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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采访老知青刘裕恕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9583    更新时间:20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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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采访老知青刘裕恕
 
前   言

 

今年12月22日是毛主席发出“知识到农村去”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此掀起高潮的40周年纪念日。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15周年。为此,北京乌有之乡文化传播公司以及乌有之乡网站访问了1975年出席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青代表之一的四川知青刘裕恕。在那次会上,出席会议的邢燕子、朱克家、薛喜梅、程有志、柴春泽、高崇辉、戈卫、肉孜古丽、曾昭林、林超强、张登龙、刘裕恕12名知识青年,代表全国知识知青年给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毛泽东主席看到这封信后,于10月27日批示说:

“应发表。

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

 

(谈话录音文件)我是1969年2月26日由重庆市渝中区(现在的渝中区以前的市中区),解放东路341号,原重庆山城中学毕业的学生,69年2月26日,由重庆到了黔江县,当时的黔江县黑溪乡互助村二组(黑溪公社互助大队第二生产队)落户当的知青。当时原生产队都(是)坡地,在海拨800米以上,海拨比较高,全部是坡地,收入又差,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变这个地方,怎么办?首先第一个,就是号召农民起来改田改土,后来农民群众为了彻底这个地方的面貌,就选我当了队长。

我是1971年就当的生产队长,从当了生产队长以后,(我在)生产队就坚持(建立)有一个机械专业队,生产队所有的劳动力,其中拿出了三分之一进行田土的改造。经过几年的改造,一是修了堰,把田里面的(缺水问题)水解决了,二是修了塘,增加了灌溉面积。再就是把原有的坡地全部改成了梯土,这就提高了粮食产量。从我接手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到春天,农民就没有饭吃,就向国家借粮食,向国家贷款。经过几年之后,三年之内就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不仅解决了吃的,而且有了余粮,还向国家卖一部分余粮。这种情况被上面了解到,一个重庆知识青年来了以后,在短短的时间之内,把一个贫困落后的生产队,缺饭吃缺衣穿的三靠生产队,结果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这样就在四川省范围内,经过选举,把我推上了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去了以后,当时只有12名知识青年,当时的(侯隽没有参加)邢燕子、朱克家、柴春泽、高崇辉等,我们12名知识青年,我们当时在会议上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亲自回了这封信,圈阅了这封信。虽然我自己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但是当时来讲,在1976年,上面又聘请我出席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国家给了我很大的荣誉,这对我思想上的震动相当大。做为一个知识青年来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回来要把生产队搞得更好。不仅要把生产队,而且要把我这一个村(大队)也要带动起来。因此,在短短的时间之内,1975年第一是入了团,在同年又入了党,最后村里面又推荐我为村里面的村干部,(当时是大队)对,是大队。那时候是大队队委,负责大队的一部分工作,并且在1977年一是村里面的大队长,二是乡里面半脱产的党委副书记。就是当时一个乡里面的党委副书记,又是生产队长,一要负责本队,二要负责本村,并且还要做两个村,负责全面工作。(问:那个乡是当时的公社了吧?)是当时的黑溪人民公社。

1976年,上面又聘请我出席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并且,通过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我又是全国的青年联合会委员,也是四川省的青年联合会委员,也是四川省人民代表。当时几次出席了全国知识青年座谈会和四川省的几次知识青年座谈会。还有四川省的农业学大寨会议,几次都出席了。也选为了四川省的劳动模范。

(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你对毛主席怎样看的呢?)

我总觉得从当时来讲的话,喊我们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经过这个锻炼,的确对我们本人是很好的锻炼。第二个,对农村来讲。真正一个踏踏实实扎根于农村的知识青年,也能够对农村做出很大的贡献。根据所有的一些知识青年的典型呀各方面。我们知识青年所在的地方,这一点都是改变了面貌的。这一点我还是能够体验得到。通过我们在这里的锻炼。自己总觉得的确农村需要我们这些人。比如说现在喊大学生,为了改变农村面貌,就和我们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叫我们下来接受再教育。现在是通过这一部分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来带动当地的村富裕起来。用他们的知识文化来改变农村的面貌。这就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了。但是,通过现在更进一步想到毛主席那个时候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当然从那个时候,他(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政策)有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国家有困难。一个是毕业那么多,国家那个时候全部安排也不能够解决。一是安排这些青年,免得在社会上流浪,第二来讲也确实通过改造这些思想,经过到我们这里来的知识青年回重庆去以后,据我所了解,我的同学回去,一般在厂矿工作的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干部,通过锻炼后,干工作和城市直接安排的工作就大不一样了。他们的工作踏实,他能够了解农村这些艰苦的条件和各方面。很多同学回到重庆之后,还经常性地下到农村来看望农民。黔江现在的变化相当大,与全国比较而言,黔江的变化我总觉得还快于全国的速度,确实改变了面貌。当时我们这12个知识青年,就考虑到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确实农村需要我们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改变农村面貌。我们那个生产队那个时候一直这么多年都无法改变,通过我们去了能够改变,在一个地方能够把它建设好。所以说我就考虑能够自己扎根在农村,因此后来我就一直没有走。

我来在黑溪工作以后。1979年正式脱产,1979年以前是半脱产,79年以后是全脱产。脱产之后,1982年,那时候是革委会到管委会,(问:革委会还是管委会?)革委会后头就是管委会,当时我就是管委会的主任。1984年选第一届乡长的时候,84年恢复乡长的选举。1984年我就担任了黑溪乡人民政府的乡长。我当乡长一直当到1992年,我才调离黑溪,因为根据宪法有个规定,宪法规定就是三届以上,要么是提拨,要么有问题或者下,就不能连任这个乡长,所以1992年就调我到石会区工委,分管乡镇企业,后来到石会去后,原来的石会的乡镇企业是很薄弱的。比如原来有个茶厂,原来的毛收入一年总的不到三万块钱,毛收入整个不到三万,一个绿茶厂,后来我考虑到真正我抓乡镇企业,那么要抓企业就要有一个像样的企业。并且企业能够带动一个地方的富裕。当时我就跟石会区工委提出来,要想把这个茶厂进行改变,改变成花茶厂。当时说没有技术人员,要去请技术人员,一是花的培植二是技术指导各方面,后来就经过自己搞,我说这方面我可以担任这方面的技术指导,后来就把整个厂开始培植珠兰花。通过起头的一轮我就征地一亩,收购这个珠兰花进行培育,收购了几县的范围,收来培育。后来第二年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亩,第三年我就培植到了80亩花,还把周围的农户,通过头一二年的时候,把农户的花园给发展了起来。也就是以农户以厂来相互带动,农户发展的面积有几百亩,这样花园就发展起来了。再加上茶叶通过在石会全区,把当时的七个乡把茶叶发展起来,我们的茶叶由原来的小小的一个厂,后来发展到几千万元的收入的一个厂。(问:培植的那个是属于个体的还是集体的?)原来是属于区工委办的(问:算是集体的了),原来是集体,后来搞成个体了。那就是我调走之后。(问:你走之后就是个体的了?你走之前还是集体的)原来在石会来讲的话,税收贡献一年上了几千万,对他们的贡献就比较大,由原来的绿茶最开头只能卖几块钱一斤。后来,最好的上等茶卖到了三千块钱一斤。(问:那你什么时候离开石会的?)我是2001年,(问:就离开了?当时是退休?)当时是劝退的,(你是被劝退的?)那时有两个文件规定,一个是工龄三十年以上,另一个是年龄50岁以上, 我两项都超标了,所以我被劝退,因为当时机构改革,人员太多,为了让年青人能够有位置坐, 就把我们劝退了。

对于我们来讲,退休当时没有满60岁也才51,想自己多工作几年,上面一再要劝你退,还专门拿人来做你的工作。只好退,就是这种。后来我退的时候在石会工委,当时机构改革就撤消了工委了噻。撤工委变为石会镇,实际上我退是在石会镇退的。(那你还在领退休工资)是在领。(多少一个月?)两千多。(那也不少呀)二千几一个月。(那你还可以呀)工资我都没有去领过。我家属她们领。我在这个地方,他一个月给我一千块钱的工资,工资我也没有去领,都是他们去领。这是一些田,这些田我在办,请人给我办了,办了我有谷子,我再种点西瓜呀,果园果子的收入是给老板。其他空余时间种一点西瓜呀,种一点小菜,这些收入就是我自己的了。我基本上这些收入就可以了。(那你还过组织生活吗?)现在就是没得办法。因为一个是我那边隔得太远。他这边这个乡对这方面又不组织又不考虑。你走哪去嘛?没办法。所以说自从退休过后,组织生活这些没法过。现在只能这样了噻。国家不用我。(自己用自己嘛)对,自己用自己。但是我在这里还是很有乐趣,在周围这些农户的话,原来拴橙子时候,我全部把它们改成柚子。(你把他们带起来了?)我给他们嫁接又不收他们一分钱。他最多喊我吃他一顿饭。

(问:1976年以后,毛主席去世以后,对你有什么影响没有?)

当时候毛主席去逝,我总觉得对毛主席来讲的评价是正确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是有不足,因为对经济发展是很不利的。但是,通过这个从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因为中国人民得到解放,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一条是值得肯定的,还有就是说从解放初期一直过渡到后来这个阶段,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他的那一套指南,要按现行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毛主席当时一些人给他反映的一些情况不真实,(因为你是出席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会议,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对你有什么影响没有?)没有多大影响,但是只能说是那时候打倒四人帮以前呢,四人帮也是来探了我的。他们那时候给我写信,给我打电话。当时要我批判白猫黑猫,还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是他们说的)就是四人帮那一群人要我批判这些,当时我就不参加,(你就是劳动就是了)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因为我在生产队下面的话的确有个体会,你要我停下来一天去搞你那些,批判你那些,你说红猫黑猫,不搞生产,搞所谓的唯生产力论,那我们不搞生产,我们吃什么穿什么,国家怎么改变?当时我就想到,不管你怎么讲,我都要搞生产,那个时候就给我提出来,要我一个星期停下来两三天来学习,并且去搞那些批判。我就不愿意。(那后你不是全脱产了吗?)后来我就不参加那些嘛。

(你那些信还在不在?)不在了。搬家搬过去搬过来,搬多了以后,就丢失了,有我的一些证件,比如说国务院发的相册这些。

(你1969年2月份到黔江来下乡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多大?)那时候17岁,(很年轻哦,风华正茂,17岁到你参加大会的时候是6年,23岁)(你还记得参加会议的过程吗?)啷个记不倒呢,都记得到噻。(给我们讲讲,讲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过程),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是9月14号我们到达昔阳,在昔阳就是大寨的陈永贵,大寨的郭凤莲在那个时候大寨的国际旅行分社接见了我们。就问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到过昔阳没有,到过大寨没有,就问我们。有的去过一次,有的去过二次,也有的一次没有去过,包括我也没有去过。这时候就说没有去过。那次只有12个知识青年噻,人少。那时候陈永贵和国务院知青办的就说,他们可以到整个昔阳和寿阳到大寨 ,整个走一走。第二天开始我们就昔阳、寿阳包括大寨整个我们全部走了一遍。这样全面地走,包括原来抗日战争时候的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这些现场,这些我们都去看了,还有他们改变面貌的状况我们全部去参观了。还有在昔阳的时候,当时接到了总理发给我的请帖,我们地区的刘海全书记就给我讲,小刘你很幸福,你要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宴,他说这是总理亲自发给你的请帖,他把这个请帖递到我手里面。他说我们南征北战几十年我们都不能享受这个,你能够出席真是太光荣了,后来我们在昔阳参观了大寨,在昔阳要开一个短暂的会议,后来是在9月28号,整个会议才移到北京,又再继续开的。那样才到的北京,在北京去开会当中,其中国务院知办的,接触到我们知识青年的有很多活动,那时候中央台把我们喊去录音呀,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呀,有这些活动,参加了这些。 

从那之后,1975年以后,回来以后,马上四川省又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我又到了四川省,并且这一次我又到四川省里主要知识青年场队,省委要求我到这些场队去巡回,给这些介绍一下党中央毛主席还有国务院接见我们的情况,给知识青年介绍一下,也就是说,动员知识青年进一步地扎根农村,叫我去走了一趟。另外我在重庆也待了一个多星期(到处作报告。)(那后来国宴你去参加没有呢?)参加了。(去了?)去了,国宴是参加了的。(你见到毛主席没有?)毛主席那时候正在病重期间。

(那下乡之前当红卫兵的时候见过没有?)见过,见过毛主席,(你说说见过毛主席的场景呢?)1966年冬,在12月,(那是最后一次,毛主席8次接见红卫兵) 最后一次以后,我们通过毛主席接见之后,后来我们到了其它城市走了一转才回来,(毛主席接见那一次,你们看清楚没有?)看清楚了的,(当时你是一种什么心情?)非常激动非常激动。并且毛主席去逝的时候,我们还参加了修建纪念堂的劳动。(当时接见的时候,你是怎么激动的?)当时眼泪都流出来了。(你是怎么想的?)那个时候,感到很不容易见到一个国家的领袖,特别是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又不是其他国家的领袖,他这个领袖比其他要伟大得多,见到了以后,自己心里很高兴很高兴,对自己很大的鼓舞,所以对我们后头来当知识青年,也就是从那个时候都有印象。(那个时候接见对后来下乡都是有影响的?包括扎根?)我真是在这里扎根了噻,你看都几辈人了。

然后是几次在出席全国知识青年座谈会和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央的领导接见我们以及接见全国的代表,我还有照片,两米多长的,这些照片都还在。不在这里,在黔江家里。如果要看到我整个全家人的话,在黔江才能看得到照片。包括我的儿子、孙子、外孙、家属。(这儿都没有?)都没有。

当时1977年留下来的有五十几个,现在还有三十几个。当时(指返城政策)来了以后,喊我们走,我们也有考虑,我说我留在黔江,说了不走就不走。说了扎根农村就扎根农村。但是后来我出来的时候,他们动员我也说了,因为国家需要你,你能够还在农村改变面貌,那么你出来过后,作为行政上负责一块面积,把这地方带动起来,也是国家的需要,也是党和人民的需要。当时这样给我说了,最后才出来的(指担任黑溪公社脱产干部)。

当时77年以后,知识青年大批的回城,留在黔江的知青你知道还有多少?

当时,1977年留下来的有五十几个,现在还有三十几个。

 

 

在黔江,只要问到四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重庆知青刘裕恕的。那个地方的人热情朴实,听说我们要去找刘裕恕,立即有人说,这个重庆知青不简单,吃苦耐劳,坚持扎根农村,还出席过国宴,这可是我们黔江人的光荣啊。在回程的火车上,有个中年人陪同他岳父进城去,当他们得知我们是去黔江访问刘裕恕时,两人很得意的说,刘裕恕以前就是从我们黑溪公社(乡)出去的。老人还说,当年刘裕恕使用的锄头都和别人不一样,一般的锄头只有4、5斤,刘裕恕用的锄头是他特制的,有8斤多。见我们疑惑不解,他进一步解释说,刘裕恕使用的锄头嘴比普通锄头要长,锄头柄用的料也比别人的粗硬,所以比普通锄头重了将近一倍,这样的锄头挖起地来更深更大块。刘裕恕被选为先进模范是当之无愧的。

 

——《人民日报》2008年7月18日

 

无论现在人们是怎样看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们,在中国的现代发展史上曾经整整有一代人最具时代激情的,正是知识青年这个年龄段的人。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壮志地来到边疆、来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奉献给了中国广袤的土地。我们从刘裕恕身上看到的响应毛主席号召“扎根农村干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等等,在当时绝对不仅仅是什么口号,而是很多人完全自觉的行动。“一心为公”这样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在过去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普及过。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只有在中国出现过、普及过,这就是中国人曾经走过的最辉煌的时代——伟大的毛泽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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