奠定传统文化根基

李克强祖籍是安徽定远,父亲李奉三是安徽省一位地方官,曾任凤阳县县长,其后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直至退休。

1955年7月,李克强出生在安徽合肥。上中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从小好学的李克强只好辍学在家。父亲李奉三常带着李克强与供职于安徽省文史馆的国学大师李诚谈文论道。少年的李克强聪明好学,李诚将其视为门生,认真地给他说文解字,让他读《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国史,并给李克强整段整段地背诵《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古文选。

1974年3月,李克强与同学来到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煅炼。革命加拼命精神,着实锻炼了李克强的筋骨,磨砺了他的意志。1976年5月,李克强光荣入党。

龚祥瑞让他了解宪政精神

1977年恢复高考,李克强被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

北大法律系拥有良好的师资和设备,名师中最著名的当推学贯中西的宪法行政法学家龚祥瑞。聪明勤奋的李克强很快成为龚祥瑞的得意门生。在龚祥瑞的引领下,李克强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在校期间,李克强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在龚祥瑞指导下,李克强与杨百揆、刘庸安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法律的正常程序》。该译著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如今仍然一版再版。李克强是第一译者。

马石江将他带进共青团事业,季羡林教他为学处世

1982年1月,李克强等27位学生被评为北大优秀毕业生。毕业前夕,李克强雄心勃勃地准备留美考试。但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他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先后十多次找他谈话,要他留校担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经过马石江的动员,李克强终于选择了留校。

在翻译《法律的正常程序》时,一天,李克强遇有一词,实在弄不通,恰好因为参加校外一次会议,与国学大师季羡林同住在西苑饭店,就向季先生请教。季羡林先生当即做了回答,但同时又说:“你可以先这样。”李克强当时还不理解他说的意思,当天晚上又发现季先生没有住在饭店,次日季先生返回,即向李克强详细解释了这个词的由来及多种含义。“我不敢想像季先生是否因为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季先生当晚认真地查阅了这个词。也许,季先生并不是一定要向我传授某种知识,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诠释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

在李克强看来,马石江把自己带入了共青团事业的工作之中,而季羡林让自己懂得了如何为学与处世。

王照华的点将与两位经济学家的点拨

当上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后,李克强仍然保持求学时的锐气。他经常在一些场合对一些重大政治、社会议题发表思想相当解放的独立看法,并招致其它领域的团干部的非议。

在1982年北京市共青团七大上选举全国共青团十一大代表时,这名北大团委书记居然落选。但是,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王照华点将干预,李克强仍然列席团十一大,并被选为团中央常委。不久,李克强被正式调到团中央工作,出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全国学联秘书长。1985年共青团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增选年仅30岁的李克强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李克强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李克强当过知青,关注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他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萧灼基。后来,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并于1995年拿到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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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存昕:我当知青时候曾负责种马配种(图)

知青的生活当然艰苦,可也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经历。放马就是其中之一。那可是我天高云阔自由自在的一段日子,别人扛着锄头下地干活,累个贼死,我则是吹着口琴去放马。马撒开在草地上吃草,喂饱了兴许中午还能回来抽空睡一小觉。这样的好差事连长为什么会找上我?可能我看上去像是那种认真负责的人吧。在农场,除了拖拉机,种马要算是连队最贵重的财产了。种马都有档案,户籍在哪儿,父系母系上溯几辈,都记录在案。我负责的主要是两匹种马,一匹叫苏宛,一匹叫阿尔登。苏联纯种马,浑身毛发缎子似的亮,蹄子有碗口大,被马蹄毛盖住了,真是好看。别看那是艰苦岁月,人再穷,种马享受的可是贵族待遇。我得给它吃鸡蛋、麦芽子,还有胡萝卜。鸡蛋不敢偷吃,胡萝卜没事儿,所以那时我没少啃胡萝卜。以前我是不吃胡萝卜的,自从养上马就开始吃了,它嚼我也嚼,看谁吃的香。每天还要刷马,保持它周身卫生。检疫员一个星期还不定期来检查一次。他要跟谁过不去,就专门摸马腿和肚子,那都是最容易脏的地方。

在种马班我也有光荣事迹上过黑板报,因为给马洗生殖器。开春是动物们发情的季节,马也不例外。配种的马得是干净的,可一冬天下来生殖器里脏得很,必须洗干净。这活儿躲不过去。这活也确实难干,因为洗之前,得有一个发情的母马拴在前面,种马那玩意儿才能伸出来。要泡上温水给它洗,并且还要用消毒液消毒。配种的活儿也干,当然事先得掌握母马的发情期,技术员对这活儿最溜儿,他们把手往马屁股里一伸,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人工配种时,得让我的种马骑到母马身上,人在后面使劲把它的那玩意儿一推,马的精液才能喷到容器里,再分配给母马。一匹种马一次精液配得上好多母马,但得一两天内配完,否则就失效了。这些养马常识,也成了我的生理卫生课。人和动物是怎么一回事儿,真就是这会儿才开始懂的,当然,处在一群老职工堆儿里,他们满嘴也少不了这种“荤嗑儿”,拿马开涮,其实说人,开始还抹不开面儿,渐渐地也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在种马班生活很自在,师傅有杆双筒猎枪,还养了一只大狼狗叫黑子。师傅枪法准,我们在后山上打野鸡,眼看师傅一抬手就能撂下一只,黑子那个兴奋,蹿着高冲上去扑它,黑子真有灵性,叼回来放在师傅脚下,尾巴拼命地摇,倍儿得意。我们还常到河里下挂子捕鱼,回家裹点面一炸,围上炕,就点儿酒,大家一起大嚼,嚼完了就睡,过瘾极了。在种马班还发生过一次险情。我在山上割草,马笼头脱了,马就顺着坡跑下了山。山下放的是一群怀孕的母马,要冲撞起来,麻烦可就大了。只要流产,就算事故。眼瞅着我的种马冲上去,母马一下炸了群,放母马的兄弟赶紧将母马往圈里赶。我想给种马上笼头,可马不老实,不听我的。这时候就看种马班老张头,他从马屁股后摸了上去,趁种马只顾嗅母马,一步蹿上,用胳膊把马脖子抱住,张嘴就咬住马耳朵,马立刻老实了。我这才有机会给它上嚼子,把马制住。好悬,但也算是有惊无险吧。

这样的经历没想到后来也用到了拍戏上。就是我拍过的那部《大漠紫禁令》,也算是早期的商业电影了。导演是个香港人,演员有周里京。电影在新疆吐鲁番拍时,我演一个武士,使一把剑冲进寇群。我骑的马是从甘南藏族自治州买来的,和当地马不合群。先是不进新疆马群,调教得终于能进了。正式开拍,没想到冲到演土匪的武师身边,我一挥剑,骑的马就受惊了,尥着蹶子把我从马头前甩下了马鞍。唐装的靴子有尖儿,钩住了马镫,我便一只脚在马上,一只脚在地上跳,被马兜了一圈儿。众人看得吓出一身冷汗,但我知道这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撒缰绳,就拼命不让马头抬起来。后来一位新疆维吾尔族兄弟奋不顾身冲上去,制服了马,我才得以脱险。想想当时我没慌,有办法,也是当年养马得来的经验。所以我特别怀念这段日子。前几年我回了趟北大荒,特意到当年放种马的地方,看望了当时带我的老关。他已经老了,身体也不好。我很感激这些帮助过我的老职工,也感激那段难忘的生活。

现在想起来,知青生活七年半,种马班的日子只有一年,昙花一现而已。还没自在够,上面突然就要调我到文艺宣传队。

中午搭着车,到达团部。宣传股庞股长五点下班,我一直等到五点。他问我愿不愿到宣传队,我心里想的是有趣的养马,就说不愿意。他也没再说什么,安排我住招待所。我不知哪来的劲儿,没住,连夜往回赶。那年我正好十七岁,整整十七里路,我就那么走回连队。这是我一生走的最长的夜路,也是最难忘的一个人走夜路。真的叫披星戴月,月亮把雪野照得亮如白昼,四周静寂一片,整个世界都在沉睡,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走,听得见的只有我自己的呼吸,还有脚踩在雪地上的咯吱声。安静,从来没有过的安静,偶尔还能有一两颗信号弹倏地划过夜空,据说都是苏联特务故意放的。

第二天就受到了表扬,说我如何如何纪律性强。我也觉得自己特革命,这就是那个年代,喊句口号都是管用的。你只要听到“共青团员,跟我来”,就能大冬天穿着裤衩往冰凉的水里跳,捞搓麻绳用的沤好的臭麻。那个冷都受过了,何况走夜路?

后来还是到了业余宣传队演样板戏。演《沙家浜》,也演过《海港》。虽说是业余宣传队,其实嗓子好并且唱得好的知青有的是,可是我不行,我是个中低音的嗓子,分我饰演《沙家浜》里的县委书记程谦明,全剧就四句唱,最后一句“草药一剂保平安”,我唱不上去,只好有人幕后帮腔,得以蒙混过关。后来我成了宣传队的小干部。有一年做宣传队副队长的我被政治处从连队叫到团里,团里领导说:团里没煤了,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组织一台文艺节目,到鹤岗煤矿慰问演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拉关系买煤。我说,“一星期哪能排得出节目,再说,大家都散在各连里干活呢!”领导说,“不行,这是任务。”接着补了一句,“你要是不干,就下连队去。”他说这话口气硬硬的,意思是不听话就离开团部宣传队,我当时没再顶嘴,只用沉默抗议,心里恨死官僚了。这种心理说真的一直影响到我现在,所以我害怕自己当了官也成了官僚。

知青姜昆:把中国的笑洒向世界
2009年07月20日 13:22凤凰网 】 【打印5位网友发表评论

姜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六团的兵团战士。十六岁在北京灯市口中学初三毕业后,还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在当逍遥派的日子里,为了能够实现当文艺战士的梦想,他参加了红卫兵的各种各样的宣传队。一会儿是四三派的合唱队员,一会儿是北京第一机床厂业余宣传队队员;一会儿又和四四派的老兵排演了“历史的一页”;一会儿又纠集了一帮“志士仁人”创作演出了话剧“在列宁的故乡”。但这只是像过眼烟云一样,一瞬间就被上山下乡的大潮冲得七零八散。

只有积极的报名来到黑龙江,他才似乎找到了人生的归宿。一干就是八年。黑龙江的八年,是坎坷的八年。所有的农活都干了,当农工,基建,打石头,挖水井,又当了一年半的炊事班长。

72年到了团宣传队,才又重新燃起了当文艺战士的希望火焰。74年组织二师的宣传队,当上队长。转眼又来到兵团组织的晋省汇报宣传队,与师胜杰合作相声,才找到“自己发挥才能的位置。歌不唱了,舞不跳了,乐器也放弃了,专攻相声,也名噪黑龙江。75年被选到黑龙江代表队,准备了半年,76年到了北京参加全国曲艺汇演。78年底,他以最年轻的代表身份,参加了文革后的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并被选为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

中央电视台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选中了他当主持人,并参加创作。自此,他又开始了他艺术生涯的一个新的阶段。十几年的连续参加,他奉献了中国人民一个又一个精品相声:错走了这一步、老奶奶看排球、虎口遐想、电梯风波、着急、学唱歌、照相——等等。1985年,姜昆当选了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同年,他接替他的恩师马季,担任了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的职务,并在这一年被选为中华青年联合会常委。1995年,他辞去了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的职务,担任了由他在90年创立的中华曲艺学会会长,潜心在相声领域里在奋斗一番。他编辑的200万字的《中国传统相声大全》,成为研究中国相声珍贵的权威性资料。他创作的《姜昆相声集》是中国相声人手一册的教科书。

98年他出版的自传体的《笑面人生》一书,第一年销售突破四十五万册大关,在中国销售排行榜上名列第二。1998年,年近五十的姜昆又有了新的安排:创办中国相声网,把世界的笑引向中国,把中国的笑洒向世界。

代表作品有:

《错走了这一步》、《老奶奶看排球》、《虎口遐想》、《电梯风波》、《着急》、《学唱歌》、《照相》等。

知青董加耕的坎坷人生
2009年07月20日 12:08北京广播电视报 】 【打印9位网友发表评论

青年时期的董加耕

1961年,21岁的董加耕高中毕业了。他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在96分以上,还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预备党员,学校已决定保送他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可他却在毕业生就业升学选择登记表上,写下了“立志耕耘,回乡务农”八个大字。

他不去上大学,是因为放心不下家乡的父老乡亲。当时,全国都在挨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县已饿死了十几口人。他的老父亲,由于饿得受不了,喝了用发芽的慈姑做的汤,结果毒发身亡。他的母亲,一次不小心把能照得见人影的一碗米汤洒在了地上,竟不顾一切地趴倒在地,用舌头舔了又舔。一想到这些,他心便不由得一阵阵发紧。

10天以后,他用一根扁担挑起自己的书和行李,回到了家乡———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董加耕在农村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改水田为旱田,稻、麦、棉、绿肥轮作。结果,不仅粮食丰收了,水乡还第一次长出了棉花。董加耕被选为了生产队长,还担任了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团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和执行主席,并被表彰为青年标兵。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0岁生日。这天,毛泽东在家中搞了一个小型生日宴会,董加耕亦在被邀之列,他坐在毛主席的左手边,同桌的还有邢燕子等人。饭前,毛主席专门和他握手合影留念。席间,毛主席谈笑风生,还亲自为他夹了好几回菜,令他感动不已。

然而,董加耕没有想到,随着他的步步高升,正一步步逼近了政治漩涡的中心。1966年12月,他在北京开完会返回盐城,就被人反剪双臂推下了车。

董加耕曾先后五次受到莫名其妙的冲击和审查。让他吃苦头最大的是第四次冲击,他被打成“盐城地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非法囚禁了整整3年!当时,有13个壮壮实实的复员军人组成了一个“清查小分队”,轮番对他进行体罚,顶板凳、抽耳光……最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为得到想要的口供,曾强迫董加耕站了整整十八个昼夜!但还是一无所获。董加耕的脚站肿了,就把鞋带儿解开,再肿,只好把鞋脱了,光脚站在水泥地上。连整他的人都说:“董加耕真是条硬汉子!”

1974年,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见到董加耕,问了他在深挖“5·16”中所遭遇的迫害,最后说:“那些整过你的人,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工作,心里感觉别不别扭?”他只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能以错对错。”总理听了,禁不住夸奖他说:“这样好,不愧是小董!”

同样难得的是,“文革”中,“三忠于四无限”、“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绝于耳之时,董加耕并没有盲从,结果有人欲置他于死地,抛出了一份《董加耕反对毛泽东思想100例》的奇文,但董加耕仍没有屈服。

林彪折戟沉沙之后,他本以为可不再为令人头疼的“站错队”而困惑了,可是没有想到,殊死的搏斗正在中央高层进行。1975年春,董加耕又被选为了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并出任了团中央“十大”筹备组的第二副组长。当时,团中央“十大”的筹备工作由王洪文主管,筹备组组长是谢静宜。江青曾想拉拢他,请他和邢燕子在钓鱼台看了一次电影,以示“关怀”。谢静宜更是点名要他去北大、清华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告。可他却说:“这个内容怕讲不好,如果是有关上山下乡方面的,叫我去讲讲还可以。讲这个,我还是不去了吧。”

相反,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他却毫不退让。董加耕是周恩来逝世后治丧委员会的成员,曾带家人去天安门广场吊唁。上面传达了不许到天安门广场去的通知的第二天,中国青年出版社有12个人抬着一个花圈来向他请示,能不能把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去,他说:“你们

去吧!我要不是值班离不开,也跟你们一起去。”后来,这件事被追查,谢静宜指责他是“立场问题”,张春桥则在日记中写道:“小董不可靠”。

可粉碎“四人帮”后,他却被扣上了“与‘四人帮’同流合污”、“抵制运动”的大帽子。又一次被隔离了起来。直到12年后的1994年4月,董加耕的案子才经中组部复审、由江苏省纪委发文纠正了当年不正确的结论,落实为“副处级”待遇。

经历了人生的巨大落差,董加耕平静如初。他说,一个人的品质、理想和追求,不是由他所处的位置来决定的。历史扭曲了我们,我们自己要掌握好平衡。他以为,帽子可以戴,黑锅也可以背,但为人民服务既是一个共产党员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也是义务,一点都不能含糊。

1996年国庆节,一批共和国老劳模应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董加耕又见到了邢燕子和侯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们热泪盈眶,深感人民群众没有忘记他们。2000年,董加耕从盐城市政协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他用16个字总结了自己走过的人生路:“人贵有志,志贵不移,观念更新,不改初衷。”(《北京广播电视报》11.24

知青邢燕子——影响了一代人的好青年
2009年07月20日 12:10北方网 】 【打印8位网友发表评论

邢燕子,女,原名邢秀英,1940年出生,天津市宝坻县人。1958年10月,18岁的中学生邢燕子响应党的号召,没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区,满怀建设农村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豪情壮志,毅然回到原籍宝坻县大中庄人民公社(今为镇)司家庄生产大队(今为村)安家落户,走上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在那里,她和农民打成一片,并组织了一个“邢燕子突击队”,她在农村经历艰苦生活的考验,数年如一日地忘我劳动,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青春,作出的成绩十分突出。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农村》,介绍了邢燕子的先进事迹。同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邢燕子热爱劳动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通讯,引起了全国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响,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成为影响了一代人的知青标兵。1964年她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代表,出席河北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同年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她共进晚餐。此后,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1964年,她出席中国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同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主席5次、周恩来总理13次接见过她。她先后历任县委副书记、地委常委、天津市委书记、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党的九至十三大代表,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1981年被市委安排到北辰区工作,任北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