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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记忆—知青往事>王钟
作者:王钟    文章来源:王钟博客    点击数:4103    更新时间:200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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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记忆—知青往事>王钟
1、 知识青年
    “知识青年”这个词儿,在1970年前后使用频率极高,不仅见于报章,更流行于市井口语。城镇里几乎家家都有孩子或在兵团、或在农场、或插队农村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少则一个,多者三四,这些青年人就叫知识青年。我当时就是从赤峰插队到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的知识青年。青年当之无愧,那年17岁。但知识却低得可怜,小学中学加起来共读了9年书,上中学时又有不少的时间去学工、学农、学军,真正读书的时间充其量也就是8年。我手里至今还珍藏着1971年学校发给我的9年一贯制高中毕业证书。说是知识青年真是有些勉强。不过,这词儿不能简单地通过字面儿来理解,他是时代的产物,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现象。
    敢想敢干是青年人的特点,青年人永远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沿,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但具体到某一个青年人,却不能统而言之,拔粹者若晨星,寥寥无几。
    我们一起插队的知青柴春泽,其形体不彪悍亦不文静,却信仰坚定,胸有大志,勤奋好学,执着刻苦,为实现人类之崇高理想,敢想敢干,敢做敢为。虽然道路坎坷,多有失败,但痴心不改,无怨无悔,直到今天。就当年玉田皋打破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耕作传统,改旱田为水田,乃至今天有了品牌稻米,这个知识青年功不可没。(待续)
2、我和“知青明星”柴春泽   王钟
    1971年12月底前,也就是我们一起插队到玉田皋之前,我和柴春泽就读于赤峰市第六中学(有段时间称赤峰市第一人民子弟学校)。
    我们曾同桌过一段时间。当时学校的学生组织是“红卫兵”,学校的年级、班级都以军队建制称谓,年级称连,班级则为排。那时候柴春泽就任赤峰市“红代会”副主任(学生兼职),我在学校的九连二排任副排长。因同窗学友,又是同桌,故接触密切,相互了解,还挺“莫逆”,插队时便自愿结伴报名到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我们被分配到玉田皋大队第五生产队。
    起初,因为他踏实肯干,表现突出,受到贫下中农的称赞,也引起上级重视。有位报社的记者采访时,无意间发现了他给他父亲的一封信,是拒绝他父亲劝他回城里当工人的一封信。这位记者凭敏锐的政治责任感和新闻视角,便发现这是一个难得的素材,写了文章,连同他给他父亲的信在报纸上发表了。先是《昭乌达报》,而后《辽宁日报》、《人民日报》……一时间成为知青典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大“明星”。若在当年知青名人中排个座次,仅在邢燕子、张铁生、吴献忠之下。他亦不负众望,干的很好,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副书记、旗,盟知青办的副主任等(知青身份兼职)。后来为名声所累,一切活动全由不得自己,到处讲用、做报告、个人日记被出版、接受采访、出国……他是青年们学习的榜样,当然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后来也被组织上委以大队民兵营长、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党委委员、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副校长等职,当然也是知青身份兼职。我们很多人都学他,发自内心地喊出“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口号,并付之行动。不去当工人,不去上大学……
    风云变幻,粉碎“四人帮”后他就成了反面人物,被办“学习班”,直至成了“反革命”。为此我也沾了点儿光。因为我接受过他送给我的、张铁生穿过的、一件红色背心;因为我在闲暇时为他整理过全国各地青年写给他的成千上万封信件;因为我在他外出时主持大队的工作;还因为我们是好朋友……但我终不及他,学不到他的真本领,虽然我也被办了学习班,但后来不了了之,未受牢狱之苦。
    父老乡亲是什么态度?在他被人押到玉田皋接受批判的时候,一些人示意或悄悄地告诉公社食堂的厨师,一定要给小柴做最好的稻米饭,要不是他,不是这些知识青年们,我们现在根本吃不上大米。厨师不仅做了大米饭,还悄悄地炖了一碗猪肉,把肉埋在碗底,小心翼翼地端到这个“反革命分子”的面前。朴实的村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大队书记,在书写玉田皋种植史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讲求实事求是,大约是1979年,组织上给他平反了,恢复了党籍。(待续:棒打鸳鸯)
金色记忆---知青往事(3)王钟
 
棒打鸳鸯
      我们一起插队的一个女知青,长得很漂亮,高个,大眼睛,长两颗挺可爱的虎牙,红脸蛋。不仅长得好看,还会唱歌。毕业前学校组织文艺汇演,我们全年级演大合唱,唱的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几首歌,就是她领唱。她嗓子洪亮,底气十足,给全校师生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就是这样一位漂亮、开朗的姑娘,下乡插队不久,厄运降临。
      性格开朗的人最容易与人交往。她很快就和村里的同龄男女,还有年长的叔叔大爷、大娘婶子们混熟了,而且村里人都很喜欢她。记得是冬季,我们知青宿舍的炕灶不好烧,一点火就倒烟,把人炝得受不了。所以男女两个宿舍都不烧炕。队长对我们十分关心,说这些孩子不烧炕会生病的。就重新给我们改造炕灶。改造期间,我们分别到村民家里去住。她住的那家村民出身不太好,而且当年曾因给人算命、看风水挨过批判。他家有个男孩儿,和这女知青同岁,同属妙龄男女。挺可恨的是那个会算命的男孩家长,说他们俩的“八字”最宜婚配。他们真就偷偷地相恋,竟在一起住了两次,后被外人发现。
      这种事在当时可是大事,必须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对待。所以组织上不能不管!采取了男女分别调查、询问,弄清情况上报,然后作处理。
      在调查期间,组织上是不许他们接触的。但这对儿男女还偷着联系。那时候没有手机,打不了电话,也发不了短信,更没有电子邮件,只能见面交流。被人发现就罪加一等。后来,生产队有个30来岁的光棍汉,自愿为他们传书送简。但这家伙另有所图,送了两次信儿后,就提出条件,要和女知青“睡”一回。女知青无非是早恋,是丘比特之箭中的,哪能随便和人“睡”!便又节外生枝,这事儿后来也被组织上查得清清楚楚。
      事情结果是:女知青调到外县的一个知青点(不知是组织上的决定还是她自己的决定),那个光棍汉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罪名被判刑2年(记不太清了,也许是3年),那男孩及家长受到批判,列为贫下中农及组织上的重点“监视”对象。这对儿有情人就这样被打散了。
      30年后,知青战友聚会,我从很远的外地回来,这位女知青也来参加了,进门时我没认出来,听别人叫她名字时,我才知道是她。这时候的她已是满头白发,额上布满了皱纹,脸还是红红的,但不是以前那种红润,是太阳暴晒后的那种红!穿一件类似保安人员穿的制服,两颗漂亮的虎牙已经没有了,留的是老太太发型,在脑后扎个圆鬏鬏,已明显地驼背了。但她很开心、很开朗、很快乐、很潇洒。吃饭时很健谈,饭后唱歌跳舞。唱歌时她抢着唱,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那么真诚、那么动情、那么好听!我偷偷地擦去泪水。
      那天晚上我一夜失眠,想的是人生曲折,想的是什么叫快乐……(待续:"朋党"之祸)
金色记忆--知青往事(4)王钟

                          “朋党”之祸

    
     插队一年多以后,大队把几个小队的知青点合并在一起,分给几十亩土地,成立了知青队。贫下中农带班人领着知青们盖了一栋土房,共有11间,很气派。人多住在一起,性格秉性相投的自然走的近便些,劳动、吃饭、聊天、扯淡都愿意往一起凑。自然也有与我要好的几个兄弟常常在一起。在生活、劳动等方面都亲兄弟般互相关照。记得是快到中秋的时候,天下大雨,知青们放假,哥几个就到一村民家喝酒,酒酣时,有位兄弟提议:我们何不结为兄弟,象《三国演义》里的“刘关张”一样。当时我在这青年队里也有个小职位,算是有点政治头脑吧,醉意中就给制止了。大雨过后,我被派到旗(内地的县)里去参加“三干会”。返程时我遇车祸,在旗里住院15天。当我回来的时候,其中一个兄弟(老三)悄悄告诉我:“我们把那个事办了。”
    我问:“什么事办了?”
    他说:“虽然你不在场,但我们5人已拜了‘把子’,结拜为异姓兄弟,按年龄你是老四……”
    我问:“别人知道吗?”他说:“没和别人说!”但语气不是太肯定。
我说:“这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一定会有麻烦。”
    这5人有4个是知青,一个是大队派来做饭的当地青年,他是老大。老二会做木匠活,还会修鞋。老三虎背熊腰力气大。我瘦高,在队里有点职务。老五是旗里中学毕业,从别的青年点转来的,知青队里他个头最高,一米八还多点。
    没几天,公社领导就分别找我们5个人谈话。他们4人都是知青办的人谈,惟有我是公社书记亲自谈,因为我是“干部”。老书记语重心长,开门见山指出我的错误。其中有个论点是“柴春泽的先进事迹是同旧传统观念决裂,而你作为他的战友,却做出和他截然相反的事来,你这不是往他的脸上抹黑吗!”也许是这个原因,我当即认错,向公社党委保证今后绝不再犯此类错误,并请求低调处理。确实,尽管柴春泽没有和我们结拜,但他同样是我们的好朋友,只不过他公务太多,没有更多的时间和弟兄们在一起。其他4位兄弟也分别招供。
    公社领导确实不错,采取了“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办法处理此事。组织了几次“路线分析会”。知青战友们都准备了发言稿,发言时个个义愤填膺,铿锵有力,帮助我们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好长时间5个人都觉得抬不起头来,咋说也不是个光彩的事啊。最担心的是领导上把此事记入我们的个人档案,这个“污点”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后来证明他们没有这样做,在我入党时也没有受到影响。
    但此事有一大疑点:是谁告的密?过了几年以后才弄清楚,是老三先泄露给了他“一头热”的“对象”。(待续:"党兄老二"英年早逝)
“党兄老二”英年早逝
     “党兄老二”姓边,名全友。他心灵手巧,会木匠活儿,会掌鞋,不少农活儿都是他先学会的。此兄家庭出身不好,因此和许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一样,总有些自卑,但进取之心从不比别人差。另一大特点是心善、面善、诚信,同龄人在一起时有“大哥”之风度。“朋党”之祸以后,曾任知青队科学种田实验小组副组长。因为表现好,1974年招工到辽宁省昭乌达盟(今属内蒙古)翁牛特旗海日苏邮电所工作。以后又经努力,调回赤峰市邮电局工作。1980年后创办了赤峰市蕙荣有限公司。曾作为特邀嘉宾参加共青团赤峰市委和电视台举办的老知青与当代青年对话会,得到赤峰市党政领导好评。不幸的是2005年初发现患有肝癌,已是晚期。
      2005年7月初,有同学给我打来电话说:“边兄病危,这几天念叨着说想你。”我当时特别难过,怎么突然间就成了晚期,心里还不太相信,真的不愿面对这么残酷的现实啊。我当即在电话上说:“最迟两天,我一定去看望边兄!”
      我下飞机时有4位同学来接我。出机场直奔医院。边兄见到我很高兴。我骗他说我是出差路过赤峰,顺便来看你。他见我眼里含着泪水,竟安慰我说:“兄弟帮我弄本气功的书来,我练练气功,等我好了,我开车拉你们去玉田皋,看看当年我们栽的树,看看当年那些老少爷们。”其实他早知道自己不行了。他的家人告诉我说,几天以前他已确定了自己的墓地。
他劝我不要因为他误了公事。我在赤峰只待了两天。说实话,看当时的情况,我认为一个月内应该没问题。遗憾的是我离开他一周以后,他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后悔没能在赤峰多待几天,没能送他。
      我获悉边兄病逝的噩耗是2005年7月15日(星期五)凌晨。
我写了一篇短小的祭文,电传给同学。出殡那天,柴春泽兄代我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宣读了此文。
      文曰:公元2005年7月15日(星期五),惊闻边全友兄不幸病逝,悲痛万分,晨曦微露,写此短文,遥祭好友。
  边兄全友,生于红山,长于赤峰,属小龙。
  追溯当年,家境贫寒。上有两姐下有三妹,兄弟五个,排为长男。慈母严父,高堂教诲有生之年牢记心间。不受嗟来之食,不饮盗泉。父早逝,童子之肩挑重担。公元一九七一年岁末,携一卷铺盖,一只修鞋箱,赴玉田皋插队。铺盖为己用,鞋箱却是为好友同窗、为村民父老。小小年纪,红心热血,赢得赞誉一片。炎炎夏日,猎猎寒风,面朝黄土背朝天,锄地扶犁,铡草送粪,洒尽一身汗水,浇灌万顷良田。匠心独到,虽不及鲁班再世,斧锯锛凿样样皆通,箱橱桌椅会造,卯榫犁身亦不畏技艺高难。时隔三十余年,村民乡党赞美之词不断。
  有幸返城,仍是乡村一隅。海日苏乡邮路上,留下数不尽的脚印。政府温暖,亲友家书,千封万件,投递百姓手中。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好男儿必有芳心青睐,三中全会后,娶刘姓女子为妻,归故里,夫勤妻贤。逢盛世,宏图再展。经商下海,站在时代最前沿。商而不奸,善心如旧。人如其名,身边交往之人,全是朋友。正可谓:结下如云胜友,满座高朋。
  有口皆碑:平生清清白白,堂堂正正,遵规守纪,是为忠;尊听父母教诲,不负长者之望,是为孝;立身处世,讲求分寸,密不容丝,宽能跑马,是为节;善恶分明,仗义疏财,是为义;尊老爱幼,交友不嫌贫富,不惧高官,不畏强权,能苦能乐,能吃糠咽菜,能西装革履,是为礼;克己奉公,是为廉;有所不为,乃知耻之士。炎黄子孙,美德者,岂可不讲忠、孝、礼、义、廉、耻乎!
    呜呼!好友为何早去?问苍天,苍天有语:吾有所不公。问大地,大地有音:阎罗失笔错判。苍天大地同曰:亲友节哀顺变,好人虽死犹生!一路走好!边兄之音容将与日月同在,好友之笑貌将与天地共存! (待续:《夭折的酒宴》
车祸
   大概是1974年的中秋节前。我去参加旗里召开的“三干会”,会议结束时,公社黄珍书记安排我顺路陪同公社养路道班的拖拉机驾驶员高峰,驾一辆满载农用高压线、电杆横担等重器的手扶拖拉机,从旗所在地乌丹回玉田皋。当时我既无驾照又没参加过专业培训,竟敢从城关区开出三十来里。驾驶员高峰,是我和柴春泽的同班同学,也是同一天插队到玉田皋的知青。此人聪明过人,长得黑不擦儿的,个儿不高,办事很是干练。他说我开车太慢,公社等着这些东西急用,像你这速度何时才能开到玉田皋,何时才能奔向共产主义!我自认驾技不高,交给他来驾驶。快到潘家窝铺时,是一段较长的下坡路,也许高兄想为集体节省点燃油,也想快点儿把这些东西送到公社,因为他知道村民和大小队干部们在焦急期待,用他半开玩笑的话说,也许想早一点奔向共产主义。他竟把变速杆放到空挡位置,任其无束溜行。车速立刻加快,我只觉两耳生风,接着,车像离弦的箭,飞一般顺坡射出,我意识到危险已经到了身边,告诉搭车的女知青王丹群,让她小心。她还开玩笑,说高师傅开车没问题。此话刚落,失控的车,一个九十度急转向,一头撞在左侧的山坡上。
  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双眼,头下枕着一圆盘儿高压线,全身哪儿都不会动弹,视线内却能看见高兄还在驾驶座位上,引擎部分已经与驾驶座位部分折断分离,水箱里的水,油箱里的油都在滴滴答答地流,还冒着热气,发动机传动三角带已段成几截。更可怕的是车箱已经侧立,差一点点就扣在我的身上。还是我先有了知觉,挣扎站起来去拽高峰兄,他也刚刚反过神来,想下却下不来,细看时才发现大腿被夹住。我们一起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一条腿在一堆烂铁里抽出。
  这时就想起了王丹群,寻觅半天,见她在七八米外俯卧在地。跑过去连呼带叫,她起来却安然无恙,只是上身穿的旧军装前襟被挫成了布条条,像饭店里挡苍蝇挂的门帘儿。见大家无甚大事,心里平静了许多,这时我才觉得右脚鞋子里湿叽叽地好像进了些热水,脱鞋才发现全是殷红的鲜血,顺流上找,发现膝关节处有两个圆洞,一个在流血,一个凸出一些黄乎乎油状物的东西。我一下子便瘫坐在地。高兄也发现左腿大面积脱皮,摘去手套,又发现三个手指根处都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后来是王丹群徒步走了十来里路,到潘家窝铺道班找来一辆同型号的手扶拖拉机,把我们送到旗医院。各自缝了几针,没住几天医院,就又急冲冲返回玉田皋参加革命和生产了。
  记得在住医院期间我写了一首日记诗,时隔30年,大部分都忘记了,还记得其中几句,好像是“钝器穿破膝盖骨,难友血泪湿衣衫,不幸之中有万幸,总算灵魂未归天……”(待续:<夭折的酒宴>

夭折的酒宴 王钟
  到了“知天命”的年岁,喝过多少次酒是数不清的。但有一次,我终生不会忘记。
  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的年代,是和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的年代,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时候。大队试种水稻,修鱼池。柴春泽作为全国的知青代表去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还见到了刚刚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还有江青、陈永贵等。因外出开会离开大队几天,回后便一定要和开推土机的拖拉机手一起劳动,说是“补课”。拖拉机手八小时换一班,他却不换班,连续三天三夜没有下岗。劳动告一段落,他回大队部的时候,见他十分疲惫,我和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周雨江暗中商量,今晚弄点好吃的犒劳春泽。一来是为他长途跋涉归来接风洗尘,二来为他连日操劳解解乏。其实那些日子我和雨江也好累啊。我全部积蓄只有三元七角钱,周雨江身上只有一元二角钱。两人到供销社叫醒早已入睡的值班营业员,用这些钱买了六瓶啤酒,两瓶罐头,用一个装化肥的旧丝袋子装了,徒步背了回来。当时天已很晚,他在看书,是《列宁选集》。我们两人喜个滋滋地叫他喝酒,想给他一个惊喜,没想到他竟严肃地说出一番话来:“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是和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的时候!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贫下中农在吃什么……”我和周雨江一时哑然。周雨江担任团支书时间不长,也许不太了解我和柴春泽到底是怎样的交往,说话时竟有几分颤抖。我镇静下来,和他反驳,好话赖话说了不少,他就是不吃不喝。我一时躁怒,竟把已开启的两瓶啤酒一滴不剩地扬洒于地。苦了周雨江,他在大队书记和副书记面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后来我想,人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在急于做成某一件事的时候,理性和感性克制力会极端低下,但能把情感用最不讲究的方法表达出来。
      数十年后,再提及此事,我们同感余味无穷。(待续:忆雨江)
忆雨江    王钟
  周雨江是在我返城离开玉田皋不久病故的。
  前文已经提到周雨江是大队团支部书记。他是翁牛特旗中学毕业的高中生,是回乡知识青年。玉田皋二队人,回乡后当过几天代课老师,后来执意要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不久就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小伙子个头儿不高,浓眉大眼,宽脸儿,为人特别憨厚,说话总是面带笑容,干活儿总有使不完的力气。他习惯穿红背心。深秋里公社和大队组织大会战,把种大田的土地改造成种水稻的水田,在田间里纵横交错修建大渠、小渠、上水渠、下水渠。秋天很冷,可干起活来他总是要脱掉外衣,只穿件红背心。红背心特别显眼,给人们的印象也深刻。有一次我无意发现他干完活好像直不起腰来,我问他是不是腰疼,他说可能是着点凉,没大关系。后来就很少再见他只穿那件红背心干活了。那时他已成家,有了妻子。但他好像在家的时候特别少,因为团支部有好多工作,劳动之余总是在大队部。其实我们挺羡慕他这样成了家的回乡青年,有时候甚至想,自己何时能像他们那样讨个老婆成个家,但嘴上从没说过。谁不想多和自己的爱人多待上一会儿呢!就在大会战结束不久,他病情日益加重,后来腰骨发生病理恶变。
  他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他有他的追求,他有他的理想,他对他的家乡玉田皋有着美好的憧憬!他要为自己的家乡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然而,他付出了生命,卒年不满30岁。事实上,像他这样有理想有追求的回乡青年还有许多,他们为改变山村面貌贡献的力量不可低估!
  我怀念雨江,敬佩雨江!雨江若在天有灵,定会看到滚滚的稻浪,看到村民的笑脸,这不正是你生前想看到的吗。
      雨江不朽!(待续:粘豆包之迷)
粘豆包之迷    王钟
  我在第五小队担任过副队长,那时住在五队大车店的一间大约10平米的耳房里。房间里有一铺连着锅灶的小土炕,我的家当只有一只木板箱子,和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别无他物。每天自己要生火做饭,繁重的体力劳动又累得疲惫不堪,有点时间就想睡觉,真是懒得做饭,有时早晨起晚了,也不吃早饭。村民都很关心我,好多人邀我去他们的家里去吃饭,我偶尔也去,但频繁到村民家里吃饭是万万做不得的,我知道村民生活是多么清苦。
  有一天早上,起床后,发现地下有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包。我认真查看,这东西是从我房门上的一个小方洞投进来的(村里的门上都是四方窗棱结构,用毛纸糊上,一般要留一个不糊,以便通风)。我小心翼翼打开,里面是四个热呼呼的粘豆包。没想什么,狼吞虎咽把它吃了。吃过以后,心里才想,这是哪位好心的大叔或是大婶送我的呢?我打听了好几天,竟无人认领这方手帕。半月左右,又遇一次。后来终有开窍:若是大叔或是大婶、大哥或是大嫂、或是侄儿晚辈,不必用这样的方法对我。就凭那干干净净的印花手帕,也应该知道个大概吧。遗憾的是不几天我就离开了五队,没有时间和机会去核查此事。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偷偷送我粘豆包的人到底姓啥名谁,我仍不知道,看来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迷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总会有新的觉悟。现在我想,此迷解不开更好,几个豆包在我的精神生活里,犹如银行里的存款,随着时间的积累,这笔财富在大大地增值。我非常充实,非常底蕴……(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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