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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故事
作者:王 钟    文章来源:本站    点击数:3675    更新时间:2006/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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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识青年

    “知识青年”这个词儿,在1970年前后使用频率极高,不仅见于报章,更流行于市井口语。城镇里几乎家家都有孩子或在兵团、或在农场、或插队农村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少则一个,多者三四,这些青年人就叫知识青年。我当时就是从赤峰插队到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的知识青年。青年当之无愧,那年17岁。但知识却低得可怜,小学中学加起来共读了9年书,上中学时又有不少的时间去学工、学农、学军,真正读书的时间充其量也就是8年。我手里至今还珍藏着1971年学校发给我的9年一贯制高中毕业证书。说是知识青年真是有些勉强。不过,这词儿不能简单地通过字面儿来理解,他是时代的产物,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现象。

    敢想敢干是青年人的特点,青年人永远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沿,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但具体到某一个青年人,却不能统而言之,拔粹者若晨星,寥寥无几。

    我们一起插队的知青柴春泽,其形体不彪悍亦不文静,却信仰坚定,胸有大志,勤奋好学,执着刻苦,为实现人类之崇高理想,敢想敢干,敢做敢为。虽然道路坎坷,多有失败,但痴心不改,无怨无悔,直到今天。就当年玉田皋打破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耕作传统,改旱田为水田,乃至今天有了品牌稻米,这个知识青年功不可没。


2、我和柴春泽

    1971年12月底前,也就是我们一起插队到玉田皋之前,我和柴春泽就读于赤峰市第六中学(有段时间称赤峰市第一人民子弟学校)。

    我们曾同桌过一段时间。当时学校的学生组织是“红卫兵”,学校的年级、班级都以军队建制称谓,年级称连,班级则为排。那时候柴春泽就任赤峰市“红代会”副主任(学生兼职),我在学校的九连二排任副排长。因同窗学友,又是同桌,故接触密切,相互了解,由于十分和得来,插队时便自愿结伴报名到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我们被分配到玉田皋大队第五生产队。
起初,因为他踏实肯干,表现突出,受到贫下中农的称赞,也引起上级重视。有位报社的记者采访时,无意间发现了他给他父亲的一封信,是拒绝他父亲劝他回城里当工人的一封信。这位记者凭敏锐的政治责任感和新闻视角,便发现这是一个难得的素材,写了文章,连同他给他父亲的信在报纸上发表了。先是《昭乌达报》,而后《辽宁日报》、《人民日报》……一时间成为知青典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明星”,是个大明星。若在当年知青名人中排个座次,仅在邢燕子、张铁生、吴献忠之下。他亦不负众望,干的很好,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副书记、旗,盟知青办的副主任等(知青身份兼职)。后来为名声所累,一切活动全由不得自己,到处讲用、做报告、个人日记被出版、接受采访、出国……他是青年们学习的榜样,当然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后来也被组织上委以大队民兵营长、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党委委员、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副校长等职,当然也是知青身份兼职。我们很多人都学他,发自内心地喊出“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口号,并付之行动。不去当工人,不去上大学……

    风云变幻,粉碎“四人帮”后他就成了反面人物,被办“学习班”,直至成了“反革命”。为此我也沾了点儿光。因为我接受过他送给我的、张铁生穿过的、一件红色背心;因为我在闲暇时为他整理过全国各地青年写给他的成千上万封信件;因为我在他外出时主持大队的工作;还因为我们是好朋友……但我终不及他,学不到他的真本领,虽然我也被办了学习班,但后来不了了之,未受牢狱之苦。

    父老乡亲是什么态度?在他被人押到玉田皋接受批判的时候,一些人示意或悄悄地告诉公社的厨师,一定要给小柴做最好的稻米饭,要不是他,不是这些知识青年们,我们现在根本吃不上大米。厨师不仅做了大米饭,还悄悄地炖了一碗猪肉,把肉埋在碗底,小心翼翼地端到这个“反革命分子”的面前。朴实的村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大队书记,在书写玉田皋种植史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讲求实事求是,大约是1979年,组织上给他平反了,恢复了党籍。

3、夭折的酒宴

    到了“知天命”的年岁,喝过多少次酒是数不清的。但有一次,我终生不会忘记。

    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的年代,是和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的年代,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时候。大队试种水稻,修鱼池。柴春泽作为全国的知青代表去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还见到了刚刚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还有江青、陈永贵等。因外出开会离开大队几天,回后便一定要和开推土机的拖拉机手一起劳动,说是补课。拖拉机手八小时换一班,他却不换班,连续三天三夜没有下岗。劳动告一段落,他回大队部的时候,见他十分疲惫,我和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周雨江暗中商量,今晚弄点好吃的犒劳春泽。一来是为他长途跋涉归来接风洗尘,二来为他连日操劳解解乏。其实那些日子我和雨江也好累啊。我全部积蓄只有三元七角钱,周雨江身上只有一元二角钱。两人到供销社叫醒早已入睡的值班营业员,用这些钱买了八瓶啤酒,两瓶罐头,用一个装化肥的旧丝袋子装了,徒步背了回来。当时天已很晚,他在看书,是《列宁选集》。我们两人喜个滋滋地叫他喝酒,想给他一个惊喜,没想到他竟严肃地说出一番话来:“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是和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的时候!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贫下中农在吃什么……”我和周雨江一时哑然。周雨江担任团支书时间不长,也许不太了解我和柴春泽到底是怎样的交往,说话时竟有几分战抖。我镇静下来,和他反驳,好话赖话说了不少,他就是不吃不喝。我一时躁怒,竟把已开启的两瓶啤酒一滴不剩地扬洒于地。苦了周雨江,他在大队书记和副书记面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后来我想,人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在急于做成某一件事的情况下,理性和感性克制力会极端低下,但能把情感用最不讲究的方法表达出来。数十年后,再提及此事,我们同感余味无穷。

4、文祭周雨江

    周雨江是在我返城离开玉田皋不久病故的。

    前文已经提到周雨江是大队团支部书记。他是翁牛特旗中学毕业的高中生,是回乡知识青年。玉田皋二队人,回乡后当过几天代课老师,后来执意要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不久就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小伙子个头儿不高,浓眉大眼,宽脸儿,为人特别憨厚,说话总是面带笑容,干活儿总有使不完的力气,。他习惯穿红背心。深秋里公社和大队组织大会战,把种大田的土地改造成种水稻的水田,在田间里纵横交错修建大渠、小渠、上水渠、下水渠。秋天很冷,可干起活来他总是要脱掉外衣,只穿件红背心。红背心特别显眼,给人们的印象也深刻。有一次我无意发现他干完活好像直不起腰来,我问他是不是腰疼,他说可能是着点凉,没大关系。后来就很少再见他只穿那件红背心干活了。那时他已成家,有了妻子。但他好像在家的时候特别少,因为团支部有好多工作,劳动之余总是在大队部。其实我们挺羡慕他这样成了家的回乡青年,有时候甚至想,自己何时能像他们那样讨个老婆成个家,但嘴上从没说过。后来自己结了婚,体验了有家的温暖,便更加敬佩周雨江。谁不想多和自己的爱人多待上一会儿呢!就在大会战结束不久,他病情日益加重,后来腰骨发生病理恶变。

    他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他有他的追求,他有他的理想,他对他的家乡玉田皋有着美好的憧憬!他要为自己的家乡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然而,他付出了生命,卒年不满30岁。事实上,像他这样有理想有追求的回乡青年还有许多,他们为改变山村面貌贡献的力量不可低估!

    我怀念雨江,敬佩雨江!雨江若在天有灵,定会看到滚滚的稻浪,看到村民的笑脸,这不正是你生前想看到的吗。
雨江不朽!

5、 车祸

    大概是1974年的中秋节前。我去参加旗里召开的“三干会”,会议结束时,公社黄珍书记安排我顺路陪同公社养路道班的拖拉机驾驶员高峰,驾一辆满载农用高压线、电杆横担等重器的手扶拖拉机,从旗所在地乌丹回玉田皋。当时我既无驾照又没参加过专业培训,竟敢从城关区开出三十来里。驾驶员高峰,是我和柴春泽的同班同学,也是同一天插队到玉田皋的知青。此人聪明过人,长得黑不擦儿的,个儿不高,办事很是干练。他说我开车太慢,公社等着这些东西急用,像你这速度何时才能开到玉田皋,何时才能奔向共产主义!我自认驾技不高,交给他来驾驶。快到潘家窝铺时,是一段较长的下坡路,也许高兄想为集体节省点燃油,也想快点儿把这些东西送到公社,因为他知道村民和大小队干部们在焦急期待,用他半开玩笑的话说,也许想早一点奔向共产主义。他竟把变速杆放到空挡位置,任其无束溜行。车速立刻加快,我只觉两耳生风,接着,车像离弦的箭,飞一般顺坡射出,我意识到危险已经到了身边,告诉搭车的女知青王丹群,让她小心。她还开玩笑,说高师傅开车没问题。此话刚落,失控的车,一个九十度急转向,一头撞在左侧的山坡上。

    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双眼,头下枕着一圆盘儿高压线,全身哪儿都不会动弹,视线内却能看见高兄还在驾驶座位上,引擎部分已经与驾驶座位部分折断分离,水箱里的水,油箱里的油都在滴滴答答地流,还冒着热气,发动机传动三角带已段成几截。更可怕的是车箱已经侧立,差一点点就扣在我的身上。还是我先有了知觉,挣扎站起来去拽高峰兄,他也刚刚反过神来,想下却下不来,细看时才发现大腿被夹住。我们一起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一条腿在一堆烂铁里抽出。

    这时就想起了王丹群,寻觅半天,见她在七八米外俯卧在地。跑过去连呼带叫,她起来却安然无恙,只是上身穿的旧军装前襟被挫成了布条条,像饭店里挡苍蝇挂的门帘儿。见大家无甚大事,心里平静了许多,这时我才觉得右脚鞋子里湿叽叽地好像进了些热水,脱鞋才发现全是殷红的鲜血,顺流上找,发现膝关节处有两个圆洞,一个在流血,一个凸出一些黄乎乎油状物的东西。我一下子便瘫坐在地。高兄也发现左腿大面积脱皮,摘去手套,又发现三个手指根处都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后来是王丹群徒步走了十来里路,到潘家窝铺道班找来一辆同型号的手扶拖拉机,把我们送到旗医院。各自缝了几针,没住几天医院,就又急冲冲返回玉田皋参加革命和生产了。

    记得在住医院期间我写了一首日记诗,时隔30年,大部分都忘记了,还记得其中几句,好像是“钝器穿透膝盖骨,难友血泪湿衣衫,不幸之中有万幸,总算灵魂未归天……”

               
6、粘豆包之迷

    我在五队担任过副队长,那时住在五队大车店的一间大约10平米的耳房里。房间里有一铺连着锅灶的小土炕,我的家当只有一只木板箱子,和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别无他物。每天自己要生火做饭,繁重的体力劳动又累得疲惫不堪,有点时间就想睡觉,真是懒得做饭,有时早晨起晚了,也不吃早饭。村民都很关心我,好多人邀我去他们的家里去吃饭,我偶尔也去,但频繁到村民家里吃饭是万万做不得的,我知道村民生活是多么清苦。

    有一天早上,起床后,发现地下有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包。我认真查看,这东西是从我房门上的一个小方洞投进来的。我小心翼翼打开,里面是四个热呼呼的粘豆包。没想什么,狼吞虎咽把它吃了。吃过以后,心里才想,这是哪位好心的大叔或是大婶送我的呢?我打听了好几天,竟无人认领这方手帕。半月左右,又遇一次。后来终有开窍:若是大叔或是大婶、大哥或是大嫂、或是侄儿晚辈,不必用这样的方法对我。就凭那干干净净的印花手帕,也应该知道个大概吧。遗憾的是不几天我就离开了五队,没有时间和机会去核查此事。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偷偷送我粘豆包的人到底姓啥名谁,我仍不知道,看来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迷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总会有新的觉悟。现在我想,此迷解不开更好,几个豆包在我的精神生活里,犹如银行里的存款,随着时间的积累,这笔财富在大大地增值。我非常充实,非常底蕴……


    玉田皋村后的大黑山依然挺拔耸立,农田前面的老哈河水还在汩汩流淌,可我们当年的知青已奔花甲,有的已经退休,青春还会回来吗?我说青春还在,就看我们怎样品味过去,怎样面对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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