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四月末，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日子，我病了，抱病在家里写作长篇小说《三年五载》的中卷《拔河》。约九点四十分，来了两位新华社记者，他们含笑告诉我，在有六百八十一个代表参加的省人大会上，刚刚宣布了选举结果，我以六百六十六票的得票数，被选为全国六届人大代表。闪光灯一亮，记者同志为我摄下了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当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辗转难寝，我在想着，该怎样勤奋地工作，不断地努力，为祖国、为人民尽可能多地贡献我的一份微薄的力量。我在想着那些逝去了的岁月，相着蹉跎岁月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命运……
　　我们这一代人，在当年也好，在今天也好，都有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称呼--老三届，由于我写了几本知识青年的书，写了这一代人的命运，近五、六年来，我经常收到各种各样的读者来信，累计起来，共有一千六、七百封。这些信里，有的人和我谈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段历史，有的人和我讲到书中的一些人物的命运和遭际，还有的和我探讨一些书本以外的问题。大量的来信，都是当年的老三届、当年的知青们写来的，他们写了很多好话，温暖了我的心，使我深受感动。尤其是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出以后，更有好些热心的文学青年，好些念中文系的大学生，在信中问及，你是怎么走上文学之路的，你是怎么想到写《蹉跎岁月》这部书的，你是不是书中的某人，你本人当过知青吗？等等等等。
　　记得，那是一九七八年的十月，我带着自己在深山峡谷里写成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坐火车回上海去。在车厢里，我遇到几个户口由云南迁回上海的知青，闲聊之中，他们对我说："十年前我们扛着红旗，唱着红卫兵战歌，怀着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上山下乡去闹革命，去反帝反修、去屯垦戌边。十年之后我们又扛着背包回上海，还不知道回去以后干什么。生活真会开我们的玩笑。"是生活开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玩笑吗？
　　夜深沉了。车厢里熄了灯，白天和我聊天的几个知青早已东倒西歪地睡着了，我却大睁着一对眼睛，久久地沉浸在对往事的追怀之中。
　　我想到了我呆了十年的那个偏远的山乡，想到了山乡那一条又一条弯弯拐拐、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在那里我挑过多少粪、担过多少灰啊。早春时节，跳下冰冷刺骨的秧田里去捧起一团又一团稀泥巴敷田埂，一敷就是整整一天，一天下来，脚冻得通红，沾满污泥的双手发僵，嘴唇发紫，回到屋里还不敢立刻坐到火塘边去暖一暖身子，必贪图一时畅快而落下关节炎、节生冻疮。栽秧打田的大忙时节，常常是天不亮就让牛角号吹醒，太阳还没出来就跑到田地里去干活，一直要干到月亮落坡，夜深人静才歇下来。人走进屋里，经常是累得脸不想洗一把、水不想喝一口就往床上倒。夏日里的农活不多，我们就去坡上挖煤，去砖瓦窑上打小工。酷暑天气，太阳火辣辣地晒得人头皮发麻，还要钻进歇窑不久的乡下土窑子，抱起烫手的破瓦，闷热的空气令人窒息不说，单是那满窑飞扬的煤灰，就呛得人不敢张一下嘴。一窑砖瓦出完了，我们这些打小工的知青，从头到脚满身都是黑灰，只好一家伙跳到水渠、堰塘里才能洗干净。挖煤不那么热，洞里子还挺凉爽的。可那一个又一个土煤窑，只有半人高，非得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踩住一根根尺把长的脚窝杆子，才能往洞子深处走。近的走三四百个脚窝，远的要走千把个脚窝，到了煤层前，抡起煤镐，借着小油灯的光焰，把煤挖下来，装进拖船。进洞一次不容易，总想把船装满，满装一船乌金般的煤，最少有二百五十斤，然后把拖绳勒上自己的肩头，拖起煤和船往洞外爬。那是双膝跪在地上，死死地踩稳一个个脚窝，往上使劲地爬啊！到了洞坡陡的地势，那一船煤在身后拼命地逮着你，你非得咬紧牙关，才能将船往前拖动一步。每次拖出一船煤来，我只觉得头晕目眩，天翻山摇，总要紧紧地闭上几分钟眼睛，才能逐渐缓过气来。要这样进出十次，计算一个劳动日。而一个劳动日多少钱呢？五角九分六。这是我们生产队的劳动日工值，也是远远近近最高的工值。初次下乡时，我们不在乎工分，我们不讲究什么报酬。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是到广阔天地里来炼红心的，是来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是在改天换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的，我们怎么能讲劳动的报酬呢？可当我们付出了那么多艰辛的劳动、流了那么多汗水之后，听到报酬仅仅是五角九分六的时候，我们不讲了。我们开始议论，我们开始思考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乡间为啥这么贫困呢？五荒六月间为啥还有农民上坡去挖蕨苔、挖野菜弃饥呢？
　　现实生活是严竣的，随着在山寨上呆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想到的问题越多，思考得也愈来愈深入。
　　就在这个冬天，我听说了这么一件事情：有个干部子弟，由于父亲被打成黑帮，关进牛棚，插队落户到了一个偏僻闭塞、有山有水的村寨。在那里，他和一个出身不好的姑娘相识了。姑娘在生产队里放鸭子，他在河滩上放羊。在那些受歧视的日子里，是同病相怜也好，是命运的安排也好，这一对知青恋爱了，爱得很深沉。随着漫长的插队落户岁月的流逝，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打倒了"四人帮"，痴情的姑娘满以为命运会给她露出微笑，却不料事实给了她狠狠一棒。受迫害的干部官复原职以后听说儿子找了个出身不好的姑娘做对象，大为光火。父母亲出面以高压手段干涉儿子的恋爱，儿子抵挡不住大城市和舒适的工作岗位的诱惑，抛弃了女友，酿成一个结局很惨的悲剧。
　　听完这件事，我脑子里受到很大震动，没有心思继续聊天，一个人悄悄地回到屋里，找出记事本，先三言两语把此事记下，并在下面写了两句话：
　　这件事可以写能一部长篇小说，不过我要把它的结局写好，决不能写成悲剧。
　　要是说写作《蹉跎岁月》直接的起因，就是这么一件事。
　　在记事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决心和愿望之后，我躺倒在床，任凭泛滥的思绪跑着野马，往事一幕一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九六六年，一帮煽风点火的红卫兵来到我们学校，兴一套新规矩，每一个进出学校的师生员工，都得自报家庭出身。当我的一个同学，报出他的出身是"小业主"时，一个红卫兵抡起皮带骂道："资本家就资本家，还什么小业主！"话到手到，手里的铜头皮带一下子抽到我那位同学的头上，把他的脑壳打破了，血流不止，当即倒在地上。不是及时抢救，生命也危险。当时，我就站在旁边，气得浑身都在抽搐颤抖。
　　一九七五年，有个工矿单位到我插队落户的公社来招工。两个招工的干部，用当时惯常的调包法，把一个出身不好的上海知青挤下来了。这位知青听说后去找他们俩论理，那两个人气势汹汹，蛮不讲理，其中有一个把桌子拍得"咚咚"响吼道："我们宁愿牵去一条狗，也不愿招走你这个狗崽子！"
　　我恰好在现场，听得一清二楚。当然，年岁大了，人也成熟了，不至于像我同学那样拿起刀去和那两人拼命；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事见多了，我也不会像十七、八岁时那样气得抽搐发抖了。但我的内心深处着实愤怒，着实震骇。把人糟蹋到这样一种程度啊！站在那里，我脑子里想，有朝一日，我要写本知识青年的书，一定要把这句话写进书里去。
　　一九七八年，打倒"四人帮"已经两年了，某个单位搞选举，选举一个没有实际权力的名誉职位，差不多众口一词的意见，要让一位有威信有水平的同志当选。可群众怎么呼吁、怎么选也没用，理由是：此人出身不好。
　　……那个夜晚，我几乎是一整夜没合眼。类似的事情，在逝去了的岁月里，我见得太多太多了。
　　红卫兵运动刚兴起时，上海的南京路上展开大辩论，每一个登台讲话者都要自报成份；在马路上、学校里，到处贴着两条风行一时的标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插队落户时无论走到哪里，是赶场，是去县城看病，公社、区、县的有结干部遇到知青，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成份？"和我同一个公社，有一个表现非常好的知青，一天到黑到了干活，话也不多说一句，大队领导几次亲自上知青办替他说话，只因为他出身不好，接连四次推荐出去，都被刷下来了。
　　"血统"在那几年里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
　　可以说，反动的"血统论"对我们整整一代中国人的残害，那是太重、太厉害了。这是我写作《蹉跎岁月》的一个主要原因。
　　写这本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想写一写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命运，我们这一代人在十几年里走过的路。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人生道路，都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三个思想层次。
　　第一个阶段，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这一阶段我们思想上的特征是盲目、虔诚和狂热。我们一拥而上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我们为一次又一次最高指示的下达和《红旗》杂志社论的发表而欢呼，我们坚信，一个红彤彤的世界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实现。当号召我们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时候，我们千方百计一起涌进了广阔天地，要去那儿开展轰轰烈烈的三大革命运动，大干一番事业，要把农村建设成为祖国的大花园，真可谓豪情满怀走天下。
　　第二阶段，是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二年，即"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向全国人民公布以后。这一阶段我们的特征由盲目、虔诚、狂热而一下跌入失望颓丧而彷徨迷茫，徘徊一段时间，逐渐地走向更深层次的思考。到达乡村之后，严峻的生活现实本身给我们上了最好的一课。繁重的体力劳动，当日复一日枯燥乏味地打发日子成了我们生活的内容，当乡村的贫穷使得我们触目惊心、不能理解时，我们是多么失望啊！有的人抽烟喝酒，打牌赌博；有的人忧郁颓废，苦闷至极；更有甚者，也有些人走向歧途，就此堕落了……想大干一番的美好理想被铁一样的事实击碎而破灭。就在这时，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消息传到偏远的山寨，知青青年们震惊之余，都在议论，都在思考，他们中有的人为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脸红心跳，有的人深叹自己在"文革"初期的"革命行动"是头脑发热，有的人在思考着，为什么我偏偏看不出历史发展的轨迹。思考于人有益，思考能促使人振作，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好些代表，都是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思考中觉醒的。
　　拿我自己来说，就是通过那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探索，逐渐意识到，靠豪言壮语、靠谁的恩赐来走未来的路靠不住了，必须得靠自己，脚踏实在地从偏僻山乡的崎岖小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提起笔来学习着写一点东西，试着把自己经历过的、感受过的、经历一番思考的生活写到稿子上去。可是……
　　学习创作，谈何容易啊！
　　我们插队时的知青屋里，放下四张床，就找不到放桌子的地方了。到了晚上，没有电灯。再说，白天还得虚心接受再教育呀，劳动有多累人哪，挑粪、耙田、铲田埂、钻进煤洞挖煤拖煤，在土砖窑上当小工，背灰、打煤巴、栽秧、薅秧、收割……一天干下来，那张床有多大的吸引力啊。
　　这些还在其次，可以想办法克服。没有桌子，我掀起铺盖，以铺板当桌子，坐在小板凳上写。没有电灯，用墨水瓶改制个小油灯，点起来照样写。劳动累人吗，我挤一切空余时间练笔。清晨，搬条板凳，带块搓衣板，坐在后屋檐下，把搓衣板搁在漆盖上写；夜里，伙伴们睡了，我以床铺当桌子，点起小油灯写。油灯摇曳的火焰，把我的帐子熏得漆黑。我妹妹曾给我洗过一次，后来，她不愿洗了，，我更顾不上了。下雨天不出工，知青们聚在一起，抽烟、打牌、吹牛、喝酒、发牢骚消磨时间，我找一个安静处去写。赶场天，别人往街上跑，我躲在屋里写。贵州山乡下了农闲时节，出工很晚，我就起个大早，到山寨外岭巅上的古庙里去写。那儿只有破败的四壁和缺胳膊断腿的桌椅陪伴我，非常安静。我可以写到妹妹在山下招呼我，该吃饭了才搁笔。
　　我在羊肠小道上跋涉着，艰难地跋涉着。为我的这些努力和追求，我开始付出代价，牙齿在连年剧痛后一颗一颗在脱落，遇到天阴雨落，膝关节就隐隐作痛。那当然都是这段生活给我留下的纪念和烙印。但我仍在往前走、走……
　　第三个阶段，是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八年。这一阶段我们这代人的思想特征是急于要求兑现，要求有个归宿，是振作起来奋进。打倒"四人帮"，解放思想，拔乱反正，给我们带来了希望。落实多年老知青的政策，大学恢复高考，给我们带来了欢欣。大家在这一时期的共同想法，是把逝去的青春追回来，是要重新从自己的脚下，迈开步子，踏出一条新人生之路，新的追求之路。
　　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唐朝诗人李颀的诗句："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
　　哦，这十多年来，我们就是在蹉跎中度过的。
　　写一写"血统论"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残害，写一写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路，同时更希望写出我们当年那些知青各不相同的形象。可以说，这是我要写作《蹉跎岁月》的第三个原因。
　　在那些年里，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知青，都受到这场运动的波及。不论走到哪儿，都能听到善于知青的议论。
　　起先说他们如何地有志气，风华正茂，开创了一代新风；跟着说他们如何的光荣，如何在乡村里大有作为，有的当了赤脚医生；有的当了记工员、会计，有的当了山乡的教师；有的当上了农技员；有的还提拔起来当了干部；接着说他们在乡村里呆久了，开始变了，变得调皮捣蛋，偷鸡摸狗，坐车掏钱，问题严重，得好好地管教。只要一提知青，人们不是唉声叹气，便是连连摇头，将他们说得一无是处，一团糟。
　　实实在在地说，知识青年们在乡村的生活，是复杂而又丰富的、艰苦而又充满了向往色彩的。"知识青年"，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字眼，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的蹉跎岁月里，是我们用汗水和眼泪、期待和希冀、探索和追求充实起来的。看到这个字眼，不该只让人仅仅想起艰辛的生活，不该只让人想到留在城里的待业青年，它应该让人想到更多的一点东西。就是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也不完全相同的。和任何一代年轻人一样，我们中间有奋进者，有为祖国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有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有退伍者……一句话，这是整整一代人的青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命运和遭遇。我应该把这一点写出来，告诉所有关心我们这一代知青的人。我的青春，我的追求和事业，甚而至于我的爱情，都是从那儿开始的，我有责任写。
　　由于这样三个主要原因，促使我要写《蹉跎岁月》这本书。长篇小说的人物、故事、情节，整本书的结构、层次、段落，我都是基于这么一个认识来酝酿的。当然罗，写作一部书，是由于多种多样的因素促成的。要在一篇短文中，把诸多因素逐一讲明，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正是有了这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有了我这本人近十年的知识青年生活积累，写作这么一本书的愿望才一天一天地明确起来，并且不断地像浪花般激起我的创作冲动，逼着我去思索、去实现自己的创作计划。
　　于是乎，我找出了一个本子，把以上的认识和想法一点一滴写下来。同时，开始我写作之前的另一准备工作，写作人物分析，给每一个主要人物作传……这已经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不在此罗嗦。惟一可以讲的，是写作《蹉跎岁月》的时候，我还没有工作，既没有工资，也没有人给我发粮票。那是一九七九年的夏天，十年岁月蹉跎过去了，我个人可以说是一无所得，但是得到的似乎又比任何人都多。我手中那枝笔的笔端上凝聚着写作最需要的感受和情绪，于是我写、写、写……一直写到今天，并将写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