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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观洲*知青通联简讯
作者:陈观洲    文章来源:本站投稿邮箱    点击数:14961    更新时间:201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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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联简讯
TONG  LIAN  JIAN  XUN
祁门县65知青联络处    主办       本期责任编辑   陈观洲
2011年9月12日
凡人不凡,旧事如新
——读高新民先生和他的《凡人旧事》
发轫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伴随着“文革”形成了高潮。两千多万初、高中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干革命。从北大荒的黑土地到南缰西双版纳密林的广阔天地里,到处都有火热青春的激情涌动,到处都闪动着他们辛勤劳作的身影。
一眨眼,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花季的少男少女,如今全都年过半百及至六十开外,当上了爷爷奶奶。他(她)们也有了各自的归宿。2008年10月,《凡人旧事》的作者高新民作为安徽省唯一的代表,赴京出席了“全国知识青年座谈会”,与会的36人都是当年旗帜性代表人物。接着于12月,又应邀去昆明参加了有近八千人聚集的“知青节”。剧烈的知青文化冲浪,不断地撞击着作者心中那沉睡久久又沉积厚厚的那些几分隽永又几多酸涩的往事。一种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使他很快进入角色,笔耕墨濡,一气呵成,杀青了这本30多万字的《凡人旧事》。
《凡》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由同是“插友”的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和“插友”的原新华社资深主任记者刘昕(女)分别写的序。《凡》是作者用散文随笔体裁创作的一本自传体回忆录。作品用125个单篇,五十张珍贵的资料和照片,一事一叙,用时序的经线串缀起来。作者以确凿的历史事实为背景,用白描的手法,平实的文字,朴素的语言,简约的文风,深沉的思考,理性的认知,创作出一部即是全景式描绘知青生活的文艺作品,又是一部忠实反映历史事件的实录,它既描述了作者五彩斑谰的人生图景,又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人间百态和社会万象。
昨天是今天的老师,今天是昨天的演进,用爱拥抱昨天,用激情创造今天。《凡》中有作者失意的惆怅,有痛苦和辛酸的挣扎,更多的是奋斗后的快乐。温故而知新,作品凸现它知史、警悟、启智、励志等功能,具有存世、传世的普世价值。我想读者一定可以从中获取多方面的教益。
《凡》的内容繁富,从作者出生起,沿着人生之河,一路顺流而下,一路风景变幻,一路曲折迂回,一路波涛迭涌,眼观云卷云舒,花开花落,身历河东河西,雨骤雨停。正如作者所说“是在坎坷而险峻的人生道路上不断的攀登、前行”。就这样,追随着共和国的脚步闯荡了六十多年。作者描述了从吃不饱饭呼叫《我饿》的辛酸到同届高考前三名也“不宜录取”的匪夷所思;从“接受再教育”的斯文书生到为《半个猪头》而狂欢失态成一群饕餮之徒的蜕变;从锤炼红心自虐式光膀子干活到有了“五好社员”光荣证书的那份满足;从为谋生存偷学理发的无奈被恶拒到“背起小药箱,走在田野上”的愉悦;从“光头小和尚”情窦未开的懵懵懂懂到初为人父的手足失措;从背负“血统论”十字架“黑五类子女”的屈辱到一跃成为“活学活用”积极分子步步高升为团省委委员的惊诧;从山窝窝里默无声息的“插队仔”到显身中央电视台25分钟专题报道和登上中国科技大讲坛向师生作三个半小时报告的自信;从一个被人睨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到一个受人尊崇的共产党员的光荣;从一个破了好梦的知青摸爬滚打8年后又作为“典型”圆梦成了一名大学生;从“工农兵学员”的激情澎湃到一次意外发现,感叹“笑脸背后藏着带血的尖刀”而跃入冰窟;从大学毕业再回农村到一路光鲜英雄般地接受最高礼遇与接待;从光环褪去重返祁门山乡的寂寞到后来当上一名正式的眼科医生……就这样,桩桩件件,件件桩桩,高新民在“无声的群落”,里左冲右突,终于为叶辛在序言中所说,“他从天地一些片迷蒙的旷野上顶天立地的走了出来。”他说当身上“那种虚幻的光影已经消退”,就清醒的回到了榨坞大队,“回到了那个生活的原点,回到凡人世界。”他“像鸟儿飞回了熟悉的大队,沉浸在为患者治疗眼病的快乐中。”当然,他还是一名拿工分的“下乡知青”。只是后来经过“脱帽加冕”,再后来政府收回成命:“所有大学毕业当农民的一律由当地人事部门负责收回,就近安排工作”。高新民作为知青的生涯结束了,被安排在原插队的灯塔乡卫生院,生命之河还长着哩,还在继续演绎着许多精彩故事。
先是,把大队医务室的眼科迁入乡卫生院,病床扩增至20多张,业务收入占全院九成以上,他被当做了“财神”。接着,工农兵学员评职称考试得了个“状元”;吃冤枉20年的父亲彻底平反,当上了宁国县政协副主席;以最高票当选了县人民代表;创办祁门县灯塔眼科医院并出任院长;去权威的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眼科中心进修;二出祁山在屯溪创造第一家民营的启明眼科研究所;为插队山村独资捐建“思农桥”;第一次迈出国门去新加坡国家眼科中心做访问学者;自费去俄罗斯学习先进的眼科专业知识并接受美国芝回哥等多所大学的访问邀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及省报都报道了他的事迹;先后在眼科专业期刊发表论文50多篇并擢升为“中华医学会”会员;受聘为“香港国际医学研究会”理事;先后出版五本书,被接纳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一家三代上了新修撰的《宁国市志》,创该市市志首例;子女立业并成大器又有了第三代等等,真是好事连连,快东多多。然而“两点论”的哲学命题也一直在起作用。在他“轻舟已迅万重山”顺流而下的时候,也不时地碰上明垛暗礁。带着伴有磕牙绊腿令人沮丧和厌恶的东西,就像患上“飞蚊症”,眼前总有挥之不去的“蚊子”,如影随形地骚扰。关于这书中的《弼马温》、《我的痞子邻居》、《正与邪》、《勒索信》等篇章,读来真让人齿冷加心寒。
生活原本就这样。甜酸苦辣麻涩咸,什么味道都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什么色彩都有;喜怒哀乐悲恐惊,什么尺绪都有。风雨阴晴雾霜雪,什么气候也都有,不过,这种种在高新民身上是更凸显,更特异,也更经典罢了。“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高新民挺过来了,他和几千万知识青年一样,奉献了青春,用柔弱肩膀分担了共和国的风雨,承载了共和国的苦难。
从《凡》中,知道了作者用荆棘拌合着血汗编织了职内职外的许多诸如院长、理事、顾问、代表、委员、专家等等头面衔的桂冠,又有许多诸如优秀、先进、模范、五好,一等奖、积极分子等等美誉,响当当,亮闪闪,美艳艳。我知道,他对这些并不十分在意,最看重的还是“黄山好人”的誉称。今年三月,他出席了“黄山好人”评选授奖大会,心情昂奋,难于言表。这也使我明白了为什么把一好事、善事,有许多善举至今并不为人所知乃至也不为受惠人所知。他说:“好事做了就做了,做过也就了了”。积德施善又何必要让人知晓,更不必求“名”的回报!万里长城都会倒塌,自己做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能算得什么呢?这就是高新民!那个“靠一双手为盲人解除痛苦,也靠一双手养活自己”的凡人高新民!又是这个“凡人”,用浓烈的知青情愫盘点了一生,用他的“旧事”点缀了知青文化园的精彩,在繁花朵朵的知青万花丛中,它是一支怒放的新葩。当然,他还用“旧事”激励人们去创造新的更为光鲜的生活。
听说高新民病了,是脑血栓,幸好发现早,得到了及时治疗,无大碍。诊务忙,生活忙,写作忙,是过劳了。“有张有弛,文武之道也”。毕竟65岁,不年轻了。悠着点,我们还期望读到他计划中的另外两部作品哩!
                                 余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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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13年
1、落榜下放
1965年我在合肥一中高中毕业前夕,学校已经通过政治学习和动员大会反复对我们进行了思想教育,要我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站起来让祖国挑选,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每个人都得写决心书,我递交决心书时,同学们还笑我,“你是本省数学系任选,还考不上?”,那是因为64年省数学会、合肥数理学会、安徽大学数学系联合举办的合肥市高中数学竞赛中我获高二组第一名,据老师说竞赛章程规定第一名可在本省大学数学系任选。可是我并不乐观,因我大哥5月份打死了人,现在押待判,我经过思想斗争不敢隐瞒,6月上旬到班主任家去报告此事,班主任说学校已经知道了,她脸上流露出淡淡的一丝忧伤和惋惜,她叫我丢掉思想包袱,积极迎考。事后知道她不是党员,我们的政治评语她作不了主,当时的政策是“父母兄,杀关管”者不予录取,合肥一中特别左,校长肖雍不善言辞,不苟言笑,作报告时面无表情。“无产阶级绝不培养自己的掘墓人”,只要出生不好就会盖上“不宜录取”的印记。
我的祖父是淮河上的船民,风里来雨里去,受了风寒,四十多岁就死了,留下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当时两个大女儿已经嫁人,祖母匆匆把三女儿嫁掉,把小女儿给一户船民做童养媳,自己带着小儿子在岸边靠帮人做针指活计和洗衣浆裳勉强度日。父亲郭坚读过四年师塾,祖父过世后,他开始辍学,那时他不过十一二岁,他当过挑夫,车夫帮人搬运水果,为活得像个人样,从1927年他十九岁起,开始参加北伐军当兵,解放后他在省政协工作,“…郭坚同志是一位爱国军人,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参加了抗日救国斗争。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别山时,他与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取得了联系,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在湖北黄石率部起义,接应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横渡长江,为我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他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摘自1985年9月12日<安徽日报>:“民革中委、省民革副主任、省政协常委郭坚同志逝世”。
我大哥比我长两岁多,小时得过脑炎,他与二哥同班。初中二年级时在校运动会上被手榴弹砸破头,之后他就畏惧上学,整天逃学,拖到我上高一时父亲就把他带到农场让他在农场做农工。他显得痴呆,迟钝,孤僻,是省人委宿舍知名的大孬子。65年5月和爸爸要好的农场职工家儿子,12岁的郭万春被我哥用大木槌打死,据说是因他带小狗在我哥宿舍的床上玩,留下了屎尿迹。12月经鉴定为精神病而送入省精神病院治疗,一年后遣还回家。69年再次在菜市场重伤一个幼儿,70年被处死刑。他其实是一个间歇性精神病患者。
   落榜后的一个傍晚,妈妈带我到朱子帆副省长家玩,谈我的去向。我二哥64年毕业于合肥六中,他是个优秀生,是我们家的左左派,他不参加高考,要先炼颗红心,再上大学,家里人不同意,但拗不过他,为此合肥晚报还发了专访。妈妈意思是让我到工厂去当工人,不要都下去了,朱老说他儿子朱立人已于5月上山下乡去祁门插队落户了,妈妈还不死心要带我去其他人家家谈谈,我坚决不答应,我感到丢人现眼。爸爸从农场回来了,我对爸爸说想到他农场去,爸爸回答很简单,不要在大树底下乘凉,党叫到哪就到哪去。起初我很不高兴,但是后来想明白了,爸爸当时已经58岁了,大哥就是在农场打死人的,父亲已经不想在那干了,让我留在那并非上策。事实上,一年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爸爸回到政协参加运动,爸爸创建的原属省委统战部的蜀山农场也很快划归省农垦厅管了。
  作为一个插曲,简介一下朱立人,听妈妈说他父亲朱子帆原是国民政府专员,他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他姐夫周新民是总理办公厅主任。朱立人与其妻64年一中高中毕业,两人毕业前因怀孕而退学,带着孩子65年一同下乡。公社领导见朱立人带着眼镜,又瘦又高,想安排他当民办教师,跟他父亲一联系,朱老不但不领情,反说要他好好劳动,这一来他就一直干到后来的知青大返城,这时他父亲已经过世几年了。80年我在合肥偶然碰见朱立人,他说感谢郭伯伯帮他解决了房子,回家后问爸爸才弄清其详。爸说有一天朱立人光着脚穿双破解放鞋站在他办公桌前说厂里分房子要爸爸帮忙,他说他一家5口住20平米一间,烧饭睡觉都在一起,大孩子都16岁了…,按人口他应该分到,但按厂龄和资历他根本没戏。爸爸当即给省委统战部洪部长打电话,说一个副省长的儿子搞成这个样子真叫人寒心,请统战部能与工厂协商解决,后来厂里传说朱立人真有本事,上面有人给他讲话,就又给了20平米一间。在“下放算工龄”政策出台之前,返城当工人的知青是很苦的,他们给二十多岁的“工人师傅”当徒弟,工资比年龄还要少,刚刚适应工厂生活后又赶上下岗,真是一言难尽。这里就不多说了。
九月初,按学校通知我去省团校报了名,参加了合肥市上山下乡学习班。那时我有个问题弄不明白,不是要我们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吗,为什么只准下乡呢?直到填写各种表格和迁户口时我才明白,我们隶属“安徽省城镇精简人口安置办公室”管辖,接受单位是“祁门县城镇精简人口安置办公室”,简称各级“安办”。我们是城镇多余的人,是闲杂人员,这百来号人除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八九十人外其余是历届毕业生和社会青年。我们都被城镇精简掉了,从迁户口起,我们就变成了农业户口,虽然许多人并未干过农活,但是此刻身份已经是农民了。在团校主要是听报告,内容是家庭出身无法选择,但是革命道路是由自己选择的,这就象当初革命青年奋不顾身投身革命去延安一样,还请来今年5月份下乡的一个知青现身说法,内容无非是祁门茶乡风景如何秀丽,贫下中农如何欢迎我们,农村缺少科学文化急需我们去改变等等,最可笑的是插队在祁门平里的知青说他那里门前大河,水清鱼多,把锅烧着再去叉鱼下锅都来得及,菜不会种不要紧,主要吃笋子,老百姓干腌“鸡”,黄“鸡”多的是,送给我们吃…。后来我们给他起个绰号叫大吹。当地老百姓把干腌菜的“菜”发音为“鸡”,是土话。大批青菜经沸水捞过放置缸中,压上石块可以保存一段时间不坏,人猪都可食用,色黄而味酸,称之黄“鸡”。我们后来也不怨他了,他不吹会让别人吹,那年头说假话的比说真话的多,见多不怪了。顺便说一句,该人是一中64届毕业生,后转干到教育厅当秘书,他画画得很好,后以副处退休,这是后话了。我学习成绩优秀, 16岁成为省无线电爱好者协会会员,高二能组装五管超外差式收音机,我高考第一志愿是北大无线电电子学专业,我想为科技事业贡献终身,但是我被祖国挑选上去当农民,真是无可奈何。好在我小学初中在省业余体校游泳队混过一年多,高中在合肥市业余体校足球队混过一年,体力很好,干活应该不成问题。我把书都当废纸卖掉,按团校要求刻了枚私章,说是领工分钱时要用的。十多天后,我们打起背包出发了,火车站红旗招展,省市领导张凯帆等前来送行,一些家长和子女相拥而泣,后来得知张凯帆副省长的外甥是个初中毕业生也在我们之中。我不要家人送,无声地离开了合肥。
火车上遇见了许家华,这是个能歌善舞的小姑娘,她有云南少数民族血统,与妹妹在合肥八中同班,为班级文艺演出我妹妹叫我把我们一中演出的节目教给她们,因此我们认识,她家有叔伯是国民党军官好像在中缅边界那边,她未能升高中的原因是显然的。火车上还看见了方文灿,方文青她们,应该也是初中升高中落榜生,她家和我家都在8楼,她爸爸叫方诗岳,是原国民党保五旅少将旅长,就住扎在徽州一带,解放军过江后,他率部起义(见原省人大副主任陈天任著:《保五旅起义》)。他58年被打成右派,60年死于白湖劳改农场。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们和他家小孩不来往。
火车慢,我们在芜湖鸠江饭店过夜,次日乘大客车前往祁门。我们插队到横联公社的共37人,合肥一中下放的15个应届毕业生全部是家庭政审有问题的。另外22人来自6、10、19中及一些厂办附中,还有一个小学毕业生不足14岁的郑龙。带队老师是一中的苏平凡老师,他将人员搭配分成小组,庄岭大队7人安排在上源小队,石川大队15人分成两个小组,安排在牌楼队和罗新队,莲花大队15人,7人安排在莲花塘生产队,8人安排在黄土坑。黄土坑共三个生产队,暂时没有细分,大队安排了一个小姑娘给我们烧饭,大家集体轮流去三个队劳动,半年后将我们3人分到大山队,3人分到黄源队,我和谭锡分到庄源生产队,我于是有了共和国最基层的通讯地址:安徽省祁门县金字牌区横联公社莲花大队庄源生产队。仅两个人安排一个队又成为全社知青分队的最小单位了。

2、知青生活
  我们的知青小屋坐落在公路边,离三个队的中心差不多远,社员们在建房时就说,等我们走后,每个队分两间作牛栏用。土墙瓦顶,木板门窗,简单桌凳,锅碗瓢勺,刀锄扁担组成我们的新家。粮食供应是从我们来到起到次年7月由全大队各生产队统筹的,你队不接收知青也得拿些粮食出来,不然谁愿意接受知青呢?社员们说就这一锅水又多一个勺舀。公社大队领导对我们还比较关心,特别是大队长项雪钧对我们关心备至,依他的想法是要把我们陆续用起来,但是大队支书并不以为然。下乡五年后,我听说每个大队要培养一名赤脚兽医,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们这里没阉匠,当地人每每去请渔亭的那位女阉匠,她四十多岁,看起来干净文静,腰里带把小阉猪刀,刀鞘精致有花,带两条长穗,人说穗子长短有讲究,穗长的级别高,算是招牌,她挨家挨户去阉,五毛钱一只小猪,我还请她给我阉过两只小公鸡,她没要钱,老百姓尽其所能地招待她,很受人尊重。当地人说,“一阉猪,二打铁,三接犁,四插鳖,再不发财去打劫”,人必须学点技术,不能总靠力气吃饭,否则老了怎么办?我妈说过我手巧,可以做个很好的外科医生。于是,我赶紧起了个大早,赶到东坑队胡支书家门口,他正在厅堂喝茶,见我喊他,没让我进去,迎过来问什么事,我说明来意后,他问,你会阉猪吗?我说我一学就会,他说这是组织上考虑的事,回去干活吧!我赶紧回去了,还好没有误工。我本以为赤脚医生,民办教师轮不上我,但是跟畜生打交道总够格吧,看来也不行。后来他们安排了一个农村小姑娘小名叫黑皮的去培训,可惜未能学成。听说胡支书是个解放战士,担任过连指导员,退伍后仅安排个大队支书。他初小文化,开社员大会时讲:“天下乌鸦一般黑,都是共产党领导,你有意见到上面提,都得回到我手里解决”。他用词不当,就那个水平。
  黄土坑位处祁门东乡,与黟县接壤,离黟县重镇渔亭12里,距祁门县城40里,是个穷得连地主富农都没有的地方,但是为革命斗争的需要,定了两个四类分子,一个是大刀会小头目,另一个是60年偷杀耕牛劳改释放的。除我队没有四类分子外,那两个队各一个。黄土坑三个队约180人,大山队最小但是最富,工分值八毛,山上油茶林多,每年每人能分七八斤油。黄源和庄源差不多,工分值六毛。油就不好说了,我队没有油茶籽,年终每人二两菜油,但是队长对我特别照顾,给了我半斤,后来干脆不种油菜了,说是不好分。庄源队原有60人加上两知青算两户,共62人,15户。田和少量旱地共100亩,茶园几亩,还有部分山林。
  我们是眼睁睁地看着山林被如何破坏的,老百姓不是不懂,实出于无奈。田里产的粮食不够吃,砍树买给国家除钱外还有返销粮奖励,于是尽量超计划地砍伐。先砍杉木,因为杉木值钱,六七十元一立方米,松原木只有四十元一立方米,而且松木粗笨,不易干,扛运费工,效益差。我到庄源队参加了最后一年的砍杉木,成材的杉木砍完后就砍松木,特别大的不能砍,因为搞不动,最好的是一人抱粗细的,这样的松木一棵可锯五六段,最粗一段晾干后约400斤,能抬得动。几年后剩下的松树非大即小,于是大的在山上就地锯板,然后扛板下来,小的直径30公分也砍掉,这种松树只锯两三截就可以扛得动。老百姓也不是不心疼,他们说缺德啊,把子孙的饭都吃了!但又调侃说子孙自有子孙福,莫给子孙作马牛。眼下的日子都过不去了,谁还顾得了许多!松树砍差不多了,砍杂木,胸径(从根部起向上两米处计量的直径)八公分粗就可以砍,但要直,称之为杂木杠子,据说国家收购去给北方农村作有线广播网用,让广大农村能在第一时间里通过广播听到最高指示和基层政府的重要信息。烧炭毁林是特别厉害的,杂树不论粗细一起砍,一片山林烧七八窑就没了,再就是砍大柴卖,收购标准是不论树种,长度不超过一米,太粗的要一破两开甚至要一破四开,六毛钱一百斤。离公路较近的山坡树砍光了,就把剩下的茅草细竹杂柴统统砍倒,晒上十几个日头,一把火烧山,头年撒芝麻,次年种玉米,挖山时把树桩刨起来卖,山上种玉米的同时还签插杉树苗,杉树苗长到一人高时就不再种玉米了。但过两年还得把杂树芭毛砍掉,改善杉树生长环境,之后基本上不管了,据说二十年以后就又有一片杉木林可供砍伐了。
  杉树是优质木材,砍伐后第二年树桩上会生出许多杉树苗,砍下大拇指粗细的苗,视长度用柴刀斜截成两三段,每段约长八九寸,春季时扦插,土面上留一寸许,土要特别捶紧,过一年发出新芽就算活了。老杉树桩上留的两根苗长得很快,十多年就可成材了,称之为老桩树。松树砍掉后树桩就死了,松树是靠飞籽成林的。
  庄源队的石榴山毛竹不少,我一来的时候粗的可做饭筒,装斤把米饭没问题,带到山上干活吃。由于砍伐过量,大竹子就少了。皖南山区得天独厚,气候温暖湿润,即使再砍得凶山还是绿的,不像黄土高坡,只是水土保持能力降低了,溪水量少了,一下雨就是黄汤,时不时还要抗旱。七年后,庄源队就基本上没有松杉木可砍伐去卖了,这时我就去了凫峰公社茶叶中学担任民办教师。十年后也就是75,76年,庄源队竹、炭、柴都不再有得卖了,生产队到了赤贫时期。
  庄源队的规矩和大山、黄源不一样,男整劳力一个标准工12分,女整劳力8分,15岁小孩最低分6分。那两个队是男10分,女8分一个工。我们干活开始统统给7分,后来加为8分。一次上山掰玉米。庄源队长叫男人都带麻袋,妇女用大围腰兜,五里多路进去,在大山坡上,大家从最高处掰起逐步向下,就近的妇女围兜装不下时就往我的麻袋倒,下山时妇女们随手捆些干柴往家跑,用农民的话说,跌倒都要抓一把泥,不能空手回家。等我跌跌撞撞扛下山时,男人们已经匀好了袋子,队长问可扛的动,我见有的袋子比我的还多,不好意思要求分给别人,就说还行,于是就动身了。我是最后一个到仓库的,一身都汗透了,队长和保管员还在等我,一称,80斤!队长说还可以,给我记了10分工。以后就都拿10分工了,自嘲为“不男不女”。(註:男12,女8,我队妇女可提前约二十分钟下工,当队长喊道,妇女伢仔可以先走了,于是她们就开始跑),双季稻虫害多,打药自然落在我这个文化人身上,还好我不过敏。两年后我拿到整劳力工分,算是过了劳动关,生产上开始有了发言权。三年后我从石榴山扛松木,五里山路,250斤,之后我最重还扛过一根267斤的松段,和海达抬过430斤的松段。老队长年轻时扛过300斤,但自我以后没人超过我的这个记录,一则没有大树可扛,二则也没人愿意这样拼命死干了。(插一句,2006年我在信息工程学院办公室吹起此事,院秘书段老师不信,一米六五的小个头,65公斤的体重,不可思议,于是打赌一瓶好酒,他喊上两个党员学生,我们四人一起前往,算是带学生作社会调查,好让他们写邓小平理论学习心得。到了黄土坑海达家,我要他带我们上山,他带着刀开路,因为上面高塝田已退耕还林,很少有人走动了,一路上行四里山路,大家气喘吁吁,在大桂花树下我们留了影,还有一里是平路了,我们不再前行,路又陡又滑,常年失修,下山打空手都难走,别说扛木头了,段老师悄悄对我说:是你预先打电话叫他帮你说的吧?我说下山后让学生在村里自由采访。我每年都到黄土坑来看看,这里老人都认得我。虽然离开黄土坑40年,可是超强的劳动造成的腰肌劳损却总是陪伴着我的余生。)
  我们是65年9月底下放的,头十个月吃的粮食,黄豆和简单的劳动工具是国家拨款买的,生活压力不大。年底大队组织文娱宣传队,我们一身是劲,六七个知青和当地社员一起用下雨天和晚上自编自演,排练节目,正月里到全大队三个片演出,那时没有电,老百姓很热情专门搭舞台,借汽灯供演出,吃饭由当地安排,老百姓把平时舍不得吃的都拿出来招待我们。半夜演出后,我们打着手电,社员们打着葵花杆火把,一条龙似的沿着蜿蜒的山间小路返回。山里没有文化生活,一些年轻人一连几晚跟着宣传队跑,那种对文化和文艺的渴望实在让我们感动。
黄土坑自古就有黄梅戏班子,虽不专业,但是可在这十里八乡演出,而且演到黟县渔亭去,解放前后他们都是这样,农闲时吹拉弹唱练练功,正月里到外面混一个月饭,后来上面说不给演旧戏,而新戏又不会,就停下来了,确实也难,他们小学都没毕业,没人身传口教是没办法的,我们排练“沙家浜”时,胡司令这个角色就请李金财演的,他是演三花脸的料,记性悟性都好,一学就会。其实他们的旧戏只不过是有些黄段子和调侃,基本上是反映底层农家生活的,也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和久演不衰的,只是与当时日渐严峻的政治气候不合而已。
  农民很淳朴,大家干活吃饭谈不上欺生,也谈不上歧视。66年组建民兵,大队搞了民兵比武,甩手榴弹。山里平地精贵,操场小,40米为最后一条石灰线,再远就到稻田了,我是最后扔的,是唯一一个把手榴弹扔到田里的人,这个第一名使我当之无愧地成了我队的民兵排长。那时搞战备,公社组建民兵团,大队叫民兵营,小队叫民兵排,实际上我们基干民兵排才10个人,我经常早起叫人进行队列训练,背后插把砍柴刀,跑步走时弯刀拍屁股啪啪响,乏味时我教他们摔跤,让他们长点见识,我是真当一件事来做的。可是没两个月大队组建武装基干民兵,我排有两个人被营里指定,并配给他们每人一支旧步枪,暂时不配发子弹。我心里有数立即辞去了排长职位,算是体面下台,后任排长是海宽,他没文化也不管事,反正从此操练结束了,天高皇帝远,大队民兵营也不大问事,只顾训练武装基干民兵,生产队长反倒高兴些,省得耽误了上工。
   “民以食为天”这话我是下乡后才深刻领会的,我对我的学生们说那时我一天要吃三斤米,这些80、90后青年没人相信。我的孩子是70后的,他们也不信。刚下乡头九个月,稻子是大队统筹的,按每月每人100斤供应,加工后打七折,也就是70斤米一个月,开始有结余,半年后由于没油缺菜,肚子越来越大,项大队长都吃惊,最后一个月按1000斤稻给我们知青小组(人均125斤),我们三餐都吃干饭,吃完饭再把锅巴铲来掉啃,偶然夜里跑十多里看电影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煮半夜餐,不吃饱睡不着。后来知道淮北下放知青常常是锅下烧的锅里煮的都是山芋干,我们还暗自庆幸,自己还算幸运的。
这里是穷乡僻壤,远离政治中心,社员们阶级斗争观念不强,斗争四类分子的场面我没见过,黄土坑两个四类分子一个吊死了,这个青年叫王松林,二十七八岁,一身腱子肉,二百多斤的担子挑起来飞跑。他父亲解放初劳改死的,他母亲把他的姐姐从小送了人,母子二人相依为命。1960年冬,一头牛从相邻的黟县跑到了黄土坑,他发现后把它悄悄牵到空仓库里,把牛绳系在堂柱上,掩上门,拿斧头猛砍牛头,受伤的牛挣断了牛鼻子满屋乱冲,吓得他拉开门拴让牛窜出去,于是事发。有人说那年头他见大家都饿得眼花,他是想给大家忙乎的,然而肉没吃到反获刑3年。于是他母亲在家上吊死了。母子二人上吊的位置是相同的,都是站在厅堂侧的磨盘上往梁上系绳,套牢脖颈后跳下磨子便是。王松林死前把稻谷加工成米,共90多斤留在缸内,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他多年的工分款都存在队里,棺木更是早就做好的。 大家都说松林好,留够钱粮让大伙给他办丧事。当夜邻家妇女华嫂子在外面一遍遍呼喊:“松林呀,你走好!…我们没有害过你呀,你莫要吓我!….”。那年头劳改刑满释放人员是按“四类分子”看待的,因此他讨老婆难,在两次上当受骗后他无力与人抗衡,最终决定随母亲而去了,他没有吓过大家。松林家离知青屋最近,后来我就和一中同学金家恒搬进去住了。还剩一个“大刀会成员”吴长水五六十岁,住的不远,漆黑的草屋,赤贫,儿媳带着几个小孩缩在墙角瞪着惊恐的眼睛,屋里有股怪味,让人不敢进去。吴长水动辄需要去做点义工,他的子女不需去做。他女儿嫁给了我队的贫农,他儿子也不用继承四类分子称号。
七月后,我们分了队,各人由其所在生产队按社员标准供应,大队就不再管了。小学堂有间空房,王保权就跑到那里吃住,我和金家恒两人搭伙到吊死鬼空置的房子住,好在那儿锅灶齐全,宽大方便,小组的公房就宽松了。分家后我们已经学会种菜,家里时常还接济一点钱,寄点五香条肉,自己种些山芋,干稀搭配,再打些临工吃东家的,就这样把日子打发过去,但心里深深地感到惭愧,何时我才能真正自己养活自己,何时才能让父母放心呢?我虽然是报喜不报忧,但所有下放知青的家长,又有哪个不知道孩子在底下的境况呢?我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不怕苦不怕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但是现实又非常困惑。“可教子女政策”仅适合于少量出生不好的知青,剩下大多数岂不是“不可教子女”,或是“教育不好”的子女,换言之是革命的对象了?

3、黄土坑知青弟兄姐妹
“安办”是由公检法抽调干部组成的,给公社的知青情况简表成分一栏填得颇惹人眼球,绝大多数写的很差,我和蒋君杰、谭锡是伪军人,伪官吏,金家恒和王保权是地主,钱友渔是特务,这是在文革中偶然发现的, 8人中只有2人出生职员,8人中5个高中生,3个初中生,6男2女。合肥一中15个人中就有13个出生非劳动人民家庭。王克明在《无声的群落》一书的序言中写道:64,65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是被遗忘了的一代老知青。远在文革“血统论”出现之前,他们就早已被血统论政策所伤害。高等院校和高中升学录取时,对“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一刀切”地“不予录取”。唯有上山下乡,他们才可能脱胎换骨,不被歧视。但是在改造思想的乡村岁月里,阶级斗争的高危压力,如影随形地伴着他们惨淡的青春。
蒋君杰高中毕业,是合肥十中的高才生,据说他父亲是国民党安徽省长李品仙的高参,解放前夕去了台湾,他家在农村和母亲一同生活,是农业户口,本应回乡务农,但为了回避家庭成分的阴影,要求上山下乡,而合肥也想增加人数扩大影响,就同意他的请求了。他下乡后生活反差不大,蛮能适应的。他和我们小组知青初中毕业的罗珠英结了婚。71年,有一次黄源队派他到公社要救济粮,公社答应后,他兴冲冲地骑车往回赶,骑到横联岭脚时忽然掉头,直奔公社医院摇摇摆摆地躺上病床,一句话也没说,这个一米八的汉子就断了气。公社军代表非常重视,请县里鉴定,结果是蛛网膜下腔出血,他葬在了黄土坑。那时他儿子蒋小放才一岁,后来公社照顾小罗到莲花塘小学当了代课教师,她最终在七十年代末转成了小学公办教师。值得安慰的是他们的儿子很争气,前两年在祁门由乡长提拔成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成为我们公社知青二代中从政职位最高的人。
王保权是我一中的同班同学,他成分是地主,身体不太好,有风湿性心脏病,手和下肢常浮肿,脸上有红斑暈,超强的体力劳动对他显然不适应,作为长期打算,他用业余时间自学木匠。后来他父母全家都下放了,于是他不顾回避政策,决然迁往父母的下放地(具体县、社不详),求个全家团圆吧。临行时我们千嘱附万嘱咐叫他常来信,可4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仍渺无音讯。新地点又人生地不熟,作为下放的地主家庭,他们的日子肯定难过,有传闻说他早就死了。
钱友渔16岁,初中应届毕业生,他有白净的脸和微微凹陷的大眼睛,长得很帅气,有四分之一英国血统。解放初他父亲从英国留学回来报效祖国,同船回来的同学要到香港发展,小钱父亲手头宽裕还资助了他500大洋。他学的是化工,负责了合肥化工厂的工程设备组建,是高级工程师。香港同学的公司发展的很好,他把那500大洋作为小钱父亲的原始股份,1960年他费尽周折才联系上小钱父亲,然后开始寄股息。小钱父亲收到香港寄来的外币十分高兴,因为外币兑换人民币时还有粮票和油票,在饿死人的大饥荒年代十分令人眼红,他很快被戴上里通外国,特务帽子,监督改造,天天戴上白袖章扫大路,工资停发改为生活费,全家陷入困境。小钱下乡5年后与同队女社员余有女结婚,约72年121部队军车在知青门前失火,他在抢险灭火时遇油桶爆炸而英勇牺牲,被授予烈士称号,小钱哥哥也由于父亲问题牵连,没受到高等教育,在化工厂当工人,其母死的早,他快40岁了还未结婚。他想带弟媳到合肥,与其结婚,保住弟弟留下的遗腹子,但有女不同意,小孩出生后照顾不周没满月就得肺炎死了。当时县里让小钱哥哥钱有德代表家长参加安葬仪式,他父亲却没资格参加,事后老人家在坟前撕心裂肺地哭喊:“我不该回来啊,我害了你们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钱父亲得到平反,补发了工资,不过人已经垂垂老矣。
金家恒是知青小组组长,合肥一中高中毕业,成绩优秀,他祖父是地主成分,父亲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系,解放前夕参加革命,后在省农业厅工作,其母在合肥农科所工作,他的问题是舅舅在台湾。后来他和本组刘甫玉结了婚,刘甫玉是合肥十中应届毕业生。金家恒较早地担任了民办教师先在小学后在公社初中任教,刘甫玉被推荐到徽州师范读书最早成为公办教师。他们生活周折不大,金家恒78年上大学后留校任教,退休前是全国优秀教师,副教授。刘甫玉是小学高级教师退休。
谭锡是十九中初中毕业,他父亲任过伪职,具体干什么他也不大讲。他爸爸是砀山园艺场职工,对他一分钱支持都没有。他在合肥跟他姐过,他姐原在合肥跳伞队,后到纱厂当工人。他学习不大好,身体倒不错,能吃苦,到大山队招了亲,那女孩和家庭条件特差,但是大山队经济条件在黄土坑最好。他是唯一留在黄土坑的知青了,从2008年起,县里照顾户口已经转成商品粮户口的老知青,自己交两万六千养老保险后,从60岁起每月可领取680元养老金度日,相比当地的农民已经不错了。

6、夭折的姐妹
68年12月22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的农村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于是全国千百万知识青年潮水般涌向农村。在这个潮流下我妹妹郭嘉鹏作为八中68届高中毕业生,下放到我这来了,她实际上只读了一年半高中,其余时间搞文化大革命了,她长得漂亮,能歌善舞,是省八二七兵团司令部宣传队队员,她小我三岁,我们兄妹感情很好,所以她不集体插队,而来到黄土坑。这是1969年,在我下放四整年后。
嘉鹏很能干,也好学,在兵团宣传队时她得空就学开宣传车(解放牌大卡车)她能在操场开,只是没有上过公路。一次她从县里回家,拉木材的司机让她搭便车,到了黄土坑车不但不停还加了油门,嘉鹏见他不停就随他去,一公里后到了楠玛岭汽车开始爬坡减速,嘉鹏一手拔下油门钥匙,一手拉开车门跳下车来,回头就跑,司机慌忙刹车好容易才停稳,跳下车追,嘉鹏把钥匙往路边树丛一扔,那个司机只得停下找钥匙,嘴里骂骂咧咧说碰到鬼了。嘉鹏回来说起此事洋洋得意,说山猴子想占便宜,把我当傻子。妹妹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红卫兵小将,她走南闯北,胆大心细,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
妹妹她迅速地适应了环境,也学会不少劳动本领,但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拥挤简陋的住房,理想与现实间巨大的反差,无时不在折磨着她。她思想比较活,不想一辈子干农活。适逢县文工团招员,因许强和团长吴德斌熟悉,就请许强陪妹妹去县文工团处应聘,素质水平过关了,但是县政工组政审没通过。她去公社广播站玩,她对广播有兴趣,兵团宣传队的经历对她很有帮助,她不仅能播音,还会使用播音器材,拉手风琴。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公社通知她来公社广播站试播,播了三天下面反映很好,嘉鹏非常兴奋,对未来充满着幸福和激情。这时大哥郭嘉骏判处死刑的公告在公社张贴了,说他出身于反动官僚家庭,对社会充满仇恨,因杀人被判处死刑。于是公社广播员的事吹了,妹妹陷入恐惧和绝望之中。在那疯狂的阶级斗争时代,在古老的血统论淫威下,没有说理的地方。十年后当学校组织部通知我叫我看公安厅文件,称我大姐郭嘉凤系因反对江青文攻武卫,反对林彪而被打成苏修特务自杀于狱的事件平反,同时称郭嘉骏系精神病患者,原案是个错案以于纠正,并存入我的个人档案,这已经是1980年的事了。
大姐是学戏剧编导的,才气横溢。她生前在巢湖文化馆工作,我对她情况不甚了解。可怜的是68年当有人来报告说,大姐在狱中服了超量奎宁即将断气,想见亲人最后一面时,妹妹刚好在家,她惊恐地说她是特务死有余辜,我们不去看。对于大姐关在狱中何来超量奎宁,公安厅答复为时间太久,人员变迁大,查不出来原因。想想张志新烈士的死,还有何话可说呢?只期望能早日将天安门前纪念堂,改作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以警示后人悲剧不要重演,告慰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屈死的千万冤魂孤鬼。
妹妹有个朋友叫许家志,也是八二七兵团宣传队的,会吹小号翻空心跟头,一个不错的小青年,插队在石台,他跑到这来看望嘉鹏,我跟妹妹讲,两个人家庭都有问题以后日子怎么过呢,他呆了两天回去了,我知道嘉鹏比较喜欢他。如果政治气候不是这样严酷,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发展的。
69年底,父母考虑到我们的实际,同意支持两百元买瓦,让我们建房。(200元需要我在这十多年的剩余价值才够数)这钱用来买瓦足够了,买了13000片瓦。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于撬石头,抬石头,把地基打起来,屋基选在我最要好的社员家的坡上方,地势较高,视野开阔,挑水费力些,但是阳光充足,背靠生产队仓库和晒场,养鸡方便。所有的树木是我和谭锡砍的,绝大多数树是我每天清晨一根,傍晚一根在上下班之余扛下来的,大的房料也请人一起抬,采取换工。江苏苏北的三个锯木匠帮我锯窗料,他们也是可怜人,晚上和我们一起吃山芋稀饭,每人三四碗,地上舖稻草睡。他们用的是站锯,能吃苦但是不很在行,十冬腊月还在干,我每天做下手,事做完他们要回家了,把锯子转卖给了我。于是我业余时间就在家里锯木料,手熟了也帮别人干,买了五斤多的一把大斧用来劈大料,我和海达算是锯板匠了。料备好后请木匠打门窗框,最后请了三个墙师用木板夹起来打土墙,这种一尺厚的黄泥墙瓦房冬暖夏凉,墙里埋有杂木墙筋,光墙筋就用了二千多斤,这相当于混凝土里面的钢筋,非常结实。房子开间三丈四,进深净空一丈七,边墙高一丈三,上面有阁楼,另外谭锡在一边依墙做个披。这是横联公社第一个知青建房,石坑华翔他们,莲花知青,洪村周建业,张修太(几年后自杀了)等也来帮忙,妹妹帮着操厨,十天做好。大家吃的是咸菜,黄豆,没能提供过猪肉,而社员家做屋是要杀猪的,知青就没办法了。
  从备料到落成干了一年多,房子做好后,我从吊死鬼家搬过来,周边开垦点自留地,我们养了二十多只鸡,生活大为改善,晒谷场总有遗漏的谷子,以及大量癟谷,鸡吃不掉。特别是晒谷人在仓库躲阴休息时,所有的鸡都跑到晒场的晒谷垫子上吃谷子,每天有四五个蛋。 我找了一小块荒田,和海达用牛犁了,扦插了山芋,把周边塝上的挡光杂树砍掉,烧成灰作肥料,那一年山芋丰收,我挑了七八担回家,每担一百六七十斤,掏了个地窖把山芋放入,这样好过冬。这年头上面正要大家“深挖洞,广积粮”农民们都各自掏洞备战,防止美帝苏修和老蒋打过来,我这个山芋窖掏得正是时候。建房吃掉近三百斤米,我们只得以山芋为主,好在那时鸡蛋蔬菜足够了。
庄岭大队的下放知青许强和我哥嘉驥同班,他母亲在政协,我们自小就认识。许强看上了高峰队的牡丹姑娘,牡丹的父亲是党员,他见许强能干,并不计较成分,在他们一家的帮助下,建了个土墙瓦房让许强在高峰成了家。许强当上大队赤脚医生了,他就把他创建的高峰队民办小学的职位让给了嘉鹏。我挑着嘉鹏的行李走二十里翻过庄岭,送嘉鹏前去任教,虽然那里更加偏僻闭塞,但有许强照应我能放心。高峰民办小学仅七八个学生,一至三年级复式教学。嘉鹏总算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不用风里来雨里去干超强的体力活。她远离了喧嚣的城市,离开了深爱她的父母和姐弟,一个人在寂寞和无奈中慢慢舔舐心灵深处的伤痛。
马力群是上源知青小组的组长,家庭是职员成分,六中毕业,没能上大学的原因不是成绩就是身体问题。他经常去嘉鹏那,展开攻势追求,由于作为知青培养对象,公社让他入了党,担任上源生产队长,虽然个人条件不如我妹妹,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婚姻最后还是成了。72年生了个儿子小名叫谷谷。这时大家生活初步安定下来,可是让人撕心裂肺的灾难降临了!
  上源是山区里的老山林,离公路15华里,东西两条出口,都要翻山。向西是一尺多宽的小路,,勉强可抬滑杆,向东有石板路和泥沙路,三、四尺宽算是大路,勉强可拉板车,但是下山路陡板车要四个人才能控制得住。妹妹72年生谷谷是顺产,预先下山在公社医院待产,最后是顺产,对这二胎心里就有些大意。马立群是工作狂,把党员和队长看得很重,为了不影响生产队的工作他们决定在家请土生婆接生,何况当时这里老百姓都是由土生婆接生的。我得到噩耗时无法相信这个事实,从凫峰赶到上呈见到妹妹遗体时,我哭得手脚抽了筋。半夜里女儿生下来还顺利,但是胞衣不下来,接生婆就用手指绕着脐带用力拉,拉断了固定子宫的肌腱,胞衣出来后,子宫随之外翻出来。接生婆不知所措,说怎么又生出个肉球,妹妹忍着剧痛坚持抬起身子看了看下身,很快就因为大出血休克,她在新生儿的啼哭声中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马立群父母从合肥赶来,带来了奶粉,抱走了这个可怜的小生命。我找了块石板扛来,请金家恒写碑文:六九年合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郭嘉鹏同志之墓,正当青春发出灿烂光辉时刻不幸去世,生于五零年,卒于七五年三月十七日,马立群立。事发突然,没有准备,许强,金家恒帮助找社员借来棺木,金家恒立即突击油漆,横联知青赶来了,附近公社要好的知青朋友赶来了,参加了葬礼,他们带来两棵红松栽在坟前。时值五月,雪白高大的的木兰花在山间怒放为她戴孝,野鸟声声啼叫不哭不哭。六十七岁的老父亲和驯弟从合肥赶来了,他门在坟前大哭,嘉鹏啊,爸爸来看你来了!周围群众无不动容。当天我搀着父亲离开上源,步行二十里到凫峰茶中我家休息。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妹妹喜欢我这个哥哥,她投奔我来了,可我关心她了吗,我们都大意了,对他们决定在上源生产我们也是认可的,金问美调走不到十天出事的,她略有医学常识,若她没走,当时兴许会制止接生婆乱拉,但是她调动心切走了。接生婆是邻居,关系很好,没有害人的故意,她就那个水平,马立群已伤心欲绝,怨怪他也无益。35年过去了,上源知青早已陆续返城,仅留下妹妹的孤坟在那扎根,坟前的红松已有两尺多围,棕榈树也有一人多高,水泥路面大部分修通,小汽车能抵达,移动电话已经覆盖,宽线正在施工接入,山村条件是改天换地了,可惜妹妹永远躺在那片令我伤心欲绝的土地。今年清明,妹妹的儿子谷谷和女儿小鹏驾车来上呈祭奠他们的母亲,嘉鹏去世时谷谷才三岁,他们对母亲没有印象,主要靠爷爷奶奶帮助拉扯大,真是一对苦命的孩子!

7、我在农村扎根
在那看不到前途和希望的日子里,我几乎用自虐来偿还家庭出生的“原罪”。队里只有贫下中农代表李金财是打赤脚上山干活的,我学着他整天打赤脚。拉麦子300斤去渔亭加工面粉,来回24里,六分工没人干,老百姓说一趟一双草鞋划不来,而且当时祁门与黟县的分界岭楠玛岭既陡又是急弯,每年都有翻车事故,结果是我包下来了。我打赤脚拉车,上楠玛岭要走之字型,最苦是下岭时,跑起来脚硌得真疼。至于脚戳破了、开裂了自不必多说,社员病重,队长说我见过世面,派我拉车去祁门县医治,来回80里我都是打赤脚跑,到县城为了怕人看不起才把鞋穿上,社员们对我的赤脚工夫自愧不如。妹妹送我一双厚尼龙袜子,是三元钱买的,叫我出门时穿,我去公社一趟回来脚后跟就磨了个大洞,心痛得不得了,我的脚底板象树皮,已经与尼龙袜子无缘了。热天,无论上山还是下田我通常是整天仅穿一裤衩,搭一条黑乎乎的毛巾干活,外形上已经比社员还土了,可是深深的阶级“烙印”何时才能消除干净呢。
我在这时已经完全适应了山村生活,为了多收入一点,我学会做锯板工,打赤膊在山上锯大料,干一天抵两天,下雨天在家里锯板,也上工给社员锯。这是个力气活,老了是做不动的。在浙江油漆师傅给我漆结婚家具后,他们见我祁门乡下熟,叫我给他们带路把局面打开,抵我的家具油漆费用,同时又可跟他们学做油漆工,师傅叫张一言,还有一个叫南边,他们把我当朋友,毫不保守地教我熬桐油漆家具,在外面吃百家饭半个多月,他们局面打开了,我技术也基本掌握,就回家了。我帮公社小学漆黑板,帮社员漆结婚家具,遇到漆棺材最高兴,这玩意工艺不复杂但是价钱高。这里人十七、八就忙着给自己备料打棺材,但是只有富人才舍得漆棺材,价格是依浙江佬定的,他们善于揣摩用户心理,人说黑漆衙门嘛。见我居然能挣到外快,邹队长就以农业学大寨,劳动力不得随便外流为由,要求我每月按二十天算,每天交队里一元九角二分钱(木工、锯工、瓦工,一个工的标准工资),然后给我记十二分工(六毛钱十分工),否则队里不予打口粮,加上妻子金问美也坚决反对我出去混,于是我收敛些,主要利用下雨天搞点外快,但是挣不了多少钱了。我养了两桶蜂,鸡又多,自留地也整的好,雨天不是锯板就是油漆,虽然辛苦但是生活比起其他农户已经是中上等了。
那年头农业学大寨,老百姓折腾的真苦!生产队每月约预支两三元给每户叫煤油钱,队里开会点的煤油灯都拧得很小。有一年外面文革正乱,没有单位来收购炭,年终分红没钱是用炭抵的,我共计三百多斤,各户自己去卖,我和两个社员搭伙用小板车拉到60里外的休宁县城去卖,6元一百斤。我们为赶早市,夜里二点出发,八点到达休宁,卖给了一家裁缝店,我买了几个坛坛罐罐和两斤多咸猪油回来就所剩无几了。年年冬天修水库,我参与了冷水坑水库,里八坞水库的修建。早出晚归,中午带饭去,四十多年过去了小水库还在,不过没大用,里八坞水库规模较大,是全大队的工程,虽然我们黄土坑不受益,但是我们必须去白白干一个冬天。而冷水坑水库,其实就是一个大塘,黄土坑能受益,它不属于大队的工程只能自己干。改造山坞田,砍一丈多高的田塝,还要用锄头挖光让上级领导好看,一场大雨下来,山体滑坡,一塌糊涂。不因地制宜,强行推行双季稻,不合理密植,推行不适宜的品种,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比如密植问题,解放前后老百姓是“一尺挂两头”,后来改为八八寸还可以,然后为六六寸,六四寸,四五寸。种子、人工多用一倍多,粮食没见多打。特别是双季稻,山里水冷,即使是畈田也不是都可以种双季稻,好像说双季可多收一倍,其实不然,好畈田一季可收700斤,但是种双季为500加400斤,但是种子多用100斤,人工多用不止一倍,没干过农业的不懂这个算法。种双季稻为赶日照时间,要头季早种,二季晚收,中间最热时要抢收抢种,上面骄阳烤背下面田水烫脚,割晚稻时有的田水放不掉,赤脚踩冰渣,劳动效率低下。本来一季稻不苦,五月开始插秧十月基本收完,畈田收的早再撒点荞麦,或让社员在田里自己种些萝卜,或撒点红花草籽充当来年的绿肥,多余的田晒干在那里休耕,这才有点农家乐的味道。现在你到黄土坑问老农,他们会说现在种田不苦,过去是折腾的苦,现在好畈田一亩一季要收一千多斤,当然新的良种也功不可没的。
与年轻的大学生谈及往事,他们常常疑问,难道农民不会反抗,或阴奉阳违吗?当然不会,因为他们不敢,在长期的阶级斗争阴霾下,人们都噤若寒蝉。安徽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在《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中披露“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4.5万人,结果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10.1万多人;到1960年,三年共逮捕17.3万多人。”(《炎黄春秋》2010.第1期)。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和高压政策更加使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何况工作组,军代表一直深入到基层,看得死死的,不经历这些很难体会什么叫苛政猛于虎,许多老贫农背地里悄悄跟我说,这日子还不如解放前哩。老百姓生产积极性不高,干活混工的多,生产力极其低下,收的粮食除交公粮,余粮留足种子外,不够吃,还得靠砍树卖获得些奖励粮,遇到旱灾减产就向上级要救济粮,救济粮是由麦子,玉米,山芋干等组成。可叹的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在那样严酷的高压管理下,老百姓累死累活100亩养不饱62个人。(但是现在田地山场到户,不用上级管理,队里退耕还林二十余亩,70多人反倒都有吃有喝还有得玩,生活比起过去是一天一地了)
我队有个工作组姓汪,县教育局干部,晚上在煤油灯下给我们开会讲政策读报,他是吃派饭的,除两个知青和一个孤儿这三户外每家吃一天,第二天晚上开会他大讲“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因为那家中午吃饭给他碗里放了两个鸡蛋他不吃,不搞特殊化。结果接着几天社员真不把他当客人了,他就到县里呆了两天才回来,我混熟了后问他回去干啥,他说没油吃吃不消,回去搞点吃的。我跟他讲农业这样搞不行,他说都知道,但是必须照上面的规定办。
  派购猪任务摊到谁,谁家就得把猪拉去,活猪不得少于110斤,否则不收,那时候人没得吃,猪也长不大,老百姓把一百斤的猪,先喂糠草,再添上一盆玉米糊把猪撑得圆圆的然后小小心心地拉去公社,过磅了事。由于收购价仅市场价的一半,生产队不得不把差价补给卖猪户。农产品收购价太低,农民负担太重,劳动积极性不高,生产效率低下,农民苦不堪言。鸡被毒谷药了,农妇在家哭的伤心,但是队里牛腿跌断了,大家围着看剥皮,分肉,像过年一样,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牛宰杀前要报大队公社验明批准才可,于是上上下下都有肉吃了。
我队会计多年来是黄源队一个七十多的老先生兼的,400工分一年。每年他都等他自己队算好再给我队算,算得很慢。71年,大队长叫我队自己干,队里除文盲就是初小生,于是非我莫属。生产队经济来往少,偶尔有收入几乎当晚就分配掉,条子和余款存出纳处,我每月跟出纳对半天帐,年底我花一周不到就完工了。最麻烦的是造“实物分配表”,整整花了两天多才完成,实物有:籼稻、粳稻、糯稻、黄豆、玉米、荞麦、芝麻、菜油、单价各异,户主有十五个,人数不同,工分不同,每户分配数量各异,这表数字难造平,要横竖都平才行。我不会用算盘做乘法,但是笔算还行,等公社会计检查验收通过时,社员们惊呼我捞了大便宜。认为队长叫人干活、开会一年忙到头才600分,而小郭当会计没忙几天,一下子就400工分,提出明年减为350分,真是本地胡椒不辣。我倒是毫无意见,可是半年后我就到凫峰教书去了。
8、我的婚恋
张惠民。一次她和她班一女生(是个朝鲜族人)来我家找我,递来一个条子,上面有两道题请我解答,完成后得知她住省人委宿舍6号楼。(我家住8号楼)64年初夏我因数学竞赛,学校隆重发奖,使得她认识了我,她在一中高一(3)班,我在高二(2)班。64年放暑假前,我拿着成绩单回家,刚好与她同路,我不无得意的把我的成绩单递给她看,同时也把她的拿过来看,令我吃惊的是她成绩竟然不比我差。暑假我和弟妹们几个一道互邀过她去雨花塘(西门护城河)游泳,得知她初中在省业余体校体操队训练过。我到她家玩过两次,她父母见过我,她到我家不止两次,我妈认识她,说她腿长得漂亮。高三毕业我上不了大学,行前她送来一个当时很时髦的塑料皮封面的日记本,扉页上写道:Guo Jia Hua: Study chairman Mao’s works and learn from the farmers.  Your Friend, Zhang Hui Ming.
我写了首诗送给她,原来记载在那个本子上,给金问美偷偷烧了。还记得几句:
临别赠朋友
雄鹰要在蓝天上翱翔,
雏鸟的翅膀要在暴风雨中成长,
我像整装待发的士兵,
即将奔赴农村革命的战场。
温罄的合肥我固然留念,
但火热的战斗生活更加让我向往,
蜿蜒的山路会刻下我的脚印,
辛勤的汗水将洗净我的胸膛。
欧阳海的精神鼓舞着我前进,
什么样的艰辛都无法将我阻挡,
寂静的夜晚我会咀嚼儿时的记忆,,
朋友的鼓励我会永远铭刻心上。
生活的长河将荡涤我的耻辱,
时间的流驰能抚平我的忧伤,
强健的体魄能抵御刺骨的寒风,
坚强的意志能伴我看到黎明的曙光。
前面的道路崎岖又漫长,
命运的安排要我在逆境中生长,
我张开双臂去迎接暴风雨的洗礼,
温暖的阳光迟早会照亮我的心房。
再见了朋友
让我们在社会主义的不同战线,
为祖国、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毕生和力量。
下乡后,尤其是文革的浩劫,使我知到自己已经落入社会的最底层,我开始感到我和她之间的巨大差距。文革期间我去合肥多次,为平反呆得时间也长,晚上在路边隔老远徘徊于她家楼下,透过她家二楼窗户向里眺望,希望看见她的身影,有次见到她一人在拉小提琴,我终于没有胆量去叩门,带着无限的惆怅慢慢离去,她是红五类,我算老几呢?

9、我在凫峰茶中
  凫峰公社教干张永正几年前曾陪县人保组长何昌齐(军管期间县管理公、检、法、司负责人,他恰是我在狱中的主审人)为我落实政策到我生产队开过会,了解我的基本情况,当茶中缺人代课时就叫我去凫峰茶中教英语,算是帮我找个好差事。凫峰是个大公社,与黟县休宁接壤,离县城九十里,有九千多人,是横联公社的两倍半。凫峰共有九十几个知青,其中应历届高中毕业生有上十个,比我们早两个月下放,我去玩过多次。凫峰茶中坐落在高岭脚上福洲,率水河环绕,翠竹茶园,风景秀丽,十分诱人。茶中有一百多亩茶园,解放前原属中国茶叶公司,当我得知是因为该校英语教师病假三个月要我去代课时,我不肯去了。因为三个月后,无论我教的好坏都得回来,我的家无人照顾,鸡、蜂、菜园都会出问题,划不来。凫峰公社于是向横联公社告急,第二天大队工作组干部撵来,时值清明,我正在田里搭田埂,他老大嗓门地喊:“是贫下中农子女教育重要,还是你的鸡只狗种重要?”,我说等我上午半个工到手下午就去,“马上就去!”,他吼道。那年代我可硬不起来,我只得立刻整理好简单的行装,步行30里抄小路赶到茶中。原任英语教师五十多岁,是个老大学生,芜湖人,多年要求调回去,但是县里说没人顶就是不放,我去后受到师生欢迎,县里就放了他。暑假时,横联公社自己要办初中要我回去,否则生产队将在粮食供应上卡壳。最后征求到我的意见,我想毕竟是凫峰公社先看上我,而且许诺给我加5元工资。(县里代课教师工资是22元,茶中有茶叶收入可自行支配)于是横联不再坚持,凫峰公社就把我户口迁去,安在余坑队,余坑是个以茶林为主的生产队,基本没田,依吃政府茶林返销粮为主,我的到来并不加重生产队负担,只需给我发个返销粮本,每月自己到凫峰粮站买米就是。横联公社可没有这样的生产队。茶中给了我一个16平米的房间,又有食堂,生活方便,于是我安下心来在茶中干了。黄土坑的房子不能空置在那,我只有低价现款卖掉,扣去我欠生产队山老费90元(建房砍树要付给队里山场费用)还有410元。劳动工具,坛坛罐罐用不上的全给社员了,给妹妹多少我记不清,钱都在我妻子金问美手里,大概是100元,依我本意给150合适,可金问美坚决不肯,嘉鹏意思是房子是我俩一起做的,金问美说她做不了多少事,还得靠哥哥养(这当然不是事实),后来回合肥家里兄弟姐姐背后都说我自私。我也深感愧疚,我太无用了,我对不起嘉鹏。
  凫峰茶中共两百个学生,分三个年级各一个班,十三个教工,其中四个公办教师。虽然卖房有损失,但是在茶中精神和物质待遇不一样,社员和学生尊重你,校长和老师能平等待你,我感受到知识的价值。我教全校英语和一个班数学,每周十八节课,任务是最重的,但是我乐此不疲。金问美为了向我靠拢,调到上呈小学和妹妹一家为邻,得到他们的帮助和照应,我每周六从茶中翻座山十五里回上呈相聚,周一清晨赶回去上三四节课。三年后,75年五月我局面已经打开,求公社把金问美调到凫峰中心小学。
凫峰茶中和上福州生产队接壤,队长是北方人为人豪爽,相处几年后他叫我在上福州建房落脚。我选址后,经上福州生产队开会决定免费提供土地,这真是对我们破天荒的优惠,该队是屯绿四大名家产地,富足,一个工一元多钱,于是我们决定在此扎根了。盖房是很累的,所有空余时间我都在拉石头,搬木头,当然也得到社员、学生、老师们的大力支持,我户口所在的生产队按社员自建房价格标准给我提供了杉木,要知道我可一天活也没给他们干过,社员们待人真厚道,至今想起来仍让我感动不已。十二根柱子落地,盖机瓦,外墙用石头砌就,砂灰披面,里面是杉木板隔间,松木楼板,大玻璃窗,在当时是满时新的。77年我们住进新居,种了菜,养了鸡,鹅,狗,条件大为改善,学校把我的月工资增加为30元,加上金问美月工资31.5元,我们生活质量足以让周围人羡慕了。我们对新生活充满激情,我是决心在这块风景秀丽,气候怡人的山区福地扎根一辈子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一年后我又遇到一次新的决定我命运的选择。
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横联公社牌楼队合肥一中知青吴来等写给徽州地委书记魏心一的信得到了批复,魏书记批到:应该同意、支持、鼓励他们考!消息传来知青奔走相告,但是报名时间已过,准考证已发,时间紧迫。县教育局见闻讯赶来的知青有二十多个,在会议室同大家讲只有少量备用卷,要大家明天上午八点来局里,由局里出题预考数学,语文,择优选拔参加正式高考。次日上午我们等到九点局长才来到会议室,见还有七个人在锲而不舍地等待,于是局长宣布说考试完毕了,就你们七人通过(他根本没请人出题)。于是这七个人在下乡十三年后第二次参加了高考,没来的知青真是追悔莫及。结果五人上重点线二人上本科线,其中吴来获78年安徽理科总分第一名,轰动了祁门县。吴来是我一中的同班同学,她们77年就要求考,县里不同意,说你们不是老三届,我还嘲笑她们。我从下乡起就一本书不带,认定此生与读书无缘,不要自寻烦恼了,我当然考的不好,仅384.5分(安徽重点线360)七人中排名第五,县教育局要我们干民师的就地转正,但是我不肯放弃这绝处逢生的读书机会。我填报了两年制的徽州师范专科学校,为的是尽早解决生活问题,因为我的第二个孩子已即将出世了。
80年我留校当助教,才建的新房又不得不忍痛卖了来维持生计,两年后全家都搬到屯溪,重新回到城里,结束了十三年的下放生涯。
                                                  

 作者:郭嘉骅(中共黄山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书记)合肥一中65届高中毕业生
  2010-04-16

春风吹又生
我的三次高考
吴来/文
一年一度的高考,给考生和家长带来了焦虑与不安,也带来了憧憬与希望,我曾3次站在这道人生的关口,一次又一次试图跃过“龙门”,经历了两次沉重的跌落,第三次才获成功,给我的人生带来了重大转折,改变了我的命运。
1965年,我从合肥一中高中毕业,当时全国城乡的“四清”运动正在紧张进行,家庭出身不好的我虽然感到了压力,但仍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良好的表现和优异的成绩迈进高校的大门。
考试进行得相当顺利,虽然对自己的成绩很有把握,但在等待通知的一个月里,一直忐忑不安。终于“发榜”了,我接到的是一份不予录取通知书。通知书的口气十分温和,没有录取是因“名额所限”。
“文革”期间,存放高考有关记录的那所大学的档案室被砸,有人见到我的高考成绩是合肥考区当年理工类的最高分,然成绩单上赫然盖着的是“不予录取”的戳记。无疑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刻骨铭心的伤害。13年后,当我终于跨进大学校门时,22年后,当我来到日本著名的日立制作所研修时,30年后,当我站在首都一个研究机构的阳台上俯视住宅小区美丽的花园时,仍不时会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
那时,我与几位落榜同学一起到皖南山区插队落户,13年中,当过农民,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但无论做什么,我都尽心尽力,努力做好,当时,我确实相信,通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大学的校门总会有一天向我敞开。然而一次次招工招生所点燃的希望,全力以赴的种种努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失败,带来的是痛彻心肺的失望与折磨,实在不堪回首。
一晃又是4年。这期间,我在农村成了家,并当了母亲,上大学虽然一直是我心中一个美丽的梦想,但这扇大门对我关的实在是太紧了。
1977年10月的一个黄昏,我正在自留地里刨红署。山坡上公社广播站的喇叭又开始广播了,不经意中忽然听出是在播送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不帝是平地一声惊雷,几近熄灭的希望之火又开始燃烧起来。
我必须再一次获得进入高考试场的准高证,但县里主管部门的答复是,文件的精神仅允许老三届参加考试,而你不在老三届之列,没有资格。的确,文件没有规定65届能够参加考试,但也没有规定65届就不能参加考试啊!何况我的年龄与绝大多数66届相当。因为县里有关部门没有向我开放“绿灯”,我又错过了一次机会。在来年的1978年招生开始后,我们这批老知青能否报名参加考试仍然是个问题,眼看报考考截止日期一天天临近,万般无奈之下,我们给当时的徽州地委魏心一书记写了信,希望能让我们再获一次被挑选的机会。为国家做了同更大的贡献。很快,这封信便有了回音,魏心一书记肯定了我们的热情与决心,明确表示应当允许、支持我们参加今年的高考,并要求县主管部门加以落实。这样,在高考报名的最后一刻,县里最终同意我们7名65届插队的高中毕业生参加这一年的高考。
当我再次走进高考的考场,走进久违了的教室时,真是百感交集。不久,成绩公布了,我的总分是全地区第一,全省第二。3个月后,我们七个老知青全都被有关高校录取,崭新的生活道路展现在我们面前。
4年之后,我以优秀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分配在首都一个研究构。当我和家人第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夹杂在欢乐、从容的人流中时,几时的梦想与插队时的甜酸苦辣,一幕幕的在我脑海中映现。
这次高考招生制度的恢复,不仅是对“文革”期间中断高考招生,也是对文革前被严重扭曲了的高考招生制度的否定。现在看来,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意义还不限于此,它是我们这个改革事业的第一首序曲,第一抹曙光。                                                                 
  作者系合肥一中65届高中毕业生
久平其人
—“知青百味”系列素描之一
周久平是下放在祁门凫峰公社赤桥大队塔下生产队的知青,他父亲是个厨师,挺着大肚子,他哥哥是搬运工人。周久平学习不好,初中毕业就在社会上混,夏天买冰棒,平时做小工。经街道居委会动员,带着干两年就可以回合肥安排正式工的梦想,来祁门插队落户的。
塔下是个好地方,青山环抱,茂林修竹,一条溪水穿村而过,传说一个游方道士说这里地形象一艘船,要想财气不外流,需要一支船篙把船定住,于是村民耗费巨资建了这座七层宝塔,塔下队也就因此得名。宝塔是用糯米汁拌石灰砌成,历经数百年完好无缺,我们上去看过,由于村民们保护,文革时没招破坏。
塔下队知青八个,能人不少,但是久平在祁门知青中知名度较高。他有表演天赋,演起丑角来不用化妆,经常让人笑得前仰后俯,然而他却一板正经。平时眯着微肿的眼泡憨憨的,使人误以为他叫“酒瓶”。他能装死,耐得住瘙痒,他个头不小,胖瘦适中,但是力气不大,不肯出死力干活。一次他从县里回家,中途在我这歇脚过夜,我因要买凫峰绿茶就于次日跟他一起前往塔下。
祁门以红茶闻名,鲜有人知道凫峰绿茶也属上品。祁门仅凫峰公社属新安江水系,其余均属长江水系。除凫峰公社生产绿茶外其余都只生产红茶,茶叶是统购物质,必须卖给政府,社员只能喝老皮茶,就是茶叶采择到最后阶段的老茶叶,生产队允许社员自己采点泡茶喝。茶业收购价一级绿茶每斤1.8元,经加40%税收和营业税等供销社售价每斤3.01元,社员偷偷采择野茶自己揉制加工,换点油盐钱,价格不贵,我想买几斤过年回家给爸妈喝。
考虑到久平经常外面跑家里没有菜,路过黟县渔亭我买了一斤咸肉带上。我们在渔亭小饭店吃面条,桌边靠着肉案,一个厨子正在案边分割肉,久平吃得很慢,唠唠叨叨地跟厨子说汤咸了,他有肾炎,厨子说你不早说,现在没办法了,我给你加点开水吧,就在厨子去拿水瓶时,久平敞着怀伸手把一片肥膘肉夹进胳脯窝下,我一愣站起来,久平说不急不急,等我把汤喝掉再走。路上我怪他吓着我了,他说他家没菜,不好意思让我花钱买咸肉,他有他的理论,在考川铁匠铺我们称了称咸肉少五钱,他那块肉倒有一斤多,他说开店的都赚钱,我不过匀一点吃吃。晚上黑灯瞎火,他带着我打着手电去社员家买茶叶,象做贼一样把茶叶买到手。
久平有个司机朋友,江北司机来祁门拉木材都想私自带一点,可是老百姓不敢卖,知青不管这一套,家里有的就敢卖。司机交朋友都是带咸肉和烟酒来,有一回司机来了木头却没准备好,久平他们和司机吃饱喝足吹牛聊天到深夜,然后带着锯子搭车开十多里,把马路边的已出售的杉木拦腰锯断往车上搬,司机认为够了才停手,他们几个步行回家,顺手还铲了几棵菜带回来。马路边的松、杉木到处堆的都是,木材收购站量过后即卖给调运木材的单位,采购员就用毛笔做上记号就成了,至于何时来运就不知道了,有的木材堆放几年没人运都腐烂了。老百姓胆小从不会去偷木头,知青就顾不上了。他们吃了人家的,又拿了定金,决不能让人空手而归,那个司机也是没办法只得铤而走险了。好在这事就干过一回,那个司机也没再来过,没有出事。
文革时祁门武斗厉害,久平和王祥林从东路无法回合肥,转而从江西绕道上海准备从上海乘火车回合肥。结果不巧上海正大抓盲流,他两颠簸好多天才到上海,蓬头垢面、又急又饿还没有钱,不容分说就被押往陆军监狱,开饭时一筐馒头抬进来,在押大群乞丐盲流扑上去抢,王祥林和久平都惊呆了。久平忽然站不住,倒在地上,手脚抽筋口吐白沫,不省人事。王祥林心中有数,大喊大叫,惊动了看守人员,王祥林向他们解释自己是安徽祁门知青,久平被人打成脑震荡,是绕道回家看病的,狱方深表同情,给了几个馒头和开水,然后给他两开了到合肥的换票证,于是王祥林搀扶着久平出了大门。到火车站换到票后,久平立马把票卖掉,买了两张站台票混上火车高高兴兴地赶到合肥。
合肥武斗期间两派都需要亡命徒,在武斗队伍里有吃有喝有住,知青本来就命贱,家里又都不宽裕,因此吸引了不少知青参加了武斗队伍。久平哥哥周九师是合肥搬运兵团司令,搬运兵团武斗队赫赫有名,清一色二八直行车,横梁上一把铮亮的大洋锹,头戴藤盔,威风凛凛。久平到P派大本营处找李小华玩,被人发现,当得知久平是周九师胞弟时,他被扭下楼来准备处死,刚好撞上了李小华,久平大呼小华救命,李小华是个小队长他跟头头解释他兄弟俩势不两立才算罢休。久平常跟我念叨李小华和我对他有救命之恩,其实我哪能担当得起哩。关于我他指的是两件事:
一次是怀玉要打他,是我出面摆平的。凫峰绿茶很有名,六十年代末的一天,我去凫峰赤桥找周久平去买茶叶,午后到他门口发现大门紧闭,但门环未上锁,久平听出是我赶紧开门相迎,并随手把门插上,原来一条血淋淋的狗吊在梁上,皮已经剥了正在开膛。我一看大喜,有口福,可是一听说是阮怀玉的狗又不禁一惊,真是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兄弟的狗都偷来吃了!这狗很壮实,偷来的狗不精贵,头和内脏都埋掉了真可惜,其实狗头上有两块肉很不小,狗肠也能吃,有人说:宁丢爹娘,不丢狗肠嘛。穷人杀馋不辣就咸,干辣椒烧狗肉,一人吃两大碗,真来劲。几天后事发,久平撵到我处说怀玉要打他,要我救命,我只得跟他去怀玉家赔礼道歉。怀玉这条狗通人性,它能撵鸭子,社员家的鸭子没圈,白天就呆小河边,它先慢慢地靠过去,然后飞身一扑,咬着脖子就拖来家,还能跳到河里去逮。大概是自家的鸡不给咬的缘故,它从不捉鸡,但怀玉家没鸭,头一回捉来鸭后怀玉见鸭已死,且外面也没动静,就褪掉毛烧吃了,狗得到鸭骨的奖励和主人的欢心,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它专等社员出工后才下手,没暴露过。原以为是哪家鸭主把狗害了,查了多天,万万没想到竟然是久平老弟所为。听过怀玉的介绍,我才感到事态严重。久平到他家玩过,这狗认识他,久平走时狗跟上了,哄狗走了上十里到了家,久平说放他回去,路上不一定安全,他又没空送回,抵挡不住狗肉的诱惑,顿起杀心…,不怪怀玉暴烈,实在是久平太不江湖,该打,但是狗已经被吃了,没有办法。在我劝慰下怀玉夫妇饶了久平,久平负责把狗皮送还,另赔5元钱,还要尽快捉一只小公狗交怀玉调养。怀玉说那条狗是天赐的,可遇而不可求,真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另一次是邵春水要打他,久平吓坏了要我救命,是我挡过去的。那时我们七八十号人住在军管会西岗小学接待站,蚌埠知青邵春水管饭菜票,他给我和王照国是发双份的,说头头辛苦来人还要招待。一天有人举报说邵春水打牌输了用公家菜票当钱,王照国把他唤来,给了他一巴掌,于是邵就满世界找告密者,有蚌埠知青说是久平,久平吓坏了,邵一手猴拳打的非常漂亮,拳脚在知青中排到十名之内,久平岂是对手?我找到邵春水,说不可能是久平,邵与我接触较多,相信我的话,不再追究久平。
知青告状胜利,得到平反,我们当即宣布解散告状队伍,省安置办公室给在肥知青颁发路费让大家自行返回祁门就地闹革命。我在家休息几天,后来知青又找到我,说要求省军管会派专车护送知青返回祁门,我说钱已经给过了,我没有理由再去要,再说组织以宣布解散,我现在也不是头头,这事我不管。过了几天知青们忽然通知我说,省军管会同意派专车护送知青返回祁门,结果我们共计十几辆大客车浩浩荡荡从合肥直奔祁门而去,一路上大家情绪激愤,歌声飞扬。
大家说久平立了功。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知青们在合肥时间呆久了,家里也没粮票和钱补贴了,发的路费钱象旱地里下了场毛毛雨,早光了,于是他们决定去闹,几十个知青闯进省军管会大楼,要见军管会领导,要求派车。军管会正在开会,在争执中一个据说是合工大红卫兵头头给了久平一个耳光,因为久平说话嘴不干净,久平两眼发直晕了过去,众知青愤怒了,要找那人拼命,军管会一方面叫救护车送医院,一方面答应派车送知青,具体由安办安排。再说久平到了医院,说是脑震荡后遗症,医院安排他住了院,久平呆了一晚就回家,他说他搞到几十元发票找安办报销了,医院不管饭,他要回祁门了。
随着全国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知青返回合肥的梦想暂时破灭,一切回到现实中来,知青们开始分家过日子,种菜打柴养鸡,开始计较工分。“队长队长半个皇上,工分工分社员命根”。知青东流西窜少了,天天上班了。久平他们都需要打点家具,木箱,队里每年每户可以砍两根杉树自用,队里杉木不大,锯成板不太宽。一天黟县考川抬出来一根大杉树,摆在马路边,20米长,胸径一尺,给塔下知青看见了,他们一合计晚上用加重板车把它拉回来,连夜锯成段,分别滚入床下藏起来。周边邻居社员有所惊动,但是他们不仅不会举报而且私下说知青有木头了队里就少砍了。
久平说他窝边草吃过一回,那是刚下来那两年,知青不安心成帮地乱窜,一次周边六七个知青到了久平家,久平待人虽真诚但是他只有米和青菜没有油和肉,那时人都特别馋,坐下就谈肉,他知道不远一家厅堂上吊着不少刀咸肉,经过策划,他带着烟到那家玩,往厨房一钻,主人就跟着进了厨房,久平就点烟唠嗑,另一知青溜进厅堂,站上椅子拉下一块肉,藏进怀里,搬回椅子,拔脚就走。久平在厨房听见了拉断绳子的响动,但是东家并未注意,等他返回家里时肉香都出来了。吃得正高兴时老远听到有妇女骂声,说她家肉给狗叼去了一块。大家都心知肚明,没人点破,此后久平说窝边草的确不能吃。
几年后,不少知青都结了婚,久平也看上了一个女社员,是个独养女,以当地民俗是要招亲的。他家不看好久平,认为他有点懒,而且知青都是锅台泥在脚背上,说不定哪天调回合肥,靠他养老靠不住。可是久平有了目标,一反常态,天天干活,先诉苦求得同情,在她家搭上伙,以口粮没处放为由,把粮食都存放她家,在她家进进出出俨如一家人似的,可是女孩子对久平并未动心。一天久平瞅准机会趁她父母不在家猥亵了她,于是她家就不要久平搭伙了。很快招工开始了,队里对知青态度是走一个好一个,久平被招工在祁门阊江饭店,这是祁门县最大的饭店。一天久平回塔下,听说女友在家生病,他贸然前往,哄女的说肯定怀孕了,你不跟我就别怪我了,我在县里找得到人。一则久平捧上了铁饭碗,二则女儿表示非久平不嫁,于是结婚了。后来国有企业改制,阊江饭店又拍卖了,久平承包包子馒头店,把老婆接到县里,开夫妻店。久平这时已经很胖,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他说他夫妇三百多斤,床下要打撑子才行。村民都说女方家有福气,能在县里过日子,小孩是城市户口吃商品粮,还说久平真客气,见到村里来人包子馒头随便吃不收钱。不过,塔下离县城七十里,村民到县城次数还是有限的。
大约95年,久平来到我校,说参加厨师培训然后考试定级,他说他已经干了二十年厨子,红白案都行,二级厨师不用考就是,他要考一级。他说他蔬菜雕花慢,他注意到厨房进的青皮红心萝卜是为第二天考试用的,他摸了一个,夜里精雕细琢了萝卜花,次日在考场趁人不备,画龙点睛般把花放上拼盘,结果顺利得到了一级厨师证。
大约2002年,久平忽然病故了,享年55岁。我和十多个知青参加了他的葬礼,他过于肥胖属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人士,死于心血管疾病,留下他老婆和两个已成年的孩子。前些年我还看见他老婆继续在干包子馒头店,生意还不错。
郭嘉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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