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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年代回家过年之路
作者:李继明    文章来源:李继明    点击数:2322    更新时间:2013/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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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年代回家过年之路

                   李继明

 

    改革开放后,亿万农民工离开农村奔赴全国各大中小城镇打工挣钱。每逢春节临近,千家万户盼团圆,那些在外打工的农民兄弟,还有学府放假的学子,海外打拼的游子等等,思家、思乡心切,不管他们身处何地,路途多么遥远,路程多么艰辛,气候多么变化莫测,都挡不住他们回家的脚步,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踏上回家的路。奔的就是除夕夜阖家团圆,中国几千年来不管朝代如何更替,祖祖辈辈,除夕家庭团圆的习俗亘古不变,这就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儿女心中不变的民俗。现在几亿人的过年大返乡,使中国交通运输出现超饱和状态,中国的机场、码头、铁路,公路车站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很多人回家一票难求。每当我坐在家中从电视画面中看到那些回家的人们,疲惫、焦虑,急躁、无奈的面孔,不免也勾起我对插队那个年代春节回家难忘回忆。

    我们插队那个年代回家过年困难,和国家改革开放后农民工及其他社会群体回家过年困难,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那时我们过年急切回家的心情,恨不得一步就迈到家中,见到自己的父母、长辈和兄弟姐妹的愿望,和现在人们回家过年急迫心情一样。明显不同的地方是,那时的交通工具落后,很少人有资格、有经济实力能坐的起飞机,直快列车时速不足百公里,普快就更慢了,从甲地到乙地通常都要倒几次车。长途汽车都是国产车,故障多、速度慢,路面质量差,正常行驶时速60公里已经是相当快了。乘坐舒适程度和现在也没法比。二是,那会人们兜里都没钱,现在看那时的票价是非常便宜,但那时人们还是很难承受。三是,那时过年虽交通运输也忙一些,但车票不是很紧张,基本窗口排队就能买上票,不用提前买预售票。这是因为那时的户口限制,粮票限制,介绍信限制,成份限制等等诸多限制,少了很多人口流动。

    我插队的地方是内蒙古昭乌达盟(现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红光公社光明大队天顺营子生产队。我们回家过年一般都在元旦后,生产队分了红才能动身。分红之前我们就开始做回家准备,我们回家首先要准备全国粮票,这是回家必带的,说实话我们插队那几年没挨饿,国家给知青定的口粮标准是每年600斤,加上青年点自留地打的粮食,我们每年都有余粮,这和全国很多地方插队知青点粮食不够吃,是个反差。我们当年插队的生产队自然条件和队长都不错,自己很幸运。记得我们插队时有一年,北京家里妈妈来信说“粮站刚发的一个月200多斤粮票,莫名其妙地全丢了……”妈妈很着急,那时谁家粮食都很紧张,当时向亲戚朋友借粮票比借钱都难。我和哥哥接到妈妈的信后(我和哥哥同在一个青年点),立即从青年点拉了些粮食卖到粮库,折合了200多斤全国粮票给家邮寄回去,才解了家中的急。我们那时往粮库卖的是原粮,原粮不同折合的粮票也不一样,我记得那时一等麦子每斤一角三分五,100斤麦子可以给85斤粮票。一等谷子每斤一角一分,折合80斤粮票等等,我们基本都卖粗粮。当时全国粮票拿回家,北京当地粮站还按百分比配给细粮和食用油,很合适。当时我插队的生产队距克旗粮库15里路,在生产队申请一辆牛车或单马车,在青年点装上粮食,自己赶着车一天能往返,比较顺利。我们在粮库卖了粮食,顺便在街里采购一些年货,我们回北京必买的是克旗草原白蘑和杂蘑。那时克旗野生白蘑3元一斤,杂蘑1.7元一斤。再用胡麻换几斤胡麻油带上。我爸爸最爱吃克旗蘑菇,大年初二北京习俗吃面条,泡上几个草原蘑打卤,满屋都是蘑菇香气。二斤蘑菇我爸爸要留着吃一年,亲朋好友偶然在家吃饭,我爸爸才拿出几个干蘑菇泡上,一是让客人尝尝,主要还是夸夸儿子,炫耀炫耀自己。那时可能是老爸最得意和神气的时候,当时人们就是手里有“侨汇卷”在北京友谊商店也买不到草原白蘑。老爸炫耀确实也有他的道理。可他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了,这些也成了自己美好的回忆。

    粮票、年货准备好后,就等着生产队年终分红了。那时人民公社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有一个分红会计班子,年终轮流在各生产队核算账目搞分红,他们掌握政策,哪些要留,哪些应分,他们定调。生产队那几天把他们奉为上宾,杀鸡宰羊好吃好喝好伺候,为的是尽量让社员多分点钱。生产队专门准备一间办公室,大队来的人吃住和办公都在办公室,屋里的炉火生的很旺,火上坐着铁壶,炕上放着一个大炕桌,桌上有算盘、笔、水碗,地下也有办公桌,桌上放着账本票据等,生产队队长,会计陪着。我有时也进屋看看,他们对知青都比较客气,也不撵我走。生产队年终分红核算场面气氛很浓,紧张之余也不乏说笑。我第一次看到会计手拿账本“唱”账,几个会计低头一边听唱的数字一边打算盘,唱账用的是唱歌法,拉着长音,把元角分都顿开很好听,这比课堂老师教珠算枯燥念数字有趣多了,一套账唱必,几个打算盘的共同核对数字,一般以多数相同数字为准。乡村会计,手拿算盘打的都很过硬,我有时也试着拿桌上闲置的算盘跟着唱账打数字,结果,不是跟不上唱账的速度,就是打出结果的数字出错,为此过年我在家还专门练过一段时间算盘。现在算盘早已被计算器替代,我们的晚辈很难再听到唱账和那分红时拨算盘音响啦。我插队的生产队在全公社也属比较富裕的队,我插队七个年头,参加过生产队六次年终分红,每年的劳动日值(十分工)分红时都不少于1元钱,最高一年我清楚记得劳动日值是1.35元,这在那个年代农村是不多见的。我一年出工近300天,每天傍晚收工回到青年点,第一件事是拿着工分本,到生产队会计那里记工分,会计在工分栏中记上这一天的工分,然后在后面的栏中盖上会计人名章。10分工是一个劳动日,夏、秋劳动最累时出工一天能挣10分,冬、春一天挣不到10工,所以我全年只合230多个劳动日。我哥哥被公社抽调参加贫宣队,基本不在生产队干农活,工分照常在生产队按天记,他挣的工分比我多。总之,我们哥俩挣的钱,年吃年用不发愁,基本不用家里补贴。我现在回忆当年那段生活,还记忆犹新。

    分了红,生产队要扣除全年的粮食款和借支,我们带上剩余的钱,在大队开上回家探亲介绍信,开始踏上回家过年的路。我当年插队的克旗到赤峰近300公里,没有铁路不通火车,只有乘长途汽车。克旗到赤峰全程都是砂石路面,克旗有长途汽车站,每逢单日发解放牌敞篷车,双日发封闭式汽车。汽车内环境很差,密封也不好,汽车每小时平均速度不足50公里,颠簸的很厉害,一路车厢内全是飞扬的尘土,往返中途还要在林西住一夜,很是烦人,全程票价7.2元,这个票价一直维持到国家改革开放初。昭盟文革期间划归辽宁管辖有10年,克旗至赤峰路面那时被改修成柏油路,长途车也不再发敞篷车,而且汽车当日可直达赤峰,乘运条件算有了进步。

     现在看来克旗到赤峰7.2元票价算很低了,当时知青买车票也很舍不得。7.2元毕竟和我们干10天农活基本划等号,我们那会感觉能省还是省点。我们那会尽量托人找搭乘去赤峰的便车。那时最理想的便车是军车。克旗当年种的粮食不能自给,每年冬天都要从赤峰粮库往克旗粮库调运大量的返销粮,全部是玉米。当年承担运返销粮任务的是军车,从赤峰到克旗军车是装玉米的重车,从克旗返回赤峰的军车是空驶,军车一个车队一般是十几辆漂亮的解放牌汽车,那时军民关系很密切,很好,只要有人和车队指导员或连长认识,从中介绍一下搭句话,他们基本都能应允,当时搭军车的人主要是知青,指导员和连长也了解这些。

    有一年,我和哥哥还有我三表哥一同搭军车回家过年,那会拉粮的军车晚上在克旗桥西一家旅社院内停放,早晨6.30准时发车返回赤峰。虽然车队长同意我们搭他们的军车,如我们去晚了军车也不会等,我们必须早早地在旅社门口等候军车。我们怕耽误了时间,早上5点就在旅社大门外等着。克旗腊月初清晨格外的冷,我们身上穿的都很厚,脚上穿着棉乌拉套毡袜,但把我们冻得还是站不住脚,我们在旅社门外来回跺着脚,盼着早点天亮。旅社门外还停放着一些木轮牛车,牛拴在牛车的旁边,牛在地上卧着,嘴里不停地在反嚼着食物,身上和口里冒出的湿气在牛的毛稍上结成白白的一层霜。我三表哥招呼我们说:“别来回跺脚啦,你们站在卧下的牛跟前,把脚使劲往牛肚子下面伸伸,借着牛的体温脚暖和多了”。我照此办法试试还真是好办法,不那么冻脚了。我们就是这样挨到军车发车。

    军车在广阔无垠的草原公路上急速地行驶,我们搭军车是坐不进驾驶室的,坐在空车厢里四面透风,冷风像小刀一样刮在脸上,开车的解放军司机很好,他们知道车上冷,开车前把皮军大衣递给了我们。我们哥三个围挤在汽车驾驶室的后面,用皮大衣蒙住头和围挡住后背,抱团御寒。虽然不感觉暖和,但都能挺得住了。军车行驶了三个多小时后到了巴林桥,巴林桥飞架于西拉木伦河之上,是由北向南通往赤峰的必经之路。那时桥头设检查站,南北往来的民用车辆都要停车,接受比较严格的检查。那时乘车携带粮、油、肉等都属违禁品,都要查扣没收。我们乘坐的是军车,不检查直接放行,这也是我们喜爱搭乘军车又一个原因。军车过了巴林桥,很快到了五分地,五分地那时设有兵站,军车车队驶入兵站,打尖吃午饭,给车加油,休息一小时。解放军司机很热情邀我们一同到兵站里吃饭,我们不好意思过多麻烦人家谢绝了。在敞车上坐了几个小时,又乏又冷下车手脚都有些不听使唤,正好车下活动活动手脚。我们哥仨到了五分地供销社,每人买了一个“牛粪盘”样式的面包,我记得是一角七分钱一个。供销社大屋里柜台前一边生一个大炉子,炉子上坐着开水壶,我们都自带水缸子,倒上热水,吃一个面包喝点开水,就是我们的中午饭了。一个小时很快过去,我们坐上军车继续前行,军车不到下午5点进了赤峰市,我们坐的那辆车过了北大桥靠道边站下,司机让我们下了车,我们把皮军大衣还给司机,我们还没说完谢谢,军车已经开走了。望着军车远去的背影,我们哥三都说解放军真好。

    我和哥哥拿着东西奔赤峰火车站,我表哥拿着探亲介绍信,他负责到市政府的一个办公室再换进京介绍信。那时买进京火车票没有地级市以上政府的介绍信不卖。我和哥哥在火车站等了不长时间,我表哥就到了。他说市政府下班了,换介绍信要等第二天早晨上班才行。这又要在赤峰住一夜,无形中还要增加好些费用,怎么办?我们哥仨合计很多办法,第一个办法,先拿着大队开的探亲介绍信,到卖火车票窗口试试,和售票员解释解释,北京知青回家过年,不一定就不卖给票。我表哥说完就去了售票窗口。那时赤峰到北京不通直达客车,要先到辽宁的叶柏寿下车中转,然后到承德再中转,最后才能乘上承德直达北京的火车到家。全程火车票价10元整,乘车和等车时间合在一起要一天一夜。我表哥一会回来了说;怎么和售票员说也不卖进京票。第一个办法不行,我哥说;咱们三个不行先买到叶柏寿的火车票,叶柏寿是辽宁管辖,也许有大队的探亲介绍信能买北京火车票。我们哥仨都认为这是好办法,省去在赤峰住一夜的花销了,我表哥再去售票窗口,顺利地买了三张到叶柏寿的火车票,我们天真地认为离家近一步算一步。

    火车到叶柏寿的时间是晚11点多,北京知青回京都要走叶柏寿,大家给叶柏寿起了一个别称叫“夜难受”,晚上要在此等上近4个小时,才能乘上一辆开往承德的火车,那个年代没什么消磨时间的地方,只有在不宽敞的候车室苦等。我们哥仨到了叶柏寿出了站,我表哥直奔候车室售票处,一会儿垂头丧气的回来说没有市级介绍信还是不卖进京票。我们哥仨现在感到问题有点严重,继续往前走,到承德看样子没有市级介绍信还是不卖进京票,那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更被动了。我们哥仨最后商量决定,让我表哥坐凌晨3点多的火车返回赤峰,到赤峰时间正好是早晨,去赤峰市政府换介绍信,晚上再乘同车次火车赶回叶柏寿。我和哥哥在叶柏寿要等一个半夜和一个白天,表哥从赤峰换信折回,我们哥仨再买上进京票,我们都觉得这虽是无奈之举,但也是变被动为主动的最佳办法。我表哥又到售票处买了一张回赤峰的火车票,专为开一封介绍信。

    从天顺营子出发到克旗,到赤峰,再到叶柏寿我们哥仨寝食不安,路途非常辛苦。叶柏寿夜里等车的乘客不多,等车坐椅都是木质长板条凳,很简陋,但候车室还算暖和。我躺在凳子上很快睡着了,我感觉身上火烧火燎又痛又痒的醒了,什么东西咬的我这么难受,我就四处找,我哥哥也说不知什么东西咬的难受,我查看凳面上什么东西也没有,这可真奇怪。我再蹲下借着候车室灯光顺着板条缝看,有一串荞麦皮大小的东西藏在板条两侧,我用脚在凳面上使劲跺,能震下来几个,用手指一捻,一股臭臭的味道。我忽然醒悟,这可能是臭虫。这是我第一次挨臭虫咬,我曾听社员说过,臭虫咬人是一串,一个臭虫在人或动物身上咬,后一个臭虫咬住前一个臭虫的尾部,前面一个臭虫吸到血,后面一串臭虫都有血喝,可怕的说法。我再也睡不着了,也再不敢坐在长条凳上了,等表哥的那将近一天一夜,基本都是在站着。我和哥哥开玩笑的说:“候车室凳子上虽有臭虫,但还比较暖和,就是站着也比到外面冻着强。候车室有臭虫这些事,站上的工作人员肯定都知道,就是没人管,旅客肯定也有人向站里反应,没人解决,这就是文革比较乱的那个阶段我回家过年亲身经历。

    难熬的近一天一夜过去了,表哥第二天晚11点多赶回到叶柏寿,在赤峰市政府开回了进京介绍信,我们买到了北京火车票,再踏上回北京的行程基本顺利,没有再出现什么周折。我们插队那些年,每次回家过年路上都要遇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从来没有阻挡住我们每年回家的热情和脚步,那个年代每次回家过年发生的故事,现在提起,讲给大家听还是津津乐道。

    插队时回家过年虽不是一路顺利,但后来总结起来还是很锻炼人的能力,培养自己的家庭意识和兄妹亲情及对父母的孝心。自己出门在外拼搏了一年,回家的强烈愿望和深深的家庭意识分不开,心里总在想家里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等候自己回家过年,必须回家,不能让他们失望。回家过年选带什么礼品或年货,首先想到是给父母和老人选什么吃的、穿的、用的这是惦念、孝敬父母和老人的思想。插队在外一年,弟弟妹妹有没有长高,学习成绩如何,是不是懂事了?都是回家之前常想的事情。这是情系全家。再有回家过年,路上遇到种种困难很多事不能预知,遇到困难要自己和同伴共同面对和解决,这是一个人长见识,锻炼自己解决问题能力的过程,也是人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我始终认为,人在社会上要读好两本书,一本是学校老师教的书,另一本就是人社会实践的书,两本书都要读好,偏一不可,人才能成器。回家过年可以说是人们社会实践的大课堂,我遇到了很多困难,也克服了很多困难,从中浅,我赞成人生活经历是宝贵财富的说法。

   2014年春节临近,在外谋生的人们,还有农民工兄弟,又开始准备回家过年啦,我衷心祝愿他们回家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全家团圆,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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