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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两条C形玉龙探源调查组 修改:张国强 孙国权
作者/来源:本站 点击数:1091 更新时间:201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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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两条C形玉龙探源调查组  修改:张国强 孙国权

  一、碧玉龙出土探秘

  1、碧玉龙睡卧三星他拉龙脉山五千年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又是中国人的象征。龙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历代帝王为之尊崇、万民为之敬仰。但史前有没有龙,龙是什么样的,是灵动之物、还是图腾?这些谜团,吸引着历代无数志士仁人在不断地追寻探索,终没结果。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考古界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中国史前考古界泰斗苏秉琦的引领下,进行了探索、发掘、求证。经他们实地踏查推定:中国中原、北方地带蕴含着未知辉煌灿烂的历史。具体地点在哪、会出现什么奇迹,尚不得而知。

  但是,历史的新发现,往往是在不经意之中走到了人们的近前。

  1971年,翁牛特旗乌丹镇三星他拉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张凤祥,就在他们村后小山上挖出了如今震惊世界的宝物———碧玉龙(现在人们知道是五千年前的玉龙了)。

  远望古人藏玉龙的小山,是一波三折的龙脉山,它东西走向,长约3公里。西龙头扬起,地面相对高度约100米;东是龙尾,龙尾一直延伸到布日敦湖中。而碧玉龙出土地点,从东西走向看,恰好正是在龙脉山中间,南北观看正是在偏南的阳坡之上。这种藏玉龙的形制给考古者带来了令人费解的一道难题,按常理,红山文化时期古人用于祭祀的玉都放在山头上,可它偏偏在小山之中。它的藏点似乎与同一时代的墓葬相似。但据挖掘者介绍:“它就在土层一铁锨深(约20-30公分)、石板下一铁锨深(约30公分)、内径约30多公分的窖中挖到的,周围除了小碎石以外,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显然不是墓葬。那这种藏玉龙的形制意味着什么?史学界、考古界有诸多的说法,目前尚未统一。但有一点得到了共识,那就是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史前玉龙只有在红山文化区、黄帝所略的时空框架区域内才能出现。这就应验了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

  2、碧玉龙出土的前后

  出土碧玉龙之地是三星他拉,地名普查后改为赛沁塔拉,汉译为:有祭祀物的草甸子。这一名字何时、何年、何人所留,尚无准确的说法。这里是有200余户人家的小山村,东有湖泊,西有山泉水,是人丁兴旺、宁静而又富有生机的村落。

  我们踏进碧玉龙出土地,探寻碧玉龙的出土经过。发现者张凤祥讲:“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我在离村子后面不远处的地方挖鱼鳞坑时,脚下的铁锹突然碰到了石头块,我俯下身子一摸,发现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把石块捡干净,在石洞的底部摸出一块像马蹄子一样的东西。它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以为挖到的是一块废铁———铁勾子,也许能到废品收购站卖上几个钱,于是,顺手放在一旁。收工的时候,张凤祥就顺便把它拿回了家里。

  时隔数日的一天,张金贵的儿子、张凤祥的弟弟张凤良,那时他才六七岁,没什么玩具,就把扔在墙角下的像“马蹄铁”一样的东西拎出,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张凤良开始拖着“马蹄铁”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了起来。拖玩时间长了,这东西渐渐露出本色。大人近前一看,这不是铁,是玉石。张家人心一动,玉石不能洗烟袋嘴子吗?可拿给懂行人一看,说这是菜玉,洗出烟袋嘴子也不好看。

  这时候,大队书记韩荣得知后,让张金贵拿到旗文化馆,说:“兴许是文物,咋还不给你个工钱。”于是,他第一次拿着此物来到旗文化馆,可是他没见到搞文物的,值班的人草草地说:“这东西没什么用。”他就拿了回去。张家找大队支部书记要交给大队。支部书记说:“你还是交文化馆吧。上次去没找准人,如再去你们找馆长。”过了一段时间,张家又拿到了文化馆,并要求付给一些钱,旗文化馆主管文物的副馆长王志富很爽快地付给30元钱(据说是他自己拿出近一个月工资)收下了碧玉龙……我们采访原旗文化馆分管收购传世文物的贾玉贤女士时,她所说的碧玉龙出土处与韩荣、张凤祥说法一致:中华碧玉龙是在数千年未经过人工扰动的土层下出世的。

  二、黄玉龙出土探秘

  1、黄玉龙不是盗墓者所为,而是开荒犁地时出土的

  1949年春季,刚新婚不久的马忠信(1925—1996)驾开荒木犁,在翁牛特旗原山嘴子乡新地村南5-6里地的南梁东拐棒沟一处开阔的平安山山半腰开垦荒地时, 突然咯噔一下,牛拉着的犁只走两步就停了下来,任凭主人吆喝、鞭赶,牛就是不动。马忠信低头一看,犁铧尖上套上了圈子,他当时以为是铁或是石圈子,当他从犁铧子上取下,擦一擦上边的土时,它露出了白石质。当他拿起对着太阳光一照,里边透出米黄色。

  马忠信活了72岁,留下了两男五女7个孩子,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那一天,也没搞清东拐棒沟47年前出土的那玩意究竟是什么。

  2、黄玉龙出土辗转经历

  1978年,黄玉龙几经辗转到了翁牛特旗广德公镇皇姑屯炒米营子收皮毛的农民李井荣手中。

  李井荣,上世纪70年代开始做起了小生意,走家串户给南方或乌丹厂商收购皮毛。1978年6月的一天,李井荣遇到原山嘴子乡朱代沟他连襟(李井荣小姨子的丈夫)马跃,马跃拿出这块重六两多的黄玉石,问要不要?他知道连襟爱抽烟,喜欢好烟袋,这几年做买卖、搞基建没少挣了钱,于是接着说:两个月前,来两个收老钱和金银器的南方老客,当时,这块玉差点让马忠信的二儿子马金海给卖了。         

  马金海为了给母亲治病想卖,拿着这块玉给他们看,我看到后嫌弃他们给的钱少没让他卖。后来马金海就让我给他卖吧。李井荣听后拿起小铁刀在玉上使劲划了一下,没划动,心想,不是囊玉,他听人家说过,烟袋好坏在烟袋嘴上。玉,只要硬,色淡、透就是好玉。他反复仔细看了看这块黄玉,此时心已动,说多少钱?马跃说咋也得120元钱吧。那时120元,是在广德公镇水管站工作的儿子李占城4个月的工资钱呀,但对李井荣来说120元也就是捣登一车皮毛就回来了,不算啥。买块好玉,做几个好烟袋嘴子,就赚回来了。成交后马跃给马金海送去60元,他留下了60元。三方皆大欢喜。

  这条玉龙自从出世,一直跟着马忠信的老伴儿李桂珍(1932—2009),从新地搬到姚家店,又从姚家店搬到朱代沟,几经迁徙,29年没离开她的家,虽然没带来富足,但也粮谷满囤,人丁兴旺。玉龙也从屋的角落,拿到粮仓中;又由粮仓,拿到三节红堂柜里。但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靠天吃饭,土地贫瘠,以往较殷实的小日子也出现了拮据。马忠信的二儿子当家主事后就把它卖掉了,当时马忠信及老伴儿虽不情愿,但生活的拮据不得不让宝贝离开,宝贝的离开并没有改变他们家贫困的状况,也没有带走马忠信的病,1996年马忠信举家搬迁到盘锦,不久,马忠信就去世了。

  幸亏李井荣忙于做买卖,没有来得及找磨玉工匠,把黄玉龙做成了烟袋嘴子。当他的儿子承包了砖厂,再也不用他挣钱养家糊口时,老李才有了时间琢磨起这块黄玉来。于是,拿着黄玉龙来到乌丹,找外甥闺女赵国芹(旗纪检委干部),看一看找人怎么做成烟袋嘴子。赵国芹把玉龙拿给丈夫孙平看(孙平,旗法院某法庭庭长,后任副院长),孙平说:“我看它和三星他拉出土的碧玉龙差不多,是文物?不能做烟袋嘴子。”于是,他把黄玉龙用笔描了一张图,领着李井荣来到旗博物馆,给时任馆长的贾鸿恩看。贾馆长看了内心激动不已,但表面显得很平静,说:“光凭图看不出来是啥,你们把东西拿来看看。”于是,他们二位又拿着实物第二次来到博物馆,贾鸿恩说:“你把东西留下吧,我得去别处找人鉴定一下。”贾馆长就带着黄玉龙去北京找中科院考古所苏秉琦先生进行了鉴定,并由刘观民研究员出具了鉴定证书,确定了它的年代和价值。贾馆长回来后,对前来索要黄玉龙的李井荣和孙平说:“这东西是出土文物,属于国家所有,留在馆里吧,我们会给你申请奖励的。”孙平是搞法律的,他十分清楚,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是出土文物,那就是属于国家所有,当时也没好意思说什么,领着李井荣离开博物馆,回家了。

  后来,旗文化局请示旗政府分管领导,经研究决定:给献黄玉龙者李井荣荣誉证书和200元奖金,因嫌金额少,当事者没要,给保护介绍文物的孙平同志奖励一级工资,也被他谢绝了。

  从此,黄玉龙有了归宿,构成了翁牛特旗出了两条完整的玉龙的其中之一,人们在惊喜之余,发现它又给人们留下诸多的未解之谜。

  三、碧玉龙身世揭秘

  翁牛特旗出了两条玉龙,举世震惊,身价连城,仅碧玉龙出国展览,保金就高达10亿元人民币。从出世到出名,它的背后隐含着怎么样的故事?

  一是艰难的鉴定经过

  1973年,亲手征集碧玉龙、时任翁牛特旗文化馆主管文物的副馆长王志富,找到时任辽宁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队长李贵(当时他正在翁牛特旗桥头公社“走五七道路”),让他看这具猪骡马鼻嘴眼意像、马鬃、卷身蛇体,怪怪的东西。

  李贵,东北师大历史系毕业,他所读的教科书及出土文献资料从没见过此物。于是,他说:“老王,你好好把这东西保管起来,我回去跟李文信馆长(时任辽宁省博物馆馆长)汇报一下。”

  当李贵向李文信汇报此事时,在场的郭大顺(1962———1965在北大从师于中国新石器时期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研究生)说:“想尽快来出土地看一看。”这一愿望在1975年他担任辽宁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副队长时才得以实现。

  1975年,由郭大顺带队,美思念、王成生、王志富组成的考古队,在西拉沐沦河海金山、少郎河白音汉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后,他们回过头来看碧玉龙,郭老看完过后,说:“很奇怪,从没见过。”

  这一未解难题移到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刘观民手中,刘观民说,是什么东西,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属红山文化时期的文物”。 

  1979———1984年,郭大顺的考古团队在西辽河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古中,取得让世人振奋的业绩,承载着6500———5000年红山文化历史记忆符号的精美玉器公布于众。

  这期间一批以龙为主的研究成果纷纷出炉,1984年《文物》第六期刊登了孙守道、郭大顺撰写的《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贾鸿恩执笔以翁旗文化馆名义发的《三星他拉发现玉龙》,孙守道撰写的《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这三篇文章揭示了三星他拉玉龙与牛河梁出土的玉龙有着同源、同时、同属关系。从此,碧玉龙的身世就被正式确定下来。

  故宫博物院知道后,特调翁牛特碧玉龙参加国庆35周年精品文物展。这一展,惊动了一位中国龙凤纹饰研究权威人士,他就是沈从文(中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曾任中国历博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他让秘书找方建春(在辽宁博物馆工作)与翁牛特旗博物馆联系,说:“我一生最大愿望是看看史前中华龙。”翁牛特旗博物馆满足了他的愿望。看后,他举荐中华龙在国内外最有影响的《人民画报》登出。当李振石拍摄的中华碧玉龙、韩跃拍的苏秉琦拿中华碧玉龙研究的画面,以及时任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孙守道、省文化厅副厅长郭大顺等配文,题目叫《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在《人民画报》1986年8期登载、用几种文字版本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后,“使世界史前研究的专家及收藏鉴赏家们的眼球聚焦到了中国”。

  小庙担不了大神,碧玉龙,不能在小小的旗县博物馆里放了,史前五千年中华文明曙光的唯一物证,不能再有什么闪失。由内蒙古博物馆拿到日本展出《中国北方骑马民族文物精品》后,就永久展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了。

  二是它在六次险境中化险为夷

  2008年8月30日,中华第一龙破例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赤峰,参加内蒙古第五届草原文化节暨第三届红山文化节精品文物展。前来参观的无数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知情人,都想亲手抚摸一下国宝,但均遭到护宝警察的婉言谢绝。你知道吗,这之前,它曾经有过六次险境:

  第一次:碧玉龙出土时,正是在文革“破四旧,立四新”的当口。那时,许多的龙形器物都毁掉了,幸亏那时人们没有认出它是龙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次:八十年代之前,这里牧民有赏鼻烟壶、玉石烟袋嘴的时尚,好多人对这碧玉龙想动手,制作烟袋嘴,幸亏碧玉龙不是白玉、透玉,又有绺裂,出不了上品的烟袋嘴子,因此又逃过了一劫。

  第三次:碧玉龙经历了旗文化馆的几次搬家,它并没有像瓷器一样轻拿轻放,没定为国宝前,确实没拿它当贵重文物。它的待遇是随手扔到不起眼的地方,但愣是没有损坏过。

  第四次:1983年,为庆祝改革开放五周年,把玉龙等上百件文物,拿到尚未修复好的北大庙(梵宗寺)破旧的二楼上展览。人们看到它相似青石做的龙,拿在手上随便看,顺手敲击、磕碰,放下还不时地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当时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就在木桌上放着,也是毫发未损。

  第五次:1984年国庆前夕,碧玉龙被选为35周年文物精品展。参加北京故宫调展。专家们迎接来自碧玉龙家乡的两位护宝人(翁牛特文化馆贾玉贤和她老伴旗畜牧站长王元哲),当问及是怎么进京时,得知他们坐火车拎兜子送宝的,专家们惊叹道:“太危险了,这是国宝呀!”着实地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第六次:1985年,沈从文先生要看中华玉龙,这回送宝人增加了三位,当把玉龙拿给沈先生看时,坐轮椅的沈先生拿着玉龙的手不停地颤抖,这可吓坏了送宝的蒙景欣、李玉萍、张敏。蒙景欣生怕沈先生抓不住玉龙,掉地摔碎,忙跪下身子,上前托住老先生拿玉龙颤抖的手,她回忆起说:“可吓死我了。” 

  四、黄玉龙与碧玉龙的关系

  一是两条龙的周边环境

  碧玉龙出土地———三星他拉龙脉山,东邻1975年郭大顺先生发现的少郎河白音汉新石器时代遗址不足10公里;西接贾兰坡先生上世纪七十年初发现的上窑旧石器时代遗址20公里、新石器时期遗址10公里;南有喇嘛沟及南甸子兴隆洼、赵宝沟、红山文化遗址10至20公里;北靠老虎山红山文化时期遗址不足10公里,这里的小凤山(也叫箭洞山)有新石器时代磨刻的多幅岩画。 

  黄玉龙出土地———乌丹镇山嘴子新地南梁东拐棒沟平安山,西北距此5公里处是一座名叫少龙山的新石器时期遗址,据当地百姓反映曾经出过红山文化时期的玉佩、玉鸟、玉蚕等文物,但此地考古界没有介入发掘过。东北边是兴隆洼、赵宝沟、红山文化时期遗址,据当地百姓反映曾经出过红山文化时期的玉佩、黄玉双面人脸等文物。

  两条玉龙出土地直线距离不足30公里,虽然它们出土的地点不同,但是它们周围的共性,都是被厚重的新石器不同文化层所包围着。

  二是两条龙出土的形制及年代

  经调查,两条玉龙出土的形制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它们都出自像龙脉一样的小土山上,而且均出在土山的阳面半山腰,约30至50公分的土坑之中。同时,它们藏身之处附近四周,没发现任何骨、石、陶等陪葬物,这与牛河梁玉龙出自墓葬中完全不同。多数专家认为:这两条C形玉龙应属部族的图腾,也许是部族徽记,因部族之间争战、内讧、信仰、环境等因素,慌乱埋藏或丟弃而致。而牛河梁玉龙属生前佩戴、死后陪葬的冥器。

  两地玉龙的形状不同,其用途应截然不同。两地无论是玉猪龙还是“C”形玉龙,它们应同属新石器红山文化时期的产物。“C”形玉龙,有的专家猜想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东西,但这一观点如果认真研读了小河沿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后,不攻自破。因为小河沿文化遗址多以陶器、骨器为主,看不到像玉龙那样的玉器;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多以石器、骨器、陶器、青铜器为主,也看不到像玉龙那样的玉器。一个时代一种风格,一种或几种主流器物,这也是多数专家认可的结论。

  五、两条龙相关问题的研究

  题一,玉龙在演化中得到升华,龙并不是红山文化的专利,在它没出现之前,濮阳6800年的蚌壳龙就已经出现,龙在演化中由石蚌质发展到玉质,由庞大变成小巧玲珑,由单一品种和功效变成多品种和用途,这是一种龙材质演变说,还有一种形体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刘观民研究员 在1987年12月对翁牛特旗黄玉龙进行了判断:“视察玉龙的质地、制作与形态,与以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玉龙大同小异,实为国内罕见的科学标本。宜做国家一级文物收藏。”这一判断得到了苏秉琦等史前考古学家的认可。目前,也得到了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同。

  题二,大玉雕龙(碧玉龙)为碧绿色,高26厘米,重一千克,身体呈英文字母里C的形状,也就是中国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因此它以后被命名为C形玉雕龙。它的鼻子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子形,眼尾细长上翘,头上刻着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的脊背有21厘米的长鬃,长鬃占了龙体的三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有一个圆孔,经过试验,如果用绳子穿过圆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玉龙是用一整块玉料雕刻而成。

  小玉雕龙(黄玉龙)为黄色,体态造型与大玉龙基本一致,其尺寸有所不同。小玉龙高16.7厘米,龙脊背的长鬃7.2厘米,长鬃占了龙体的二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的圆孔,是对钻的中间细两端粗圆孔。

  玉龙身上所标记的每一符号,应该说,是古代智人多年观察大自然若干灵动之物取其精华的组合体。每一灵动之物在古人心目中都有一种崇敬神奇的功能。龙的体态到了秦汉时期,眼耳鼻舌眉须角身没有缺失,刻画得就十分完整了。到了清代,龙的细微之处也刻画得十分精到,皇帝所用、所摆的龙饰,完美程度达到了极致。中华龙文化意识的形成来源于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这一观点被众多中外学者所认同。

  至此,翁牛特旗出土的中华第一龙、华夏第一龙的身世正式明了。

  题三,两条玉龙的发现并最后鉴定成为国家级文物,纯粹有偶然的因素与诸多巧合,也就是说,两条玉龙存活下来,没有被打碎,或者成为烟嘴,或者被卖掉,纯属幸运。由此想到,一个国家级顶级文物的存活,不应当靠这种幸运与巧合,而是应当大力普及文物知识,普及文物法,只有更多的民众懂得了古代文物知识,懂得了文物保护法,才能顺理成章地保存更多的文物。或许,我国有许多不被人知的国家级顶级文物已经被遗弃、被打碎、被仨瓜俩枣地卖掉流失国外等等。本文中提到的大队书记一再提醒张家,才将碧玉龙送到旗文物馆,完全说明见多识广的大队书记一看就认为是文物,而村民保存了几十年,也不知道它是文物。这里面知识的差距、法律方面的差距、处理事情能力的差距明显体现出来。

  (注1.翁牛特旗两条“C”形玉龙探源调查工作,是翁牛特旗文化局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组织实施的。注2.探源调查组成员:高明林、刘增军、王立柱、吴甲才、庞浩、姚情情)

  黄玉龙的发现者马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