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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元仁及推荐文集
作者/来源:本站钭稿邮箱 点击数:11770 更新时间:2014-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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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谈对知青的“补偿”(摘要)

  葛元仁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要求给“文革”中上山下乡知青补偿的风,网络、微信上到处传播,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有的知青也给笔者发来这样的信息,问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人,错误地认为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而没有认识到是党和政府第一代领导人根据当时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以及国际形势制定的一项战略措施。它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初结束,完全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变化的。提出者巧妙地利用了追求金钱的社会心态,企图得到广大知青的支持,如果谁反对就会“得罪”广大知青。

  是否应该给“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补偿”,首先要看理由是否成立,然后看是否可行,最后看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如果理由成立,能够在全国普遍实施,有良好的社会效果,笔者也会同意。

  综合了各种“补偿”说,集中起来是3种理由:一是,右派和知青都是从城市下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右派都被下放到农村的),给右派平反进行了补偿,也应该给知青平反补偿;二是,在我们年龄小的时候让我们承担了不应承担的繁重艰苦的农业劳动,过去给以了荣誉,现在应该用金钱补偿的形式继续表示当年的光荣;三是,上山下乡中断了我们的学业,使得下岗后缺乏竞争力,生活陷于贫困,所以应该“补偿”。

  一、理由是否成立

  (一)反右斗争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首先,反右斗争是当时历史的必然,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1957年的反右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1]在这次斗争中,毛主席在1957年6月29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稿的批示中指出:“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右派和极右派人数……全国大约有四千人。” [2]即便在同年7月9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增加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中也只是说:“反右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一倍,全国不是四千人,而是大约八千人”。[3]但在实际斗争中发生了扩大化,把一大批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同志作为敌我矛盾处理了,全国被打成右派的有55万人[4]。因此,给大批本来不属于敌我矛盾的所谓右派平反补偿是恢复我党实事求是的作风。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不一样了。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决定的政策,而且始终是把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作为一种促进农村发展的力量,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方法。即便在“文革”中,也没有变化。中央始终在关心知青的成长。从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开始,中共中央1964年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1965年批转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1970年转发了毛主席批示“照办”的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中发[1970]26号),1973年发出了(中发[19731973]21号)印发了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和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发[1973]30号)。[5]等不少指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文件,国家还拨专款安置知青,及时处理了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花费了大量精力,为鼓励、保护知青做出了一系列批示。《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了很多社论和报道。“国家关心,负责到底”[6]周总理的这话集中反映了党中央的态度,很多知青都应该记得。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对知识青年给予了高度评价。

  不管现在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如何评价,不抱偏见的人都应该承认,在上山下乡中从来没有把知识青年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所以不存在和错划为右派的同志一样的平反问题,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二)繁重艰苦的农业劳动和知青年龄及荣誉

  当时的农业劳动,除了国营农场有机械化耕种条件外,广大农村的农业劳动确实是繁重和艰苦的体力劳动,这没有疑问。农村的农民祖祖辈辈都承受着这种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通过这种劳动为国家提供粮食、棉花、蔬菜……,养活着城里人,支持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知识青年是在“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下培养出来的普通劳动者,不是封建贵族,到农村去和农村的同龄青年一起从事着一样的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本来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情。提出年龄问题的人可能忘记了,国家规定的童工是指16岁以下的工人,而当时批准去插队的年龄要求是16岁及以上。按照当时7岁才能入小学的规定,1968年底开始的大规模上山下乡时“老三届”中最小的年龄一般已满16岁(不排除个别小于16岁)。因此插队的知青应该能够承受农业劳动,况且农村16岁的孩子早就在地里和大人一样干活了。那种认为农村青年应该承担繁重艰苦的农业劳动,而知识青年不应该承担同样劳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在社会分工中,第一产业是农业,第二产业的工业,第三产业的服务业。一个社会缺了那个产业也无法发展。国家把插队时间计算为工龄,实际上是把大家退回到在学校没有分配时的状况,所有同学都一样,去那个产业都一样计算工龄。以第一产业劳动艰苦要求“补偿”,那首先应该给予“补偿”的是农村的农民。

  当年敲锣打鼓欢送知青上山下乡,给予了知青极高的荣誉,是因为这批人勇于到艰苦的地方去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奉献自己的力量,为国家分忧。因此,以过去给以了荣誉,现在就应该用金钱形式给“补偿”。实际上是把当年的奉献视为在市场经济中出卖劳动力。劳动力在市场经济中是有价格的,可以用金钱衡量的,但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荣誉”就是其中之一。(三)学业中断和下岗生活贫困

  我们不否认,插队中断了一些知青的学业。但成才之路不仅仅是必须在学校读书,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靠自学成才者比比皆是。而且下岗后生活贫困并不是插队造成的。1982年初中央宣布上山下乡结束后,几乎给所有知青都安排了工作,捧上了“铁饭碗”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自谋生路的也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定位。国企改革是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在城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的,大量国企职工下岗是在90年代中期,其中就有部分曾经插过队又分配到工矿企业的知青。但下岗职工总数是多少,曾经的知青在其中占多大比例,他们中有多少人的生活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水平而陷入贫困,目前未见有统计资料。希望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拿出具体数据来证明这点。如果拿不出来,那这种说法的煽动性远远大于其实质性。如果真有这样曾经的知青,也应该和其他下岗后生活水平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的没有插过队的职工一样,纳入社会救济体系中加以解决。

  从回城到下岗之间有10年以上的时间,远大于一般知青插队的时间。不少知青在这段时间里根据自己工作需要或社会发展的情况,一边上班一边学习,弥补了自己知识的不足,提高了服务社会的能力,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发扬了知青吃苦耐劳的精神,顽强拼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为什么别人能够做到的事情自己没有做到?把下岗后缺乏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完全归罪于上山下乡,怎么也说不过去。

  二、“补偿”能否在全国知青中普遍实行?

  (一)如何界定范围

  提出“补偿”的人要求给“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补偿”。那么“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青给不给?1976年“文革”结束后,到1979年以至1980年上山下乡的知青给不给?大家都是响应党的号召,去农村从事相同的劳动。

  (二)如何确定补偿标准

  上山下乡的知青遍布中国大地。其中一部分是去了国营农场(建设兵团),一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在国营农场的知青拿的是固定工资,旱涝保收,属于国家农业工人。插队知青靠挣工分,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收成好了工分值高一些,收成不好工分值很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每个知青的月工资是32元(当时学徒工的月工资是18元,三年后升为二级工,工资38.87元),而在陕北插队的知青,有的地方一个劳动日只有几分钱。即便都是去农村插队,由于自然环境不同,有的地方一个劳动日能够达到1元甚至以上,有的地方只有几角或者几分钱。“补偿”标准怎么定才合理?

  用给所有知青“补偿”这个看似公平的口号,实际上是以表面的公平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公平。

  (三)如何在全国实施

  即便合理的确定了“补偿”标准,经济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区的地方财政具备支出能力,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具备支出能力吗?如果有些地方能够支付,有些地方不能够支付,或支付标准不一样,那会造成什么情况?

  三、造成的后果

  (一)撕裂知青群体

  这种做法将“文革”前、中、后的知青分别对待,将国营农场和农村插队的知青混为一谈,也不考虑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必将撕裂整个知青群体,造成知青之间不应有的矛盾。

  (二)撕裂下岗职工群体

  知青本来就是普通的劳动者,体制改革中下岗的不仅仅是曾经插过队的知青,还有大量没有插过队的职工。只给插过队的下岗知青补偿,不给没有插过队的下岗职工补偿,必将撕裂整个下岗职工群体,产生新的矛盾。

  (三)加大城乡收入差距

  根据新华网2015年1月23日源自《人民日报》的报道,城乡收入差3倍。只给曾经当过几年“临时农民”的插队知青“补偿”,而无视与知青同龄,而且至今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补偿”,无疑将加大城乡收入的差别,引起农民的不满。

  (四)干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在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来治国理政。这个时候提出所谓补偿问题,如前所述必将产生新的矛盾,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破坏、干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笔者认为,既然所谓补偿的理由不成立,又不具备实施的条件,还会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所以建议知青朋友们不要再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而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党中央“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

  但是笔者以为,对于少部分留在农村始终从事农业劳动的知青,应该按照政策将其1982年以前的插队时间计算工龄,视同缴纳了社会保险,并且发放应有的退休金。

  葛元仁

  2015.5.24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2]《毛泽东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3]《毛泽东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3页

  [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及其后果》

  [5]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

  [6]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解析“悖论”说

  有人提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都是毛主席提出的,这是“悖论”。言外之意,二者只能取其一。且不说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观点的错误。还是首先搞清楚这两句话的全文和历史背景。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是毛主席在1949年6月30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来的。原话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因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这里谈的问题,是通过对农民的教育,使他们放弃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实现农业的社会化,才能消灭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产生的经济基础。

  这里指的是生产方式问题上对农民的教育。

  而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里谈的是接受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教育问题。

  这是两个不同邻域,不同范畴的问题,不存在可比性。

  就如,我们不能因为旧社会留给一个老太太的小脚,需要教育她“放开”而认为她不能对子孙关爱一样;又如,父母有缺点就不能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是不同范畴的问题,是矛盾对立统一的表现。

  分散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土地制度造成的,它只适合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这种生产关系将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而农民习惯于几千年来封建土地制度下的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并且形成了一种固有的观念。因此要教育他们放弃这种方式,走集体化道路,实现农业的社会化,以适应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变他们的观念,需要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由于中国的农民占人口的80%以上,在这个意义上“问题是严重的”。而在1955年的合作化运动中,已经实现了农业的社会化。

  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是在1968年12月22日。而在1968年10月,已经有70.1万知青到农村去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87页)。毛主席说的这段话,显然是对这些同学的这一行动表示支持。

  “再教育”是在现有的“教育”已经进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人的知识是由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两部分组成的,在城市的学校里青年们接受了书本知识的教育,缺乏实践知识,所以提出了“再教育”问题,让大家到实践中去,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使得广大青年能够成为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知识的一代。以便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为中国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是农民在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中,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反复搏斗,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顽强抗争中形成的,而缺田少地的贫下中农首当其冲。农民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载体,只有深入到农民中间去,和他们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感受到劳动的艰辛,劳动人民的伟大,学习到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而且贫下中农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表现出来,他们是最愿意放弃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实现农业的社会化的,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所以提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毛主席是在不同时期,针对当时面临的不同问题发表的讲话。

  同时,为了让青年人真正了解中国的现状,克服“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26页),“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26页)由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造成了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那里的“三大革命斗争”最激烈。因此只有到农村去,才能真正感受到我们国家的贫穷,需要我们去团结奋斗,辛勤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而正确的思想只有在“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形成。

  关于这种教育,毛主席在1957年就提出来了。他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说:“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知青上山下乡,是找到了一条“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的道路,而且让知青们了解中国发展面临的困难,从而发挥有文化的特点,解决这些困难。

  越是在复杂艰苦的环境中实践,就越能够了解困难的情况,并且想出克服它的办法,学到在学校书本中学不到的知识。这和中国传统培养人才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处于农耕社会的封建统治者就懂得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来培养接班人。

  蒋介石也在他的日记中表示:用三年的时间培养10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下乡三年(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P663).

  阎锡山的父亲也曾经对他说:“早知道你如今要负一省的责任,我一定让你背几回炭(到煤窑背煤,山西将煤称为“炭”),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准。你们生长在衙门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难,没碰过钉子,没挨过骂,完全同平民的生活环境脱离了,这可以说是你们进步的一大障碍,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作家文摘2011年10月21日12版)。

  老百姓都知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尽管不全面,难道就没有一点道理吗?

  历代统治阶级都看到了,能够有所作为的人,年轻时都经受过磨难,接班人只能这样培养。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的利益是与广大人民的利益相悖的,所以不可能正真践行这种正确的认识。

  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就是为大多数老百姓谋利益的。而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无一例外,年轻时都经受过磨难。所以毛主席指出“很有必要”。

  我们不否认,农民在几千年中形成的小生产观念仍然需要改造,但是谁不需要改造呢?1957年毛主席就提出“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改造自己。”(《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23页)在他83岁时还说:“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毛泽东年谱第6卷643页)我们这些走出校门,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当然也需要改造,就是接受再教育。正如负责农林口工作的谭震林副总理指出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后,首先是农民改造他,经过一两年的劳动锻炼,适应了农村生活,锻炼了劳动习惯,学会了一般农活,与贫下中农建立了一定感情,反过来,他就要改造农民,改造农村(《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P63)这就是辩证地看问题的方法。

  不管是毛主席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还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都是指的世界观的改造问题,其目的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使我们国家富强起来。矛盾在这里统一了。应该明白所谓“悖论”之间的关系了吧?

  奉劝提出的这种理由的同志,不要断章取义,混淆视听,还是认真学习原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上山下乡吧。

  山西夏县插队知青  葛元仁

  2014.3.28

  知青下乡与农民进城

  有人说,70年代世界潮流是农村人口进城,而中国是城市知青下乡,是历史的反动。这种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用表面现象来掩盖实质问题的论调,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的煽动。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其社会经济的物质基础,这是起码的唯物主义。

  解放前,我国长期以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1949年钢产量只有十五万八千吨,连自行车都生产不了。一个国家的强大必须要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需要大量资金。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工业发展资金严重缺乏的问题。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走了国库里的全部黄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不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通过侵略去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来发展自己国家的工业,只能是靠农业来积累资金。中国地少人多加上农村文盲充斥,达到90%以上,及其落后,无法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这种落后的情况不改变,农业就无法发展,进而为工业积累资金。而且,要发展工业就要解决新增加的工业人口的吃饭问题。而要提高粮食产量只有增加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产水平。所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和政府就号召,安排知青上山下乡,开垦荒地,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广大农村,提高单产。

  在中国,只能是采取“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建设方针。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去做建设强大的工业国的基础工作——发展农业,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解决新增加的工业人口吃饭问题。

  根据世界人均需要热量和粮食转换成肉、蛋类的指标,当人均粮食达到360公斤时才能觉得吃饱——达到温饱。只有超过温饱线后工业才能大发展。我国人多地少,新中国成立后,全党抓农业,粮食产量不断提高。1949年人均粮食209公斤,1968年275公斤,1970年289公斤,1975年306公斤,1979年340公斤,1983年突破温饱线360公斤,1984年达到390公斤。

  1949-2008中国人均粮食

  (数字来源:中国统计信息网/年度数据/1996、2009/人口、主要农产品产量)

  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后,随着人均粮食的增加,工业逐步发展,城市就业岗位增加,知青逐步返城。到1979年人均粮食接近360公斤时,知青调离农村人数达到1490.46万(依据《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P27数据)。

  1968年到1971年大批知青来到黑龙江垦区。到1978年,垦区耕地总面积达到2723.4万亩,比1966年增长42.5%;实现粮豆总产46.9亿斤,比1966年增长51.3%。畜牧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大牲畜存栏达到15.1万头,比1966年增长31.3%。工业生产形成相当规模,中小型工业企业发展到737个,实现工业总产值6.3亿元,比1966年增长3倍,终于将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黑龙江垦区成为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粮食战略后备基地和全国最大的绿色、有机、无公害食品基地。(2012年05月14日黑龙江垦区发展史简介北安管理局龙门农场党建网)

  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初有22个农业团,共5.1万人。在“农业学大寨”和“以粮为纲”口号下,兵团战士改造沙漠,治理盐碱,开荒造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荒136万亩,建成基本农田3.34万亩,植树造林6.96万亩。1975年,耕地面积由64万亩扩大到147万亩,灌溉面积由31万亩增加到49万亩。第一年生产粮食200万公斤,平均亩产31.25公斤。6年来,农业团生产粮食16787万公斤,上缴国家肉类706万公斤。锡林郭勒草原的牧业团,在当地蒙古族牧民的指导下,战士们学会了放牧、接羔、挤奶、剪羊毛等技能,1974年牲畜总头数达到108.79万头(只),年平均增长22.4%,纯增4.6%,为自治区的农牧业生产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各农牧业团还种蔬菜、养猪,解决副食品自给问题(2010年9月09日《北方新报(呼和浩特)》)。

  黄河入海口垦利县黄河农场的山东知识青年,每年冬天都要清淤、挖河、筑堤兴修水利,改造盐碱地。他们战严寒斗冰雪,硬是把把海边几千亩盐碱地改造成出产大米的稻田,成为整齐的条田,林网密布,沟渠纵横,粮棉丰收,六畜兴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崭新风貌,黄河三角洲上新崛起的粮棉基地(《怀望遥远的青春》山东知青档案实述)。

  盘锦大米闻名全国,然而正是辽宁知青在1969年冬天苦干1个半月,完成了清水河大会战,才实现了盘锦地区的旱田改水田,极大促进了粮食的稳产、高产。直至现在,辽宁盘锦县、市领导对知青们讲,“现在盘锦的水利工程还得益于盘锦十万知青的艰苦奋战,没有你们的巨大贡献就没有今天欣欣向荣的新盘锦。”(2011年11月25日《知青风采报》)

  河南郏县大李庄(现在的广阔天地乡)的来自郑州、洛阳、许昌、北京等地的668名知青。在8年中,在遍地石头、茅草的汝河滩上拦河造坝,填土造田,打井把它改造成了果园和林海。在知青和乡亲们的几年共同奋战,广阔天地乡的7000多亩地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7天就能够将全部土地浇一遍的旱涝保收田。知青们的文化素质和科技意识,促进了科学种田。村村都有干部、农民和知青结合的科研组在从事农作物优良品种的培育、病虫害的防治、农田的密植、施肥、浇水等各项试验。经过推广取得了明显的实际效果。知青们刚进村时社里的粮食平均亩产不过250来公斤,渐渐地平均亩产达到了400公斤,超千斤。使得乡亲们结束了“一年红薯半年粮”的境况。

  1968-1971年延安地区2万6千多名知青中有三分之一参加了农村科学实验和农业技术革新工作,那时延安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种地不敢用化肥,生怕化肥烧死庄稼,知青们耐心给农民讲道理,带头种试验田,逐步教会了农民使用化肥,使得粮食增产(1972年1月24日《人民日报》),1970年春天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延安插队知青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后,在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电》重新发表的鼓舞下,为了改变南泥湾的落后面貌,知青们和社员一起翻山越岭进行勘测,制定了建设新南泥湾的规划。利用冬天农闲,知青们和社员一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寒冬腊月的野外作业,有的同学手冻肿了,手震裂了口子、流血了,也无怨无悔。大家以359旅战士们当年开发南泥湾的精神激励自己,春节也不回家。硬是在大年除夕前整修出水田,大寨田40亩。经过一年的艰苦劳动,使得南泥湾大队实现了粮食亩产达到了农业生产纲要要求的400斤。为了在1971年粮食亩产量跨“黄河”达到500斤,春节刚过知青们和社员一起开展了“千斤肥保百斤粮”的积肥竞赛。有时一上午就积肥4万斤。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知青们开展了科学试验。先后在100多亩大田里试种了棉花、玉米、水稻、红薯等20多个优良品种,还种了40多亩“东方红23号”水稻良种。

  广东省扶绥现有37%的知青成为了农业技术人员。在内蒙古黄河湾的某军队农场,知识青年在贫瘠的土地上进行马铃薯有性杂交试验,解决了马铃薯退化问题。江苏宝应县11个生产队,队队都建立了科学实验小组,由下乡知青组成的小组负责制造5406和920生物激素,4115农药、糖化饮料;引进、培育良种;推广双季稻;进行病虫测报、天气预报等,结果收到良好效果,大大促进了农业发展(197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广东四会县大旺农场的知青小组种了4亩甘蔗科学实验田,创造了平均亩产13450斤的记录(1972年2月9日《人民日报》)。

  甘肃省有60多名知青到金塔县大庄子公社插队。在疾风劲吹、黄沙滚滚的古长城外的戈壁滩上和当地农民一起,一个冬春就开荒1900亩。1974年生产粮食43万斤,1975年达到63万斤(亩产331.58斤)。黑龙江省农场12分场是1970年由400多名知青在荒原上新建的,到1975年共开荒3万亩,植树43万株,生产粮食1168万斤(亩产389.3斤)(1975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内蒙古赤峰市知青柴春泽1971年12月到翁牛特旗玉田皋大队插队。当时全乡人口7000左右,土地面积25万亩,其中半流动沙丘和风蚀沙地就达17万亩。玉田皋的土地逐年盐碱化,玉米、谷子等农作物不仅产量低,而且很难生长,农民们的口粮难于解决。1973年,柴春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4年9月,柴春泽上任玉田皋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玉田皋大队支部书记。1975年他参加了玉田皋首创改种水稻组织领导工作,重新规划修渠、林路、种水稻。他和女知青刘立新——时任玉田皋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起,在公社领导的支持下,克服种种困难,在玉田皋创建历史上第一块水田—50亩水稻试验田试种成功后,决定扩种水稻。为了解决水源问题,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辽宁省特批40万元工程款,一批知青和村民们下扎,吃住在水库边,挖山洞、修渡槽。建成了全长400余米,7个土墩柱5个跨拱、横跨南北可容6个量的空中引水渡槽。将红山水库的水引到了玉田皋3万亩水田里,解决了水稻用水的问题。

  知青和当地农民一起在头一年成功试种50亩的基础上扩种水稻1700亩,1977年发展到7000亩,经过多年推广,现在达到了20000亩,年产水稻1000万公斤。后来又带动全旗开发了20万亩水稻,亩产也由过去不足百斤提高到千斤以上。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历史事实证明,知青上山下乡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知青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建设工业化国家的基础工作——发展农业,使粮食产量增加。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知青自己为返城创造了物质条件。

  农民进城是从80年代人均粮食达到360公斤后开始的。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机械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富余。而工业要进一步发展,又需要劳动力,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的发展更是如此。在城市劳动力不能满足要求时,农村人口进城了,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70年代农民能不能进城呢?我们且不说在当时粮食匮乏的情况下,进城的农民是否有粮食吃;也不说在当时社会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城农民是否有工作岗位;忽略掉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只要看看40多年后不存在知青下乡,农民进城后发生的问题就明白了。

  中国新闻网2014年2月28日报道,由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领衔20多位院士和100多位专家共同参与、历时两年结题。8个专项课题共5卷本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披露:

  一是城镇化质量不高, 2亿多农民工“不融入”或“半融入”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与市民差异很大,成为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农村精英流失,农村发展缺乏活力、农村空心化和社区衰败现象日益显现,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二是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事件频发,并达到历史最严重水平;江、河、湖、海大多受到复合污染,严重危及饮用水安全;化肥、农药和水污染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污染,直接影响到食品安全。

  三是产业发展与就业不相适应,产能过剩严重,城市产业结构趋同,转型升级困难。

  四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滞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资源、资本和发展机会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县和村发展受阻;特大城市“巨型化”发展,无序蔓延,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受到种种限制。

  五是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欠帐严重,大城市交通严重恶化,缺乏整体应对措施,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城市病”已经凸显,城镇运行安全隐患日益突出,地震、泥石流、内涝、火灾等自然和人为灾害频发。

  六是一些城镇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破坏严重,出现精神文化缺失、“千城一面”的现象。

  七是城市公共治理水平低下,治理能力明显不足。城市债务负担日益突出。

  在改革开放后30多年后,社会经济大发展的今天,农村人口进城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如果70年代农村人口进城会发生什么了。

  西方发达国家人少地多,粮食问题早已解决,工业化进程也比中国早了一二百年,城乡一体化早已完成,不存在农民进城问题。

  所谓70年代世界潮流是农村人口进城,只能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而言的。发展中国家在没有解决粮食问题和就业岗位时的农村人口进城,出现的是大中城市周围庞大的贫民窟,进城的农民没有工作,成为无业游民,无处居住,生活环境恶劣,治安问题严重,犯罪率增高。看看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大陆和印度次大陆的许多城市,以及拉美的一些城市。由于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这种农村人口进城造成的“假城市化”或“过度城市化”,成为这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秩序不稳、粮食歉收和经济衰退的病根。

  所以,脱离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脱离开当时经济发展的现实,奢谈“农民进城是历史潮流,知青下乡是历史的反动”,如果不是企图污蔑,否定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制定的上山下乡的正确方针,也不是希望让我们国家当年就政治动荡、社会秩序不稳的话,那就是陷入了典型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

  因此我们说,当年知青下乡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需要,由当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现在农民进城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需要,由现在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我们必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待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现在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待农民进城。

  葛元仁

  2014.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