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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元仁:发扬五四精神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是实现“初心”的必然要求
作者:本站转载…    文章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点击数:814    更新时间:201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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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元仁:发扬五四精神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是实现“初心”的必然要求

葛元仁 昆仑策研究院 5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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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是继俄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又一次由人民起来向旧的社会制度发起的冲击和挑战。“五·四运动”提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是中国人民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发出的怒吼!“打倒孔家店”,更是进一步揭示了中国长期积弱积贫的思想根源。


“五四运动” 由接受了先进思想的学生发起,开创了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在后期起了主力军的作用,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


“五四运动”翻开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是为了让后人永远记住1840年以来重大历史事件,“五四”运动的场面位列其中。


“五四运动”的宗旨是和我们建党的“初心”——推翻反动统治,为劳苦大众谋利益;“使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到达共产主义完全一致的。从其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次由知识青年当先锋,与工农相结合的,形成以工农为主力军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它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及其以后发展的先导。


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把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了这一节日),当天毛主席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指出了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是“青年运动的方向”。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充分肯定了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后,着重指出“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继续要求“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


习近平同志在今年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大会上讲:

“五四运动以来的100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凱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100年。”“100年来,中国青年满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积极投身党领导的革命、建設、改革伟大事业,为人民战斗、为祖国献身、为幸福生活奋斗,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給祖国和人民,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我们这一代知青,就是“五四运动”以来接续奋斗,在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中,为振兴中华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壮丽感天动地的青春乐章的青年。


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由接受了马列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按照《共产党宣言》发起和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目的是领导无产阶级的运动,用暴力推翻反动统治,消灭私有制,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社会。这个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文盲占了90%以上,即便是受过教育的人,接受的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是训练对地主、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地主、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地主、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这种教育“迫使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一代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列宁选集》1960年版第四卷第365页)因此,真正具备了共产主义信仰,愿意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青年知识分子少之又少。面对强大的反动统治势力,单靠这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青年显然是不行的。


共产党人要实现自己的初心,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须使得绝大多数人认识到如何改变自己命运,加入这个运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工人,农民只得靠出卖体力劳动来获得生活资料维持生活,是受压迫受剥削,苦难最深重的群体,他们有着最强烈的改变自己命运的要求,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是,由于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农民起义都失败了,或者是又建立了一个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政权,无法使得全体劳动者都摆脱被剥削,受奴役的地位,获得彻底解放。因此,毛主席指出:

“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53-554页)


毕竟“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才能实现目的,而唤起工农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知识青年身上。在中国,农民占了绝大多数,因此主要是唤起农民的觉悟。正因为有了一批批知识青年深入农村,宣传,组织农民群众,才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最后夺取了全国胜利,建成了由人民掌握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工农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一批与工农真正融为一体的知识青年经历了血雨腥风的考验,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了人民力量的伟大,树立起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成长为各级领导干部,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起到了骨干和栋梁的作用。




革命战争年代需要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和平建设年代是否还需要呢?


这首先要看我们的“初心”和“使命”完成了没有。


毛主席告诉我们: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39—1440页)


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掌握了生产资料,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建设没有剥削压迫,每个人能够有平等,有尊严生活的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来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共同富裕,过上美好的生活。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也是如此。只有第一产业—农业发展了,第二产—工业才能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才可有能。


1949年我国人均粮食209公斤/年,距世界公认的温饱线,人均360公斤/年很远,工业不可能大发展。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任何机械设备都生产不了。国民党败退台湾又带走了几乎所有黄金白银,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不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靠侵略,掠夺其他国家来发展,因此,只能是“自力更生”,靠占经济总量70%以上的农业来积累资金发展工业。新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工业化建设的。如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从成长到壮大的过程一样,这种状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按照经济发展规律来发展第一产业—农业,一方面积累资金逐步发展工业,一方面解决工业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党中央制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针完全是遵循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要提高粮食产量,只有开垦荒地增加可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两种方法。于是,国家成立了由复转军人和知识青年组成的生产建设兵团来大面积开垦荒地。在农村开展合作化运动,改变一家一户耕种的小农经济,将土地进行集约化大面积种植。但是由于长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压迫,农村的文盲占了90%以上,合作社连会计、记工员都很难找到,遑论先进农业科技的推广了。农业的发展急需有文化的年轻人。这些人从哪里来呢?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改善,人口迅速增长,党和政府大力发展初等教育,适龄儿童几乎是免费上学,这又同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不相适应的情况,因为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教员办高一级的学校,“初中毕业能够升上高中的只占了30%-40%。高中毕业能升入大专院校的只占5%,绝大多数初、高中毕业生需要就业。”(《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第169页)也就是说,第一产业有需求,社会也能够供给。在全国一盘棋的指导下,具备了通过缩小“三大差别”来实现“初心”和“使命”的条件,自然就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民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村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广大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把科学和文化、城市文明带到广大农村和边疆去,架起了城乡之间交流的桥梁。大批知青担任了农业技术员、教师和赤脚医生,不少知青还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推动了农业科技的发展,普及了农村的中小学教育,提高了农村的卫生健康水平,缩小了“三大差别”。 


知识青年只有到工农中去,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工农业生产的实践结合起来,取得工农群众的信任,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将一事无成,这是为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


笔者曾经在农村插队七年,担任大队副主任期间,通过调查研究,采用科学种田将学到的农业知识用到生产中,在农民群众的支持下,经过3年的艰苦奋斗,使6400亩小麦的亩产从历史最高的273斤,提高到412斤。


一次在给大学生的讲座中说到此事,一位农业大学的硕士生问我,为什么当年您能够在农村推广科学种田,而现在我们带着先进的农业科技到农村去,却无法推广?


原因在于,大学生们没有与农民一起摸爬滚打的经历,没有取得农民的信任。


正是知识青年和工农大众一起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使我们国家在2017年人均占有粮食477公斤,钢产量达到8.3亿吨,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世界上的高精尖设备,武器均能够生产。


也正是知识青年在走和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实践中,了解了国情民情,感受到了“任重而道远”的含义,又从农民的行动中学到了中华民族优秀品质,一批经过“三大革命斗争”磨练的知识青年,摒弃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脱胎换骨,成长为时时处处关心底层劳动人民疾苦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各条战线上起到了骨干作用。因为这个事业的本质,就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所作所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运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针对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式必然有所不同的。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大国,农民问题始终是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论是土地革命时期 “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还是抗日战争时期 “建立统一战线”,“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组织互助组”;社会主义时期“合作化运动”,“农业学大寨”都有城市知识青年的身影。尽管他们到农村去的组织形式不同,或以“工作队”或以“上山下乡”命名,但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朝着实现“初心”,完成“使命”的方向前进。




今后知识青年是否还有必要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呢?笔者认为,只要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没有最终实现,这条路就要继续走下去。


一个国家要强大,需要有物质财富做基础;一个民族要有幸福生活,也需要有物质财富做基础;要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就需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而工人农民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最终创造者。


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决定了工人农民始终是占大多数,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任何科学技术的提出都是因为工农业生产的需求,任何科学技术的试验,改进,直到成功,都是由在生产一线劳动的工人农民进行的,再好的科学技术也要通过他们的手变成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目前“三大差别”还没有消灭,贫富差距悬殊,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要做。这就决定了知识青年只有深入到工农中去,了解他们的需求,才能发现问题的所在。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使得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完善,才能更好地调到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工农最集中的地方是在基层,环境也比较艰苦。从繁华的城市到艰苦的农村,从安静的书斋到嘈杂的车间,从习惯于用脑到繁重的体力劳动,任何人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我们决不能将这个过程无限扩大,甚至妖魔化,罪恶化,并以此否定知识青年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更不能吃着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在艰苦环境下种出的粮食,却反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从事同样的劳动,去加速农业的发展,最终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这种论调的生产,完全的由于几千年来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观念,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控制了人们的思维。尤其是“孔孟之道”的“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视体力劳动的观念在青年学子中依然有着市场。因此在“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新生的弱小的充满生命力的无产阶级思想—为人民的利益甘于吃苦奉献青春,与没落的强大的腐朽的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只为个人利益贪图个人安逸生活的思想斗争。


但,不同这些传统观念做彻底的决裂,那么我们的“初心”和“使命”就无法实现。因此,“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至今都有现实意义。


我们必须看到,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是工人农民在和恶劣自然环境作了反复的斗争,和历代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进行了顽强抗争中形成的,他们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载体。只要到工农中间去,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就能够从他们的行动中学习到,感悟到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例如,吃苦耐劳,坚忍不拔,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劳俭朴……。我们中华民族就是凭借着这种优秀品质,生存、繁衍到现在的。这种优秀品质只要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打下基础。


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说:

“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


2014年5月4日,他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讲:

“成功的背后,永远是艰辛努力。青年要把艰苦环境作为磨炼自己的机遇,把小事当作大事干,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滴水可以穿石。只要坚韧不拔、百折不挠,成功就一定在前方等你。”总之,“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2013年5月2日,习近平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回信)


就是鼓励知识青年到基层去,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在实践中改造世界观,用行动来实现共产党的“初心”,完成共产党的“使命”。因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我们的目的是要改变旧世界,而不是用各种不同方式来解释世界。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我们实现“初心”和“使命”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又一次说明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的思维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16页)而这种实践是需要一代一代有知识的青年在工农业生产中去进行的。


现在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又被长期灌输“个人第一主义”“金钱至上”思想,根本不了解中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流血牺牲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了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制度,而要把这个制度坚持下去,又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和奋斗。认为自己现在享受一切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不仅需要在课堂上讲解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还需要用社会现实“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让他们“理论联系实际”,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上山下乡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具体方法之一。


现在“扶贫”进入了攻坚阶段,历史的责任落到了新一代知识青年身上,考验着每一位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学校的书本知识,记录的都是从前人的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的,普遍的规律。而我们面对的都是具体的,各有特点的现实,因此列宁说:

“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是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哲学笔记》1966年版第230页)


只有通过实践这种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活动,人的认识和理论才能变成现实。“书中得来终觉浅,实践得来方觉深”。


笔者发现,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有64名曾经上山下乡有知青经历的院士。他们就是在和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从各类学校毕业了多少学生,也不是靠物质刺激就能够出成果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有社会主义觉悟,能够抵得住金钱的诱惑,淡泊名利,耐得住寂寞, 愿意在枯燥的,不断失败的情况下,为祖国为人民坚持下去,直到取得成果,造福社会。


曾在内蒙古四子王旗插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1973年底到清华大学学习,在“开门办学”下下厂劳动,参加援藏团,他的大学是在工厂里度过的,他从工人师傅们身上,得到了许多难忘的教诲,也学到了实际生产的本领。江亿说,实践也许是最好的老师。1977年1月,他结束了在清华的学习,被分配至甘肃兰州一所工厂,干了近10年设备运行、维护。后又进入清华从硕士到博士再到院士,他是把大量的精力、时间放在了书斋和实验室之外:地铁里的温度控制、为苹果产区的农民解决储存难题、帮助北京市政府解决冬季大白菜的储存……这些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但实际包含很深的学问,是人民经济生活中急待解决的难题。


江亿说,

自己从十几岁就与农民、工人在一起生活、劳动,如果可以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曾经在江西建设兵团农机连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崔向群(女),1975年于南京理工大学光学仪器专业大学毕业后,她为了专业对口,坚决要去地处山区的江西光学仪器厂工作,被安排去光学车间当工人。“山沟就山沟,工人就工人,只要能学以致用。” 在偏远的军工厂里,崔向群想尽一切办法“没事儿找事儿干”:手工修磨透镜不仅操作累,还会在手上卡出很深的印痕,她就设计了一种手持夹具卡住透镜进行修磨;看到粘接透镜火漆仍在用人工手捏的原始办法,她就设计了火漆机;看到高速抛光机没人使用,她就主动要求试验高速抛光工艺…… 

 “我的出发点就是要做事,学有所用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


1994年初她放弃欧洲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国内建立大视场兼备大口径的光谱巡天望远镜,一家三口挤在50多平方米的套房内,她每月工资也降到原来的1/40。面对落差,崔向群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说:“我很高兴回国,这架望远镜将使中国为世界做出贡献。”她率领她的团队用12年时间攻坚克难,终于实现中国天文望远镜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赶超。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丁健,1969年在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号召下,16岁离开了上海,到江西省崇仁县开始了6年多的知青生活。丁健说,

“年轻的时候能有那六年多的艰苦经历,对我的一生来说,都将是宝贵的财富。”


6年的知青生活,他学会了感恩,学会了坚韧,认识了自己。他说:

“在农村插队,一开始我们这帮城里的孩子什么都不懂,也什么都不会,是当地老乡们长期的帮助和照顾,才让我们一步步挺了过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今天搞科研、做研究,说到底不是为了自己,国家和人民给了我们大力支持和优良的环境,我们理所应当做出点成绩。”


 “经过这6年磨砺以后,我觉得什么事情都不那么可怕了,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困难。在科研上面碰到的任何挫折和失败,我觉得都不算什么,只要我们能够持之以恒,耐得住寂寞,执着不弃,攻克难关只是时间问题。这是所有科研工作者必备的素质,也是出成果的必要条件。“


中国工程院院士付贤智,是从福建邵武莲塘公社芹田大队插队的农村进入大学校门的。1993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知名学府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在该校又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7年,麦迪逊大学为了挽留他,以“杰出科学家”的身份为他全家办绿卡,许诺他丰厚的报酬,但付贤智都一一拒绝了。对于这段经历,付贤智说:

“我是50后,我插过队,能上大学不容易,我的经历决定了我要回国。”


他说,出国就是为了看看国外的教授怎么做科研,打算掌握了他们先进的科研方法,再报效祖国。


中科院院士翟明国认为,扎实的学业知识固然很重要,但教育不能以智育为培养的首要标准,不能只啃书本、太看重分数。好的教育应该使学生有足够的意志训练、理想追求和社会生存能力。 他在2016“科学改变世界”全国研究生学术论坛的报告中说:

“若一个人不热爱科学、对社会没有担当,谈何改变国家?改变社会?” 


他以自己掏粪、新疆伊吾军马场的知青经历,鼓励年轻学子多参加社会实践,让自己成为一个“接地气”的人。


“缺少社会实践会成为人生中的一大损失,这会导致一个人一直‘悬’于社会之上,而不能脚踏实地地往前攀登。”“人才的市场化、货币化使得人降格成商品,这是不能出大师的原因。” 


翟院士还强调知识不应只改变受教育者本人“走出大山”的命运,知识改变的应当是家乡、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命运。 要想使得青年“学生有足够的意志训练、理想追求和社会生存能力”就要到实践中去了解中国社会的民情国情。而只有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实现。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一代青年的社会责任,树立为祖国、人民效力的决心,从而成为学习,研究的动力。


毛主席说:

“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56页)


这是已经被历史证实的事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人大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要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实现城乡共同发展。”


体现了我们党按照《共产党宣言》要求“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方针。他提出的

“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又一次说明,只要农村落后于城市,农村就是“广阔天地”,就能够“大有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不是简单的农村人口进城,而是要“城乡共同发展”,使农村发展的和城市一样。这完全是将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结合《宣言》指出的方向,摧毁旧的传统观念,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的方法。


从中国的革命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完全是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使然,如果不信仰共产主义,那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党把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定为“青年运动方向。”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共产党的干部只有在和工农相结合过程中培养,选拔。



现在,我们依然处于列宁说的帝国主义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垄断性、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已经充分暴露。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时代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对外由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不仅继续剥削压迫本国人民,通过资本输出进一步剥削压迫世界其他各国人民。帝国主义不仅仅是要自然资源,而是要牢牢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在产业上让你完全依附宗主国,最终实现从思想上控制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经济上帝国主义通过 “薅羊毛”寄生在其他国家身上的。尽管帝国主义采用了包括高科技在内的种种手段,但都无法解决社会化的生产与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以金融危机表现出来的经济危机,接二连三,至今不能自拔。为此他就需要迫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他们的附庸,不断地“薅羊毛”,延长自己的必将灭亡的命运。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当他们发现中国共产党人至今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初心”不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仍旧高举实现共产主义“使命”的旗帜,于是吸取了“抗美援朝”失败的教训,面对中国的武装力量日益强大,将企图使用武力让中国成为其附庸,改为以武力威胁,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通过“和平演变”来实现其目的。


对此,毛主席早有警惕。1959年,毛主席就针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指出:

“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会是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毛泽东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


改革开放以来,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和平演变”的步伐,美国哈佛大学免费培训中国的中高级干部,他们在国内的代理人鼓吹“人性论”,“普世价值”,以学术研究为名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抹黑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袖。借着我国采取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宣扬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利用网络培养他们价值观的认同者,甚至培养现有政权的反对者、颠覆者……,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向我们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威胁我们的政治安全。现在又和我们展开“贸易战”,企图从经济上打垮我们,让我们放弃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初心”,背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使命”,搞资本主义,成为他们的附庸。


邓小平同志及时觉察到了这点,1989年5月31号他就指出:

“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邓小平文集》第三卷第297页)


1992年又指出: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邓小平文集》第三卷第380页)


从“十八大”以来所揭发出的大量贪腐问题来看,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和平演变”是确实存在的,贪腐者无疑就是“国贼”。


尽管党的第一代领导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打击腐败分子,但是,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对于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毛主席1966年7月8日说: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毛泽东年谱》第五卷只有文献出版社第597页)


这就告诉我们,只有代表最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人,才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真正的革命者。而要深切了解工农群众的利益,只有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与他们结合在一起。


“五四运动”一百年来,或公开,或隐蔽,跌宕起伏的阶级斗争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知识青年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能丢,不能改,必须坚持,直到我们的“初心”实现,“使命”完成。在此之前,知识青年只有和工农大众融为一体,才能使他们在“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保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此事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政治安全。我们要宣传,发扬“五四运动”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一代一代的“接力”下去,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实现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完成我们的“使命”。


(作者:葛元仁,1968年从北京到山西夏县禹王公社插队落户;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自“知青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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